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奧斯丁的謀略》 [美]崔時英著 游嘉、王葦霖譯 格致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一

兒時讀簡·奧斯丁，對小說里那些急著嫁女兒的媽媽們如何在日常細節(jié)里察言觀色、隨機應變，印象頗為深刻。比如，《傲慢與偏見》一開場，班納特家附近的尼日斐花園終于租出去了，新主人是來自英格蘭北部的闊少爺彬格萊先生——重點在于，彬格萊是個單身漢，而班家膝下無子，一共有五個待字閨中的女兒。當尼日斐花園給大女兒吉英發(fā)來請柬時，班太太堅決不讓她坐馬車去。因為天眼看著要下雨，吉英只有單人騎馬去才有可能被留在彬格萊家里過夜。我們不得不感嘆班太太的細密心思，她甚至考慮到此時彬格萊家的馬車正好也有別的用處，沒有可能及時送吉英回來。臨走時，班太太對大女兒說，預祝天氣變壞。

《理智與情感》里的達什伍德夫人沒有班納特太太那么足智多謀。不過，當她的二女兒瑪麗安決定獨自一人在家接待讓她一見鐘情的威洛比時，達什伍德夫人對這個出格的舉動不僅未加阻止，而且干脆利落地出手相助——她迅速找了個借口，替瑪麗安拒絕了米德爾頓夫人的家庭聚會的邀請。

在《簡·奧斯丁的謀略》中，這樣的細節(jié)只能算是小型案例。粗略算來，作者至少從奧斯丁的小說中找出了上百個案例（大部分都比這兩個更復雜），連同產生案例的語境，加以條分縷析。當愛瑪·伍德豪斯在畫哈麗特·史密斯的肖像時，面對埃爾頓先生表露出的欣賞，為什么愛瑪卻認為他愛上的是哈麗特而不是自己？（《愛瑪》）五歲的貝齊和十四歲的姐姐蘇珊為了爭奪一把銀刀打架，大姐姐范妮·普萊斯用多少成本順利解決了這個問題？（《曼斯菲爾德莊園》）埃莉諾發(fā)現自己的心上人愛德華與露西早就私定終身的時候，她經過了怎樣復雜的判斷，才決定“以不變應萬變”是最佳選擇？（《理智與情感》）

閱讀這本書的過程，就是上百次地研究這些案例的過程。作為一個有過編輯、翻譯和創(chuàng)作經驗的文學從業(yè)者，作為奧斯丁的重度發(fā)燒友，這個過程既親切又新鮮。那些熟悉的名字和場景次第出現，卻是透過嶄新的觀察角度、考量工具和分析手段，從而展現別樣的風景。老實說，我多年接觸文論，難免張口就是什么風格化二元論或者各色各樣可以無限疊加的“主義”，也難免對這些方法甚至這些詞本身漸漸麻木，失去敏感。這本書里幾乎沒有這些詞，有時會出現直觀的“決策樹”或者“博弈模型”，更多的是把文本細節(jié)一條條理出來，解析其中的“策略”，并且觀察這些策略相互作用的效果。于是，心里接連浮出了幾個問號：“這還是我熟悉的奧斯丁嗎？可以這樣讀奧斯丁嗎？為什么要這樣讀奧斯丁？”

二

整本書讀下來，讓我這個數學及政治經濟門外漢倍感竊喜的是，這本書并沒有設置跨不過去的專業(yè)門檻。對于核心術語“博弈論”，它給出的定義通俗易懂：博弈論基于理性選擇理論，考量的是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個體之間的相互作用，是運用理論化和專業(yè)化的方式去解釋“人們?yōu)槭裁匆@樣做，而不是那樣做”。它是過去五十年間，尤其在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廣為接受和最為流行的人類行為動機理論。

細讀這段定義，你就會發(fā)現小說與博弈論的關系也許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遠，因為“人們?yōu)槭裁匆@樣做，而不是那樣做”，也恰恰是小說家們最好奇的問題之一。從導論到結語，這本書越來越清晰地讓我們看到兩者之間在關注對象和操作方式上的共通之處。在作者看來，“策略計劃類似于一種夢想，一種每個人按設想的劇本各行其是的夢想”，他追求的是“數學模型和文學敘述的彼此啟發(fā)與相互說明”。國際著名經濟學家阿里爾·魯賓斯坦的說法或許更為形象：“模型這個詞聽起來要比寓言或者童話更科學，但我認為它們之間并沒有多少差別……寓言介于幻想和現實之間，寓言沒有多余的細節(jié)和煩人的干擾……我們可以看清楚在現實世界中不易發(fā)現的東西。當我們回到現實，就具備了可靠的忠告和中肯的意見，可以幫助我們去應對真實世界。”

