近日，偶讀學者馬瑞芳舊著《蒲松齡評傳》，發(fā)現(xiàn)一個耐人尋味的現(xiàn)象：那就是《聊齋志異》手稿的署名問題。研究表明，有清一代，淄川的文人雅士聚首時談狐說鬼以為時尚。當大家知道蒲松齡正在寫《聊齋志異》時，都很熱心地把自己的見聞提供出來，為記朋友贊助之功，蒲松齡常在篇末記下故事的具體來源，比如《侯靜山》是高念東所述，《咬鬼》是李生所講，《胡四相公》是萊蕪張?zhí)撘凰觯绱说鹊龋灰欢恪Ｆ阉升g的為文之道，頗能給今人一些啟迪。

眾所周知，博采民間傳聞，朋友口述異聞或者郵箱相寄，是《聊齋志異》材料來源之一。在蒲松齡將他人的記載或口述作品進行再加工的過程中，并沒有掠人之美，而是在手稿的末尾認認真真地寫上故事提供者的名字，這是值得稱道的。據(jù)考證，《聊齋志異》中取材前人野史佚聞的故事約有百篇之多。蒲松齡收集民間傳說，進行艱苦的藝術(shù)加工，使《聊齋志異》成為不朽的名著，不僅凸現(xiàn)了作家運用民間文學素材的能力，而且也彰顯出蒲松齡對朋友、對口述者、對原創(chuàng)的尊重，折射出古代小說家初始的著作權(quán)意識。

蒲松齡對待手稿的做法，令人欽佩。幾百年前，還沒有著作權(quán)法，也尚無保護知識產(chǎn)權(quán)一說。在當時，蒲松齡設(shè)茶攤聽來的故事，完全可以略去故事的講述者，大大方方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以一個記述者、整理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由此可見，三百年前的蒲松齡已經(jīng)具備了原始的著作權(quán)意識。這是難能可貴的。

我們知道，蒲松齡完成的《聊齋志異》，其手稿俱藏于家，無力梓行，直到他辭世五十年后才由后人刻印。現(xiàn)行的《聊齋志異》版本，雖然看不到署名故事來源的做法，但這已不是蒲松齡本人所能左右的了。一個無法否認的事實是，蒲松齡在創(chuàng)作《聊齋志異》時，其手稿的確是記錄了“朋友贊助之功”的。由此想到，保護知識產(chǎn)權(quán)，增強著作權(quán)意識，應向古代作家學習，應從小事做起。譬如有些報刊常常在文末注明“某某對本文有貢獻”之類的鳴謝，就很有必要。

總而言之，在文墨訴訟官司紛起的當下，如何對待別人的勞動成果，如何尊重原創(chuàng)，如何使用前人的材料，蒲松齡的手稿署名很有借鑒意義，不啻今人的一面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