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弢在20世紀中國文學史上首先是作為散文家，尤其是雜文家而知名的，繼而是作為現代文學史家聞名的。小說和新詩偶有寫作，數量極少。比較起來，舊體詩的寫作時間要更長久，數量也多出若干倍。

唐弢的早期詩作曾于1932年結集為《唐弢詩草》，并有自序回顧寫作舊詩的歷程：十二歲開始習作舊詩，十七歲開始學詞。但不久便叛離舊文學，去尋新途徑。可見《唐弢詩草》是一個階段里舊詩習作的總結。他的自序中有三點值得留意：一是他把詩視為宇宙的靈魂，是一切孕育著的事物的象征，這個觀念頗有象征主義詩歌至上的神秘意味。二是他認為詩人是偶然窺見了宇宙秘密的人，并通過詩歌寫作叫出來，“因為要等看見才能叫出來，所以經驗的詩比天才的詩高明得多”。對于經驗具有揭示宇宙本質的中介作用給予格外強調，又推動他的詩作脫離了象征主義的神秘和不可解。三是他稱習作舊詩是一種“自動”的行為，因為學校都已改了新學制。他舊文學的底子很薄，開始習作舊詩的時候只讀過二十幾篇《古文觀止》、半部《論語》、半部《孟子》。言下有舊詩習作不足為觀，但又敝帚自珍之意，無論自謙或自珍，他的說法都是真實可信的。

這一時期的舊體詩作，題材多為伴隨物候變化的傷春悲秋、游子客途的身世感懷，以及對歷史人物或身邊親人的憑吊、傷悼。所以詩作中多出現春雨、落花、秋野、秋雨、秋霜、秋夜、秋日、月夜、夜雨、客途、野邸、游子、寒江、征雁、秦淮河、項王廟、虞姬墓、亡姐等意象，可謂寫盡了少年人的孤獨漂泊、歷史的興衰沉浮、現實的生死懸隔。譬如“小院夜涼雨打蕉，深情愁把旅燈挑。客途落魄誰如我？度盡江南風雨宵”（《夜雨》），就密集了黑夜、旅愁、孤燈、風雨、江南等意象，烘托出詩人深深的孤獨、落魄等慘苦的詩情，是很典型的早期作品。一個12歲的少年，遠離故鄉(xiāng)求學滬上的生活給他以超過了可以承受的過量壓抑，幸有舊詩的寫作可以紓解和平衡，不至于讓生活或精神垮掉。但是，在《唐弢詩草》序里，他說自己初年習作舊詩很秘密，偶被教師發(fā)現也會受到一番譏諷，因此記憶中舊詩的寫作幾乎是一種近乎孤絕的人生、藝術體驗，并不能真正解除他的困厄。這應該是使他決心放棄舊詩，另尋文學新路徑的根本原因。這種情況也深刻說明，在時代風尚、文學審美表達方式發(fā)生急劇轉折的年代，新舊文學的沖突有多么嚴重，新文學的排他性有多么強烈。

唐弢放棄舊詩的寫作并不是很久，更不夠徹底和決絕，6年后的1937年，他又重拾舊詩寫作。這一年，他寫了《日暮》和《讀筆記》，前者譏刺日寇占領下的世態(tài)，后者嘲諷國民黨治下的文網。此后以每年一兩首或三四首的節(jié)奏寫作舊詩。只有1942、1946、1981和1982這四個年份詩作達到5首以上，值得略作交代。1942年是他的而立之年，他寫了一組四首《三十初度》，又有三首悼亡和傷世的詩，共計7首。1946年，唐弢新婚燕爾，攜新婦去杭州度假，寫有《湖上雜詩》6首；是年早春，他曾與柯靈、師陀同游西湖，有一組記游詩4首；此外還寫有《懷郁達夫》《書生》《壽朱德將軍》；這一年，他的舊詩多達13首。1981年，為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唐弢寫了《香港四題》，并有文言小序記錄盛況，云：“海內外學人，歡聚一堂，暢談藝事，交流學術。余躬與盛會，舊雨新知，把臂快談。諸君唱和酬對，直欲遠追元白，因率成四章，非敢言詩，聊以記盛云耳。”由文言小序就可直觀唐弢此次會上學術交流充分，舊雨新知相處愉快，互贈詩作，故而才有詩情的勃發(fā)。1982年，他寫了9首舊體詩，大多都是訪故、記游之作，其中《游漓江半邊渡》《游青城懷郭老暨蜀中諸友》《山城抒懷》都有半文半白的小序記事，尤其《游漓江半邊渡》小序強調了他作詩的立場，云：“詩之于我，隨感而發(fā)，隨緣而成，不相強也。”我以為，這可以作為1937年后唐弢對待舊體詩寫作的基本態(tài)度，他的成詩方式、寫作節(jié)奏都依循著這一立場，數十年內沒有大的改變。

