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自然的尊重和歌詠是日本文學的重要主題，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不少讀者重讀松尾芭蕉、德富蘆花等作家的作品，這些都繞不開翻譯家陳德文的譯本。他在日本愛知文教大學擔當專任教授近二十年，2017年退職后客居日本，疫情并沒有打亂他的生活節(jié)奏，一天中大部分時間，仍蟄伏于狹小的書房“苦居齋”中翻譯寫作。

回看翻譯歷程，陳德文用“寂寞清苦”四字加以形容，這也是他對人生經(jīng)歷的感喟。他年近不惑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翻譯，直到今日，未從稍怠。他認同日本藝術家東山魁夷的“人都是被動地生活著”這一觀點，從大學時代的專業(yè)選定，輾轉(zhuǎn)到文學翻譯，并掬全部熱誠投入其中，這一過程無不受命運之擺布。但他轉(zhuǎn)被動為主動，選定文學翻譯為中日文化交流做貢獻，這一理念成為他筆耕不綴的內(nèi)在支撐。

回首四十余年翻譯歷程，他涉及日本古今物語、小說、詩歌、俳諧、散文、戲劇等領域，從早期的清少納言、松尾芭蕉到20世紀的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包括數(shù)十位作家，體量之大，令人驚嘆。或許也因此，出版社選取他的譯作出版有著寬裕的空間，今年上半年，就有多家出版社陸續(xù)推出他的譯作，比如集納夏目漱石日記精華的《漱石日記》、三島由紀夫自傳型小說《假面的告白》、包含三位作家隨筆雜文的“文豪手帖”系列，其中從體量和規(guī)劃來看，包括七位作家作品的《陳德文譯文選》（第一輯）尤為值得注意，兩部小說和五部散文隨筆的選擇，體現(xiàn)了陳德文較為推崇日本散文成就的態(tài)度，清少納言的《枕草子》新譯本更是陳譯散文隨筆系列的首版推出。

在豆瓣上，常見陳德文與讀者討論翻譯問題，一向堅持以“信”為先的他，從不認可“再創(chuàng)造”之說。他認為一部名著需要多個版本提供給讀者去自行辨析，而他選擇的是忠實于原文。在采訪中，他說自己翻譯最希望的抵達，是“力求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以期完成‘文學性歷史場面的重現(xiàn)’”。

這些作家倡導回歸自然的筆調(diào)，回應了當下讀者的心聲

記者：幾十年來你翻譯涉及的日本作品體量很大，“譯文選”第一輯選擇了這七位作家作品，是如何選定的？

陳德文：我不曾有過要出版“譯文選”的想法，至少不是近年要考慮的問題，是出版社為之策劃，擬定選題，商量之后才決定下來的。這是我今年中最高興的事。當然，所選書目有的甚至是我主動推薦的，比如《破戒》，可以說是我的傳統(tǒng)譯作，但被遺忘了好久。《奧州小道》同樣是我喜愛之作，此前的出版經(jīng)歷過冷落也遭遇過毀約，這次能進入“譯文選”，實在是恰逢其時，令我欣慰。

記者：你一向比較推崇日本的散文成就，這次大部分也是散文作品入選，初期翻譯選擇為何是從島崎藤村的長篇小說《破戒》開始？

陳德文：我讀大學時所接觸的日本文學作品很少，只有夏目漱石、島崎藤村、芥川龍之介、志賀直哉等少數(shù)作家作品，而以揭露野蠻的身份制度和腐朽的教育制度，被推崇為現(xiàn)實主義高峰的代表作是《破戒》這樣的作品，既是老師們上課的教材，也是學生們課外閱讀的必選書目。大學時期，北大東、西、俄三個外語系，學生們都有必修的外國文學公共課，上公共課的老師，大都是長年累月受本專業(yè)熏陶，孜孜不倦侵淫其中的優(yōu)秀教師和外國文學研究方面卓有成就的專家。他們輾轉(zhuǎn)為三個系的同級生開大課，巡回登臺，各設場景，各創(chuàng)特色，幾乎每位授課老師都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公共課上，我聽講過希臘羅馬神話、歐洲文學、俄羅斯蘇聯(lián)文學、古印度文學、梵文文學、東亞文學……那真是難以忘懷的值得紀念的一段學習生活。島崎藤村的《破戒》，還有夏目漱石諸作就是我作為日語專業(yè)的學生可能選定的終身閱讀的名著。

