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引自《箴言書》，抄錄于《失明癥漫記》（1995）扉頁上的這句話，可謂他一生寫作的自況。這本與加繆的《鼠疫》、笛福的《瘟疫年紀事》等一起，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被屢屢談論和閱讀的小說，誠如薩拉馬戈部分作品中文譯者王淵所言，白色盲癥明顯是個隱喻，第一個失明者向醫(yī)生描述癥狀時說更像是燈亮了，意味著其實這次失明給了原先在社會意義上看不見的人們，認清自我從而“看見”事實真相的機會。

某種意義上，薩拉馬戈幾乎所有的作品，都在教人重新學會“看見”，并在有所“看見”后讓世界變得盡可能好一些。在談到為何創(chuàng)作這部小說時，薩拉馬戈坦言：“可能有人會問，為什么我毫不退縮地寫出了一部如此冷酷無情的作品。我的回答如下：我活得很好，可是世界卻不是很好。我的小說不過是這個世界的一個縮影罷了。作為一個人和一名作家，我不愿不留下這個印記而離開人世。”

如其所愿，薩馬拉戈給這個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記。早在1992年，因不滿當時葡萄牙政府禁止他的《致耶穌基督的福音》（1991）去競爭歐盟文學賽事阿里奧斯托獎的提名，薩拉馬戈“主動”流放，和妻子皮拉爾·德爾里奧搬去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蘭薩羅特島定居。2010年6月18日，薩拉馬戈在此與世長辭。葡萄牙時任總統(tǒng)席爾瓦不吝贊詞：“薩拉馬戈將是我們的文學瑰寶，一代代人將記住和閱讀他。” 當時的葡萄牙文化部長卡納維利亞斯則即刻搭乘航班前往，薩拉馬戈的遺體于次日早晨運回葡萄牙。

薩拉馬戈生前寄言，希望死后的墓志銘是“這里安睡著一個憤怒的人”，而在他去世時，他的一份長篇訃聞寫滿了各種“反對”之詞，像是對自己爭議不斷的后半生做結(jié)。但無論是葡萄牙政府，還是世界各國讀者，都能領(lǐng)會到他“憤怒”和“反對”的良苦用心。薩拉馬戈也選擇了與祖國和解，最終魂歸故鄉(xiāng)。今年是薩拉馬戈逝世十周年，我們依然在尋求著他深邃而又充滿深情的審視與“看見”。

01

失明與看見，隱喻人類文明的真實境況

事實上，早在奠定其在葡萄牙文壇“大師”地位的成名作《修道院紀事》（1982）里，薩拉馬戈就演繹了“看見”的主題。女主人公“七個月亮”布里蒙達擁有看透事物表面的能力，她和獨手士兵巴爾塔薩爾在一起后，為了不透視他的身體，每天早上醒來先閉眼吃面包以暫時失去這一特異功能。以王淵的理解，薩拉馬戈賦予面包這一特性，是因為作為西方飲食文化中的主食，面包的普遍性可以暗示“看見”的能力只屬于少數(shù)，絕大多數(shù)人雖然眼睛功能完好，實則與盲人無異。

當然，這部具有魔幻風格的作品，也在另外一個意義上揭示出自由意志的可貴。小說以三重奏形式講了三個故事：一是，國王若奧五世勞民傷財，以舉國之力建造大修道院；二是，洛倫索神父為逃避宗教裁判所迫害，謀造飛行器“大鳥”上天；三是，巴爾塔薩爾與布里蒙達相愛，并助神父研制飛行器。布里蒙達認為，她通過收集人類的意志幫助神父完成飛天夢想。飛行器終于上了天，后來卻出了誤飛事故，致使愛侶分離，在遍歷人間惡行之后，肉身成灰，而靈魂永聚。

如果說薩拉馬戈寫《修道院紀事》，是以18世紀葡萄牙國王為得子嗣還愿而大興土木修建馬芙拉修道院的真實歷史事件為背景，寫《失明癥漫記》則雖然可以看成是他經(jīng)歷過的某種困境的一種反響，他右眼的視網(wǎng)膜曾經(jīng)脫落過，后來左眼又患過白內(nèi)障，但主要還是源于突然閃入他腦海里的一個想法。薩拉馬戈也確乎如有論者所言，擅長揪住腦海中一閃而過的某個念頭，再將那些宏大的主題注入其中，微縮成寓言般的故事，以精湛的手法將之描寫出來。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薩拉馬戈回憶說，我當時在一家餐館里，等著我的午餐，突然地、沒有任何預兆地，我想到，如果我們都是盲人的話，那一切會變得怎么樣呢？

