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6月28日，穆時英在上海市公共租界福州路被殺身亡，留下中國現(xiàn)代文壇世紀懸案。筆者曾撰《諜影重重——穆時英之死新探》，詳細考察了穆時英生命最后四年（1936—1940）間，南下香港、由港返滬、附逆事偽、慘遭暗殺的人生軌跡，以客觀事實證明其確有漢奸行為，并是以遭到抗日分子的制裁。解志熙先生也在相關文章中得出大致相同的結論。關于穆時英是漢奸還是被誤殺的“中統(tǒng)”臥底應該可以定論。

拙文最后征引了抗戰(zhàn)勝利后一篇滬上小報文章《殺穆時英的劊子手》（1947），文中提及狙殺穆時英者為昔日上海灘有名的“白相人”張金寶。因為當時沒有其它證據(jù)，故對“張金寶”究竟是不是真是兇手，如果是，他的真實身份是什么，又緣何從一個混跡江湖、游走于社會灰色地帶的小人物，作出抗日鋤奸的義舉等留作存疑。本文由此說起。

一

依據(jù)新見史料，“張金寶”確有其人，其真實身份為軍統(tǒng)特情人員，也的確是暗殺穆時英的主謀。證據(jù)有兩方面。首先是公開發(fā)表的文獻。穆時英被殺后，汪偽“警政部政治警察署”一直在緝搜兇手，并連續(xù)二十多天在《國民新聞》發(fā)布萬元懸賞通告。1940年10月11日，汪偽《國民新聞》《中華日報》同時大幅標題發(fā)布了緝獲兇手的新聞，并配發(fā)了“主犯”張金寶的照片。除了個別稱呼、過渡詞外，兩報所載消息完全相同，茲錄前者：

自本報社長穆時英被刺后，繼為社會部專員毛羽豐亦遭暗殺，經(jīng)政治警察署多時偵緝，始知系渝偽藍衣社行動第三隊隊長張金寶及其黨徒等所為，當即會同憲兵隊及公共租界中央捕房探捕，多人馳往新閘路一〇一六號潤泰米號二樓（張犯住所），時張睡于床上，當令其穿衣之際，詎張犯既狡猾而又機警，假穿衣之際，乘隙越窗圖逃，致被擊傷頭部被擒。經(jīng)政署縝密審訊，該犯供認設計暗殺穆毛兩氏案情經(jīng)過，并供出其黨徒甚多，現(xiàn)正繼續(xù)嚴緝中。茲錄張犯供詞如下：

刺穆經(jīng)過 該犯供稱：現(xiàn)年三十九歲，宜興人，前在五馬路石路開設上海舞廳，本年五月間由寧波人鄭某介紹參加藍衣社行動隊第三隊隊長；下分三組，共有組員十五人，專事暗殺工作。六月二十六日鄭某來寓命余（該犯自稱）出外工作，乃同至早經(jīng)過布置就緒之四馬路石路吳宮旅社五〇九號房間，當時以未見穆時英，故未動手；第二日（廿七日）余因病不起，第三日亦以臥病未起，即命其行動員三人前往，當晚七時，彼等來寓報告工作完成；一周后，在大新舞廳上峰發(fā)下獎金六百元。

刺毛情形 本年八月九日余先在大中華飯店內(nèi)布置，當晚十時許，見毛羽豐之汽車，余之部下，即在門口埋伏，旋見毛步出大中華，即由一人上前，以左輪槍向其轟擊三槍，均中要害；工作完畢后，手槍即以報紙包好帶回。同時并計劃暗殺梁鴻志，盧英二人云云。

報道中并未交代抓獲的具體時間，但從下文可知，張金寶應在8月就被捕了。而汪偽警政署之所以選擇此時公布，蓋因兩報同時還報道前一日（雙十節(jié)）《中華日報》被抗日分子投彈襲擊一事，大概有以示儆戒之意。此后，穆案遂告一段落。

抗戰(zhàn)勝利后，穆案再次被人提起。除《殺穆時英的劊子手》外，稍早還另有兩篇報道《剌死穆逆時英后被捕 烈士張金寶臨刑不屈》《被忘記了的民族英雄張金寶就義經(jīng)過》，作者分別為“容信”和“信容”，應為同一人，因為兩文所述事體乃至細節(jié)都差不多，且后文中又說“記者年前曾記其大概于某報刊”，應該指的就是前一篇。前文如下：

汪記“政府”下的偽報《國民新聞》，曾經(jīng)四易社長，第一任為穆逆時英，第二任劉逆吶鷗，第三任李逆士群，第四任黃逆敬齋，穆劉兩逆先后被鋤，李逆死于毒菌，黃逆現(xiàn)已不知去向矣。

