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仲馬

今年是法國作家大仲馬逝世150周年。大仲馬幾乎可以說是中國讀者最熟悉的法國作家,他的代表作《基度山伯爵》在中國廣受歡迎，流傳不輟。

《基度山伯爵》為何有兩個中文譯名

“法國高蒙影片公司出品，基度山恩仇記，原名《基度山伯爵》，根據(jù)大仲馬同名小說改編。”這是上海電影譯制片廠（以下簡稱“上譯廠”）1976年譯制的電影《基度山伯爵》開頭的一段旁白,為何要加上這段旁白，因為小說《基度山伯爵》的第一個中文譯本是1947年蔣學模翻譯的《基度山恩仇記》。從1947年到1978年，中國大陸只有蔣學模的這個譯本，《基度山恩仇記》這個譯名深入人心。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印蔣學模的譯本，書名恢復為《基度山伯爵》。

1844年，大仲馬在歷史教師奧古斯特·馬凱的幫助下，完成長篇小說《基度山伯爵》（Le Comte de Monte-Cristo）。基度山，原文為意大利文，意思是“基利斯督山”，是十九世紀屬于托斯卡納國的一個有著富于宗教意味名字的小島。小說主人公愛德蒙·鄧蒂斯越獄后在基度山島找到寶藏，成為億萬富翁后買下基度山島，得到了基度山伯爵的頭銜。在巨額財富和高貴身份的秘密保護下，愛德蒙·鄧蒂斯開始了長達十年計劃周密的報恩與復仇。

很多讀者喜歡《基度山恩仇記》這個譯名，覺得有勁兒，快意。報恩與復仇是小說的主線，但不是它的主題。大仲馬在一百萬字的小說結(jié)尾，留下了基度山伯爵的箴言，這也是大仲馬要告訴讀者的中心思想：“世界上沒有快樂或痛苦；只有一種狀況與另一種狀況的比較，只是如此而已。只有曾身受過最深切的悲哀的人，才最能體會最大的快樂。摩萊爾，我們必須經(jīng)驗過死的痛苦，才能體會到生的快樂。所以，我心愛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樂吧！永遠不要忘記，在上帝揭露人的未來之前，人類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這四個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

等待和希望，這就是小說《基度山伯爵》的主題。寫歷史小說《三個火槍手》和《基度山伯爵》之前，大仲馬是個劇作家。大仲馬寫戲總要先找最后一句臺詞，然后再倒回去結(jié)構(gòu)全劇。或許大仲馬也是這樣構(gòu)思《基度山伯爵》的，先創(chuàng)造一個結(jié)尾：二十四年后愛德蒙·鄧蒂斯留下人生箴言，帶著海蒂離開馬賽，離開基度山島，遠走天涯。然后再退回去寫第一章《船到馬賽》。愛德蒙·鄧蒂斯十九歲受惡人陷害，被捕關進伊夫堡，逃走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三十三歲。囚居黑牢十四年，愛德蒙·鄧蒂斯是如何度過那些刀割似的漫漫長夜的，是等待和希望。越獄后成為巨富的愛德蒙·鄧蒂斯化身為基度山伯爵，又是如何用了漫長的十年時間讓仇人得到報應的，是等待和希望。愛德蒙·鄧蒂斯的復仇方式是那樣的精致、遲緩、深切，因為他要用同樣的痛苦來回答仇人，以牙還牙。愛德蒙·鄧蒂斯之所以能夠采用這種復仇方式，是因為有財富和身份的秘密保護。大仲馬給小說起名《基度山伯爵》，真是神來之筆。

《基度山伯爵》在中國流傳甚廣，它的中文譯本有二十多種，現(xiàn)在有的中文譯本的名字依然叫《基度山恩仇記》，但筆者更喜歡叫它《基度山伯爵》。

上譯廠的譯制片《基度山伯爵》為何能成為經(jīng)典

曲折的情節(jié)和精彩的對話，是小說《基度山伯爵》成功的秘訣，也是它被多次改編成電影的主要原因。《基度山伯爵》十多次被美國和法國搬上銀幕，中國觀眾最熟悉的是法國高蒙影片公司1961年出品的同名電影。這部電影是在1976年作為“內(nèi)部參考片”由上譯廠譯制完成的，1979年公映。上譯廠譯制這部電影時，“文革”尚未結(jié)束，《基度山伯爵》、《巴黎圣母院》、《簡愛》這些影片都是作為“內(nèi)參片”交給上譯廠的。在那個文藝百花凋零的特殊年代，上譯廠卻悄然崛起，這確實令人費解。筆者認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這些“內(nèi)部參考片”的藝術質(zhì)量比較高，“內(nèi)參片”鍛煉了隊伍。二是經(jīng)過二十多年的探索、沉淀與積累，上譯廠的譯制水平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開始達到頂峰。

法國高蒙影片公司出品的《基度山伯爵》在世界電影史上沒有什么影響，在所有改編版本里也不是最出色的。但對于中國觀眾，這個版本卻是最經(jīng)典的，是孫道臨、畢克、邱岳峰、李梓、于鼎、劉廣寧這些配音大師們把它打造成一部經(jīng)典，在電視上一播再播。

