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如何看待“后浪”
近日,B站制作的五四青年節(jié)特別視頻《后浪》引發(fā)了熱議。一些論者認為該視頻對于青年人生活的展現(xiàn)存在嚴重的失真和消費主義場景,另一些論者則認為不必苛責。
魯迅先生一向很關注青年問題,表達對青年的勉勵、關懷和期許的文字在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面對青年人的犧牲時,他留下了許多帶血的偉大文字,他曾說,“見同輩之死,總沒有像見青年之死的悲傷”。在現(xiàn)實生活中,他也總是樂意做青年人的同行者(他是絕不愿自居“導師”的),提攜青年,關懷青年的生活。那么,在魯迅的著作中,他如何看待作為“后浪”的青年呢?他對于青年有哪些期待和體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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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么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
這一段引文出自《寫在<墳>后面》,是雜文集《墳》的最末一篇。魯迅將這些文章的編集視作紀念與告別,“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活過的軀殼”,這其中蘊含著他深刻的自省。他將自己視作舊時代與新時代的“中間物”,是要被超越的東西。他常常期待著他的文章“速朽”,以證明新時代的到來。
也因此,他對于“前輩”、“導師”這類稱呼總是十分警惕,他自認“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因而擔心“毒害了這類的青年”。對于同代的一些自居“導師”、“前輩”,對青年指手畫腳的知識分子,魯迅便多有諷刺。這類意思在他的文集中隨處可見,如給蘊如、培良的信中提到:“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
青年應該如何看待這類導師呢?魯迅在《華蓋集》中《導師》一文中曾有精彩的觀點: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lián)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么荊棘塞途的老路,尋什么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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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diào),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jīng)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
這段引文出自著名的文章《記念劉和珍君》,背景是1926年發(fā)生在北京的“三一八”慘案。事件起因是日軍侵略天津大沽口,而段祺瑞政府卻選擇妥協(xié)。民眾發(fā)動請愿抗議,反對執(zhí)政府對帝國主義列強的妥協(xié)。北洋政府殘酷鎮(zhèn)壓了民眾的請愿,殺害群眾47人,其中學生占十之七八。
這一慘案在當時震動極大,魯迅在《無花的薔薇》中寫道:“三月十八日,民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墨寫的謊說,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之后有人回憶,魯迅那幾天氣得飯也不吃,幾天之后,才悲痛地說:“劉和珍是我的學生。”同一時期他寫了許多文章,抨擊執(zhí)政府和帝國主義的殘暴行徑,其中最具分量的一篇便是這“痛定之后”的長文《記念劉和珍君》。魯迅對于青年學生的犧牲是極為悲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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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xiàn)在是說,愛看書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書,即課外的書,不要只將課內(nèi)的書抱住。但請不要誤解,我并非說,譬如在國文講堂上,應該在抽屜里暗看《紅樓夢》之類;乃是說,應做的功課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樣的書,即使和本業(yè)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覽,譬如學理科的,偏看看文學書,學文學的,偏看看科學書,看看別個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這樣子,對于別人,別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
這段引文出自《而已集》中的《讀書雜談》,是魯迅在廣州知用中學的演講稿,談論的是青年的讀書問題。關于青年的閱讀,魯迅的論述甚多,這一段主要是講知識面應該盡可能廣,在學有余力的情況下,盡可能了解其他學科的知識。
除此之外,魯迅談論讀書最著名的,應該是他“少讀中國書”的觀點了。他在《青年必讀書》中提到:“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魯迅一直認為讀多了古書,或許會受到毒害,“背了古老的鬼魂”,因此希望年輕人能多讀外國書,多行動。這一觀點貫穿始終,乃至1930年代還因為施蟄存推薦讀《莊子》與《文選》一事大動肝火,以為施蟄存這類“新式青年的軀殼里,大可以埋伏下‘桐城謬種’或‘選學妖孽’的嘍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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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于過去,青年必勝于老人,對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并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
這段引文出自《三閑集》的序言。魯迅盡管通常表現(xiàn)出對青年的愛護和忍讓(類似“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的說法,在他的文集中有多處),但也并不對青年的另一面坐視不理,他同樣有許多告誡青年的文字,也曾和馮乃超、成仿吾、蔣光慈等“青年”論戰(zhàn)。
