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曾任英國知名出版社哈欽森（Hutchinson）、霍德與斯托頓（Hodder & Stoughton）的出版發(fā)行總監(jiān)，并創(chuàng)建了理查德·科恩出版公司（Richard Cohen Books），經(jīng)他編輯的作品曾有多本榮獲普利策獎、布克獎、科斯塔獎等，超過二十本書曾位居英美各大暢銷書榜單之首。科恩曾擔任兩屆切爾滕納姆文學節(jié)主席，并以客座教授身份在英國金斯頓大學教授了七年創(chuàng)意寫作課，《像托爾斯泰一樣寫故事》是畢生致力于讀書與圖書事業(yè)的科恩關于小說的洞見，本文摘自該書第12章《終結的感覺》，由澎湃新聞經(jīng)后浪出版授權發(fā)布。

小說的結尾，就像孩子的晚宴派對結尾一樣，一定要有蜜餞和糖果。（安東尼·特羅洛普《巴徹斯特教堂尖塔》）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小說。（《不可兒戲》中的普利斯姆小姐，曾寫過三卷本小說）

安東尼·特羅洛普和奧斯卡·王爾德都以自己典型的方式承認，人們渴望小說有一個快樂的結局——當然，我們期待任何故事的結局都皆大歡喜。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此尤為熱切：最后一章被稱作“上升式結尾”，亨利·詹姆斯將其諷刺地描述成“分配獎項、津貼、丈夫、妻子、嬰兒、財富、附加段落和愉快的評價”。詹姆斯開創(chuàng)了“開放式”結尾的先河，常常在故事或小說的對話中間切斷。《大使》的結語是：“‘然后我們就到這兒了。’斯特瑞澤說道。”戴維·福斯特·華萊士在《系統(tǒng)的笤帚》（The Broom of the System）中給了更好的結尾，在句間戛然而止——里克·維格羅斯試圖誘惑優(yōu)雅的明迪·麥陶曼，說：“I’m a man of my.（我是一個我這樣的人。）”也許華萊士這樣收尾是為了回應編輯的要求——換一個“精彩的有戲劇性的結尾”。

尼采說“創(chuàng)作結尾”時需要花點心思——讓任何一件藝術品都帶著不可避免性結束。索爾·貝婁稱自己缺乏“寫出絕對結尾的意愿或能力”，并補充道：“有時我認為自己書中的喜劇就是對這種缺乏定論的諷刺。”結尾之難，眾所周知。為了給故事找到合適的結局，作家們可能會絞盡腦汁。最后幾頁一定要有分量嗎？要是男女主人公死了會怎樣？如何讓松散的結尾緊湊起來？美國電影業(yè)有一個特殊的術語，用來指代向其他人物和觀眾解釋情節(jié)的虛構人物。在好萊塢工作的老友史蒂夫·布朗告訴我這種故事講述者叫“解釋者歐文”，稱之為莫里斯、杰克、山姆也很常見。在懸疑故事中，最后通常會有一位警察或私人偵探，在一間滿是嫌疑人的屋子中解釋作案者、作案動機和作案方式。這種表達方式也許源自意第緒劇院。

在經(jīng)典之作《結尾的意義》（The Sense of an Ending）中，弗蘭克·克蒙德審視了小說結尾的方式，這是他對史上終極思考模式綜合調(diào)查的一部分。他寫道：“我們當然不能沒有結尾；書籍最大的魅力之一是它們不得不結束。”然而，對讀者來說，小說的結尾往往不夠令人滿意。陳詞濫調(diào)、重復的語言、主線沒收尾、虎頭蛇尾——各種各樣糟糕的結尾。在一個名為“Landless”的博客中，有一篇叫《十種最糟的小說結尾方式》的博文，上榜的結尾方式有：“從此以后，他們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感謝老天，這只是一場夢……是嗎？”“從那天起，迷霧之謎仍未被破解。”這樣的結尾看起來似乎總是那么隨意，那么遷就，不夠真實。但克蒙德承認：“小說會結束；也許可以避開太絕對化的結尾，但總要結束；這是一種假裝的停止，一種‘表面上的耗盡’。”然后他鄭重地補充：“結尾，僅當不是被動的，且為事件帶來清晰的改觀時，才算結尾。”