想到穆逆時英在二十九年首次被鋤時，就會使我難忘執(zhí)行打死這個文化巨奸的一位民族英雄張金寶烈士，可是勝利后直到現(xiàn)在還未見褒獎這位民族英雄的明令，悲痛之余，就有些心寒！

張烈士為宜興人，年僅三十余，待人和善而處事果敢，謀刺穆逆時英雖已達成目的，但隨即事敗被偽方逮捕，時值深夜，張之住宅四周已被偽警敵憲密密包圍，張烈士聞敵偽登樓聲，知事已敗露，乃從窗口躍下，偽行動員追蹤，向窗口下發(fā)一槍，彈中頭都[部]，張烈士被捕。

被捕后先送醫(yī)院療傷，傷愈，復被解送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收押，時余亦被押在焉，目睹張烈士在押月余，每日與同獄難友，談笑自若，毫無憂杞，一日，張正于午餐之際，突有偽員持提票至，口唱張金寶名，張知成仁之期已到，然仍無懼色，毅然隨提票人出，離獄被綁時猶向同囚難友揮手高呼：“同志們永別了”，蒙難同志，聞其壯言，莫不默泣淚下，大炮吳逆世保原為烈士友，此時亦親攜酒肉送別，張拒而不受，此時，張烈士忽發(fā)現(xiàn)腳上穿錯他人之鞋，乃囑押刑人往調(diào)，并謂：“我當穿己物死”等語，聞者凄然。

當張烈士被押赴中山路刑場時，臨刑前執(zhí)行者偽員令其跪下，張怒曰：“你們這般什么東西，我乃中華有血男兒，豈肯向汝等漢奸下跪，要殺開槍，何必啰嗦。”語畢堅不屈膝。（按：若站立執(zhí)行，執(zhí)行人之大忌）執(zhí)行人復勸其向前走兩步，烈士亦不允，執(zhí)行者無法，旋于腦后擊一槍，卒告成仁盡忠。而現(xiàn)在也該是執(zhí)行人被執(zhí)行的時候了！

從引文可知，作者系一名記者，彼時也被拘押在“七十六號”，與張金寶是同監(jiān)獄友，曾“目睹張烈士在押月余”，故對其人生經(jīng)歷、殺穆時英等關節(jié)知之甚詳，文中所述《國民新聞》“四易社長”、漢奸李士群被毒殺也都是事實。此與六年前《國民新聞》《中華日報》所載，既相互印證，又互相補充。“容信”之所以舊事重提，蓋因他認為張金寶是一位聲名不彰的抗日英雄，“敬希政府當局注意，明令褒揚張烈士，暨恤其家屬，俾死者瞑目”，有為其鳴不平、正名分、爭撫恤之意。

其次，軍統(tǒng)編纂的內(nèi)部資料。1960年，臺灣“國防部情報局”（前身為軍統(tǒng)）曾編印的《本局殉職殉難先烈事跡匯編》《忠義救國軍志》，內(nèi)載有張金寶抗戰(zhàn)爆發(fā)后參加“軍統(tǒng)”，鋤殺穆時英等抗日事功。也就是說，張金寶的確是被軍統(tǒng)招募、從事敵后抗日的特工。《本局殉職殉難先烈事跡匯編》有關張金寶的記載如下：

先烈張金寶，南京市人。倜儻任俠，膽勇絕倫。中學畢業(yè)后，曾學戎事，尤精槍法。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四月，參加本局工作，初任上海直屬站通訊員，繼任行動小組長，沉著干練，建樹獨多。先后于滬上狙擊劉逆榮貴、穆逆時英、毛逆羸豐等，均獲成功。敵偽股栗，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八月十四日晚，運用員傅林被捕，株及先烈。當因因跳窗逃脫而中敵彈，旋拘送工部局醫(yī)院，施行手術。迨神志稍清，肆口罵奸逆不止，院方知為愛國志士，倍加欽敬，敵數(shù)欲提訊，輒以“創(chuàng)重難于受審”復。遷延至九月中旬，始被提解至偽特工總部。先烈以牽連多人，心有不忍，遂自認狙擊劉逆榮貴等案，請釋無辜。承審人吳逆四寶復詢：“爾等人幾何？誰系上級？倘可引捕立功，當解爾。”先烈厲聲答曰：“同志不計其數(shù)，除汝輩外，皆是也，上名不詳，大丈夫敢作敢當，何誅累為？余張金寶豈畏死偷生者？所恨未能盡殺漢奸以報命耳。”嗤之以鼻。吳逆技窮，揮斥出。先烈切齒詈曰：“抗戰(zhàn)總有勝利之一日，看汝輩漢奸為虎作倀到幾時！”遂于同年雙十節(jié)，慷慨就義于上海中山路，年四十五。

