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先生在為科幻評論集《中國科幻新浪潮》作序時斷言，“科幻小說是中國文學邁入二十一世紀后最重要的現(xiàn)象”。不管是否完全贊同這一判斷，觀測視角與參照系又有多少差異，當我們試圖描繪當下文學現(xiàn)場時，恐怕都不能繞開這條名為“科幻”的水系。按照《中國科幻新浪潮》作者宋明煒的觀察，新世紀的最初十年，中國科幻便已進入“黃金時代”，誕生了自己的巨星（重要作家）、星座（科幻期刊、出版社、幻迷群體），乃至自己的宇宙規(guī)律（“科幻已經(jīng)不關心主流文學在做什么”）。對照他的描述，在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我們所見證的更多是“科幻宇宙”的影響力跨出相對“小眾”的圈子，蔓延到傳統(tǒng)文學期刊、文學研究界，以及更為廣泛的社會公眾中間。這里可以列出若干標志性的事件與節(jié)點：2010年在復旦大學召開的“新世紀十年文學研討會”上韓松、飛氘代表中國科幻圈“出場”，2011年王德威先生在北京大學發(fā)表以“從魯迅到劉慈欣”為主題的演講，《人民文學》2012年第3期發(fā)表劉慈欣一組短篇小說，2015年第7期推出“科幻小說輯”，2015年、2016年劉慈欣、郝景芳先后獲得世界科幻界最高獎“雨果獎”，2019年春節(jié)期間劉慈欣《流浪地球》電影版公映，引爆新一輪話題……作為一名文學期刊編輯，對于這波科幻大潮的感受更為直接，在我日常閱讀的文學期刊范圍內，帶有科幻印記的作品越來越多，粗略地概括一下，主要出自這樣幾個群體：一類是在科幻圈已擁有一定口碑的作家，被視為科幻代表隊的一員而排入當代文學界的方陣，或者主動“出圈”尋找更為多元的對話語境；一類是原本就活躍于傳統(tǒng)文學期刊的作者，引入科幻元素，謀求創(chuàng)作上的徹底“轉型”或局部“跨界”；另外一些更為年輕的寫作者，其成長過程中則早已吸收了來自中外科幻文學經(jīng)典包含科幻影視、動漫、游戲的營養(yǎng)，寫作中自然而然地融合了科幻與現(xiàn)實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不同文學元素，在同期創(chuàng)作甚至是同一部作品里可以自如切換，消弭了風格、題材、類型之別，進入某種意義上的“無界”寫作。以上三種類型的劃分，自然并不全面，在特定作者身上也會有所交叉，但大體上可以描繪當下文學界在科幻浪潮影響下的發(fā)展態(tài)勢。

科幻作家飛氘2010年在“新世紀十年文學研討會”上曾有一個比喻，一度廣為流傳——“科幻更像是當代文學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十年之后回看，科幻這支“伏兵”早已不再“寂寞”，但在開頭所描述的新態(tài)勢之下，繼續(xù)思考科幻的勃興帶給傳統(tǒng)文學的影響，視野卻依然不夠清晰，需要在紛雜與喧嚷之中，找出新的線索。也正因為如此，本次《中國作家》雜志以開闊的視野、精心的設計推出的科幻作品專輯，具有特殊的指標意義。雖然我對于科幻作品并沒有專門的研究，只是從文學期刊編輯的視角略有涉獵，但翻閱這一專輯收入的十多篇小說，仍然收獲頗豐。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預言，這期專輯的推出，會成為深化相關討論的一個契機，或者說一次“事件”。

《中國作家》這次的專輯中匯聚了一批銀河獎、星云獎獲獎作家，堪稱科幻界的“實力擔當”，其中最為資深就是與劉慈欣、王晉康并稱“三巨頭”的韓松。新作《山寨》里依然有典型的“韓松式”詭奇構思與狂放想象：一位男性中年企業(yè)家在遠離塵囂的無名荒山上，以召開作品討論會為名，召集了一批著名作家、批評家，又在會議進行當中，宣稱他們已被“劫持”。此時，“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的消息傳來，與世隔絕的“山寨”中異狀頻生……平素擅長就文學論題侃侃而談的作家、批評家們在“好奇而自卑”的心態(tài)下，赫然驚覺，“文學其實一直遠離了生活”，通過這樣的極端境遇，他們才“嗅到了生活的真實性”，也“第一次接觸到文學的本質”。其中有段耐人尋味的情節(jié)：大批外星不速之客降臨地球，甚至也出現(xiàn)在“山寨”里，這時作家、批評家們才想起了科幻小說家，“科幻小說一直被視為不入流的類型文學。現(xiàn)在看來，過分了吧。也許科幻作家才有機會介入時下的新世界，發(fā)現(xiàn)和利用寫作的機會”，于是大家“決定放棄堅持多年的主流文學創(chuàng)作”，“開始集體學習《十萬個為什么》”。這里荒誕戲謔的表達，倒不一定要坐實為科幻作家面對“主流文學界”的某種微妙心態(tài)，因為韓松本人的寫作公認在科幻作家中最接近“先鋒文學”的脈絡，《山寨》的構思也讓人聯(lián)想起阿瑟·伯格的“學術荒誕小說”《哈姆雷特謀殺案》《涂爾干死了！》等，具有某種“元小說”的意味。不如將之理解為一個“我們?yōu)槭裁葱枰苹谩钡碾[喻：當“新世界”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局，原有文學表達方式與生活近乎“脫節(jié)”，科幻被想象為某種“密鑰”或“秘藥”，可以挽救文學于“失語”的困局。

