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成了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敵人，近14億中國人更是首當其沖。疫情當中，很多文學界人士自覺地記錄和思考;很多人響應號召以筆為援，以文抗“疫”；也有人認為文學的功能是后置的，災難正在發(fā)生時很難寫出有深度的作品。事實上，災難發(fā)生時并非不能寫詩，關(guān)鍵是如何寫。因此，抗疫文學的寫作倫理也成了一個必須認真對待、認真辨析的話題。

文學如何書寫疫情并非一個新話題，在我看來，文學至少在三個層面跟疫情狹路相逢，而這三個層面都存在著迷思。首先是見證與記錄層面。一場嚴重疫情的發(fā)生，其攜帶的個體命運轉(zhuǎn)折、生離死別，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戲劇化強度，超越任何作家的審美虛構(gòu)。因此，任何疫情都在某種程度上催生和召喚著“非虛構(gòu)”寫作，面對公眾了解疫情現(xiàn)場具體細節(jié)的渴求，面對無數(shù)生命中正在發(fā)生的極致戲劇化時刻，“非虛構(gòu)”往往是人們能夠想到的最直接有效的面對疫情的方式。在此次新冠疫情中，很多寫作者以非虛構(gòu)的方式記錄了個體的痛苦、掙扎、堅持，這種“非虛構(gòu)”為歷史留下了很多具體的細節(jié)，為人們理解這一突發(fā)公共衛(wèi)生事件提供了血肉。值得指出的是，“非虛構(gòu)”只是一種寫作方式，“非虛構(gòu)”的價值在于個體視角，但正是因為個體視角，“非虛構(gòu)”本身只是理解“真實”的一角拼圖。這就要求有一個接納各種“非虛構(gòu)”書寫的視野和心態(tài)。一個社會事件是由多個維度和側(cè)面構(gòu)成的縱深，“非虛構(gòu)”書寫的可能是救死扶傷、不畏犧牲的醫(yī)護人員，也可能是初期流離失所、入院無門的患者；可能是散盡千金，全球搶購醫(yī)療物資支援武漢的企業(yè)家，也可能是滯留武漢，流浪街頭的異鄉(xiāng)人；可能是日以繼夜、下沉奮戰(zhàn)的國家干部，也可能是主動請纓，與武漢同呼吸的廣大志愿者……真實的“非虛構(gòu)”或“非虛構(gòu)”的真實，必須存在于所有信息的并存上。不管是寫作還是閱讀，不能只選擇“非虛構(gòu)”某一部分真實，這是文學書寫疫情的見證性倫理的要求。

其次是共情和凝聚的層面。文學既能摹寫和直擊，也能共情和凝聚。當病毒肆虐折磨著同胞，每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在心痛。因此，寫好萬眾一心、前赴后繼、風月同天、守望相助的抗疫故事當然能鼓舞人心。事實上，成功的文學共情，關(guān)鍵并不在于樂觀或悲傷，而在于情感的真實與虛假。很多自以為非常“正能量”的抗疫文藝，卻流露出“感謝你，新冠君”這樣匪夷所思的思維。抗疫期間，一些矯揉造作、流于口號、生搬硬套的“抗疫詩歌”大為流行，這種現(xiàn)象值得反思，作者沒有一線的體驗，也沒有設身處地的理解，僅僅主題先行地復制一些似乎是正面的“歌唱”，這不僅是文學上的拙劣，更是對受苦者的輕浮甚至褻瀆。這樣的寫作不能產(chǎn)生共情和凝聚，它無法給前方的行動者、受苦者任何鼓舞和力量，反而讓人感到荒唐。

再次是倫理上的建構(gòu)層面。文學的價值不僅在于即時的記錄和見證，更在于探索人類如何建立面對疫情和苦難的倫理態(tài)度。所以，疫情敘事考驗著作家對于人性、社會在極端條件下有何裂變的想象力，更考驗著作家對疫情的思想和倫理勘探。在這次新冠疫情全球流行的背景下，很多疫情題材的文學作品受到人們廣泛的關(guān)注，其中被中國讀者廣泛提到的有兩部作品，一部是加繆的《鼠疫》，另一部是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它們提供了超越性的啟迪。譬如，在我看來，《鼠疫》具有一種非常重要的“因誠向善”的精神價值，就是說，它把“誠”視為“善”的前提。沒有“誠”最終是抵達不了“善”的。由此《鼠疫》依然具有現(xiàn)實啟示。而《失明癥漫記》，我認為它的價值不是想象了一場失明癥對文明社會的侵蝕和瓦解，而是借之思考作為人類文明基石的“精神視力”問題。薩拉馬戈迫使我們意識到人類文明很大程度建基于視力的基礎(chǔ)上，往深處說，這種視力還必須是一種“精神視力”。小說中，眼科醫(yī)生的妻子是唯一的未感染者，這在隱喻層面上暗示了，她在精神品性上所具有的善良、勇敢、悲憫等美德使她獲得了旁人未有的“精神視力”。因此，小說最動人處，不是殘忍，而是希望；是醫(yī)生妻子在勇敢地殺死盲人集中營中的暴徒后，在月光下用極其稀缺的水艱難地替受辱女子洗凈身體的場景。一種精神潔凈的倫理由此確立，使這部作品超越了對苦難冷峻的洞察，正是這種倫理的建立，使小說獲得了永恒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