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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福爾摩斯”是如何來到中國的
    來源:解放日報 | 魏艷  2020年05月04日09:05

    偵探小說是一種誕生于西方19世紀的文學樣式。“福爾摩斯”是怎么來到中國的?偵探小說是如何風靡一時的?請聽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魏艷在“一席”演講上講述這段有趣的歷史。

    從“安樂椅偵探”到“硬漢派偵探”

    與其他文體相比,偵探小說其實是一種現(xiàn)代發(fā)明。它的前身是哥特小說,比如吸血鬼系列小說。哥特小說的一個特點是常常渲染一些不可思議的現(xiàn)象或者某種怪物。

    隨著19世紀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展,測謊儀、指紋鑒定在法醫(yī)學中被廣泛應用,攝影術(shù)也越來越成熟。人們發(fā)現(xiàn)這些不可思議的事物其實是可以被解釋的,“偵探”的角色隨之誕生。偵探往往代表著能夠解釋現(xiàn)代科學現(xiàn)象和理念的權(quán)威人士。

    在偵探小說史中,可以看到不同類型偵探的演變。早期的偵探,比如福爾摩斯,屬于“安樂椅偵探”。之所以稱他們?yōu)椤鞍矘芬蝹商健保且驗樗麄兯鸭阶C據(jù)以后,基本上就坐在書房里進行理性推理。比如美國作家愛倫·坡寫過一個短篇叫《瑪麗之死》,整個故事中,大偵探杜邦都是坐在書房里,每天靠讀報紙連載來推測誰是真正的兇手。

    “安樂椅偵探”生活在維多利亞時代,所以他們的世界觀比較樂觀,認為只要制服一兩個罪犯,整個社會的秩序就會恢復原樣。到了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硬漢派偵探小說流行起來。當時,正處在“二戰(zhàn)”時期,人們對世界的看法比較悲觀,整個硬漢派偵探小說的基調(diào)也充滿了懷疑主義。“硬漢派偵探”和“安樂椅偵探”不同,他們身手敏捷,會使用槍械。但犯罪者也“升級”為跨國團伙,只制服一兩個罪犯是遠遠不夠的。

    被公案故事化的“呵爾唔斯”

    偵探小說第一次來到中國是在1896年。當時,梁啟超主編的《時務報》為了向中國人介紹西方的法律和習俗,在一年時間里刊載了4篇有關(guān)福爾摩斯的短篇小說。當時,福爾摩斯的名字被翻譯成“呵爾唔斯”。

    然而,當時中國的讀者從來沒讀過偵探小說,他們對于犯罪文學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包公案等古代公案上。所以,為了遷就讀者的閱讀習慣,翻譯者把福爾摩斯故事按照古代公案故事的模式做了一些修改。

    那么,古代公案故事有什么特點呢?以包公案中的《烏盆記》為例。故事說的是一個叫李浩的商人,回家路上投宿在一個小旅店里,被人謀財害命。他的骨灰被燒成了一個烏盆,賣給了老漢王某,老漢把它用作尿盆。晚上,老漢起來解手的時候,烏盆突然大聲說話,李浩的鬼魂現(xiàn)身,請王某向包大人喊冤。在包公的幫助下,商人沉冤得雪,兇犯被抓獲,以狗頭鍘處死。

    從這個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出傳統(tǒng)公案小說有幾個特點。首先,犯人往往在故事的開頭就出現(xiàn)了,而且整個犯罪過程一目了然。其次,斷案者往往是在故事的中間出場的,他獲得線索的方法經(jīng)常是鬼魂現(xiàn)身、器物說話或者是做了一個奇怪的夢,這與西方偵探小說探訪證人、收集各種證據(jù)來尋找兇手很不一樣。

    另一個不同點是,西方偵探小說的結(jié)尾往往是一群人在一個屋子里,推理整個案件,公布真兇和真相;但中國公案小說往往還有一個尾聲,就是一定要將兇手繩之以法。

    這些不同之處,其實反映了中國公案小說和西方偵探小說不同的價值取向。西方偵探小說更強調(diào)智力上的挑戰(zhàn),所以它會提供一定線索,以供書中的偵探和書外的讀者同時參與,推斷出誰是兇手。而中國公案小說并不在乎犯罪過程,而是更在乎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以及官員能不能秉公執(zhí)法等等。

    當時《時務報》上刊登的“呵爾唔斯”小說,其中有一篇被譯成《繼父誑女破案》。“誑”是欺騙的意思。從標題中可以看出,這個故事已經(jīng)“劇透”了。

    “福爾摩斯”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xiàn)

    晚清時期,西方偵探小說在中國非常流行。有學者曾經(jīng)統(tǒng)計,那個時候大概一共翻譯了1000余部西方小說,其中一半以上都是偵探小說。

    為什么晚清讀者喜歡讀西方偵探小說呢?

