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 在重新叩訪“白銀時代”的熱潮中，什么才是值得后世審視的遺產(chǎn)？

“白銀時代”的詩歌漂流瓶

俄羅斯“白銀時代”最偉大的詩人曼德爾施塔姆在隨筆《論交談?wù)摺分杏幸粋€關(guān)于“漂流瓶”的經(jīng)典比喻，他將詩人寫詩比喻為航海者密封在漂流瓶里的一封信，這封信雖然沒有確切的收信人，但總會被未來“被選中的”讀者撿到：

“如果說，某些具體的詩（如題詩或獻詞）可以是針對具體的人的，那么，作為一個整體的詩歌則永遠是朝向一個或遠或近總在未來的、未知的接收者，寫信的詩人不可以懷疑這樣的接收者的存在。”

曼德爾施塔姆的預(yù)言無比準確。今天看來，不僅曼德爾施塔姆自己的作品，整個“白銀時代”的詩歌都找到了它們的接收者，并在文學(xué)史上獲得應(yīng)有地位，被全世界的一代代讀者閱讀、翻譯和研究，甚至被塑造成一個充滿浪漫與理想的文藝烏托邦。

“白銀時代”的生成

文學(xué)領(lǐng)域里的“白銀時代”，一般指的是俄羅斯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現(xiàn)代派詩歌。但當(dāng)時并沒有人用“白銀時代”一詞去概括那個時代的文學(xué)成就。那么“白銀時代”的叫法來源何處？

1933年，俄僑詩人尼·奧楚普在創(chuàng)刊于巴黎的雜志《數(shù)目》上發(fā)表了一篇文章《白銀時代》，這一概念才首次問世。奧楚普把俄羅斯詩歌劃分為19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黃金時代”和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前者主要以普希金、萊蒙托夫、丘特切夫為代表，后者指的是勃洛克、別雷、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等人的創(chuàng)作。

“白銀時代”譯自俄語原文Cеребряный век，其中век一詞既有“時代”之意，也有“世紀”之意，因此以前有人把這個詞組翻譯為“白銀世紀”。不過在中文語境下，譯為“時代”顯然更符合大眾接受習(xí)慣和實際情況。

正如任何概念都有賴于解釋一樣，“白銀時代”自誕生之日起所指范圍就不斷變大，從專指詩歌創(chuàng)作逐漸擴展至小說、散文、戲劇、音樂、繪畫、舞蹈、攝影、宗教、哲學(xué)等不同范疇。根據(jù)“白銀時代”的內(nèi)涵和外延，由窄到寬可以分為四個層次：詩歌、文學(xué)、藝術(shù)、文化，其中最初、最核心的指向毫無疑問就是詩歌。

“白銀時代”是繼以普希金為代表的“黃金時代”之后俄羅斯詩歌的又一次繁榮，短短三十年間流派紛呈、群星璀璨，最著名的就是象征主義和從象征主義中分離出來的阿克梅主義，以及未來主義三大流派。當(dāng)然還有不屬于任何流派的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等。

19世紀末，早期象征主義代表有勃留索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巴爾蒙特、索洛古勃、吉皮烏斯等人，勃洛克、別雷、伊凡諾夫、索洛維約夫等在20世紀初加入。象征派的創(chuàng)作試圖在人與上帝之間建構(gòu)的新關(guān)系，追求“瞬間”的真實和美感，展現(xiàn)世紀末的頹廢情緒，具有強烈的神秘主義色彩。

阿克梅主義基本脫胎于象征主義，主要代表人物是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和曼德爾施塔姆。“阿克梅”源自希臘語，意為“絕頂”“極端”，表明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藝術(shù)真理的最高表現(xiàn)。該流派成員反對象征派的神秘主義傾向，主張回到書寫事物本身。

1912年，馬雅可夫斯基與布爾柳克、赫列勃尼科夫等人共同發(fā)表了俄國未來主義的宣言《給社會趣味一記耳光》，其中最著名的一句口號是，“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等人統(tǒng)統(tǒng)從現(xiàn)代生活的輪船上拋下去。”他們試圖通過創(chuàng)造新的詞匯、改變語法結(jié)構(gòu)革新俄羅斯文學(xué)傳統(tǒng)。