此段記錄與前引報載新聞在一些重要關節(jié)上，可互相印證，如張金寶暗殺漢奸、不幸被捕、受傷就醫(yī)、押解收獄、漢奸吳四寶、犧牲地點等，同時還補充了部分信息：張金寶的軍統(tǒng)身份、鋤奸事跡、被抓原因，及其被捕、收押、犧牲的具體時間等。

此外，《忠義救國軍志》也記載了抗戰(zhàn)爆發(fā)前后，軍統(tǒng)“總指揮部”、各區(qū)（站）、各“行動隊”等各個單位鋤奸行動的具體信息——包括漢奸姓名、身份劣跡，行動的單位、日期、手段、地點和結果等。其中有張金寶所在的軍統(tǒng)“上海直屬行動隊”狙殺劉榮貴、穆時英、毛雨豐、侯子文等記載，相關情況見下表。

上述信息有一些不確之處，如穆時英實為“《國民新聞》社”社長；毛羽豐的姓名、身份、被殺時間等，但關鍵信息是對的。其中劉、穆、毛被殺的時間、地點、方式等與當時報載都能一一對應。以《申報》為例，1940年6月18日該報以《愛文義路昨晨血案 劉榮貴遭暗殺》的醒目標題和大幅照片，報道了“捕房滬東丙區(qū)督察長”劉榮貴遭“有計劃的預伏守候，三彈均中要害當場身體死”的消息；8月10日《申報》同樣以大幅標題《大中華飯店血案 毛羽豐飲彈死》刊載了“三彈均中要害”，毛羽豐“當場斃命”的消息。此外，《中華日報》《國民新聞》《新聞報》《時報》等報也在同時載有上述暗殺新聞，而上海之外的報道則稍晚一些（如重慶《中央日報》諸報道均晚一天）。至于穆時英被殺消息則更多，筆者曾多有引述，不贅。

二

上文的舉證材料既有來自公開發(fā)表的文獻，也有來自軍統(tǒng)的內(nèi)部記載，其中雖有少量的細節(jié)上的舛誤，但關鍵事項皆能互證。于此可見，張金寶以軍統(tǒng)的身份，為抗日鋤奸而狙殺穆時英，確定無疑。但還有疑問需解答。筆者曾在《諜影重重》一文中指出，1941年10月，“軍統(tǒng)”上海區(qū)被汪偽“特工總部”一鍋端，死的死，降的降，散的散。而據(jù)“七十六號”的破獲收繳和投降者的交代，1940年11月28日《中華日報》曾刊出《藍衣社在滬所犯案件統(tǒng)計表》（同日《國民新聞》也有同樣報道），所錄100多宗鋤奸殺寇的案件中，為何卻沒有記載穆時英、劉榮貴等案？現(xiàn)在看來，原因首先在于張金寶被擒獲的消息早先已報道。此外，還與抗戰(zhàn)期間，軍統(tǒng)在上海的組織系統(tǒng)的復雜性、流變性等有關。

據(jù)時任軍統(tǒng)上海區(qū)書記王安之所述，1937年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戴笠曾親赴上海，在各方（如杜月笙）的襄助下，先后組建了“忠義救國軍”“蘇浙行動委員會”等多種抗日組織。隨著上海淪陷，軍統(tǒng)的活動轉入地下，利用租界特殊環(huán)境，從事情報收集和暗殺破壞活動。軍統(tǒng)在滬組織先后有上海區(qū)（周偉龍、趙理君、陳恭澍等先后任區(qū)長）、上海第二區(qū)（姜紹謨?nèi)螀^(qū)長）、上海直屬站等。

這些組織的成員來源廣泛而復雜，既有黑道上的“流氓惡霸”，也吸納了不少“愛國志士和知識青年”參加，甚至租界巡捕房的“中西包探”也與“軍統(tǒng)”暗通聲氣。在很短時間里，潛伏在上海的特情人員，“迅速發(fā)展到一千多人”，“上海區(qū)在本部之下設有情報、行動、電臺、交通站、聯(lián)絡處等十多個秘密門，外勤特務單位擴充到八個情報組、八個行動隊。每組、每隊的組、隊員人數(shù)，有的一百多人至兩百人，有的四五十人、六七十人不等。另外，還有軍統(tǒng)局特派在上海的直屬通訊員”。

