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挪威的森林》到《刺殺騎士團長》，30多年間，林少華翻譯了40多部村上春樹的作品。談到村上春樹，常常離不開林少華的名字。

“眼下正值疫情，少了游花逛景、豐富多彩的娛樂活動，感到孤獨亦是人之常情。”3月17日，在“上海書展·閱讀的力量”線上活動中，林少華來到直播間，從“孤獨”出發(fā)，講述村上春樹寫作背后的故事。

讀書與孤獨

“我離開圖書館，憑依舊橋的欄桿，傾聽河水的流聲，眼望獸們消失后的鎮(zhèn)容。環(huán)繞鐘塔和小鎮(zhèn)的圍墻，河邊排列的建筑物，以及呈鋸齒形的北尾根山脈，無不被入夜時分那淡淡的夜色染成一派黛藍。除了水流聲，沒有任何聲響縈繞耳際。鳥們早已撤得無影無蹤。”

在村上春樹的作品中，書籍和圖書館都是重要的元素，也有化解孤獨的功效。例如在《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的結尾中，“我”找到途徑逃出被城墻圍住的小鎮(zhèn)，卻不愿離開，因為小鎮(zhèn)上有圖書館，圖書館中有我需要閱讀的古夢。

在《海邊的卡夫卡》中，田村卡夫卡自小愛在圖書館讀書，即使看不懂的書，也會堅持看到最后一頁。書和閱讀，不僅沖淡了青春期的痛楚，而且連同其他種種奇異的經歷，一并給予他精神救贖，促使他的精神巨鏈成型，成為世界上最頑強的15歲少年。

在最新的長篇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也有關于書房的描寫：“墻壁寬寬大大。一面墻壁從地板快到天花板全是倚墻做成的書架，其中一部分用作排列CD的架子。書架無間隙地擺著各種開本的書籍。還放有木墩以便踏腳取高處的書。哪一本書都看得出有實際在手中拿過的痕跡。在任何人眼里都顯然是熱心讀書家的實用藏書，而不是以裝飾為目的的書架。”

書，不僅是他作品中重要的精神力量，也會帶來奇妙的劇情推動。在《東京奇譚集》中，主人公正在閱讀狄更斯的《荒涼山莊》，鄰座一個同樣靜靜看書的女子向他打招呼，這個女人，個頭不高，算不上胖，胸部豐碩，衣著很有格調。兩人由此結識，交談，并開啟一段情緣。

“閱讀不僅可以化解孤獨、升華孤獨、美化孤獨，還可以帶來如此妙不可言的好事。”林少華笑道。在他的回憶中，有一位廈門讀者，正是因為在書店閱讀《挪威的森林》時，遇上了現在的妻子，現在一家三口已經在鼓浪嶼定居，過著和美的生活。

“他感謝我，說我是他的媒人。我連忙說不是我，真正的媒人是村上春樹，是《挪威的森林》，在場的觀眾立刻都將手里的書舉了起來。”

愛書的村上春樹

在林少華的回憶里，村上春樹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談到自己的15歲。

“我15歲的時候相當奇特，在某種意義上，屬于極為普通的少年。爬山、下海、游泳，和同學玩得很歡，但同時又是一個異常好讀書的少年。”

因為獨生子的關系，少年時期的村上一旦鉆進房間就閉門不出，如饑似渴地讀著馬克思、恩格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被《資本論》深深地吸引。

同時，由于村上的父親是語文老師，家中每月都有出版社送來新出的世界文學和歷史全集，村上便一本接一本看，世界歷史全集，反復看了二十余遍，之后又讀了《先知三部曲》《第三帝國的興亡》《柏林日記》《西行漫記》等等。

文學修養(yǎng)的功底，則主要來自19世紀的小說。十二三歲到十七八歲之間，村上讀了狄更斯、巴爾扎克、《紅與黑》、《靜靜的頓河》等，其中僅《靜靜的頓河》他就讀了三遍。感觸最深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的《卡拉馬佐夫兄弟》和《群魔》，以至于后來他做夢都想寫一本《卡拉馬佐夫兄弟》那樣的小說。

“獨處時候，村上常常看書，家中到處是書，只要有書，便不會無聊。”林少華說。村上作品中一條重要脈絡，探討的是孤獨的本質。“人這一輩子，往往明知那個東西找不到，還要找，明知徒勞還要努力，這本身是一種近乎悲愴的孤獨。孤獨是人的常態(tài)，任何想要驅逐、消滅孤獨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 ”

既然如此，那么不妨尊重孤獨、升華孤獨、詩化孤獨，讀書誠然是一種行之有效而且有益的方式。但一個人不可能總處于讀書的狀態(tài)。

在村上的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經常見到這樣的場景：孤獨者常常在黃昏時分。坐在公寓套間或咖啡館里，以不無憂郁的目光半看不看地望向窗外，以不無造作的手勢，半喝不喝地斜舉著手里的威士忌酒杯，以若有所思的神情，半聽不聽地聽著老式音箱流淌出來的老爵士樂，感受著音樂中孕育的情愫。

小資與剛性

對于村上的文學，北師大教授王向遠曾有一段精妙評述：

“村上的小說在輕松中有一點窘迫，悠閑中有一點緊張，瀟灑中有一點苦澀，熱情中有一點冷漠、興奮、達觀、感傷、無奈、空虛、倦怠，各種微妙復雜的情緒都有一點點交織在一起，如云煙淡霞，可望而不可觸。”

普林斯頓大學授予村上榮譽博士的評語提到，“（村上春樹）以文學形式就日常生活的細節(jié)做出了不可思議的描寫，準確地把握了現代社會生活中的孤獨感和不確定性”。

而村上作品英譯本主要譯者之一、哈佛大學教授杰·魯賓認為：“村上最出色的成就就是體察出了市井小民生活中的玄秘和疏離。”

中國作協李敬澤2013年就諾貝爾文學獎回答《瑞典時報》時的說法也近乎異曲同工：村上大約是一位飛鳥型的輕逸的作家。“他不是靠強勁寬闊的敘事，他只是富于想象力地表達人們心中飄浮著的難以言喻的情緒。他的修辭和隱喻，豐富和拓展了無數人的自我意識”。

“村上的文學不僅有孤獨與小資的一面，也有高墻與雞蛋的一面；不僅是心靈后花園的出色經營者，而且是敢于直面、發(fā)掘和批判日本歷史黑暗的人文知識分子。”林少華表示。

在創(chuàng)作前期，他被劃分為軟性、暖色的小資作家，后二十五年，他逐漸走出孤獨，開始審視、批判體制和暴力，筆鋒指向日本的國家暴力性，和軍國主義體制的源頭，探索面對體制這堵高墻時，作為雞蛋的個體靈魂所能達到的可能性，這是他剛性和冷色的一面。

在林少華看來，村上創(chuàng)作的轉折點是《奇鳥行狀錄》，這也是他迄今最接近《卡拉馬佐夫兄弟》的巔峰之作。

“概而言之，如果說前十五年村上是一個文人意義上的作家，那么后二十五年，他更接近一位人文知識分子；如果說前十五年他癡迷于都市人的孤獨，那么后二十五年，他執(zhí)著的是面對高墻下，雞蛋的孤獨。”在林少華眼中，這就是村上的“孤獨”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