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十發(fā)為黃仲則造像

詩人黃仲則

來常州，有個夙愿，一定要去洪亮吉故居看看。那天，頗有些失望地從洪亮吉故居出來，在門口，意外得到一個信息，離此不遠，還有一所黃仲則故居。

黃仲則是清代詩人，自清中晚期至民國，一直保持很高的聲譽，許多詩人、文人都是他的擁躉，奉之若神明。據說，有關他的年譜、評傳、詩集選本，出版數量之多，是清代其他詩人不可比擬的。而1949年后，可能因為他的悲觀、傷感和過分個人化不合于當時潮流，其作品在80年代以前竟沒有刊印過，因而我們這一代人很少有知道黃仲則的。

我知道黃仲則亦很晚了，還是因為張恨水。抗戰(zhàn)期間，張恨水居重慶，多方尋覓黃仲則的《兩當軒集》而不得。一日，在重慶街頭某書攤上偶見一殘本，只有兩卷，封面亦已殘破，書販索價百元，他摩挲半天，愛不釋手，乃砍價一半，而書販不肯，無奈，心雖不甘亦只好忍痛離去。第二天想來仍有不舍之意，決定以百元購之，不想已被另一愛書之人以百二十元捷足先登。購書人看到張恨水很失落的樣子，居然承諾回家抄一副本，書則送給張恨水。

兩位愛書人的這段佳話，讓我對黃仲則發(fā)生了興趣，很想知道他的詩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現在要找黃仲則的書，自然不是件很難的事。只在孔網上搜了一搜，不僅馬上就有了《兩當軒集》，而且還得到一本商務印書館早年印行的黃逸之著《黃仲則年譜》以及朱建新選注《黃仲則詩》與章衣萍所著《黃仲則評傳》的合本。而上海古籍社1983年版的這部《兩當軒集》，更是目前所能看到的，收集有關黃仲則作品和材料最豐富的版本。它以坊間最流行的光緒二年（1876）重刻《兩當軒全集》為底本，其中包括詩詞二十二卷，考異二卷，附錄四卷，所收詩作一千一百七十首，詞作二百一十六首，文六篇，同時還補收光緒本中漏刻的詩八首，增收咸豐本所附《酬唱集》二卷以及新發(fā)現的佚作三篇，可謂旁搜遠紹，洋洋大觀。

這些書使我對黃仲則慢慢地有了些了解，既同情他的身世，感嘆他的懷才不遇，而他的詩篇詞作，嘉言雋語，也很能令人的精神、心緒有所寄存。因而，聽說黃仲則故居就在附近，頓時讓我產生一種“有緣千里來相會”的感慨。

一、“著白袷立日影”

黃仲則故居位于晉陵中路馬山埠神仙觀弄，是在舊址上復建的，是一座不大且很幽靜的四合院。從前廳進入院中，花木扶疏，芳香四溢，西廂房即詩人的書齋兩當軒。兩當作何解？我頗有些好奇。李國章先生在《兩當軒集》前言中提到，黃仲則之孫黃志述在《兩當軒集考異》中曾說過，這兩個字是黃仲則從《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中截取的。但遍查《史通》一書，內篇十卷三十六篇，外篇十卷十三篇，并無“隱晦”一篇。最終是在內篇卷六·敘事第二十二篇中找到這句話的：“若才乏俊穎，思多昏滯，費詞既甚，敘事才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貿遷之價也。”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如果沒有突出的才能，思維又不敏捷，就會花費很多詞句，才能把一件事說清楚，就像賣鐵錢的人，以兩當一，才能完成交易。很顯然，黃仲則為自己的書齋取名“兩當”，是自謙的意思。