由于漢奸丁默邨、李士群投敵事偽，以及偽“特工總部”的成立，軍統(tǒng)在上海的組織機構遭到極大的破壞，在與“七十六號”的互相廝殺中，越來越艱難，戴笠又陸續(xù)在各地調(diào)配、當?shù)卣心既笋R，以補充新的力量。其中“上海直屬站”成立于1940年春，同樣從事情報收集與破壞暗殺行動。此單位人員多數(shù)是“在上海就地吸收的”，戴笠希望在站長廖公劭（黃埔四期）帶領下，在上海“大干一陣”，“尤其在行動方面寄以重望”，一成立“即發(fā)給他武器彈藥”。張金寶加入的應就是這個“直屬站”，先任通訊員，后又任“行動隊隊長”。只是廖公劭不久被捕，投靠了汪偽，張金寶、傅林等關鍵人物又被“七十六號”捕獲被殺，“直屬站”無形中終結。換言之，“上海直屬站”與張金寶統(tǒng)領的小分隊存在時間很短，未引起更大注意，甚至連專門研究者也鮮有提及。

“上海區(qū)”（即“上海一區(qū)”）是軍統(tǒng)在上海架構最大、人員最多，也是最主要的組織，他們做的案子多、影響大，且暗殺不少有名的漢奸。不幸的是，1941年10月底，“上海區(qū)”被汪偽“調(diào)查統(tǒng)計部”破獲，自區(qū)長陳恭澍到五個“情報組”、八個“行動大隊”，共100多名軍統(tǒng)特工先后被捕，大批槍支彈藥、發(fā)報機、檔案文件等被搜繳。《中華日報》所載《藍衣社在滬所犯案件統(tǒng)計表》記錄的是在“上海區(qū)”的組織領導、實施行動的暗殺破壞案件，而穆時英則是被張金寶所在的“直屬行動隊”所擊殺，兼之前有報道，故不在統(tǒng)計之列。

但是，《忠義救國軍志》對軍統(tǒng)分布在各地、各個不同的組織所立事功，則記錄得一清二楚。如發(fā)生在上海的刺殺傅筱庵、陳明楚、何行健、張嘯林、劉吶鷗、余葉封等“行動單位”為“上海一區(qū)”，擊殺穆時英、劉榮貴、毛羽豐等則為“上海直屬行動隊”所為。此外，“蘇州行動隊”“總指揮部”“浙江行動隊”“壽州行動隊”“浙西行動隊”等也各有鋤殺漢奸的記錄。

有意思的是，無論是張金寶的獄友記者“容信”，還是軍統(tǒng)后來的記錄，均對其人品、風度、行事等多有褒揚。而《殺穆時英的劊子手》則有這樣的評價：“長腳金寶為六七年前名震白相人地界人物，后抗戰(zhàn)軍興，金寶忽改白相人常態(tài)，沉默者達一年之久，金寶素無大志人也無疑。”事實上，抗戰(zhàn)之前張金寶的確是上海灘頗有聲名的“白相人”。據(jù)各種零星信息，可大致勾勒出其人生軌跡。

張金寶，約生于1901年，浙江宜興人，到上海謀生具體日期不詳，前為皮匠，還曾在飯店謀生，后逐漸混跡于江湖黑道，有“長腳金寶”“強盜金寶”諢號。因私造偽銀幣，1930年8月29日，張金寶在上海西嘉興路被哈爾濱路巡捕抓獲，并當場搜獲了造假的模具、材料以及假洋成品一百五十多元。報稱，張為此被法院判處了五年徒刑，但不知何故，同年10月17日晚，張金寶又在上海三馬路的一個叫“其昌旅館”中，遭因賭債糾紛而結仇的高阿根一伙人持槍帶斧報復，身受重傷，幸被“捕車送醫(yī)院”，逃過一死。據(jù)說，1932年“一二八”上海事變中，張金寶曾“組織義勇軍”，“抵抗敵人”，傅林等馬仔小弟皆“挺身響應，不遺余力”，“旋奉命停止活動”，又“在上海開設舞廳”，并“暗中接納義士，以圖后舉”。