這個要求很高。喬治·艾略特幾乎無法應付結尾的困境，并承認《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結尾并不是很有效：是自找麻煩。“大部分作者都不太擅長結尾，”她補充道，“部分問題出在結尾本身的性質(zhì)上，它最多只能算一種否定。”

1872 年《米德爾馬契》出版，這是一部四卷本小說， 那時三卷本小說更為常見。在寫作時，艾略特就被要求估測全書長度，她感到“一陣戰(zhàn)栗”。她表示該書的長度不會超過薩克雷的某些作品，“我不知道怎樣才能簡短地寫完自己想講的故事”。但她一直都在為此焦慮，最后一部分發(fā)表前（最初以連載形式出現(xiàn)）的一個月，她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米德爾馬契》的結尾會讓人失望的，做好心理準備吧。”她隨即決定，加上一篇類似于詳細列舉主要人物命運的“尾聲”，就像電影結束時那樣。

“每一道界線既是開頭，也是結尾。”她在開頭寫道。“與這些年輕人相伴甚久，別后誰不想知道他們?nèi)蘸蟮拿\呢？”接著就是長達9頁描述弗雷德·溫西、瑪麗·加 斯、本和萊蒂·加斯、利德蓋特和羅莎蒙德、多蘿西婭和威爾·拉迪斯勞的詳細命運。沒寫的一個人物是洛維克牧師卡姆登·法爾布拉澤，他未能贏取瑪麗的芳心，還輸了新醫(yī)院的神父選舉。讀者感到喬治·艾略特真心同情這個人物，但也明白他后來的人生道路注定會充滿失望和悲哀，對該人物的感情讓她無法寫出后來發(fā)生的事。

然而，這段總結了整部小說的段落，是喬治·艾略特最好的結尾之一。對此較有代表性的評價來自《紐約客》作家麗貝卡·米德（Rebecca Mead）討論《米德爾馬契》的新書，書中她評價結尾“有充分的理由成為文學史上最令人贊嘆的結語”。當米德發(fā)現(xiàn)艾略特的初稿時，“就像發(fā)現(xiàn)萊昂納多曾試圖為蒙娜麗莎畫的翹鼻子一樣，效果很不一樣”。原文寫道：

她廣泛地影響了身邊的人；這世界日益增添的生機，畢竟主要取決于那些沒有歷史意義的行為，對你我而言，生活沒那么糟糕，可能得歸功于眾多沉睡在無名之墓中、走過高尚一生的人們。

修改版很相似，但有重大區(qū)別：

她（多蘿西婭）廣泛地影響了身邊的人；這世界日益增添的良善，部分取決于那些沒有歷史意義的行為，對你我而言，生活沒那么糟糕，可能有一半得歸功于眾多滿懷信念走過平淡一生、沉睡在無名之墓中的人們。

正如米德所言，句子的樂感及其承載的意義變了。原稿中用的不是“這世界日益增添的良善”而是“這世界日益增添的生機”，立刻就沒那么具體感人了。刪除的詞組“畢竟”有一種勸說的意味，破壞了整段文字莊重的權威性，若用“主要取決于”替代“部分取決于”、用“歸功于”替代“一半得歸功于”，流露的基調(diào)就會比定稿更樂觀，而據(jù)米德的分析，定稿帶著“難以抗拒、令人憂傷的莊重”。最后一個逗號后詞序的調(diào)整，也增強了呼應感。在草稿中，走過平淡一生的人們，過的是“高尚”的生活，這個詞指的是道德品質(zhì)被他人認可；定稿的“滿懷信念”則將重心從外在觀察者的判斷，轉(zhuǎn)向了強調(diào)其內(nèi)在信念，也讓艾略特筆下走過平淡一生的人們更卑微，卻更豐滿。“我怎么看《米德爾馬契》？”艾米麗·迪金森1873年在給家中同輩親戚的信中寫道，“我怎么看輝煌之作？”

艾略特最初寫的是連載小說，所以沒多少時間修改。倘若沒有時間壓力，作家可以沒完沒了地修修補補。在1958年的采訪中，海明威稱自己將《永別了，武器》（A Farewell to Arms）的結尾修改了“39次才滿意”。文學研究者的研究結果表明，他實際上寫了47種結尾，有的坦率直言，有的表現(xiàn)出樂觀的態(tài)度，文字長度從短句到幾段不等。

