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佩服他的求索精神，一草一木都那么認真觀察

2019年5月17日，北京晚報《五色土》副刊以兩版篇幅介紹汪曾祺，不禁引起了我的一番回憶。我和汪曾祺是西南聯(lián)大同學，他大我三歲，在學校也恰高我三年。但他連續(xù)讀了五年，因此我和他有兩年同學時光。他沒有要畢業(yè)文憑，這一點和學術大師陳寅恪一樣，陳寅恪在歐美游學十多年，從來不需要學歷、文憑，只求學到真學問。汪曾祺自己也說：他在學校上課，很少記筆記，還時常缺課，完全從興趣出發(fā)，隨心所欲地看一些書，白天在茶館里，夜晚在中文系圖書館。他讀的雖然是中國文學系，但他大部分時間卻看的是翻譯小說。他似乎有些當作家的天賦，從小就喜歡東看看、西看看，而且看得很認真、仔細。無論是手工作坊、布店、醬園、雜貨店、炮仗店，他都要專心致志地看。這種生活的積累，對他后來的寫作很有幫助。

汪曾祺不僅和我同學，還可以算是同鄉(xiāng)。他是江蘇高郵人，屬揚州。我是揚州長江對岸的鎮(zhèn)江人。雖然一在江北，一在江南，但有大運河溝通，交通很方便。因此無論是語言、飲食、風俗習慣，都很相近。每當我讀到汪君涉及故鄉(xiāng)的小說、散文時，都感到特別親切。比如他說老虎灶，即專門賣開水的鋪子，不燒煤，而燒稻糠。因為江蘇缺煤，一般百姓人家，早上都不生爐子，而是到老虎灶打一壺開水。一家人早上洗臉、喝水，都齊了。看到汪曾祺的文章講到這些，我就覺得特別親切，因為我的家鄉(xiāng)也是這個做法。

我和汪曾祺雖說是同學，但不同系。他是中文系，我是歷史系。但有時我會去聽他們系的課。聽得多的是聞一多先生講唐詩。有一次聞先生要同學們寫一篇關于李賀的讀書報告，汪曾祺替他同一班的一個同學代寫了一份。其中有句話大意是：用畫畫比喻，別人的詩是畫在白紙上的，而李賀的詩是畫在黑紙上的，所以顏色特別濃烈，特別鮮明、突出。聞先生對此大加贊賞，說寫得好，比汪曾祺寫得還好。同學們聽了都不禁會心一笑，因為都知道這正是汪曾祺寫的。

汪曾祺觀察生活很細，于是他寫在文章里的事物、情節(jié)、個性等等也很細。他在昆明七年，對那里的景物、人情、飲食都了解得特細。他有一篇文章叫《滇南草木狀》，寫了九種花木，包括尤加利樹、葉子花、馬纓花、令箭、一品紅、茶花……我真佩服他的求索精神，一草一木都那么認真觀察。不僅是觀察，這還說明他具有廣博的植物學知識。我在云南四年，他寫的那些花木，除了尤加利樹是聯(lián)大校門外馬路兩旁天天都能見到的以外，別的品種，有許多我至今也分辨不清。從這一點說起來，我真的感覺十分慚愧。這說明他有一種生活態(tài)度：凡事認真，而不是糊里糊涂就了此一生。

汪曾祺在文學上取得重大成就，自然有天賦的因素，他確實很有才，但和他的家學淵源也有很大關系。他的祖父就是個讀書人，是清朝取消科舉制度前最后一科“拔貢”。這個功名是清乾隆七年起才有的，每十二年的酉年考選一次，由學官（相當于教育局長）選擇文章和品行都好的“廩生”（即享受政府補貼的秀才），與督撫一起考核后遴選為“拔貢”，可以像舉人一樣到北京參加“會試”，如果中（讀去聲）了，就是進士了。但這位汪先生還沒有趕上會試，1905年清朝就把科舉制度取消了。不過汪曾祺的祖父能被遴選為“拔貢”，說明他還是相當有學問的。他教汪曾祺讀《論語》和做八股文，給他的國學打基礎。汪曾祺的父親更是多才多藝，琴棋書畫、金石篆刻無所不通，對汪曾祺言傳身教，自然是大有裨益的。這一切說明，汪曾祺出身于書香門第，從小受了很好的中國古典文化教育，這對他后來成為知名作家且擅長書畫，無疑有很大關系。

我是汪曾祺的粉絲，在聯(lián)大讀書時，我看到他的書還較少。后來工作了，在書肆見到了他的書就買，還在校友會的刊物上介紹過。在他的全集出版以前，我已經收藏了十幾本。我一再夸贊汪曾祺，在晚報上也愿向讀者推薦他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