除了課堂學習之外，我還很重視課外閱讀，沉迷于朱生豪譯莎翁悲劇，整段整段地背誦《哈姆雷特》《奧賽羅》中的精彩臺詞。夏天傍晚，宿舍郁悶，附近菜地便是上好的納涼學習場所，晚飯后搬一張小凳子，迎著習習涼風閱讀，其樂無窮。記得我就是在朦朧的暮色里一口氣讀完季羨林先生名譯古印度梵文戲劇《沙恭達羅》的。同時，我一邊翻譯，一邊閱讀，逐漸對日本散文有了初步的認識，認為散文寫作遠在小說類寫作之上，再加上劉白羽等前輩作家的認同與倡導，鶴之一聲，隨之成為日語讀書界部分同好的共識。至今，我依然保持這個看法。

記者：經(jīng)常看到有人會比較中日散文的不同，這次選集中出版的德富蘆花《自然與人生》、谷崎潤一郎《陰翳禮贊》、永井荷風《晴日木屐》已成經(jīng)典，這些不追求思想性而恬淡天然的散文風格，如今很受中國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的喜歡，你在豆瓣上也常和網(wǎng)友討論，作為譯者如何評價幾十年來讀者閱讀審美、理解譯文的變化？

陳德文：就我個人感覺，一般地說，現(xiàn)在的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遠非五六十年的讀者可比，他們眼界開闊，廣涉東西，對中外文學較為熟悉，在閱讀和研究上多從比較角度考量，使我深有感觸。讀者喜歡閱讀這幾位作家的作品，或許是他們以各種筆調(diào)描寫、回味、呼喚倡導回歸自然，正好滿足當代讀書界需求，迎合青年讀者之胃口。不少日本的文人學士中，比如永井荷風、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井上靖、東山魁夷等人盡皆具有明顯的自然意識，究其原因，最明顯的一點，那就是當代人類社會及現(xiàn)代文明，使得生活日趨單一化、公式化。時代的確前進了，物質(zhì)生活確實改善了。但我們卻遠離了大自然，遠離了傳統(tǒng)，遠離了浪漫與回味、思念與切盼、紛亂與繁復、歡樂與鄉(xiāng)愁。人們在創(chuàng)立現(xiàn)代生活樣式的同時，得到多多，也丟失多多。最要命是脫離賴以生存的根基，游離了汲取生命之源的故土家園。

《枕草子》的翻譯盡可能貼近作者性情，無需再創(chuàng)造

記者：這次“譯文選”中《枕草子》是首次翻譯出版的，作為開日本隨筆文學之先河的名作，為何至今才有機緣譯成出版？

陳德文：我要說明一下和這部古典名著的初遇。大學課堂上只聽老師講過，而真正邂逅卻是80年代在日本早稻田大學訪學時期，1985年4月我遷入新建的日中友好會館居住，同時緊鄰的后樂賓館也在籌建中。一天，我在拆除后變成廢墟的原善鄰會館底層，發(fā)現(xiàn)一大堆正待裝車的垃圾，其中竟有薄薄幾本現(xiàn)代版古籍選本，包括《枕草子》。這就是我后來編譯《日本散文百家》開頭幾篇譯文的來源依據(jù)。自那之后，我就沒再投入。直到前年，我應國內(nèi)某家出版社之約，才重新拾起，2015年譯完交稿，一拖五年，至今毫無消息。如今滬上出版社先行出版，實令我欣喜非常。