誠然，他是眾所公認的天才！故居的前廳、后廳、東西廂房，辦有黃仲則生平展，文字為主，輔以少量圖片，對黃仲則的家世、生平、交友、文學成就都有所介紹，看下來可以大致了解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清代為黃仲則作傳的人很多，展覽大量采用了前人的著述，給人的印象是，既要言不繁，又翔實懇切。在這些著述中，感情最為充沛，敘述最為細膩的，當屬洪亮吉所作《國子監(jiān)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洪亮吉是清代第一駢文大家，與黃仲則是同鄉(xiāng)，又是近二十年的朋友，時人稱之“二俊”。黃仲則客死解州，他得到消息，馬上遠道奔去，將靈柩接送回家，并在后來的日子里，奉君之親，撫君之孤。

洪亮吉是真知黃仲則的。且看他筆下的黃仲則是個什么樣子：

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為偉器，或以為狂生，弗測也。

寥寥數語，一個偉岸、聰慧、孤傲的詩人形象，矗立于我們面前。說到“鶴”這個意象，洪亮吉還用過“咽露秋蟲，舞風病鶴”來比喻他的詩。這八個字真是妙評，不是詩人的至交知己，是絕對說不出來的。黃仲則是常州武進人，名景仁，字漢鏞，仲則亦是他的字。他生于1749年，卒于1783年，只活了三十五歲。命運對于他是過于殘酷了，他四歲喪父，祖父撫養(yǎng)他長大，如《自敘》所言：“景仁四歲而孤，鮮伯仲，家壁立，太夫人督之讀。”十二歲時，祖父也過世了，繼而祖母亦去世，十六歲時哥哥又死了，可憐我們這位詩人，少年時代接連遭遇這么多的傷心之事，真稱得上是“零丁孤苦，至于成立”，怎能不影響到他對人生的感受和認識？而詩人又是敏感多情的，這也就難怪他初為詩即“好作幽苦語”。

家境既如此之不堪，他又不善于生計。十六歲那年，參加本鄉(xiāng)童子試，三千人中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便補為博士弟子員，俗稱秀才。既取得教書做先生的資格，多少總可以收獲些束脩，以維持家用的。但他卻“不愿授徒”，只喜歡作詩，“好益甚”，時光歲月都賦予名山大川之浪游，“歸必得詩數百篇”。洪亮吉在《行狀》中寫道：“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游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為異人。”這樣的一個人，在常人眼里，的確是夠怪異的。他十九歲娶妻，不久又生了兒子，老母親也要靠他撫養(yǎng)，且看他自己所言：“景仁無兄弟，母老家貧，居無所賴，將游四方覓升斗為養(yǎng)耳。”所謂“出為負米游”，也即游幕，對他來說，這或是唯一的生存之道。又有當時的一些名流仰慕他的詩名，也愿意為他提供機會。

他先是游杭州，去見那里的鄭文虎先生，因他的老師、主講常州龍湖書院的邵齊燾先生與鄭先生是同年至好。鄭先生對他很賞識，“以國士待之”。但他在那里只住了一個多月，就離開了，大約是鄭先生不能提供他所需的“幕脩”。接下來他又去了湖南，當時的湖南按察使王太岳不僅與邵先生有舊誼，還是鄭先生的同年。湘楚的山水給了他詩人的靈感，何況這里還有屈原、賈誼的魂魄在，讓他流連忘返，直到第二年的夏天，為了準備秋天的鄉(xiāng)試，他才回到故里。“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為謫仙人復出也”。他在家里住了不到一年，生活更加艱難，只好再度出游。這次去了安徽，先入太平知府沈既堂先生之幕，不久，因為朱筠先生奉命督安徽學政，慕其名，故延他與洪亮吉入幕。洪亮吉后來回憶：“君日中閱試卷，夜為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夸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

看來，幕府的工作總是清閑的時候多，不耽誤他寫詩和游歷。在朱幕三年，直到朱筠卸任回京，他的生活相對比較的平穩(wěn)和安定。那一年三月上巳，朱筠在采石磯的太白樓搞了一場規(guī)模很大的“筆會”，與會者多為一時名士，大家即席賦詩，其中“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徧視座客，座客皆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辭賦就試當涂，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這固是文壇的一段佳話，卻也是仲則最風光的時刻，“著白袷立日影中”的少年詩人形象，使人想到滕王閣上的王勃，頃刻間印在我們的心中。