1933年3月，張金寶犯下了一樁殺人大案。當月26日，張伙同門徒張殿臣，在法租界小東門大街“大吉樓”飯店里，槍殺了一個叫顧道生的人。報稱顧道生之前也是張金寶的“門徒”，因為爭風吃醋，兩人反目成仇。殺人事發(fā)后，張殿臣被抓，張金寶則避逃常州。7月24日，租界捕房派人將其從常州抓回上海，二張皆被法院判處二十年徒刑。但兩人在供詞中互相推諉，均不服判決而上訴。羈押期間，張金寶“仍不悔過”，與同監(jiān)在押犯為香煙而起爭執(zhí)，不但不聽獄警勸阻，反而毆傷朱姓看守，又加一罪，到了法庭上，張金寶竟然百般抵賴，不承認打人。直到1935年，張金寶還在為殺顧的案件上訴，甚至在法庭上“跪地叩頭”，哭訴被人誣告，若“吃冤枉官司”，七十老母無人供養(yǎng)，將會餓死。

據(jù)報載推斷，最終張金寶大概僅以“犯盜案、私藏軍火兩罪”，被判處短期徒刑，因為1936年他就出獄了，但是不久又犯事了。張金寶私藏的“紅丸”（毒品）被淞滬警備司令部搜獲，并查封了他的住所。因懷疑是“地保”徐庭忠（其實是其前情婦）告發(fā)藏毒一事，11月2日，張金寶帶多名持械同黨，在閘北徐家橋槍殺了徐庭忠，再次犯下殺人案，并逃匿于吳淞鄉(xiāng)間，后被抓獲，判刑二十年。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發(fā)生，8月，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可能系出于現(xiàn)實需要，南京國民政府司法部“以戰(zhàn)時監(jiān)犯調(diào)服軍役辦法，可疏通監(jiān)犯、減少敵機轟炸危險，與軍事方面亦有相當輔助”，“分令各省高等法院督飭各級監(jiān)獄迅速遵辦具報”。也即將服刑犯人放出來參加抗日活動，張金寶大概因此“經(jīng)合法手續(xù)保釋出外”，并“在戰(zhàn)地服務”。不巧的是，一次，張生病上醫(yī)院就診時，被法租界巡捕認出，并當作逃犯抓了起來。經(jīng)法庭審理，認為“張并無脫逃及偽造文書等罪嫌，當庭判決無罪”。所謂“戰(zhàn)地服務”，當然是參加抗日活動。

1940年4月，張金寶加入軍統(tǒng)后，也介紹小兄弟傅林加入。傅林1932年曾協(xié)助張金寶組織抗日活動，1937年淞滬抗戰(zhàn)時“投身軍伍”，先在鄧義部任排長，作戰(zhàn)勇敢，“蘇州一役，身中三彈”，傷愈后赴浙江參加陶廣部，任特務長。傅林對上海情況熟悉，加入軍統(tǒng)后，“舉凡運輸軍械、制裁漢奸等工作，無不參與，貢獻極多”，刺劉榮貴、毛羽豐案，“與有力焉”。1940年8月14日，傅林被敵偽捕獲，并牽連張金寶被抓，10月10日，兩人同在“中山路慷慨就義”。

綜上所述，抗戰(zhàn)之前的張金寶混跡于上海大世界，出沒于租界碼頭，造假幣、販毒、私藏武器、逞勇斗狠、殺人襲警，可謂劣跡斑斑，是個不折不扣的“白相人”。無論是記者“容信”，還是軍統(tǒng)的，則對其多有美化，甚至稱之為“幫會巨子”。這也在情理之中，因為他們所知曉（或只愿意記載）的大概只是抗日英雄張金寶。

當然，從張金寶在法庭上還惦記著無以為生的老母，以及“一二八”淞滬抗戰(zhàn)中曾有抗日舉動等細節(jié)，表明其尚存孝忠良知，這大概也是抗戰(zhàn)爆發(fā)后，在民族大義面前，他能一反往日作風，并最終做出了舍身搏命、殺敵鋤奸、寧死不屈等令人刮目相看的義舉。而判然有別于那些毫無原則底線，罔顧是非忠義，只為一己私欲，在亂世中渾水摸魚、殘害同胞、助紂為虐的奸逆敗類，如抓捕殺害張金寶的吳四寶、張國震之流。

至此，穆時英被殺案應可以塵埃落定。讓人感慨的是，若不是抗日戰(zhàn)爭，鬼才作家穆時英應該繼續(xù)過著他天馬行空、落宕不羈的都市“新感覺”生活，還可能寫出更加出彩的文學作品，而“白相人”張金寶則大抵還在監(jiān)牢中渾渾噩噩，或者在刀光劍影的江湖中討生活。歷史的機緣巧合，讓兩種原本不相屬的人，意外的牽扯在一起，并演繹一出正與邪、生與死、英雄與敗類的反轉大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