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白銀時代”在中國迎來了閱讀熱潮，僅1998年至1999年兩年內(nèi)，國內(nèi)就出版了多部以“白銀時代”命名的叢書，如嚴永興主編的六卷本“白銀時代叢書”（作家出版社）、劉文飛主編的七卷本“俄羅斯白銀時代文化叢書”（云南人民出版社）、周啟超主編的四卷本“俄羅斯白銀時代精品文庫”（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鄭體武主編的十卷本“白銀時代俄國文叢”（學(xué)林出版社），這些出版物涵蓋的文類涉及詩歌、小說、隨筆、書信、回憶錄等等。

改革開放以來，如此大規(guī)模地“扎堆”譯介國外某一時期的作家作品實屬罕見，以至于形成了一股“白銀時代”文化熱，彼時文藝界以談?wù)摗鞍足y時代”為時尚。

“白銀時代”在中國

“白銀時代”作為一個文學(xué)整體概念被介紹到中國之前，它的一些代表性詩人已經(jīng)先行進入國人的視野。譬如不久前去世的俄語翻譯家戴驄先生，早在1985年就譯出了《阿赫瑪托娃詩選》。

阿赫瑪托娃是“白銀時代”最著名的兩位女詩人之一（另一位是茨維塔耶娃），她的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是阿克梅派的創(chuàng)始人。有人評價說，如果說普希金是俄國詩歌的“太陽”，那么阿赫瑪托娃就是俄國詩歌的“月亮”。阿赫瑪托娃一生愛情多舛，在抒情詩方面成就最高。

我已學(xué)會簡單而明智地生活，

瞭望天空并祈禱上帝。

為了使多余的不安變得疲憊，

我在黃昏前徘徊多時。

（阿赫瑪托娃《我已學(xué)會簡單而明智地生活》，荀紅軍譯）

“白銀時代”詩歌第一次以較為整全的面貌被中國讀者認識，1989年出版的《跨世紀抒情：俄蘇先鋒派詩選》（荀紅軍譯，工人出版社）一書功不可沒。譯者荀紅軍大學(xué)俄語專業(yè)出身，自己也是一名詩人，寫詩的筆名叫做“菲野”。荀紅軍在序言中自述，從愛倫堡的回憶錄《人·歲月·生活》里首次接觸到了“白銀時代”的詩人形象：“我被這本書深深地吸引，反復(fù)讀了多次，漸漸覺得遺憾：為什么這個時代同時產(chǎn)生了這么多一流的大詩人，而我們卻看不到他們的作品？我國翻譯界從未系統(tǒng)地介紹過這個時代的詩歌，大多數(shù)詩人則完全沒有介紹。外國文學(xué)研究和評論也對這些詩人持最大限度的緘默態(tài)度。是否因為這些詩人常被冠之以‘頹廢派’或‘現(xiàn)代派’而使翻譯者有所顧慮呢？”

于是，荀紅軍便根據(jù)莫斯科大學(xué)出版的《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俄羅斯詩歌》一書，開始系統(tǒng)地翻譯“白銀時代”的詩人作品，最終匯成《跨世紀抒情》。這本書一共收錄了19位“白銀時代”詩人的詩選，而且每位詩人作品前都附有詩人小傳，可以說，較為系統(tǒng)地介紹了“白銀時代”的整體情況。

《跨世紀抒情》出版后，獲得了超乎尋常的追捧，特別是對中國當(dāng)代詩人而言，這本書儼然變成了“寶典”一般的讀物，包括北島、王家新、柏樺在內(nèi)的幾代詩人都深受其影響。時隔多年，仍有詩歌同行對荀紅軍翻譯的“白銀時代”如此評價：“其語言天賦和對原作的透徹理解，可以說至今無人超越。”

下面是1958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得主帕斯捷爾納克的一首詩《二月……》，荀紅軍的譯本已經(jīng)成為經(jīng)典，很多當(dāng)代著名詩人后來都回憶過他們在上世紀80年代末初讀此詩的震撼。

二月。墨水足夠用來痛哭！

大放悲聲抒寫二月，

一直到轟響的泥濘，

燃起黑色的春天。

用六十戈比，雇輛輕便馬車，

穿過恭敬、穿過車輪的呼聲，

迅速趕到那暴雨的喧囂

蓋過墨水和淚水的地方。

在那兒，像梨子被燒焦一樣，

成千的白嘴鴉

從樹上落下水洼，

干枯的憂愁沉入眼底。

水洼下，雪融化處泛著黑色，

風(fēng)被呼聲翻遍，

越是偶然，就越真實。

并被痛哭著編成詩章。

除了帕斯捷爾納克這首流傳最廣的《二月……》外，《跨世紀抒情》還出產(chǎn)了不少“金句”。例如，“黃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這句詩來自曼德爾施塔姆（荀紅軍譯為“曼杰施塔姆”）的《我凍得直哆嗦》，堪稱神來之筆。2015年，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汪劍釗翻譯的曼德爾施塔姆詩選，就直接借用了這句《黃金在天空舞蹈》作為書名。