二、二十何來鏡里霜？

在黃仲則的生命歷程中，這樣的時刻畢竟是可遇不可求的。經常伴隨他的，只有兩個字，一個是“貧”，一個是“病”。就在太白樓賦詩的那一年，他二十四歲，自作詞《壬辰生日自壽時年二十四》，其中寫道：

蒼蒼者天，生余何為？令人慨慷！嘆其年難及，丁時已過；一寒至此，辛味都嘗。似水才名，如煙好夢，斷盡黃虀苦筍腸。臨風嘆，只六旬老母，苦節(jié)宜償。

男兒墮地堪傷，怪二十何來鏡里霜。況笑人寂寂，鄧曾拜袞；所居赫赫，周已稱郎。壽豈人爭，才非爾福，天意兼之忌酒狂。當杯想，想五湖三畝，是我行藏。

一個二十四歲的年輕人，正是朝氣蓬勃、風華正茂、充滿希望的時候，他竟憔悴得嘆息“鏡里霜”了。到了他二十六歲時，也就是朱筠卸任進京那一年，他的身體更加衰弱得不像樣子了。且看他在“自敘”里是怎么說的：

時大興朱先生筠，督學安慶，招入幕，從游三年，盡觀江上諸山水，得詩若干首。體羸疲役，年甫二十七（年譜二十六）耳，氣喘喘然有若不能舉其軀者。

可憐我們的詩人，只有二十六七歲，竟然氣喘吁吁，舉步維艱了，真是難以想象，可見他的身體糟糕到了什么程度。但他又是個“性豪宕”之人，“平生抑塞磊落之真氣，常自軒軒于天地間”，體弱多病并不能阻止他浪游的腳步，二十七歲那一年的冬天，他竟然決定要北上京師了。洪亮吉說他“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游京師，至歲乙未乃行”。原來，他要北上京師，不是為了求取功名，而是為了他的詩啊！他有一首《將之京師離別》，也曾寫到他的理由：“翩與歸鴻共北征，登山臨水暗愁生。江南草長鶯飛日，游子離邦去里情。五夜壯心悲伏櫪，百年左計負窮耕。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

何其豪邁！這簡直就是詩癡！詩魔！他生命中最后的八年，都是在京師度過的。其間有兩年，他托洪亮吉賣掉家鄉(xiāng)僅有的“田半頃，屋三椽”，“得金三鎰”，以充盤費，千辛萬苦地將母親和妻兒接至京師。但不足兩年，貧病交困，他便有些支持不住了。那組被陜西巡撫畢沅激賞，謂值千金，并先寄五百金，邀其西游的《都門秋思》，就是訴說窮愁潦倒的困境和凄苦之情的，詩共四首，今錄其一：

五劇車聲隱若雷，北邙惟見塚千堆。夕陽勸客登樓去，山色將秋遶郭來。寒甚更無修竹倚，愁多思買白楊栽。全家都在風聲里，九月衣裳未剪裁。

《詩經》中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北方的舊歷九月，已是準備冬裝的季節(jié)，然而，詩人家里的“衣裳”卻仍“未剪裁”，其為貧苦，可想而知。這是詩人個人性格的悲劇，也是時代和社會的悲劇。古代社會，讀書人的唯一出路在科舉，“學而優(yōu)則仕”，登科入仕做了官，不僅光宗耀祖，而且衣食無憂，所謂“學，祿在其中矣”，就是這個意思。俗諺也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的說法。所以，那個時候的讀書人很少不在八股制藝上下功夫的，即使不喜歡，也難逃命運的安排。黃仲則不是沒有努力過，但他七次參加鄉(xiāng)試皆不中，除了運氣不佳，他的心思似乎從未全用在這里，他的才華，乃至生命都交付給詩歌了。他曾憶及小的時候，跟著老師學作八股文，便覺得“心塊然不知其可好”，而家里所藏古今詩集，他雖然讀得“不甚解”，卻覺得“可好者在是矣”，鄉(xiāng)里很多人都嘲笑他，看他像個傻子，可他“好益甚也”。