在評論家所稱的“虛無的結尾”中，海明威寫的是：“這個故事講完了。凱瑟琳死了，你也會死，我也會死，這是我唯一能向你保證的。”在“嬰兒生存的結尾”中，故事圓滿結束：“除了死亡沒有結尾，出生是唯一的開端。”34號結尾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建議的，他提議海明威寫“這個世界打垮每一個人，即使沒被打垮也難逃一死……它公正地殺死最善良的人、最溫和的人和最勇敢的人。倘若你不屬于其中一類，那肯定也會被殺死，不過沒那么快。”

這些思考都沒寫進終稿，終稿的最后一段是這樣的：“但等我把護士趕出去，關門，熄燈，一切卻無濟于事。我好像在同雕塑告別。過了一會兒，我走出去，離開醫(yī)院，在雨中走回酒店。”結束。說離開所愛女人的尸體，如同向雕塑告別一般，聽起來讓人覺得難以置信。也許海明威應該接受菲茨杰拉德的建議，或選用之前某個版本的結尾。然而，他的選擇避開了一種常見的誘惑：選用重大的宣言、得來不費力氣的壓倒性觀點或折磨人心的句子，但那樣可能會寫過頭（至少在我看來如此）。當然，這種結尾也可以用——不過很難成功。

朋友的建議可能好也可能壞。1861年6月，查爾斯·狄更斯將最后幾章送給印刷廠，此刻他認為自己給《遠大前程》安排的結局很合適，寫完后就去和朋友愛德華·鮑威爾里頓相聚放松一下，鮑威爾里頓是一位著名的罪案和歷史小說家，狄更斯決定把終稿拿給朋友看。

這一版中，匹普聽說蠢貨本特利·朱穆爾已死，他心愛的艾斯黛拉不動聲色地改嫁了一名鄉(xiāng)村醫(yī)生。在小說的最后三段中，匹普東行兩年后歸來：

我又回到了英格蘭——回到了倫敦，和小匹普一起走在皮卡迪利大街上——此時一個仆人追過來，問我可否往回走一點，一位馬車中的女士想同我說話。這是一輛小馬車，這位女士自己在駕車；她和我無比憂傷地對視著。

“我變化很大，我知道。不過，我想你也想和艾斯黛拉握握手吧，匹普。舉起可愛的孩子讓我吻一下！”（ 我猜，她以為那孩子是我的。）

之后，我為這次相遇感到慶幸；因為從她的臉、聲音還有觸摸中，我都確信她所遭受的痛苦不只是來自郝薇香小姐的教訓，她也明白了我當年的一片真心。

這版結尾新穎獨特，狄更斯很喜歡：“（這個）結尾沒有用這種事情老一套的發(fā)展趨勢。”但鮑威爾里頓建議，別用這么令人沮喪的結尾。狄更斯不太確定，又去請教密友威爾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鮑威爾特別擔憂，覺得我應該把結尾改了……他的理由也很充分，于是我重新做了調(diào)整。整體而言，我覺得改完后更好一點。”在新版結尾中，匹普在薩迪斯宅廢墟（郝薇香小姐布滿蜘蛛網(wǎng)和灰塵的故居）與艾斯黛拉相見，最后一句話從“影子告訴我，我將不再與她分開”變成“我沒看到再次與她分開的影子”。

然后，狄更斯給朋友（最后也成了他的傳記作者）約翰·福斯特寫信：“也許你會感到驚訝，我把《遠大前程》中匹普回到喬那里之后的內(nèi)容改了……我加入了一小段文字，我相信修改后的故事更容易被接受。”這段更改幾乎被用在了所有當代《遠大前程》的版本中，在結尾中，匹普和艾斯黛拉在薩迪斯宅見面：

“我?guī)缀鯖]想過，” 艾斯黛拉說，“ 會在離開這個地方時離開你。我很高興。”

“你很高興再次分別，艾斯黛拉？對我來說，分別是痛苦的事情。對我來說，我們上一次分別的痛苦記憶猶新。”

“但你告訴我，” 艾斯黛拉認真地答道，“‘上帝保佑你，上帝原諒你！’如果當時你能對我說那樣的話，現(xiàn)在也會毫不猶豫地這么說——我現(xiàn)在的痛苦比其他所有教訓都強烈，讓我知道了你當年的一片真心。我已經(jīng)屈服了，被打垮了，但——我希望——自己成了更好的人。像原來那樣，體貼我，對我好吧，告訴我，我們還是朋友。”