90后科幻新銳阿缺的《你聽我沉默如述說》，也與對“失語”和“發(fā)聲”的想象有關。在厭倦喧囂的外星生命干擾下，人類社會從某一天起進入了“失語”的年代，經(jīng)過最初的震蕩之后，人們默然接受了這樣的現(xiàn)實，在一天之內“只有跟一個人說話的份額”——“不管是熟人還是陌生人，只要你向他開口，那一整天里，你的聲音就只能被他聽見”。人們常常說，科幻文學帶給讀者的“驚奇感”源于獨一無二的“點子”，阿缺在這篇小說里的設定，無疑是一個可以多向延展的“金點子”。正是在這里，作者本人面臨了與小說中人物相同的難題：該如何使用手頭珍貴的“份額”，用這個獨一無二的“點子”講述怎樣的故事，讓自己的聲音被哪一個他人“聽見”？——雖然科幻的“點子”常常代表作家的世界觀，不能與具體作品的主題完全剝離，我們仍可以設想，有時科幻作家與從事其他類型、文體寫作者，面臨著相似的選擇時刻，把眼中世界的哪一部分壓縮至作品的神奇魔盒和變形透鏡之中？

陳楸帆的新作《劇本人生》，延續(xù)了他近年《人生算法》等作品的關注點，把他的“份額”分配給了在這個據(jù)說屬于AI、VR的時代中“算法”與人之關系——小說中虛構了一套可以通過植入芯片調節(jié)人類情緒的云端算法系統(tǒng)。給這個“點子”增加了厚度的是，作者把第一位試用者的身份，設定為一個過氣的明星、蹩腳的演員、演藝帝國候選繼承人的女友。于是“情感算法”虛擬出來的情緒反應，舞臺上的程式化表演，與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所說的日常生活“自我表演”，相互疊加起來，在鏡宮般自我衍生、不斷增殖的鏡像中，真實/表演、自然情感/虛擬情感之間的界限崩塌了。關于“虛擬現(xiàn)實”這一尖端話題的思考，與千百年來關于“人生如戲”這一古老主題的種種文學表達，也由此連通，得以相互映照。

如果陳楸帆的選擇讓我們進入了真實與幻象交錯的繁復迷宮，那么寶樹在《你幸福嗎》中則選擇芟夷枝蔓、直取核心。假如“幸福”并無本質化的內核，只是一種特定參照系下身心體驗的演算結果，那么在這個欲望也成為消費對象的時代，我們也許不過在以不同方式經(jīng)歷小說中“虛擬現(xiàn)實屋”所發(fā)生的那一幕。寶樹這篇四千余字的小說，看似一個寓言化的思想實驗片段，卻無意中提示我們，在科幻寫作中同樣存在著輕與重兩種美學選擇。如何讓輕巧的構思和表達，具有卡爾維諾所說的輕逸之美，面對這一千百年來的難題，科幻作家同樣沒有“豁免權”。

另一種難題，則擺在《完美戀人》的作者徐彥利與《偷心特工》的作者超俠面前。如何在情愛這樣已被書寫過無數(shù)次的文學主題與種種既有的人物關系模型之中，找到情節(jié)新的爆發(fā)點？兩位作者用仿真機器人與納米機器人這樣的科幻設定，將現(xiàn)實經(jīng)驗加以變形，放大了人們在現(xiàn)實中都體驗過的選擇、溝通之難與面對生活真相的無力、挫敗，以及在重新面對自我那一刻所可能爆發(fā)出的微小閃光。

相比于處理人物關系，科幻小說似乎更擅長將人直接放置在宏大的世界面前，孤零零地面對“我是誰”這一終極問題。彭緒洛的《平行空間》并沒有超越小說標題所帶給我們的閱讀期待，外星文明，異度空間，還鄉(xiāng)的“復制人”遭遇停留原來時空的另一個“我”。耐人尋味的倒是結尾處兩個“我”所達成的共識，一個“我”選擇探險游歷，為另一個“我”收集寫作素材，對應于作者在現(xiàn)實生活中“兒童探險小說作家”的身份，仿佛暗示了科幻與其他形態(tài)類型文學之間可能的共生關系。

