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zhèn)鳌?北塔 著 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出版

他讓自己的心飛向故鄉(xiāng)

這一片湖該是我的家鄉(xiāng)，

（春天，堤上繁花如錦障，

嫩柳枝折斷有奇異的芬芳，）

我觸到荇藻和水的微涼；

這是戴望舒名詩《我用殘損的手掌》中的四句。寫作此詩時，他逃亡于日寇占據(jù)的香港，他的回憶和想象都瘋狂地開啟著。這幾句詩所描寫的是他回憶中的家鄉(xiāng)情景。“湖”指西湖。望舒小時候的家就在西湖附近，對他來說，西湖是全世界最美的風景，而他念念不忘的，尤其是最好的季節(jié)里的西湖——中間兩句加了括號，說明他寫的不是當時日寇鐵蹄下的杭州，而是他回憶中的杭州。

為了暫時忘卻周遭的囹圄，他緊閉雙目，讓自己的心飛向故鄉(xiāng)，沉醉于對故鄉(xiāng)的回憶之中；他仿佛看見了蘇堤、白堤上的繁花，仿佛聞到了柳枝折斷時散發(fā)的芬芳，仿佛感到了湖水和荇藻的涼意。他把所有的感官都打開了，它們都沉迷于回憶的快樂之中。這是他的一個重要詩歌觀念的體現(xiàn)，即“詩不是某一個官感的享樂，而是全官感或超官感的東西”。這一觀念跟他的許多詩學觀念一樣，源自法國象征主義，如他翻譯過的波德萊爾的《應和》一詩說：“香味、顏色和聲音都相互呼應。”波德萊爾在評論雨果的時候，曾引用瑞典神秘主義哲學家斯威登堡的話說：“天是一個很偉大的人，一切形式、運動、數(shù)、顏色、芳香，在精神上如同在自然上一樣，都是有意味的、相互的、交流的、應和的”。

戴望舒的祖籍是南京。他的父親曾在河北的北戴河火車站工作，所以幼年的望舒曾隨父在北戴河待過一段。望舒的母親雖然出身書香門第，但像封建時代的許多普通女性一樣，并沒有上學讀過多少書；不過，在江南豐厚的民間文化底蘊中，即使是文盲，也能講述許多文學或歷史故事，也能整段整段地唱出雅得不能再雅的戲曲，也能一串串地拋出謎語、歇后語、諺語——童年的望舒在母親的似乎是無窮無盡的故事講述中慢慢長大。正是杭州濃郁的文化氛圍幫助造就了望舒詩歌中的古典傾向。蘇聯(lián)漢學家契爾卡斯基說：“戴望舒生在杭州，那是白居易和蘇東坡謳歌詠唱過的地方。西湖秀麗的山水和古塔峰影常使詩人回想過去的時代……所以他不僅熱愛法國象征主義，也同樣熱愛中國古典文學。”

望舒原名叫戴朝寀，字丞。他一生用過許多筆名，尤其是在香港期間；因為那時像他那樣具有抗戰(zhàn)傾向的文化名人，很受日本憲兵的“關照”；所以他有時發(fā)表文章不得不用筆名。

他很像個運動家，不大像個詩人

戴望舒的長相是“似北實南”，或者說“外北內(nèi)南”，他南人北相，內(nèi)里還是江南人，但又不是奶油小生，他內(nèi)心堅韌之勇，不亞于任何匹夫之勇。

好多跟他接觸過的人都說，對他的第一印象是：高大魁梧。如馮亦代說，望舒比他自己高了半個頭，是個“黑蒼蒼的彪形大漢”。這簡直是施耐庵用來描寫李逵的詞語。怪不得路易士更加詳細而生動地記敘道：“他皮膚微黑，五官端正，個子既高，身體又壯；乍看之下，覺得他很像個運動家，卻不大像個詩人。”

跟他接觸之后，大家都覺得他性情溫和，心地仁厚，甚至有著女性的柔婉。如馮亦代描寫道：“透過近視眼鏡，兩眼露出柔和的光芒，帶些莫名的憂郁，但接著又衷心地微笑起來，沒有一般詩人的矜持，而他的雙手卻又是那么柔軟，有點像少女的手似的……”徐遲則說：“望舒的神態(tài)十分儒雅，語言音節(jié)清脆，像一條透明的小溪。”

望舒的“表里不一”也許導致了或者說暗示著他性格的雙重性或者復雜性，以及詩歌風格的兩重性或者多樣性，即軟硬兼具，似軟實硬。

望舒家本屬小康，又在杭州那樣的“天堂”里，他的童年本來應該是天真爛漫的，但他并非無憂無慮；因為他曾害過天花，而且留下了后遺癥，長了一臉麻子。他的麻點不大也不深，離遠看或在相片上看，幾乎沒有。所以，紀弦說他“臉上雖然有不少麻點，但并不難看”。不過，這對他的心態(tài)有著相當深遠的影響，他內(nèi)心深處為這一小小的生理缺陷有著頗深的自卑情結(jié)。他時不時要受到或熟或疏者的或明或暗的譏嘲，有人（包括一些好友）甚至拿它來作為閑聊的笑料、小說的原料。從小就有玩伴不直呼其名，而徑直稱他為“麻子”。小說家張?zhí)煲硎峭娴闹袑W同學。1931年12月，張在《北斗》上發(fā)表過一篇小說，題為《豬腸子的悲哀》。“豬腸子”是敘述者“我”的中學同學，兩人在車站偶遇。“豬腸子”在問候“我”時，說“你還記不記得同學都叫我豬腸子？那時候還有老鼠……你以后看見麻子沒有——你看過他的詩么？”