“我們還是朋友。”我說道，當她從長凳上起身時，我站起來彎下腰。

“分開后還是朋友。”艾斯黛拉說道。

我握住她的手，一起走出了這個荒蕪的地方；我最初離開這里時，晨霧升起，現(xiàn)在正如當年一樣，暮靄升起，在彌漫的柔光中，我沒看到再次與她分開的影子。

這是“薩迪斯宅結尾”，通常被認為暗示了艾斯黛拉和匹普（他往往通過否定反面表示肯定）一起走進落日，但最后一句話很含糊。盡管他們攜手離去，但艾斯黛拉剛剛表示自己希望單身（“分開后還是朋友”），而幾頁之前匹普也告訴比迪，他還想過單身漢的生活。攜手可能只是友誼而非愛情，也許我們應該將匹普最后的話理解為，他們對過去之廢墟的道別已經(jīng)終結，因為從情感上來說，所有苦澀或誤解都消除了，無需再相見。“如果狄更斯希望匹普和艾斯黛拉從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評論家魯伯特·克里斯蒂安森（Rupert Christiansen）指出，“他可以輕易地說出來，像在《大衛(wèi)·科波菲爾》《小杜麗》《荒涼山莊》中那樣，多說幾句。”

盡管1862年以后這個結尾是標準版，第一版結尾寫著“影子告訴我，我將不再與她分開”，而手稿則是“我看到影子不再與她分開，合二為一”。第一版笨拙的措辭顯然是暗示婚姻，而原稿更明顯，暗示匹普和艾斯黛拉終身相伴。然而，狄更斯劃去了這幾種，改成了模棱兩可的結尾。他最終的選擇讓人想起希拉里·曼特爾《提堂》（Bring Up the Bodies）的結語，這是虛構托馬斯·克倫威爾生活的第二部：“沒有結尾。如果你認為有，你就被它們的本質(zhì)欺騙了。一切都是開始。”

現(xiàn)代小說家，尤其是人們評價較高的那些，總會避開感情用事：沒有“上升式結尾”，而是偏向“漸行漸止”。塞繆爾·貝克特偉大的三部曲《莫洛伊》（Molloy）、《馬龍之死》和《無法名狀》（The Unnamable）是這么結束的：“你必須前行。我無法前行。但我仍會前行。”這是關于寫作和生活的雙重描述。他最后一部散文體短篇（兩千詞）《沖動依舊》（Stirrings Still）結尾是：

諸如此類，他的腦海如此混亂直到內(nèi)心深處一無所有，只剩下越來越微弱的“哦”直到最后。無論如何無論何處。時間、悲傷和所謂的自我。哦一切都將結束。

這處結語似乎是存在主義者的呼喚，這是一種對結束生存的渴望，更別提給小說收尾了。不管從何種意義上說，這都是難以承受的。《沖動依舊》于1989年3月出版，貝克特逝世于同年12月。

也許我們面對的是形而上學和信仰層面的問題。所有的小說家都要對抗“有時限的現(xiàn)實的沉悶風車”，但問題是如何做決定，就像《麥克白》中第二位女巫所說的：“何時喧囂結束/何時戰(zhàn)爭分勝負？”部分莎劇的結尾，或許滿足了某種重塑秩序的需求，卻顯得令人掃興。我們真的需要福丁布拉斯面對哈姆雷特的尸體滔滔不絕、需要維羅納親王告訴我們羅密歐與朱麗葉之死是件傷心事、需要《麥克白》結尾處馬爾康姆的話嗎？故事如何結束，受到相應時代文化或藝術形式的塑造，也會受到讀者或觀眾期待的影響。我想起了一幅老漫畫，一位作家悶悶不樂地坐在打字機前，文字說明寫著：“哦見鬼……突然一陣猛烈的炮火，他們都倒地而死。全劇終。”莎士比亞的許多劇作在結尾處都有大量人物死亡，因為大部分讀者都有心理期待。如果達西告訴伊麗莎白自己不能娶她，因為他需要去找尋自我——或更糟糕，他意識到自己依然愛她，并在小說前半部分就表白，那樣《傲慢與偏見》便無法成為經(jīng)典之作。