在小說里，一位司機發(fā)現(xiàn)自己瞎了以后，一位路人送他回家，卻被傳染上失明的怪疾。眼科醫(yī)生成了第三個犧牲品。失明癥迅速蔓延，整個城市陷入了一場空前的災難。而在故事最后，人們紛紛復明時，醫(yī)生對唯一沒有在這場災難中失明的妻子說，我想我們沒有失明，我想我們現(xiàn)在是盲人；能看得見的盲人；能看但又看不見的盲人。隨后，醫(yī)生的妻子卻陷入恐慌，害怕現(xiàn)在輪到自己失明了。而她的恐懼，在小說續(xù)篇《復明癥漫記》（2004）里得了印證。首都居民因?qū)ΜF(xiàn)狀不滿，在選舉中大量投下空白選票，引起當局恐慌，政府撤離后將首都封鎖。由于四年前第一個失明者的告密，當局得知醫(yī)生妻子是惟一未曾失明的人，因此派三名警察潛回首都進行調(diào)查。當妻子被警察帶走時，醫(yī)生質(zhì)問：“還能有什么比你現(xiàn)在做的更加令人反感的呢？”警察回答說：“啊，有，有，你想不到，馬上就有。”這大概能反映出薩拉馬戈的洞見：在群盲的社會中個人的復明是多渺小。

誠如瑞典學院在諾貝爾獎授獎辭對薩拉馬戈的精粹評價：“他那為想象、同情和反諷所維系的寓言，持續(xù)不斷地觸動著我們，使我們能再次體悟難以捉摸的現(xiàn)實。”薩拉馬戈以人類的盲目、理智的盲目、狂妄的盲目、蒙昧的盲目、自以為掌握一切的盲目，深刻隱喻了人類文明的真實境況。就像他自己所說的那樣，《失明癥漫記》里發(fā)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在現(xiàn)實生活中遇到。

02

想象與命名，造一個充滿新意的天地

薩拉馬戈的這一說辭，我們更可以在隱喻的層面上加以理解。雖然在他的字里行間，我們很少能讀到“假如”或“假設(shè)”這樣的字眼，但他的主要作品都是圍繞從理論上看合乎情理，現(xiàn)實生活中卻不太可能發(fā)生的“假設(shè)”展開的。

從邏輯上顯得無可爭辯的《石筏》（1986），就源于薩拉馬戈對未來的假設(shè)：葡萄牙和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亞半島沿比利牛斯山脈與大陸斷裂，脫離了歐洲，滑入大西洋，徑直向語言同宗的南美大陸漂移而去，結(jié)果漂到中途，便撞上了亞速爾群島。而遷徙的人群中一名婦女遇到了一條石船，便是小說充滿象征寓意的書名的由來。《里斯本圍城史》（1989），則是基于另一種假設(shè)：作品中的校對員，將一本反對摩爾人的解放戰(zhàn)爭的書里所有的“是”改成了“不”，里斯本圍城事件的歷史就被徹底改變了。在《死亡間歇》（2005）中，薩拉馬戈異想天開“假設(shè)”死神決定罷工，結(jié)果世界大亂。醫(yī)院人滿為患，人們老得不能再老，但就是死不了，整個養(yǎng)老金系統(tǒng)也因此瀕于崩潰，政府面臨破產(chǎn)，于是教會出馬，請求死神重新上崗。“最后，我們發(fā)現(xiàn)，生的唯一條件，就是死。”薩拉馬戈寫道。

《石筏》《里斯本圍城史》《死亡間歇》封面書影

如此“假設(shè)”，雖然已經(jīng)夠讓我們覺得不可思議了，但這在一些異想天開之人那里或許還不覺得那么意外。薩拉馬戈也確實從來都把寫作看成是尋常之事。他承認自己有寫作方面的才能，卻反對將這種才能神秘化。于他而言，寫作、講故事就如同做椅子。他只是想把椅子做得更結(jié)實更漂亮更藝術(shù)。在《大象旅行記》（2008）里，薩拉馬戈講述了16世紀一頭名叫薩洛芒的印度大象從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到奧地利旅行的故事。小說的靈感則來自他去奧地利薩爾茨堡的一次旅行，當時他到一家名叫“大象”的餐館吃飯，在那里聽說16世紀葡萄牙國王曾將一頭大象作為禮物送給奧地利。而類似的故事，我們尋常之人或許也會聽說，并且也會在一閃念間設(shè)想，如果把這些道聽途說寫成小說或許挺有意思。