至1988年最后的《小詩一首祝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十周年紀念》為止，后期詩作總計達到92首。而1947—1956年有十年沒有寫過舊體詩，“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除了紀念抗戰(zhàn)勝利二十周年（1965）和陳毅逝世（1972）各有4首，其他年份也寫得極少。梳理1937年后51年的舊詩寫作歷程，可斷定唐弢已經不再專心致志地寫作舊詩了，也就是不再把寫作舊詩作為志業(yè)來追求和經營了，作品的誕生大都是興之所至，即興或盡興而已。當然，這并不是說他的舊詩沒有寄托了，沒有社會關懷了，恰恰相反，他的作品因為有了更豐富的人生和文化積淀，有了更成熟的心智和藝術技巧，再加上逐步提升的文壇影響力和物質生活的保障，而變得豐厚、沉實、睿智和圓熟了。這50余年里，他完整經歷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和十年動亂，也有親人的生離死別，但是他的詩作境界不墮，詞氣不弱，情意深長，功力漸長，而不是因為寫得少走到相反的路上去。譬如《湖上雜詩》之一《蘇堤漫步》是他新婚旅行中寫的：“一水盈盈展笑眸，人間難得此溫柔。廿年我與湖山約，書劍歸來共白頭。”此詩既有賢伉儷新婚燕爾的溫婉喜悅，又可見有為青年壯游天下的豪情滿懷，這一年唐弢33歲。再看《浙江詩抄》之二《在新安江大壩上》，詩云：“笑煞秦關又漢關，橫江一閘鎖千山。回天欲展英雄手，長攬光明駐兩間。”頗有共和國草創(chuàng)時期的壯闊豪情與歷史樂觀主義精神，意氣的壯闊更勝當年，是時代與詩人個性共振的詩篇。即便到了晚年，自知垂老，他也依然寫出“卻喜江南池草綠，重研朱墨作春花”（《香港四題》之二《感懷》）這樣意氣彌滿的句子，在生理年齡與心理年齡保持的張力中展現出人格的魅力、迸射出精神的活力。

1937年作為唐弢舊體詩寫作的分水嶺，前后還有兩個不同，一是早期詩作不能系年，后期詩作除一首《題趙丹、白楊合作〈紅樓夢〉菊花詩意圖冊》無系年，但排在了1960年，其他作品都有明確寫作時間，可見唐弢雖然寫得不多，但每有所作，都很鄭重和珍重。二是后期詩作常有文言或半文半白的小序，前期作品卻都是光禿禿的白文。小序的有無不僅關乎作品的理解，還可見作者創(chuàng)作的背景、心境和性情，而且增加了作者和讀者的溝通，也增進了閱讀的趣味性。在1982年1月，為1976年9月1日所作《黃山兩首》寫題記時，他甚至再次發(fā)生了新詩與舊詩之間的自我懷疑、自我質詢，并決意放棄舊詩的寫作：“新文人作舊詩，妙句渾成，不事雕砌，當推郁達夫、田壽昌兩家。余亦偶一為之，周谷老許以能詩，自惟陋才，愧對前賢。爾后酬唱成災，惡札時見，因念新詩運動六十余年，重走老路，終非正道，決定洗手以謝海內諸君子。”這段文字讓我們看到，唐弢對新文人的舊詩寫作是很關注的，不但有廣泛的閱讀，還有自己切中肯綮的褒貶。稍加推敲，則不難發(fā)現他的不滿，與其說是對新文人寫舊詩不滿，不如說是對其中若干應景酬唱之惡俗的不滿。所謂“洗手以謝海內諸君子”更多的意味是要自己遠離惡俗之趣，不與之同流合污。所以，這篇題記之后他并未中斷舊詩的寫作。因而，這則題記更能襯托出他寫作舊體詩的操守和品味。

（作者：肖國棟，系玉林師范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