晚年紀弦毫不忌諱地供認自己曾開過望舒這方面的玩笑：“‘新雅’是上海一家有名的粵菜館……記得有一次……我們吃了滿桌子的東西。結(jié)賬時，望舒說：‘今天我沒帶錢。誰個子最高誰付賬，好不好？’……這當然是指我……我便說：‘不對。誰臉上有裝飾趣味的誰請客。’大家沒學過畫，都聽不懂，就問我什么叫作‘裝飾趣味’？杜衡搶著說：‘不就是麻子嗎！’于是引起哄堂大笑。”

可能正是因為這一自卑情結(jié)，戴望舒在表面上顯得開朗、和藹、大度，但他的心結(jié)似乎一直沒有打開過，一直“帶些莫名的憂郁”。或者如端木蕻良所說：“望舒多少是抑郁的。”也正因此，盡管他渴望愛情，渴望與異性接觸；但一旦真的交往起來，他卻又顯得矜持、羞怯、手足無措，從而很難贏得對方的芳心。如望舒曾狂熱地愛過初戀情人、施蟄存的妹妹施絳年。望舒愛得極癡極苦，最終還是沒有任何結(jié)果。

當然，望舒盡管有其軟弱的一面，但他不是弱者。他看起來自由散漫，實質(zhì)上在暗暗使勁、決不含糊。他一生盡管遭際困苦、心境凄涼；但他還是克服了自卑心理，做了許多工作，著譯了很多作品，成為他那個時代最勤勉、最優(yōu)秀的文化人之一。

由于望舒不顧一切的追求，也由于父、兄的勸導，本來對望舒沒有多少好感（當然也沒有多少惡意）的施絳年終于心有所動，有時也同意望舒陪伴她聊聊天，走走路，使望舒深感欣幸；但望舒看得出來，絳年并沒有對自己傾心，一直跟他保持著身心的距離，這使望舒甚為憂傷、煩惱。最后，望舒聲言，如果絳年不接受他的愛，他將自殺，絳年遂勉強答應與望舒訂婚；但她提了一個相當苛刻的條件，那就是要望舒出國留學；說只有在望舒出國留學取得學位并找到體面工作后，她才愿意結(jié)婚。

她鐵定了心，要望舒出國

在1920、30年代，出洋可不是件容易的舒服的事，光是孤獨、寂寞而勞頓的旅途就夠讓人受的，更不要說是一個人在萬里之遙的異國他鄉(xiāng)獨自生活的艱難困苦了。當時很多人雖然有崇洋傾向，看重幾乎跟“洋”有關的一切；但要他們?nèi)ラL期在洋人鼻子底下討生活，則會舉棋不定。富家子弟盡管可以帶著大量鈔票出去，在物質(zhì)生活上不用發(fā)愁，甚至還可以花天酒地，但他們受不了那種被看作二等公民的歧視，更受不了失去親朋寵溺的孤寂。窮人家的孩子呢，出外的路費都要借，更不要說到了以后謀生的捉襟見肘了。所以，那時候許多年輕人視出洋留學為畏途。

望舒也如此。他一直拖著，當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家里沒錢；其次，他在國內(nèi)的工作和創(chuàng)作都進展得相當不錯。而且他的法文已經(jīng)到了這樣嫻熟的程度，似乎沒必要出國深造。可是，施絳年看重的是一些大眾化、標準化的東西，她要的是未婚夫的洋經(jīng)歷和洋文憑。在理性上，望舒可能也想過兩人在價值觀念上的巨大差異，如絳年根本不理解也不支持他的詩歌事業(yè)；望舒肯定也想到了兩人的不合適，先不說這場戀愛的結(jié)果不可預知，就算兩人能結(jié)婚，婚后的幸福也很難保證。但他太愛絳年，這份愛是那樣持久、深入、固執(zhí)，理性沒有招數(shù)可以去破解，他的人生之路只能順著這盲愛的方向；而確定這方向的其實就是絳年的意愿。她鐵定了心，要望舒出國，望舒只好出洋；她要他早日起程，他不敢太耽擱。

1931年春夏之交，兩人就訂婚了，但望舒一直賴著不走；在絳年的連連催促下，望舒才于1932年10月8日搭乘郵船從上海出發(fā)，前往法國。

想到要離開熟悉的人和事，想到要跟剛剛有點親密的絳年重新遠隔，望舒幾乎一夜無眠；這天早上六點，他就起來了。正在檢查行囊時，絳年也起來了。她看上去睡眼惺忪，眼泡微腫，肯定也沒有睡好，而且神情甚為悲傷。但她的悲傷是短暫的，因為她的感情是勉強被激發(fā)起來的，還遠遠沒有像望舒的那樣強烈、那樣的不可收拾，還完全在理性的控制范圍之內(nèi)。她寧愿舍棄兩人廝守的甜蜜和舒適，而要望舒表現(xiàn)出或者說去尋求她所認為的、實實在在的體面和好處。當然，在分別時刻，雙方還是相當難舍和難過的，彼此都向?qū)Ψ斤@示了無比的柔情，都想到許多安慰，交代，甚至信誓。但他們都發(fā)現(xiàn)語言之路被濃情阻隔了，雙方只是哽咽著，簡單地告了別。

絳年、老友施蟄存、杜衡、穆時英、劉吶鷗、胡秋原以及施蟄存的父親、望舒自己的姐姐等都到碼頭上送行。他們一起照了幾張相片，后來施蟄存選了兩張登載在《現(xiàn)代》月刊上，其中一張是望舒與絳年的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