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歷史，就會發(fā)現(xiàn)，人類不過是兜兜轉轉，天花、流感、瘧疾、鼠疫、麻疹、霍亂……瘟疫一直不曾遠離，不幸成為親歷者，每個人都會變成歷史的碎片，在這種特定的環(huán)境下，往往催生出許多關于人性的故事。

從某種意義上說，時間是一面鏡像，今天不過是昨日的倒影，我們與過去面臨著同樣的危機和恐慌。而過去，就在那些作家的筆下。在雖不同卻有共性的瘟疫處境下，個體的抉擇、情感的關系、集體的失控，都會被無限放大，最終能夠被記錄下來且引發(fā)長久思考的，是人性的善惡、情感的復雜以及個體命運的無常。

提到與瘟疫相關的作品，毫無疑問，大部分人首先想到的必然是法國作家加繆的小說《鼠疫》。在人類歷史上，真實的鼠疫第一次大暴發(fā)是在公元542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就是歐洲中世紀有名的“黑死病”襲擊，第三次是在19世紀末，從中國云南始，影響全球，歷時半個世紀之久。其中，1910年哈爾濱的鼠疫事件因為作家遲子建的《白雪烏鴉》，讓我們對歷史細節(jié)有了更多的了解。

在眾多的瘟疫事件中，鼠疫因其猛烈、反復和沉重對人類進程的影響極為深遠，這一切促成了加繆的創(chuàng)作。《鼠疫》也確實成為瘟疫題材作品中無可替代的文學名作，它再現(xiàn)了面臨瘟疫時人性的種種面相，從中不難看出正在經(jīng)歷疫情的我們與之何其相似。

小說的故事背景發(fā)生在20世紀40年代的一座法屬北非濱海城市阿赫蘭，那里有20萬人口，毫無臆想和色彩，平庸而麻木，人們拼命地追逐金錢，很少思考。直到春天來臨，一場不請自來的疫情，打亂了城市按部就班的節(jié)奏。

不出意外，每當疫情來襲，站在最前線的總是醫(yī)護人員，他們是最先感知瘟疫信號的人，也是平息災難的戰(zhàn)士。在《鼠疫》中正是由一位里厄醫(yī)生串起了整個故事，當他離開診所，在樓梯間第一次發(fā)現(xiàn)死老鼠時，預示著阿赫蘭這座城市即將陷入無盡的恐慌之中。

隨著疫情愈演愈烈，城市被封鎖了，人們也經(jīng)歷了從不以為意到緊張不安的過程，有人死亡、有人離別、有人出逃，也有人雀躍——其實，我們都一樣，或者說，任何時代、任何地域的人在災難面前的表現(xiàn)都是相似的。就像加繆在書中塑造的眾多人物中，有一直堅持在第一線的里厄大夫和組建防疫志愿隊的醫(yī)生護士們，有記錄疫情并積極參與城市救治的政治家，有想要逃出城最終卻加入志愿者的外地記者，有一貧如洗卻義務承擔起防疫重要工作的小公務員，有一度宣揚鼠疫是上帝對人類懲罰的神甫，有因為失去小兒子而自愿當志愿者的法官，還有如魚得水的罪犯、發(fā)國難財?shù)纳倘恕轱@貴之人斡旋的掮客以及醉漢、流浪者、門房等等這些邊緣的底層人們，他們在瘟疫面前，沒有區(qū)別，又各有區(qū)別，不可預知的死亡和災難中的不同抉擇，幾乎道盡了災難中人性的無數(shù)可能。

好像一面鏡像，過往映照著我們的現(xiàn)在，可是，無論過往還是現(xiàn)在，總是有許多人無知而愚蠢。正如書的結尾，疫情結束后，聽到街上的歡呼聲，里厄大夫卻滿心憂慮“鼠疫桿菌永遠不會死絕，也不會消失……也許有一天，鼠疫會再度喚醒它的鼠群，讓它們葬身于某座幸福的城市，使人們再罹禍患，重新吸取教訓”。當然，我們現(xiàn)在會知道，永遠不會死絕的不只是鼠疫，還有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的瘟疫本身，希望同樣經(jīng)歷這種災難的我們，在疫情過后，不要只留下雀躍的歡呼，而是從中能夠真正吸取到一些教訓。

如果說加繆的《鼠疫》寫盡了瘟疫來臨時現(xiàn)實和個體的掙扎，那么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失明癥漫記》就是用寓言的形式把人性逼入絕境，通過集體的沉淪，撕開文明的外衣，揭示出人類最原始的欲望，以此來警示這個“一塌糊涂”的世界。

小說開始于一場突如其來的白色瘟疫，一個正在開車的日本人突然失明，成為了零號患者，隨后以幫助他為由送他回家的偷車賊、他去就診時為他看病的醫(yī)生以及診所里的其他病人相繼失明，一場無緣由的瘟疫蔓延開來。故事再次以醫(yī)生為核心，他以敏銳的職業(yè)素養(yǎng)判斷這可能是一種有傳染性的流感，迅速地向政府發(fā)出信號，而這場“盲流感”也以迅猛的速度擴散，國家對此的解決方案是將感染者集體隔離。于是，這些互有交集的第一批患病者，在用精神病院臨時搭建的隔離區(qū)再次重聚。

看似沒有生命危險的失明，卻讓人類喪失了文明的外衣。政府并沒有派人照顧這些失明者，而是讓他們自我放逐。恐懼侵蝕了人性的道德，欲望吞噬了人類的理性，在失去尊嚴的黑暗中，被拋棄的人們回歸到了動物的原始狀態(tài)，猜疑、爭奪、欺凌、殺戮，恍如人間煉獄。這是對這個世界絕望透頂?shù)乃_拉馬戈，對人類最犀利的鞭撻。

“如果你能看，就要看見，如果你能看見，就要仔細觀察”，薩拉馬戈正是希望通過這樣的故事喚醒人們的意識。瘟疫的可怕來自于人心，而人心的警醒來自于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清醒認知，人類從來沒有失去過光明。

不同于《鼠疫》的現(xiàn)實主義和《失明癥漫記》的寓言風格，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選擇了浪漫主義的方向，它與瘟疫相關，更與情感緊密相連。

作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之一，馬爾克斯的《百年孤獨》風靡全世界，而《霍亂時期的愛情》是他知名度僅次于《百年孤獨》的代表作，它講述了一段跨越半個世紀的愛情故事。

在小說中，瘟疫卻貫穿了整個作品。不過，它并沒有帶來群體性的恐慌，而是成為了愛情的紐帶，在這里，霍亂更像是一種隱喻。

為了一份穩(wěn)定而體面的生活，就像烏爾比諾所言“愛情最重要的不是幸福，而是穩(wěn)定”，在動蕩之中，有些人選擇遠離霍亂，有些人卻身陷其中。

但阿里薩始終沒有忘記費爾米納，雖然有過622個情人，卻始終堅信費爾米納是自己唯一的所愛。直到烏爾比諾離世，在與費爾米納分別了53年7個月11天后，兩位老人重新走到了一起。

在瘟疫的年代，像瘟疫一樣的愛情，讓阿里薩陷入到了自我制造的病毒中。然而就像病毒一樣，在人類的諸多感情中，愛情最為讓人失控。

用瘟疫釋讀愛情，馬爾克斯寫盡了愛情的百態(tài)，遠離了理智和道德，有時候，有的愛情真的就像一場瘟疫。

閱讀這些作品，或者能讓身處其中的我們，在瘟疫蔓延的年代，除了恐慌之外，更深切地體悟到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