記者：像《枕草子》這樣的歷史名著流傳下來，都會有多個版本，不同版本用詞上也有所差異，我看到部分讀者網(wǎng)友對此發(fā)表了一些不同看法。

陳德文：我大致查看了日本現(xiàn)行的幾種版本，閱讀了部分研究資料，最后選定小學館最新出版的這個版本。關于版本的選擇，我只投注于日本學者最新研究成果，不受任何干擾，獨立思考，選定日本研究機構及大學課程設置最富權威的版本為依據(jù)，作為整個翻譯過程的唯一標本。有的人說包括我這個譯本在內(nèi)的目前幾種譯作都是根據(jù)“比較容易閱讀的完譯白話本”翻譯的，并以此得出“看來日本能夠讀懂文言的也越來越少了”的結論，這是根本不了解日本出版業(yè)特征的毫無根據(jù)的說法。須知，日本現(xiàn)行各家“大手”出版社，在出版方面套路很多，各個環(huán)節(jié)都十分完備，不存在什么只有現(xiàn)代釋文獨缺原文的版本。正相反，幾乎所有的版本都將原文、注釋（頭注、腳注、尾注、末注）、現(xiàn)代日語釋文以及有關研究資料囊于一冊，共各類讀者各取所需。而這類版本，多屬彩色分類字體豪華版，印刷精良，多藏于大學圖書館、各級文學研究機關。我在日本任教時的個人研究室內(nèi)，就有用研究費購入的川端、三島、荷風等多卷系列套書，滿滿登登好幾個書架。而書店街頭則更多是較為常見的文庫本之類的大眾普及本。每一種版本在共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都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我既已選定小學館的三卷本，就自覺承認其時代感、權威性，全身心投入，執(zhí)意完成這一文字轉(zhuǎn)化工程。

記者：的確，這種疑問或許也來自于現(xiàn)在年輕讀者中部分存在的一個現(xiàn)象，對名著的閱讀很希望有現(xiàn)代語言版本來簡化進入的過程，我注意到日本讀者也會要求將《枕草子》的古代日語翻譯成現(xiàn)代日語去閱讀。

陳德文：語言隨時代前進，日語中的文語（文言日語）同社會大眾用語存在一定差異，這是肯定的。但《枕草子》一書，憑我的感覺，似乎并非全然屬于文語，大部分是近似俚俗的平民白話。這與它的“類舉務盡”（ものづくし）的文體敘述方式有關。也就是說文白兼而有之。我以為，此種文體最適合于此書，也最能體現(xiàn)作者本色。我的翻譯盡量遵從此種文體，以原文為基本，逐字逐句，亦步亦趨。當然，也有適當變通，但這些皆屬翻譯修辭范疇。

記者：如果將你的譯本和之前《枕草子》的幾個譯本放在一起，會很明顯感受到，林文月是自行組織轉(zhuǎn)換了語言，有再創(chuàng)作的感覺，周作人比較直白但依然添加自己的情感修飾在里面，你的譯文則最為直白克制。你的翻譯標準非常強調(diào)一個“信”字，但是不了解原文風格、氛圍的讀者其實對“信”的感受程度還是會有所偏差。

陳德文：哦，首先需要說明的是，我從未有過同任何人比較譯作的想法，也不曾想過我的譯本和其他譯本有些什么不同。以前作為讀者，周譯我約略讀過，從閱讀感受來說，不失為較好譯本，雖然行文稍嫌拖沓、累贅，且有不少錯訛。林譯我尚未讀過。我認為，任何一種譯本，都需要應時代需要更新之。當代讀者，尤其是我國讀者眾多，閱讀市場廣闊，三五種版本，每種不過七八千冊或上萬冊，實在不成比例。像《枕草子》《源氏物語》這樣的經(jīng)典，三五種版本實屬正常。出版界可在內(nèi)容上稍作變化，比如插圖版、雙語版、教學版、普及版、精裝版、袖珍版等等。至于我的翻譯理念，向來不認可文學翻譯的所謂“再創(chuàng)造”或“再創(chuàng)作”，因為一切創(chuàng)造皆由原作者完成，無需譯者越俎代庖。譯者的任務僅限于力求通過理解與表達，圓滿地完成文學意象轉(zhuǎn)化工程。任何“再創(chuàng)造”只能是華麗或蹩腳的贗品。我翻譯《枕草子》同樣如此。

確實，不僅限于原作，即使對于同一種譯文，讀者得出閱讀體驗也各不相同，有的認為華美，有的認為直白。我一時也說不清我的譯文屬于哪種。不過我覺得，我的譯本不僅更貼合于作者宮廷女官的社會地位、語言風格，甚至更趨近作者本人現(xiàn)實中所侍皇后定子的性情與人格魅力。力求讀之如聞其聲，如見其形，以期完成“文學性歷史場面的重現(xiàn)”。