以此看，薩拉馬戈最讓讀者驚異的，還是他異乎尋常的敘述能力。在他的小說世界里，有著眾多如滔滔江水一般連綿不絕的長句子。他抹除敘述與對話的界限，甚至盡可能地剔除了標點，文中只有逗號和句號，敘述當中對話僅用逗號隔開，其他常用標點符號一律沒有。而人物對話與小說敘事似乎無縫相連，宛如內(nèi)心獨白。以作家徐則臣的理解，薩拉馬戈模糊了敘述和對話的界限，反倒擴大了句詞的功能。“當一句話既可以被理解為常規(guī)敘述，又可以被當成對話之一時，它的含混和復雜油然而生。很可能也是在節(jié)省標點的啟發(fā)下，薩拉馬戈發(fā)明了一種獨特的推進故事的方式：虛擬的將來時及對話。”而更重要的是，在薩拉馬戈的小說里，荒誕和神奇被細致地描寫得合情合理，而一切難以置信的現(xiàn)象亦如有論者所說，均被奇妙地融于日常生活里最普通不過的事物之中。

譯書難，對我來說，譯薩拉馬戈的書更難。就拿他的寫作風格來說，莫說從葡萄牙文變成我們的方塊字，而且還要“信、達、雅”，就連同樣使用葡萄牙文的巴西文學評論家卡洛斯 ·格拉耶普也說：“讀懂若澤 ·薩拉馬戈的作品并非易事。他的小說節(jié)奏緩慢，句子很長，有時一個自然段甚至長達幾頁，敘述當中對話不用引號，僅用逗號隔開。”其實，何止不用引號，起碼在《修道院紀事》和《失明癥漫記》這兩本小說共四十多萬字中，同樣看不到問號、感嘆號、分號、冒號、括號、省略號、書名號等等，總之，他只用兩種標點，即逗號和句號。對此，薩拉馬戈本人解釋說，讀者應當大聲朗讀他的作品，這樣才能抓住節(jié)奏，因為他的書面語言都是口語化的，“就像一個人給另一個人講故事那樣”。

——翻譯家、薩拉馬戈部分作品譯者范維信

這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納博科夫在《文學講稿》里對小說世界的“認證”：就小說而言，它的真實完全取決于該書自成一體的那個天地。一個善于創(chuàng)新的作者總是創(chuàng)造一個充滿新意的天地。納博科夫還說：“對于一個天才的作家來說，所謂的真實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真實以及它的必然后果。”體現(xiàn)在《雙生》（2002）里，主人公阿豐索在電影中看到和自己長得一模一樣的演員克拉羅，他最后找到了這個人，并和對方完成了身份互換。在創(chuàng)造了這樣一個“真實”后，薩拉馬戈又繼續(xù)創(chuàng)造它的“必然后果”：在小說最后，有個人打通了阿豐索的電話，宣稱自己和他長得一樣，故事由此進入循環(huán)，生活再一次被瓦解。如果說在《里斯本圍城史》里，薩拉馬戈質(zhì)疑了歷史的真實性，甚而至于認為歷史只是人類的虛構(gòu)，他在這里則質(zhì)疑了生命的真實性，生命是如此虛無縹緲。

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評價薩拉馬戈，“他那極具說服力的想象震撼人心，讓讀者深刻意識到，人類社會竟是如此脆弱、荒誕。”而薩拉馬戈的想象極具說服力，卻不在于我們常說的，人物一旦活動起來，就有了自己的生命，而在于他確保每本書按他所想的方式寫出來。接受《巴黎評論》采訪時，他說，他并不相信那種每個角色都獨立存在著而作家只是跟隨著他們這樣的觀點。那些角色沒有自己的獨立意識，他們以不知道自己被控制了的方式，被控制在作家的手里。“他們享受著自由和獨立的幻象，卻無法前往那些我不希望他們?nèi)サ牡胤健Ｈ绻@種情況發(fā)生了,我必須拉緊線并告訴他們,我才是掌控著一切的人。”

或許，這能部分解釋何以薩拉馬戈筆下的人物，很少擁有自己的名字。在《失明癥漫記》里，我們找不到一個人名。而在《所有的名字》（1997）這部旨在為眾生、為“所有的名字”的小說里，也只有主人公若澤先生一人有幸享有名字，但卻沒有姓氏。其余人物如果說有命名，也只有能代表他們的身份：助理書記員、注冊官、陌生女子、醫(yī)生、藥劑師、校長、公墓雇員等等。以徐則臣的猜想，或許在薩馬拉戈看來，有了確切的名姓你只是你自己，取消了命名你則可能是所有人。“當薩拉馬戈克制住對人物命名的欲望時，他更像若澤先生與之展開過多次深刻對話的天花板，不管我們看沒看見它，它都在，它悲憫地把相依為命共同生活在這個世上的所有人——男人女人，活人死人，都看在眼里。”