    一些讀者被小說中的新奇事物所吸引。比如,福爾摩斯外出取證,他有時候是坐地鐵去的——當時的倫敦已經(jīng)有地鐵了。還有,福爾摩斯在探訪證人的時候,有的證人在讀《泰晤士報》,有的證人在看天文望遠鏡,這些都是當時比較新鮮的事物。而法國的偵探小說里,還有對化裝舞會的描寫,晚清的讀者自然覺得十分新奇。

    還有一些讀者被西方偵探小說中的懸念所吸引。一些知識分子覺得,西方偵探小說里那種理性的、講求證據(jù)的破案方法,與中國古代的斷案方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由于西方偵探小說在當時十分流行,它影響或者說刺激了很多中國文人,使他們不自覺地將西方的偵探小說元素融入傳統(tǒng)的中國小說,創(chuàng)作出了一些有本土特色的偵探小說。

    劉鶚的《老殘游記》就是其中之一。劉鶚是晚清有名的小說家。《老殘游記》講一個叫老殘的江湖游醫(yī),在義和團運動結(jié)束后去山東各地游覽,看到的各種景象。這本書的體裁比較雜,其中一部分是游記,一部分是小說,還帶有公案和偵探小說的元素。

    這本書的第十五回到第二十回,講了一個案子。說的是有一家13口人,吃了含砒霜的月餅后不省人事。因為月餅是他家的媳婦買的,所以她成了唯一的犯罪嫌疑人。當時審案的官員對她嚴刑逼供,但她堅決不認罪,于是老殘自告奮勇來審這個案子。

    在書里,老殘被稱為“福爾摩斯”,這可能是“福爾摩斯”這個詞第一次在中國小說里出現(xiàn)。老殘按照西方偵探的推斷方法抓獲了兇手。但故事并沒有結(jié)束。老殘在抓獲兇手后發(fā)現(xiàn),這13口人原來沒有死,他們只是在沉睡。于是,老殘經(jīng)過千辛萬苦,在華山的一個山洞里找到了一種叫“返魂香”的解藥,最終使全家人醒了過來。這個情節(jié)與西方偵探小說只是單純的破案有很大的不同。

    按照西方偵探形象塑造的中國判官

    還比如晚清有名的翻譯家林紓。林紓曾經(jīng)翻譯過一些偵探小說,包括福爾摩斯的故事。這可能給了他一些靈感,他嘗試把西方偵探小說和中國公案小說結(jié)合在一起。

    1907年,他寫了《冤海靈光》這部書。他自己說,這部書講的是一個真實的案件。晚清同治年間,福建發(fā)生了一樁惡女人謀殺親夫的案件。這個惡女人游氏的家族在當?shù)睾苡袆萘Γ问纤啦徽J罪,審案的陸公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才讓她伏法。

    在這個故事里,林紓仿照理想中的西方偵探塑造了判官陸公的形象。陸公斷案時察言觀色,很少用刑,這正是林紓心目中理想的判官的形象。《冤海靈光》里有一個情節(jié):陸公在廟里做了一個夢。但是與傳統(tǒng)的公案小說不一樣的是,他夢醒后想:是不是白天想得太多,晚上才會有這樣的夢,我會不會錯怪了別人?陸公這樣的懷疑主義精神,在古代的公案小說里其實是沒有的,它更接近于西方的偵探小說。

    林紓在故事里寫道,盡管陸公很少用刑,但是按照古代的刑訊規(guī)定,一定要有犯人的口供才可以結(jié)案。而這個兇手游氏就是死不認罪,怎么辦呢?最后,陸公也沒有辦法,只好聽從幕僚的建議,用酷刑讓游氏疼痛難忍,最后只得認罪。

    因此,這個故事其實很微妙。它反映了當時中國的作家雖然很想模仿西方的偵探小說,但是在晚清的現(xiàn)實面前,即使是最理想的偵探形象也會碰壁。

    “中國福爾摩斯”狄仁杰的誕生

    在西方人的眼里,狄仁杰是最知名的一位中國神探,有“中國福爾摩斯”之稱。狄仁杰的故事是怎么傳到國外去的呢?其實,它的幕后推手是荷蘭外交家、漢學家和小說家高羅佩。

    高羅佩這個人很有意思,他雖然是荷蘭人,但他從小生長在荷蘭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因此對東方文化很感興趣,他最大的夢想就是做一個古代的中國人。