記者：如果僅僅是強調(diào)“信”，是否也意味著需要譯者首先對翻譯對象的語言有著精深的研究和長期環(huán)境的浸潤？

陳德文：我有過“翻譯就是玩語言”的論述。一個以語言為工具的譯家，首先要對原文與母語具有相當高水準的理解與表達能力。尤其是對待母語，要有一定的判斷能力。不要求百煉鋼終作繞指柔，但至少達到相當熟練運用的程度。這種基本功的訓練并非一時所能奏效，要有相當長時間的穩(wěn)定的學習與訓練方可實現(xiàn)。

師弟深情，同門友誼，為中日文人所共有

記者：“譯文選”中其他幾位作家的作品之前雖出版過，但這次都有修訂，增加了注釋，為讀者閱讀增加了便利，在翻譯生涯中，哪些作家作品是你認為特別挑戰(zhàn)翻譯功底的？

陳德文：從我個人感覺上，島崎藤村、川端康成和東山魁夷的人生經(jīng)歷和生活環(huán)境、個人性格和我比較契合，翻譯他們似乎有一種特別的親切感，甚至筆端始終縈繞著悲情，這是翻譯其他人所不曾遇到的。1905年，藤村為完成《破戒》的寫作和出版事業(yè)，遷居東京西大久保后，因生活拮據(jù)，接連失去三個女兒，妻子也因營養(yǎng)不良而患病；川端康成一生凄苦，幼年失去家族至親，被稱為“葬儀名人”；東山魁夷父兄早逝，戰(zhàn)時又失去慈母與愛弟，應征后作為“肉彈”練習攻擊敵方戰(zhàn)車，在生命面臨危難之時，攀登熊本天守閣，發(fā)現(xiàn)風景之可愛，生命之珍貴……所有這一切，都曾使我悲戚不已，熱淚涌流。至于翻譯上較為犯難的還是川端康成與三島由紀夫等作家，以此二人為例，行文上一個簡約，一個豐腴。環(huán)肥燕瘦，各有所秉。譯者翻譯固然頗費心力，讀者進入也不大容易。

記者：之前看到一份資料是研究日本作家之間關系的，比如永井荷風是谷崎潤一郎的老師，森鷗外又是永井荷風的老師，在翻譯過程中，你是否也時時看到師生情誼在文字中閃現(xiàn)？

陳德文：師弟深情，同門友誼，為中日文人所共有，也是中日文化中的一個特色。谷崎與荷風同屬耽美派作家，個人友誼也根深蒂固。荷風讀谷崎作品，贊之為“誕生于肉體恐怖的神秘幽玄”。1959年，荷風彌留之際，谷崎前往探視，發(fā)愿定將讀盡荷風作品，終生效法斷腸亭先師。森鷗外十分賞識荷風之才，荷風游學回日后，森鷗外和上田敏共同推薦荷風擔當慶應義塾大學教授，編輯《三田文學》，而荷風終生敬仰森先生，曾說過這樣的話：當小說家不用讀大學，只要有一套《森鷗外全集》和辭書《言海》，每天研讀幾小時即可。類似他們這樣的師生情誼，還有不少，例如荷風與廣津柳浪，川端與三島由紀夫，他們之間的友誼也都在文學史上傳為佳話。他們文學創(chuàng)作上相互呼應，那是自然的，是共同的志趣和主張的迎合，是一致的追求使然。三島一生鐘情于諾獎，也全力支持川端先行獲獎，并為之上書力薦，其愿望終于實現(xiàn)。文人之交，非同一般。

記者：你曾說“翻譯畢竟寂寞清苦，全憑樂趣和意志支撐”，書房取名為“苦居齋”，如今回看自己的翻譯道路，內(nèi)心最多的感受是什么？

陳德文：我出身農(nóng)村，自幼累經(jīng)時代磨難，人生晚景，生命將盡之頃，對東山魁夷“人都是被動地生活著”這一觀點有了更深切的體會。在此種被動的人生旅程之中，瞄準自己的人生定位，兢兢業(yè)業(yè)為國為民、為中華文化做出力所能及的貢獻，方是正道正統(tǒng)。我的書房“苦居齋”，還有一個意思來自于先圣孟子的教誨：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此乃“苦居齋”之根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