也就是說，他自己選擇了這條人生之路，就像洪亮吉所言，這個人“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在一個以功名求富貴，拒絕功名就是拒絕富貴的社會，對功名不甚置念，也就是對富貴不甚置念。富貴于我如浮云，很多人不過說說而已，他卻一步一個腳印地踏上了這條路。在功名與詩歌之間，他既選擇了詩歌，也就準備著接受窮困，他是因詩而窮，因詩而病，非所謂“窮而后工”也。黃仲則死后，翁方綱應朋友之邀為他編輯詩集并作序，其中所言“予最不服歐陽子窮而益工之語”，亦是深知黃仲則之語。黃仲則的詩好，不是因為他窮困，而是因為他“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于正定不佻，故其為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

三、語語沉痛，字字辛酸

說到古代文人維持生活不使其陷入困境的方式，除了做官，還有就是游幕。這在清代尤為普遍。特別是康乾時期，學人幕府興起，幕客入幕，不為參政議政或謀劃戎事，而以文事活動為主，如修書、著書、校書，以及詩酒唱和、佐理翰墨等。黃仲則就曾游幕于多家幕府。而且，以其才調詩名，游幕亦非難事，有人曾歷數他在文人群體中的交往：“總其一生，從學龍城書院主講邵齊燾于常州，謁觀察使王太岳于湖南，依太平知府沈業(yè)富、學使朱筠于安徽，受業(yè)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昶于京師，客學使程世淳于山東，訪巡撫畢沅于陜西，莫不見重，愛禮始終。而當時名流才俊，如袁枚、蔣士銓、邵晉涵、翁方綱、程晉芳、馮敏昌、洪亮吉、趙懷玉、孫星衍、楊芳燦、陳宋賦、左輔、龔怡、汪中等，皆不僅與仲則有一日之雅，甚或深金蘭之契，然而卒無益于仲則之饑寒驅迫，不永其年；客死解州，真可悲也！”

應當承認，黃仲則不是沒有機會改變自己的人生境遇。他來京師之后，“名公卿爭與納交，持金購詩文者踵相接”。在那個詩可以作為敲門磚，為他敲開財富之門的時代，他是太在意詩的尊嚴，詩人的尊嚴了。他自然看到了貧窮的前景，但“比貴人招之，拒不往也”。深知他個性的洪亮吉在《行狀》中就曾寫道：“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后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類似的評價還見于《北江詩話》：“黃二尹景仁，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于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澹似幽州日，骨相寒經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這種落落寡合或已成為黃仲則的“標配”，所以，洪亮吉形容他為“病鶴”，我們能夠想象鶴立雞群是什么樣子，那種高傲是天生的；而張子樹的詩則更富想象力：“黃生抑塞多苦語，要是饑鳳非寒蟲。”他稱黃仲則為“饑鳳”，與洪亮吉稱為“病鶴”是一個意思，看他都是個天地清淑靈秀之氣的象征。這樣的人固然不會為錢而詩，為名而詩，他只能為詩而詩。因而，他的詩是純粹的，他只用自己的方式，唱自己心中的歌。“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說的就是他呀！在清代復古詩風像霧霾一樣四處彌漫的時候，我們看到一個真人，率性而行，獨往獨來，不落古人之窠臼，只作本色獨造之語，實在是很難得了。這樣的詩人或是短命的，但他的詩的生命卻是永恒的；他的肉身雖為貧窮所困囿，他的精神，他的詩心，卻像一只展翅高飛的“鶴”與“鳳”，自由地排空而上。他是李白之后的“詩仙”再世，雖無那么多的豪邁，而多了些沉郁和憂傷。就像郁達夫所說：“要想在乾嘉兩代的詩人之中，求一些語語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詩人氣質的詩，自然非黃仲則莫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