    上世紀30年代,高羅佩在日本讀到《武則天四大奇案》這本小說。這是一部清末的公案小說,是現(xiàn)存的唯一記錄狄仁杰斷案過程的古代小說。

    高羅佩讀了小說以后,非常喜歡。他覺得這部小說沒有太多迷信內(nèi)容,而是有一些懸念,比較接近于西方偵探小說的思路。因此,他在1949年把這部小說翻譯成英文,自費出版了2000冊,銷路非常好。這激勵了高羅佩開始創(chuàng)作狄仁杰斷案系列。

    他的創(chuàng)作思路是從中國古代的公案小說中尋找素材,描寫狄仁杰和他的4個助手一起偵破案件的過程。那時,狄仁杰的助手中還沒有李元芳,4個助手都來自《武則天四大奇案》中的人物設定。

    一開始,高羅佩只想創(chuàng)作一兩本小說,激發(fā)更多的中日作家一起來創(chuàng)作類似的小說。但是沒有人理會他的想法,高羅佩只好自己寫了下去。在接下來的18年間,他一共寫了14部中篇小說和8部短篇小說,形成了完整的狄仁杰斷案系列。

    狄仁杰斷案其實是一個“現(xiàn)代發(fā)明”

    我們印象中的偵探小說,其中的線索、推理一般都是通過現(xiàn)代科技來體現(xiàn)的,比如利用交通工具產(chǎn)生時間差等等。但是,高羅佩在狄仁杰斷案里反其道而行之,在古代中國社會中尋找素材。

    高羅佩是一位資深漢學家,他尤其喜歡研究一些冷門的領域,而且五花八門。比如,他擅長中國的古琴,他的博士論文寫的是古代一種馬匹的歷史,他還通過研究發(fā)現(xiàn),中國古代的很多文人都豢養(yǎng)長臂猿。

    因此,他在寫狄仁杰斷案小說的時候,融入了自己對中國古代物質(zhì)文化的興趣,幾乎每部小說都以古代器物作為貫穿全書的主題或破案的線索,比如屏風、古典漆盒、棋譜、八卦圖、瓷瓶、七巧板等。在一個故事中,受害人臨死之前用七巧板拼出一只貓的形狀,來暗示罪犯的身份。

    高羅佩早期作品《迷宮案》里有3個案子,其中一個與迷宮有關(guān)。這個故事的素材選自“三言二拍”,講的是一個官員年老還鄉(xiāng)后,把自家的后花園改造成一個迷宮。為了怕長子獨吞家產(chǎn),他把遺囑藏在后花園的一個亭子里,然后把這個迷宮的地圖交給了他的妻子。這個迷宮的設計并不是高羅佩的原創(chuàng),而是來自一部有關(guān)香爐制作的中國古書《印香圖稿》。高羅佩選了《印香圖稿》中“虛空樓閣”的樣式,把“虛空樓閣”4個字的古篆體隱藏在迷宮中。

    為什么一個年老的官員會設計這樣一個“虛空樓閣”呢?在故事的最后,高羅佩借狄仁杰的口感嘆道:“足見倪公引退之后,寄心玄冥,感到塵世紛紛,都不過是一些虛幻而已。”可見,高羅佩并不是隨意選擇中國古代的文化元素,而是精心設計的。

    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寫成以后,在西方社會獲得了很大的成功。著名的偵探小說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稱贊這本書充滿了少見的魅力與新鮮感。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在全世界發(fā)行,至今還有很多專門介紹這部作品的網(wǎng)站。小說還多次被拍成電影、電視劇,很多都是由外國人主演的。

    上世紀80年代,高羅佩的狄仁杰斷案系列終于被翻譯成中文,回到了它最初創(chuàng)作起源的地方。這本書的翻譯是兩位外交官陳來元和胡明,他們高超的翻譯使得中國讀者讀起這部書來沒有任何文化障礙,反而以為狄仁杰斷案系列故事在中國古代早就有了。

    其實,這是一個錯覺,狄仁杰斷案故事是一個“現(xiàn)代發(fā)明”。

    (解放日報記者徐蓓根據(jù)魏艷演講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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