03

針砭與思考，對人世充滿憐憫之情

倘是以薩拉馬戈式反諷觀之，人物都沒有名字才會是“所有的名字”。而薩馬拉戈這個流傳于世的名字，本是出于一種誤讀，他原名若澤·德·索薩，1922年11月16日生于一個赤貧農(nóng)民家中，“薩拉馬戈” 意為野蘿卜，是村民們拿來取笑他們家的綽號，卻被村執(zhí)事誤寫入他的出生證明，也就從此將錯就錯了。

薩拉馬戈年少時讀不起普通中學，12歲就進技校半工半讀，畢業(yè)后他替人修車，開鎖，后全憑自學成才，以翻譯和寫專欄起家，躋身報界。薩拉馬戈寫的專欄，曾先后結(jié)集成《這個世界和另外的世界》《旅行者的行李》《曾這樣認為》和《札記》出版。他曾不無感慨地表示：“這些專欄文章可能比我后來的作品更能說明我是怎樣的一個人、我的情感、我對事物的感受和我對世界的理解。”這些專欄文字，也在某種意義上為他后來寫小說做了準備。在這些文字里，薩拉馬戈將觸覺伸向社會各個層面，觀點犀利又具有人道主義關(guān)懷。而追本溯源，他的關(guān)注與關(guān)懷，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他的童年生活經(jīng)歷。他外公是一個有智慧的人，雖然不識字，卻懂得許多人世間的道理，并給他講很多故事。在諾貝爾文學獎領(lǐng)獎詞中，他提到了外公、外婆在辭世前的場景：外公走遍自家的園地，哭著擁抱每一棵樹；而外婆則獨自坐在簡陋的房屋前，望著星空說：“這個世界多么美麗啊，遺憾的是我就要死了。”

顯而易見，在薩拉馬戈外公的意識里，那些樹木都是有生命的，哪怕它們無名無姓，畢竟也像親人朋友般伴他走過了一生。以書評人侯健的推測，薩拉馬戈從勞碌一生的外公身上又一次看到了故事的力量，他筆下的人物之所以和那些樹木一樣沒有名字，也大概是因為在他看來，他們是群體性的概念，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所有人。而外婆臨終前的那句“遺憾”也深深震撼了薩馬拉戈，或許是因為他認為自然美好，但人的表現(xiàn)卻有違人意，他曾不無痛心地指出，動物也會殺死同類，但唯一會用盡手段折磨同類的則只有人類。侯健以他的《洞穴》（2000）一書為例表示，在這本小說中，和女兒、女婿一同生活的老陶工因為城市中被稱作“中心”的建筑接連發(fā)布的消息而失去了謀生的可能，“中心”象征著權(quán)力，而權(quán)力可以在眨眼間掠走普通人的財富，不會有絲毫的憐憫。

但薩拉馬戈在觀察人類弊病時抱有一份冷靜和憤怒的同時，卻對人世充滿憐憫之情。這使得他日后成為一個充滿社會責任感的介入型作家，他后來加入葡萄牙共產(chǎn)黨，包括專注于寫作，也未嘗不是包含了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的用意，雖然生活并不總是那么善待他。1975年4月25日，年過五旬的薩拉馬戈，因為時局的原因，被清除出了報業(yè)，轉(zhuǎn)而發(fā)憤從文。1980年，他完成第二本小說《從地上站起來》，以新秀的姿態(tài)登上文壇，此時距他處女作《罪惡的大地》出版，已過了33年。在這漫長的時間里，薩拉馬戈除寫專欄之外，他只是于1966年動筆寫了一本詩集《可能的詩歌》，并在四年后出版第二部詩集《或許是歡樂》。

