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松睿，1983年生于北京，2005年畢業(yè)于復旦大學中文系，獲文學學士學位；2006—2013年就讀于北京大學中文系，獲碩士、博士學位。現(xiàn)供職于中國藝術研究院《文藝研究》編輯部，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特聘研究員。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影視與文化研究。出版有《書寫“我鄉(xiāng)我土”》《文學的時代印痕》《時代的面影》等論著。

在當下的學院體制中，所謂文學研究與現(xiàn)狀批評的學術分工，變得越來越明顯。作為一個曾經(jīng)接受過長達七年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訓練的研究者，當我漸漸把工作的重心從文學研究轉向當代文學批評時，不時會遭遇同事、好友帶有善意的調侃，在內(nèi)心中也會承受一定的壓力。因此，談論我的批評觀，更想說的倒不是我對文學的理解，而是研究路數(shù)轉變背后的心路歷程。

曾經(jīng)有很長一段時間，我篤信博爾赫斯的名言：“天堂就是圖書館的樣子。”那時，所謂的研究工作，于我而言就是持續(xù)而長久的閱讀。曾數(shù)年如一日地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那張古舊笨重、漆面斑駁的書桌前，小心翼翼地翻閱著書頁發(fā)黃變脆、充滿霉變味道的民國期刊；也曾連續(xù)數(shù)天在國家圖書館柜式閱讀機前查閱縮微膠片，瞇著眼睛仔細辨認那些漫漶不清的字跡，或依靠上下文去“腦補”殘缺的文句；還曾拿著介紹信，奔波在各地的檔案館去檢索文獻，在工作人員警惕、疑惑的注視下背生冷汗。這樣的工作讓我獲得了某種充實感，雖然也并未取得什么成績，但身體的勞累總會讓人產(chǎn)生出為學術事業(yè)奉獻的幻覺。

然而，有些困惑也會在心底慢慢萌芽。《米德爾馬契》中的多蘿西婭走進牧師卡蘇朋堆滿書籍的府邸，以為來到了輝煌燦爛的知識殿堂，但結婚后才失望地發(fā)現(xiàn)，沒有生命的熱情，落滿灰塵的紙張不過是荒涼的廢墟。將最好的年華奉獻給那些散發(fā)著霉味的故紙堆，最終是否會像多蘿西婭那樣，得到的只是虛妄？那些報刊上長篇累牘的民國舊事，那些對鮮活的生命予以簡單粗暴的勾勒和定性的檔案材料，與我們的生命，與當下瞬息萬變的社會生活又有什么樣的關聯(lián)？如果文學研究只能進行學科內(nèi)部的知識積累，不能有效地緩解現(xiàn)實生活帶給我們的困惑，無法真正回應外部世界普遍關切的問題，那么，它是否只是研究界自娛自樂的游戲，唯一解決的，不過是學術從業(yè)人員的職稱？

阿根廷作家卡洛斯·多明蓋茲在小說中，曾描繪過一座由各類書籍，按照諸如“莎士比亞不能和馬洛并列，因為兩人曾互相控告對方抄襲”等原則建造的紙房子。在某種意義上，我自己在很長時間里，也正是把自己囚禁在那間紙房子里，把知識看成力量的源泉，把引用當作學術的傳承，把閱讀變成生活的意義，把資料視為炫耀的本錢，沉醉于鴻儒大師的思想與成就，以為書籍與書籍之間的勾連交疊，就足以涵蓋整個世界，不愿意思考這樣一種可能：紙房子之外的風景或許更加精彩。

此時，文化研究的研究思路和編輯綜合性文藝研究期刊的經(jīng)歷，為我打開了一個全新的世界，我忽然意識到，還存在著“批評”這樣一種獨特的治學路徑。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的關系，不一定非要通過鉆入故紙堆來“回到歷史現(xiàn)場”，批評這種探討文學的方式，正可以在紙房子的墻壁上鑿出一扇窗，成為身處學院的知識分子面對世界、介入現(xiàn)實、與時代對話的一種獨特方式。那些來自現(xiàn)實生活，本身就在“現(xiàn)場”的當代作品，正攜帶著鮮活的當代經(jīng)驗，等待著關注與討論。我們在日常生活遭遇的困惑和不安，都可以在那些優(yōu)秀的當代文本中找到共鳴或答案。在我看來，如果說真正有意義的學術工作，都生發(fā)自研究者的生命經(jīng)驗和現(xiàn)實困惑，那么對于從事文學研究的人來說，以批評為方法，以文學為中介，通過與時代對話，思考和回答一些讓研究者本人感到困惑的切身問題，或許是一條值得嘗試的道路。

本文原載于《南方文壇》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