對于時常陷入“生活比小說更精彩”的困擾的現代小說家而言，這樣的看法或許能有效地緩解對于虛構文體的“意義焦慮癥”。事實上，現代意義上的小說正是一個廣闊無邊的虛構人際場域。通過閱讀小說，人們可以學會如何在不完全信息狀態(tài)下、在遮蔽狀態(tài)下了解他人意圖，獲得同情心和同理心，以便達成溝通和合作，這對于復雜的現代城市生活結構尤為重要。古老的“故事”，比起新潮的“模型”或者“思想實驗”來，在功能上并沒有絲毫遜色之處，而在內涵的深度和廣度上，則有更大更豐富的空間。

關于這一點，也許沒有誰的說法比奧斯丁本人更激烈。在小說《諾桑覺寺》中，她借著主人公正在讀小說的情節(jié)，罕見地以第一人稱（作者立場）出現，捍衛(wèi)小說的尊嚴：“（小說是）表現了思想的巨大力量的作品，一部用最貼切的語言，向世人傳達對人性的最徹底的認識，并對人性的種種表現作最恰當的刻畫，傳達洋溢著最生動的才智與幽默的作品。”在她看來，相比之下，《旁觀者》（刊登非虛構的雜志）之類，倒不見得有什么益處。由此可見，在奧斯丁的觀念中，“人們?yōu)槭裁匆@樣做，而不是那樣做”，確實是小說家應該首要關心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在晚近的文學理論中，也常常出現“文本意圖”和“文本策略”之類的術語。需要稍加厘清的是，在本書中提到的策略，通常是指在作者的設計下，人物采取什么行為，達成什么目的；在文學的場域中，討論“文本策略”是為了考察作者的主觀意圖，他希望借助文本達到怎樣的表達效果，提供什么樣的闡釋方向；而“文本意圖”的概念更具有開放性，認為文本一旦形成，便脫離了作者的控制，具有其獨立的意圖——對于作品的“文本意圖”，你有權做出甚至連作者本人都未必想到的解釋。

在《簡·奧斯丁的謀略》中，作者不止一次特意說明，對于某些人物的行為究竟是刻意采取的策略，還是無心為之，存在不同的解釋。換句話說，奧斯丁這樣寫，是不是想達成這種特定的效果，作者并沒有必然的把握。但是，如果從“文本意圖”的角度看，這一點其實并不那么重要。文本的生命力，恰恰就在于對它的解釋空間——無論從文學角度還是從博弈角度——是無限的。因此，作者完全可以通過一系列分析和闡釋，最終提出這樣的判斷：“無論奧斯丁有沒有在小說中講解博弈論的意圖，讀者都能讀出博弈論的思想精髓。”

三

下一個容易聯想到的問題是：作者為什么要選擇奧斯丁的作品作為策略論的研究對象，為什么堅定地認為“早在兩百年前奧斯丁就已經通過她的六部小說向世人提出并討論了博弈論的核心思想”？要解釋這個問題，恐怕還得調用我原先的文學史知識，對奧斯丁本人和她生活的時代，作一個簡單的梳理。

首先，簡而言之，奧斯丁生活的時代，可以看作是從喬治王時代向著名的維多利亞王朝過渡的時期。農村里的圈地運動已經發(fā)展了好幾輪，《理智與情感》中的男性人物就經常談到圈地的話題；向海外開辟新航路的事業(yè)方興未艾；工業(yè)革命已經開始，但離高潮尚遠，還要再過十幾年蒸汽機才能被搬上鐵路。日不落帝國最輝煌的時期即將到來但還沒到來。各種新興的生產模式都在催生能與之配套的法律法規(guī)、倫理道德、等級制度、人際關系以及文化內涵。城市化尚未進入加速膨脹期，但無論是在城里還是在鄉(xiāng)村，中產階級越來越成為一股穩(wěn)定的、舉足輕重的勢力。牧師、商人、律師、鄉(xiāng)紳，這些頭上沒有爵位、手里攥著“新錢”的人，正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在創(chuàng)造出可觀財富之后，他們當然也希望政治地位得到相應的提高。用咱們現在的話說，這叫社會轉型期。