薩拉馬戈于晚年因《修道院紀事》一書成名，因此被當成大器晚成的典范。雖然被問到“怎么看你的生活中一切都姍姍來遲”時，薩拉馬戈回答說，人生實在太短暫，我們應該一直學習到50歲，然后才開始工作。然后再寫上十幾年，當然這需要頭腦依然清醒。”但實際上，薩拉馬戈直到晚年才重拾文學夢，也是因為早年遭受了不小的挫折。上世紀50年代初，他以里斯本一座公寓樓為故事背景，寫過一部小說《天窗》。他懷著對文學的“所有夢想”寫完了此書，然后托朋友，找關(guān)系，將手稿送入一家葡萄牙出版社，未獲出版，手稿也不知所終。一直到1989年，他已經(jīng)成為了葡萄牙最知名和最暢銷的當代作家，出版社突然打來電話，說剛搬完家，期間喜獲《天窗》的手稿，問他是否同意小說還由他們來出版。薩拉馬戈斷然拒絕，要回手稿，并宣布有生之年不出此書。小說最終于薩拉馬戈去世兩年后，亦即2012年由阿爾法瓜拉出版社在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全面推出。若澤·薩拉馬戈基金會在一份聲明中，解釋了薩拉馬戈當初做出這一決定的原因：“根源在于作者沒有得到尊敬。”

而薩拉馬戈充滿批判激情的寫作，能收獲如此多的尊敬，自然是因為把葡萄牙語的文學表現(xiàn)力提升到了一個令人眩暈的高度，并且如詩人胡續(xù)冬所說，他在寫作中吸納和化用歷代葡語文學經(jīng)典的能力也激活了讀者們對葡語文學光榮傳統(tǒng)的體認。薩拉馬戈常常有意讓自己的寫作與路易斯·德·卡蒙斯等葡語文學前輩發(fā)生互文性關(guān)聯(lián)，其中以他出版于1984年的小說《里卡爾多·雷耶斯離世那年》，體現(xiàn)得最為淋漓盡致。葡萄牙詩人費爾南多·佩索阿辭世不久，他的異名者之一，醫(yī)生兼詩人里卡爾多·雷耶斯遠涉重洋，從里約熱內(nèi)盧回到里斯本，卻不事醫(yī)務本行，而是天天住在小旅館里，看看報紙散散步，坐著有軌電車到處溜達，像本雅明筆下的游蕩者一樣在里斯本閑逛。他去拜訪佩索阿的墳墓，佩索阿也時不時從墳墓里跑出來找雷耶斯閑聊。后來，和佩索阿聊著聊著，雷耶斯突然站起來，穿上外套，平靜地跟著幽靈態(tài)的佩索阿一起走進了墳墓。如胡續(xù)冬所言，這部小說體現(xiàn)了薩拉馬戈高超的“史料魔法”，它又被視為二十世紀“元文學”，展現(xiàn)了薩拉馬戈把寫作變?yōu)椤疤摌?gòu)的二次方”的能力，通過對作家及其創(chuàng)造物的再創(chuàng)造，薩拉馬戈拓寬了文學的迷宮。

與此同時，在小說里，薩拉馬戈讓雷耶斯在閑逛中見證了佩索阿生前沒有看到的劇變：即將爆發(fā)的西班牙內(nèi)戰(zhàn)、德國對中歐的覬覦、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等等。在某種意義上，借助于雷耶斯的“看見”，薩拉馬戈恰如侯健所說，思考了結(jié)束獨裁統(tǒng)治后的葡萄牙前行的道路。這種介入態(tài)度亦可以從他本人的話中得到印證。他說：“我認為只當見證者而不去記住什么的話是無意義的，只有參與才會讓記憶駐足，因為只有你見證了、參與了正在發(fā)生的事情，而同時那件事又是重要且有價值的話，你才會永遠無法忘記它”。

2006年，薩拉馬戈出版了童年回憶錄《小記憶》。他說：“成年人寫關(guān)于自己成年時光的回憶錄時似乎總是想要表達這樣一種想法：‘快來瞧瞧我有多么重要’。而我的回憶錄卻只寫童年，而且我在寫它時仍然感覺自己還是那個男孩；我希望讀者能了解如今的我從何而來。”但他同時也預感到了大限將至，盡管在這本回憶錄之后，他還出版了《大象旅行記》和對《舊約》進行顛覆式解讀的《該隱》（2009）。他說：“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了有限性，這很不妙。一切在我看來都是小的、無意義的……得了諾貝爾獎又如何？”

在薩拉馬戈最后的歲月里，他一直在更新個人博客“薩拉馬戈的筆記本”，他親自更新的最后一篇日志寫于2010年2月，探討了法律與正義的問題；而由他授權(quán)薩拉馬戈基金會每日更新的博客“薩拉馬戈另外的筆記本”，更新則停留在他去世前半個小時，這篇最后的博客里，薩拉馬戈仍在呼吁：“我們?nèi)钡氖欠词　⑺伎迹覀內(nèi)狈λ枷氲膭谧鳎瑢ξ襾碚f，如果沒有理念，我們就什么都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