“白銀時代”的遺產(chǎn)

如果把“白銀時代”的眾詩人比喻為夜空中的群星閃耀，隨著時間流逝，“夜空中最亮的星”也越來越清晰地突顯在世人眼前，他就是曼德爾施塔姆。除了被收錄進“白銀時代”詩人作品合集之外，曼德爾施塔姆的個人詩集在中國也被一版再版，迄今為止，已有智量、楊子、汪劍釗、黃燦然、王家新等人的多個譯本。

事實上，荀紅軍也是國內(nèi)率先譯介曼德爾施塔姆的人之一，他在1988年11期的《讀書》雜志上發(fā)表過《不死的詩人——談奧西普·曼杰施塔姆和他的詩》，文末的括號寫明“《曼杰施塔姆詩選》將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可惜該書后來不知是何原因未能面世。

曼德爾施塔姆生前因詩獲罪，很少有人知曉，直到俄裔諾貝爾文學(xué)獎獲得者布羅茨基將他介紹給西方讀者后，他才開始獲得世界聲譽，被視為20世紀最重要的詩人之一。因此，荀紅軍會說：“曼杰施塔姆作品的發(fā)現(xiàn)和認識如同對奧地利作家卡夫卡的研究一樣對世界文化意義重大”。

“白銀時代”的詩人們處在俄國1905、1917兩次革命的風(fēng)暴之中，雖然被后世統(tǒng)一命名和指稱，但他們每個人的身世背景、思想信仰、創(chuàng)作歷程和美學(xué)追求不盡相同，每個人身上都有各自的復(fù)雜性和寫作的不同階段，在談?wù)撍麄兊臅r候，切忌以一概全，泛泛而論。

例如，勃留索夫、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人后期走上了革命之路，最終成為蘇聯(lián)主流作家，馬雅可夫斯基甚至被譽為蘇聯(lián)社會主義詩歌的奠基人；十月革命后，別雷、阿赫瑪托娃、帕斯捷爾納克等人在尚未完全理解無產(chǎn)階級革命的情況下，繼續(xù)留在蘇聯(lián)寫作，帕斯捷爾納克在上世紀20年代還寫出了幾首受到高爾基表彰的長詩；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吉皮烏斯、古米廖夫、曼德爾施塔姆等人，則因為敵視新生的蘇維埃政權(quán)而遭遇流亡或者清洗。

一個個鮮活而激烈的詩人作品和命運，這才是“白銀時代”值得后世審視的遺產(chǎn)。

我的世紀，我的野獸，誰能夠

窺見你的瞳孔，誰能夠

用自己的血去粘合

兩個世紀的椎骨？

血，這建設(shè)者，這從地上的

事物噴涌而出，

寄生蟲卻站在新時代的

門坎戰(zhàn)戰(zhàn)兢兢。

……

幼芽還將腫脹，

嫩枝將突然冒出來，

你的脊椎將被打碎，

我的美好而悲慘的世紀。

你帶著永生不朽的微笑，

向后看去，既殘忍又軟弱，

好似一個機靈的野獸，

回頭看著自己腳步的痕跡。

（曼德爾施塔姆《世紀》，荀紅軍譯）

如今距離“白銀時代”又過去了一個世紀，浙江文藝出版社新近推出兩卷本的《白銀時代詩歌金庫》（分男詩人卷、女詩人卷），由上海外國語大學(xué)教授、俄語文學(xué)專家鄭體武編選、翻譯，除收錄中國讀者熟悉的詩人作品外，還收錄了一些中國讀者幾乎完全陌生的詩人詩作，這無疑對補充和豐富“白銀時代”遺產(chǎn)的認知大有裨益。

唯一需要贅言的是，詩是所有文學(xué)門類中公認最難翻譯的一種。現(xiàn)代主義詩歌譯本質(zhì)量的好壞與其說跟學(xué)養(yǎng)有關(guān)，還不如說取決于譯者的語感和感受力。翻譯經(jīng)常被認為是一項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很少有人能夠完美地填平原文與譯文之間的裂隙。有條件的新一代讀者，還應(yīng)該加強語言學(xué)習(xí)，爭取直接從俄文領(lǐng)略“白銀時代”的詩歌質(zhì)地，親自去沙灘上取出漂流瓶中的來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