其次，就小說這種文體而言，當時的文本環(huán)境是較為特殊的。雖然前面有斯威夫特、笛福和菲爾丁開道，但 “小說”這種題材還處于青春期，在英國還登不上大雅之堂，在文學的整個生態(tài)系統(tǒng)里還處在相對底層的地位。后人一般把那一段稱為浪漫主義時期，可是當時臺面上主打的基本上都是華茲華斯那樣的詩人，所以我們在《理智與情感》中能看到當時的小姐們經常以閱讀浪漫主義詩歌為榮。那時的小說雖然有海量的作品，強大的流傳度，作者也能獲得一些實際收益，但小說家地位還處在“妾身未分明”的狀態(tài)。更有尊嚴更有追求的男作家男讀者往往羞于混跡其中，這就促成了一個很特殊的現象：讀小說的是女人，寫小說的也是女人。

再次，奧斯丁本人的經歷對其作品有直接影響。她成長在英格蘭南部一個還算體面的教區(qū)牧師家庭，在家里排行第六。和當時標準的中產配置一樣，奧家的孩子，包括女性在內，都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他們在成長過程都有條件大量閱讀。奧斯丁小姐也按部就班地談婚論嫁，據說她跟一位愛爾蘭律師談過戀愛。雙方家庭條件都比較一般，但雙方家長對于這場婚姻的投資報酬率都有更高的期待，因而婚事沒有談攏。男性在就業(yè)市場中處于壟斷地位，在婚姻市場上占據絕對優(yōu)勢，所以律師很快就忘了這段插曲，繼續(xù)努力工作，另娶了別家的千金。奧斯丁小姐被耽誤了終身，但這對于文學史而言倒是一件好事——本該用來家務和生育的時間，她用來讀書，用來觀察，用來寫作。

寫什么是個大問題。奧斯丁時代最流行的小說通常比較狗血，簡小姐肯定在很多哥特小說里讀到鬧鬼的城堡，或者在感傷小說里遭遇千篇一律的脆弱女性的形象，她們總是眼淚汪汪，動不動就要昏過去。日常生活里是不是隱藏著更為復雜的戲劇性？這種戲劇性有沒有可能比古墓荒野、比傳奇故事更有趣？這樣的問題，簡小姐也許在昏暗的燭光下翻來覆去想過很多回。實際上，當奧斯丁決定要突破套路、寫點不一樣的東西時，她就真正地改變了文學史。因為后來的評論家發(fā)現，如果沒有她的推陳出新，那段時間就拿不出一個像樣的名字、一部像樣的作品可以起到承前啟后的作用。深藏在閨閣之中的老姑娘簡奧斯丁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個案。這種情況跟后來群星璀璨的十九世紀大不相同。奧斯丁所有的作品都是匿名發(fā)表，所有的文壇聲譽都來自幾十年甚至上百年之后的追認——她幾乎是單槍匹馬、悄無聲息地填上了這個空白。

時至今日，我們在研究奧斯丁的價值觀時，仍然很難將她納入任何一種現成的體系。研究經濟史的專家們可以從她的細節(jié)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權主義者可以通過分析埃莉諾和瑪麗安的思想活動測量十八世紀女性意識的溫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識形態(tài)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說，奧斯丁就站在他們這一邊。她的筆下有最尖銳最深刻的社會批評，在一定意義上鼓勵個人價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幾乎以同樣堅定的態(tài)度否定私奔、質疑魯莽的浪漫，強調沒有經濟基礎的愛情毫無出路。她對于社會經濟狀況異常敏感，對上流社會冷嘲熱諷。對于新興的中產者時不時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識陷阱，她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開玩笑的機會。但是，與此同時，她又對社會福利的基本保證和合理的個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當積極的態(tài)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從來不是大張旗鼓的叛逆者。換另一個人來統(tǒng)一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亂陣腳，最終變成一個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奧斯丁不會。她下筆，那種戲謔的口吻，那種半真不假的調笑，都會提醒你辯證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幣的正面時永遠要想到它的反面。