著述頗豐的科幻作家兼科幻評論家鄭軍，這次帶來的中篇《弗林效應》，與他近年推出的《臨界·高科技罪案調查》同屬一個序列，在科學與其他類型元素、科幻與社會話題之間，更為巧妙地找到了臨界點與結合點。“弗林效應”這個標題來自心理學術語，指青少年智商測驗成績逐年升高的現(xiàn)象。關于這一效應的種種解釋，連同“智商”這一概念，都是社會文化建構的產(chǎn)物，鄭軍把這樣的“冷知識”與基因改造這樣的熱門話題，用青少年犯罪這條線索串聯(lián)起來，推導出令人肅然的追問：當我們的孩子們更高、更壯、更聰明，掌握著更多的物質條件，卻在承擔更少的社會責任，這樣真的合理嗎？

這次的專輯中另一位科幻老將星河，選擇的題材極為特殊。讀完《章魚》之后，我忍不住立刻上網(wǎng)查詢，章魚是否真的具有小說中所描述的超高智能與神奇能力，結果馬上跳出“NASA科學家確認章魚為外星物種”這樣的標題。不知道作者的構思是源于這樣的新聞，還是有意呼應西方科幻傳統(tǒng)中的“克蘇魯神話”母題，但硬盤里的虛擬智能體與神秘水生軟體動物對話協(xié)作的場景，確實令人眼前一亮——打破“人類中心主義”視域的局限，本來也正是科幻迥異于傳統(tǒng)文學的可能性之一。

《三灶碼頭》的作者王諾諾是近年頗為引人矚目的科幻新銳。在表現(xiàn)壯闊的宇宙與其冷酷的鐵律之外，當下不少年輕科幻作家偶爾也會在作品里添上柔情而浪漫的幾筆。《三灶碼頭》里便有這樣的詩意場景：來自未來的時空旅行者，意外陷落于抗戰(zhàn)爆發(fā)之際的內地小鎮(zhèn)，為了答謝好心少年的協(xié)助，他在返航之前，拿充滿市井情味的晾衣繩，拴起飛行器隱形用的未來高科技薄膜，當作露天電影幕布，播放了一場《馬路天使》，大數(shù)據(jù)中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電影。這或許是科幻主題之外的無關閑筆，卻也是小說家的神來之筆。

在這次的小輯中，也有來自科幻圈之外的創(chuàng)作。趙炎秋的《智人崛起》，有著學者般的嚴謹，幾乎推演了當擁有高智能的人工智能體，在社會結構中占據(jù)了關鍵性位置，“階層意識”伴隨著自我意識一同覺醒后，所可能產(chǎn)生的各種社會效應。站在人工智能的視角想象與人類的博弈，這類主題在中外科幻作品中都不乏成功的先例。但我讀到小說里覺醒的高智人們引用魯迅的說法“我們只是想生活在一個做穩(wěn)了奴隸的時代”，來討論自身的處境，仍不禁拍案叫絕。孫未的《信徒》里，“身心步行”創(chuàng)業(yè)團隊帶領會員在城市里尋找“桃花源”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了令人愕然的真相，原來我們一直生活在房地產(chǎn)商與人工智能系統(tǒng)合謀打造的幻境中。不落俗套的構思，并非現(xiàn)有科幻母題的復寫，而顯然來自當代都市生活經(jīng)驗的沉淀與發(fā)酵。這兩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說，也激發(fā)了我進一步的興趣，當更多具備差異化背景的寫作者，從各自的關注點切入“科幻”的場域，會給當下創(chuàng)作格局帶來哪些新變？

本文討論的最后一部小說，墨熊《春曉行動》，可能更貼近人們狹義上理解的科幻作品：宏大的世界觀設定，大戰(zhàn)之后荒涼的地球，人類文明的覆滅與重啟……小說中肩負重任的秘鑰人，被救援隊提前從冬眠中喚醒，一起跨越雪原，尋找收藏著人類火種的避難城市，這樣的敘述，很容易讓人眼前復現(xiàn)若干經(jīng)典科幻影視作品，包括《流浪地球》中的場景。然而我并不想由此展開，而是將其解讀為一個關于科幻文學本身的隱喻，以回應討論《山寨》時提到的問題：當傳統(tǒng)文學面臨著斷層的危機，科幻寫作是否能扮演拯救者，就像《春曉行動》中那句通關口令，“化身鑰匙，點燃火炬”？小說中給出了另外一種想象，幸存的秘鑰人發(fā)現(xiàn)，在人類因數(shù)萬年的極寒而滅絕之后，一個混合了人類血肉靈魂與超級無機物材料的全新生命形態(tài)，經(jīng)過自然的篩選，適應了惡劣的環(huán)境，它們顯然“更配得上這個世界”，那么，還需要執(zhí)行原來的命令，啟動復活人類文明的“春曉行動”嗎？那一刻，秘鑰人耳邊響起了母親的教誨：

“不要留戀曾經(jīng)發(fā)生的過往，而要在意即將出現(xiàn)的可能……你是鑰匙，就去尋找打開明天的鎖；你是火炬，就去消滅屬于過往的寒。當有人問起你‘該怎么辦’時，記住我的話，然后相信自己的判斷，選擇那個最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