《基度山伯爵》的文學地位不如《悲慘世界》嗎？

《基度山伯爵》是一部歷史小說。從1815年2月24日埃及王號大帆船到馬賽港一直寫到1839年10月6日愛德蒙·鄧蒂斯和深愛他的海蒂離開基度山島，乘著大白帆船浪跡天涯。故事背景跨越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兩個時代。大仲馬以小說的形式，再現(xiàn)了法蘭西這段歷史。但大仲馬要寫的是小說，而不是歷史。他的重心放在曲折生動的情節(jié)上，而非解剖當時的社會生活。大仲馬是這樣說的：“歷史是什么？是一個釘子，一個用來掛我的小說的釘子。”有評論認為，“與大仲馬同時代而且同屬浪漫主義流派的雨果所寫的《悲慘世界》，卻能以感人的藝術筆觸，通過主人公的悲慘遭遇，描寫了資本主義制度下人民的苦難生活，展示了廣闊的社會圖景，甚至正面描寫了1832年巴黎起義。因而在文學史上，《悲慘世界》高于《基度山伯爵》。”

筆者認為，《基度山伯爵》并非沒有接觸社會生活，而是活靈活現(xiàn)地展示了一幅時代畫卷。書中人物的命運，就是那個時代社會生活的寫照。法國小說家、傳記作家和歷史學家安德烈·莫洛亞在《三仲馬傳》一書中這樣寫道：“對于大仲馬，我們可以說的，他不是將小說舉到了歷史的高度，這是他自己以及他的讀者都不情愿的。我們要說的是：他將歷史與小說演化為一系列令人難忘的典型人物，一起搬上大眾的舞臺，推到構(gòu)成他的觀眾的廣大民眾面前；在這一舞臺聚光燈的照射下，歷史與小說融合在一起，煥發(fā)出一種新的生命的光彩，給各民族帶來喜悅，并將一個世紀接一個世紀地流傳下去，為后人所喜愛。”

大仲馬在小說中表達了為被侮辱與被迫害的人們伸張正義的愿望。小說的主人公愛德蒙·鄧蒂斯的復仇方式不是采用暴力，而是用智慧、耐心、深沉的方式讓惡人得到應有的報應。大仲馬對公平正義的向往，正是《基度山伯爵》廣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不過，小說《基度山伯爵》也可以被視作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靠金錢來伸張社會正義的一種幻想。愛德蒙·鄧蒂斯從伊夫堡越獄后在基度山島找到寶藏，“他并不想整天地去望著那些黃金和鉆石，或留在基度山上，像一條龍似的守著那些無用的寶藏。他現(xiàn)在必須回到生活中，回到人群中，到社會里去重新獲得地位、勢力和威望，而在這個世界上，只有錢才能使人獲得這一切——錢是支配人類最有效和最偉大的力量。”

在金錢和勢力的保護下，愛德蒙·鄧蒂斯變換各種身份，打通所有關系，清除一切障礙。不少讀者，包括筆者本人，有時會覺得這是《基度山伯爵》的藝術缺憾，因為與同時代深刻揭露資本主義金錢罪惡的巴爾扎克相比，大仲馬的筆下，竟常常流露出了“金錢可愛”、“金錢萬能”的觀念。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十分客觀地描摹出了當時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社會現(xiàn)象，有其積極意義。不過，大仲馬似乎毫不在意自己的作品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他曾直言不諱道：“在文學上我不承認什么體系，也不屬于什么學派，更不樹什么旗幟；娛樂和趣味，這就是唯一的原則。”

《肖申克的救贖》靈感來自《基度山伯爵》

1982年，美國作家斯蒂芬·金（Stephen King）出版了由四個中篇小說組成的小說合集《Different Seasons》。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后來被改編成電影，獲得奧斯卡獎七項提名的《肖申克的救贖》。從《肖申克的救贖》中，我們可以看到《基度山伯爵》的影子：前程似錦的年輕銀行家安迪蒙冤入獄，關進肖申克監(jiān)獄時是1948年，此后二十七年在監(jiān)獄中度過，直到1975年越獄成功。他在牢房的水泥墻挖了一個洞，挖的這個通道連著污水管，通往監(jiān)獄半英里外的一條小溪。安迪用敲石頭的錘子挖了二十七年。他的信念和大仲馬筆下的愛德蒙·鄧蒂斯一樣堅定。越獄后也得到了一個新身份和財富。小說《肖申克的救贖》有一個副標題：春天的希望。希望是《肖申克的救贖》的主題，也是《基度山伯爵》的主題。斯蒂芬·金一定是喜愛大仲馬的，《肖申克的救贖》結(jié)局同樣讓主人公奔向蔚藍的大海。

斯蒂芬·金的原著沒有讓越獄后的安迪復仇，復仇的情節(jié)是導演弗蘭克·達拉邦特改編電影時加上去的。導演弗蘭克·達拉邦特也一定酷愛《基度山伯爵》，安迪復仇的方式也是那么智慧，那么慢條斯理、深思熟慮。典獄長諾頓最后得到應有的報應，飲彈自盡。《肖申克的救贖》結(jié)尾，安迪留給朋友瑞德一封信：“記住，‘希望’是個好東西，也許是世間最好的東西，好東西永遠不會消逝的。我希望這封信會找到你，而且找到你的時候，你過得很好。”這讓我想起小說《基度山伯爵》的最后一章，愛德蒙·鄧蒂斯留給摩萊爾的那句人生箴言：“我心愛的孩子呀，享受生命的快樂吧！永遠不要忘記，在上帝揭露人的未來之前，人類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這四個字里面的：‘等待’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