四

在奧斯丁這個有趣的、耐人尋味的個案身上，我們確實能尋找到某些有利于形成“策略自覺意識”的特質。她整個文學生涯的所有興趣，都集中在同一個命題上——女性如何在一個并非為了她們而設計的世界里，盡可能更好地生活。根據本書提出的觀點，“主流社會的強者固然也可以運用博弈論，但由于占據著主導地位，他們認為其他人已在自己的掌控之下，因此對博弈論的需求較少；而從依附與被壓迫的土壤中開花結果的博弈論，更加傾向為弱者所用，只要你通過改理論根據情勢采取正確的行動，結果就會非常顯著……本質上說，博弈論并非是美蘇爭霸時期的一套話語，而是‘弱者的武器’。”在這本書的最后一章里，作者甚至以美國將領在美蘇爭霸與越戰(zhàn)時期的經驗教訓為例，證明當“弱者”拿起武器時，強者往往因為自以為掌控局勢而失分。

奧斯丁筆下的“弱者”，確實各有生存目標，有的心無旁騖，只看重眼前利益，比如《理智與情感》中的露西和《諾桑覺寺》中的伊莎貝拉；有的則不甘心讓婚姻僅僅淪落成某種形式的理財產品，希望在個人尊嚴和情感質量的基礎上求得安身立命之道，比如《傲慢與偏見》里的伊麗莎白，《理智與情感》中的埃莉諾與瑪麗安。

奧斯丁小說《諾桑覺寺》插圖

不同的目標當然會激發(fā)不同的生存策略。有趣的是，當這些懷著不同訴求的人物相遇，當她們的策略碰撞在一起時，常常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復雜局面。如果用文學術語來解釋，這種復雜的局面就是“戲劇性”。比如情節(jié)編織得最為復雜的《傲慢與偏見》，用作家凱瑟琳·舒爾茨的說法，就可以看成是“那些對人性非常敏銳的聰明人，一再地、戲劇化地相互誤會的故事。”回到博弈論的范疇，這種“戲劇性”實際上是策略與策略之間發(fā)生相互作用的過程。饒有意味的是，在六部小說中，奧斯丁通過對這些策略的排列組合，最終讓她筆下的人物——無論是主要人物還是次要人物——個個都能做到“求仁得仁”。

無論如何，以這樣的角度重新審視奧斯丁，常常會有驚喜。在我看來，既然博弈論可以從文學作品中汲取養(yǎng)分，那么反過來，文學評論也完全可以從博弈論中尋找趁手的工具。比如，將本書解讀奧斯丁作品的分析方式遷移到《紅樓夢》也完全可以成立。粗略想來，單單“抄檢大觀園”的前因后果，就可以提煉出幾十個精彩的策略案例吧——透過這些案例揣摩曹公下筆的用心，至少會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五

但《簡·奧斯丁的謀略》決不僅僅是一部與奧斯丁作品有關的策略案例大全。這本書特別有意思的地方，在于非常注意甄別“策略思維不是什么”。作者告訴我們，策略思維不是利己主義，不是道德說教，不是經濟價值觀，不是“在不重要的牌局上的好勝心”。整本書讀下來，會漸漸認識到，作者推崇的好策略，都與上述詞語截然相反。更懂得放遠眼光、更能代入對方角色，更善于合作的人，才是最有成效的策略家。

帶著這樣的觀念再讀一遍這本書，會發(fā)現很多以前讀奧斯丁小說時漏過的細節(jié)在暗處閃光。在《傲慢與偏見》里，即便在起初的重重誤會中，伊麗莎白和達西就已經發(fā)現有一些彼此認同的準則是需要共同捍衛(wèi)的。雖然伊麗莎白并不喜歡達西先生，但他們倆在這些細微的互動中，已經建立了雙贏的合作模式。在《理智與情感》中，盡管布蘭登上校和埃莉諾不是一對，卻是真正的策略合作伙伴，反而埃莉諾的心上人愛德華，卻始終缺少策略合作的慧根。至于像柯林斯、露西這樣唯利是圖、自我中心的策略家，在成功獲得眼前利益的同時，也必然埋下潛在的危機。

如是，博弈論的內涵在無形中悄悄溢出了數學和經濟學的邊界。人性的復雜微妙，不是公式圖表或者數學模型可以精確計算出來的；也不會有哪個簡明扼要的思想實驗，能夠涵蓋人類社會種種偶然與必然交織的景象。共情能力，換位思考，合作意識，這些素質和習慣，需要更豐富的細節(jié)、更立體的人物和更逼真的場景來塑造——顯然，最現成也最合適的教材，就在小說，奧斯丁那樣的小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