這段文字的背景是,魯迅任教中山大學期間,廣州當局奉蔣介石訓令,抓捕屠殺共產(chǎn)黨人和青年群眾,中山大學也遭遇了搜捕。魯迅在中山大學緊急會議上極力主張營救被捕學生,卻不被認可,乃至憤然辭去中山大學一切職務。
在這一事件中,魯迅不僅看到了畢磊等年輕共產(chǎn)黨人英勇犧牲的壯烈行動,也看到許多年輕人向軍警投降,甚至投誠后還要上街指認曾經(jīng)的同輩,這一切都使他感到十分失望,以至于說“后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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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年中,有些很有太“急”的毛病,(小鬼即其一),因此,就難于耐久(因為開首太猛,易將力氣用完),也容易碰釘子,吃虧而發(fā)脾氣,此不佞所再三申說者也,亦自己所曾經(jīng)實驗者也。
這是魯迅對于青年另一方面的敦促和勉勵,同樣的意思在《上海文藝之一瞥》、《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等文章中也有體現(xiàn)。如評論部分青年革命文學作家時(如成仿吾),便說“激烈得快的,也平和得快,甚至于也頹廢得快”。在《對于左翼作家聯(lián)盟的意見》一文中也直稱:“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斗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nèi)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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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們先可以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地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fā)表出來。——真,自然是不容易的。
這段引文出自《三閑集》中《無聲的中國》一篇。這篇文章是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演講稿,實際上仍在討論白話文與古文存廢的問題,為白話文運動搖旗吶喊。因此,他希望年輕人可以“推開了古人”,用白話文勇敢發(fā)聲,“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這些話在當代中國也依舊不過時,發(fā)聲依然是需要勇氣的行為。青年人也依舊需要為這個社會貢獻更多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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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年青的為年老的寫記念,而在這三十年中,卻使我目睹許多青年的血,層層淤積起來,將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這樣的筆墨,寫幾句文章,算是從泥土中挖一個小孔,自己延口殘喘,這是怎樣的世界呢。夜正長,路也正長,我不如忘卻,不說的好罷。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這段引文出自魯迅另一篇著名文章《為了忘卻的記念》,提到的是“左聯(lián)五烈士”的往事。中國左翼作家聯(lián)盟是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革命文學團體,因而一直受到國民黨的鎮(zhèn)壓。1931年初,由于共產(chǎn)黨內(nèi)王明大搞“宗派主義”,黨內(nèi)一批他的反對者在上海舉行秘密集會,然而叛徒告密,導致與會36人被捕,其中有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四位左聯(lián)成員,和曾經(jīng)出席左聯(lián)成立大會的李偉森。2月7日深夜,他們高唱《國際歌》走向了刑場,慷慨就義,因此被稱作“左聯(lián)五烈士”。
魯迅也因此事受到牽連,一度離家避難,但他并未因此膽怯,而是更堅決地拿起了投槍,接連撰寫了《中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柔石小傳》等文章,抨擊國民黨當局倒行逆施的殘暴行徑。他對于青年的死總是很悲痛的,正如《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兩次出現(xiàn)的那句:“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國失掉了很好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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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想,在青年,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zhàn)而亦自衛(wèi),倘荊棘非踐不可,固然不得不踐,但若無須必踐,即不必隨便去踐,這就是之我所以主張“壕塹戰(zhàn)”的原因,其實也無非想多留下幾個戰(zhàn)士,以得更多的戰(zhàn)績。
魯迅雖然呼吁青年發(fā)聲行動,但并不主張無謂的犧牲,所謂“壕塹戰(zhàn)”,即是更靈活的斗爭方式。他深深地悲痛于青年的死,因此要求“常抗戰(zhàn)而亦自衛(wèi)”。“三一八”慘案后,魯迅的諸多雜文中表達過類似的意思,他絕不愿認為青年是“自蹈死地”,卻也懇切地希望“‘請愿’的事,從此可以停止了”,“覺悟的青年應該不肯輕死了罷”。
年輕人最易有理想,也最易頹唐,這時候重讀魯迅,先生的話依舊親切而不過時。他從不自居導師,指點青年的行動,而是甘當“歷史中間物”,肩住黑暗的閘門,做青年的同路人,同時也殷切期待著青年的超越。讓我們援引他一段著名的話來作結吧:
“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fā)聲的發(fā)聲。有一分熱,發(fā)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fā)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參考書目:
1.《魯迅全集》,同心出版社,2014年
2.《搏擊暗夜:魯迅傳》,陳漱瑜/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