簡·奧斯汀在《諾桑覺寺》中承認，由于篇幅越來越短，作家不能掩飾故事即將結束。約翰·福爾斯為《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寫了一個仿維多利亞式的“上升式結尾”（查爾斯和厄妮斯蒂娜快樂地生活在了一起），我們并沒上當，因為該書還剩四分之一。隨后的情節(jié)是查爾斯追求莎拉，福爾斯進一步向我們暗示了兩種可能的結尾——一種是快樂的，另一種則是不快樂的。他邀請我們做出選擇，但偷偷暗示我們第二個更真實，因為它更具開放性，它預示著生活會繼續(xù)，會走向不確定的未來，會有更多的期待。

所幸，許多小說的結尾令人滿意。精彩案例有《了不起的蓋茨比》、《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米德爾馬契》、《呼嘯山莊》（我深諳世故的牧師校長總是說，它的最后一段是世界文學史上最工巧的）。這四部小說的結尾都被視為經(jīng)典，的確如此。

在吐溫故事的結尾，哈克貝利·費恩仍然不受約束，仍然渴望愛，他的樂觀是以典型的吐溫式的諷刺呈現(xiàn)的：

不過，我想我得繼續(xù)找更遠的地方，因為莎莉阿姨要領養(yǎng)我，要讓我變文明，我受不了。我試過了。

哈克全部的道德危機感、所說的謊言以及所打破的社會慣例，都被揭露為游戲的一部分。甚至吉姆被解放了的事實，也被抺去了：生活終將以不完美、模糊的境況呈現(xiàn)，我們能做的就是跟隨頭腦和心靈，而這正是哈克打算做的。

找到合適的基調(diào)很重要，讓讀者為最后的歡呼做準備。《了不起的蓋茨比》結尾時帶著挽歌式的悲觀，讓人想起卡拉韋（Carraway）的話，“那些我?guī)缀跸肫鸬氖拢肋h難以言說”——

蓋茨比信任這道綠光，信任在我們眼前終將逝去的激情未來。它曾離我們很遠，不過沒關系——明天我們會跑得更快，胳膊舒展得更開……在一個美麗的清晨——

我們繼續(xù)著，逆流而上，不停擊退潮流努力回到過去。

聲音是憂傷的、懷舊的。也許《呼嘯山莊》的結尾亦是如此，但還有寧靜，甚至有一絲柔情，因為希斯克利夫最終在教堂邊緣的長草下安眠于凱瑟琳身旁：

在仁慈的天空下，我在他們周圍徘徊：看飛蛾在石楠和風鈴草間撲閃，聽草間微風輕盈的呼吸，我不禁思索，誰會想到那平靜的土地下躺著不安分的沉睡者。

這三處結尾——還有之前引用的《米德爾馬契》的結尾——都沒有分發(fā)獎品、津貼或愉快的結局，每一個可能都引人發(fā)問：“那后來呢？”也許凱瑟琳和希斯克利夫的靈魂永遠在石楠中奔跑。然而，作者已經(jīng)交代了主要情節(jié)，一段旅程已經(jīng)完結，這讓我們傷感，但還算令人滿意。

故事的結尾也是所謂的“凈化釋放”，讀者內(nèi)心的強烈情感最后會大爆發(fā)。但故事為何一定要結束？對主人公后續(xù)發(fā)生的事情，狄更斯和福爾斯都很含糊，托爾斯泰卻很確定。《戰(zhàn)爭與和平》結尾的100頁很有名，以兩部分尾聲呈現(xiàn)，第一處詳細敘述了皮埃爾和娜塔莎7年后的婚姻生活——很多讀者寧愿沒有那些多余的篇幅，他們沒什么想象的余地了。

我們自然期待婚姻所代表的不僅僅是社會認可的親密結合，還有更多內(nèi)涵，至少在文學中是如此。弗朗辛·普羅斯說：

我們愿意相信存在永不消逝的愛，從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永遠在混亂和連貫、幸福與心碎之間搖擺，我們只能聽天由命。所以我們總是傾向于站在忠貞不渝的伴侶這邊……

許多現(xiàn)代小說反對忠貞不渝的伴侶，但即便如此也需要讓讀者的感情升溫，直至沸點。什么才是讓故事結尾具備“凈化釋放”效果的最佳途徑，人們各抒己見。然而，也許到最后，我們會跟隨直覺結束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