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韓小蕙 編選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年01月 ISBN：9787536091191

目盡青天

敕勒川(節(jié)選)_梅岱

探索《敕勒歌》，不能不回到它所描繪的主體——敕勒川。

我雖說是生在長在敕勒川的敕勒川人，可對敕勒川的往昔以及這塊神奇土地上曾經發(fā)生過的故事還是知之甚少。

去年八月，正是塞上秋高氣爽、羊肥牛壯的豐收季節(jié)，我回到敕勒川，驅車數(shù)百里從包頭到呼和浩特橫穿敕勒川的中心地帶，又一次領略了這塊廣袤無垠、美麗富饒的地方。走進位于土默特右旗的敕勒川博物館和位于呼和浩特南郊大黑河畔的昭君博物院，專訪了研究敕勒川歷史文化的敕勒川文化研究會會長，也是我的同鄉(xiāng)伏來旺先生。看到博物館里豐富詳實的展陳和專家們富有創(chuàng)意的研究成果，像是穿越了一條悠長曲折的時光隧道，使我走進了敕勒川的歷史。有人說，寫作本身就是一種還鄉(xiāng)。寫敕勒川，當然就是我的一次還鄉(xiāng)，回到我熟悉的但又了解不深的故鄉(xiāng)。

敕勒川對于今天的許多人來說，是一塊陌生的地方。翻閱歷史文獻典籍，可以零星地看到敕勒族、敕勒人的表述，而很難找到敕勒川的蹤影。敕勒川有些撲朔迷離，以至在今人的一些文章中，常常把敕勒川錯放在山西、甘肅、寧夏甚至是新疆的地圖中。其實，《敕勒歌》再清楚不過地告訴人們，“敕勒川，陰山下”，陰山就是敕勒川的參照物，陰山在哪，敕勒川就應該在哪。北齊的《魏書》《北史》均有明確記載：“列置新人于漠南，東至濡源，西暨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卷一百一十九，亦有相同記載。

打開地圖，可以看到，陰山山脈西起內蒙古巴彥淖爾市境的狼山、烏拉山，向東經包頭市、呼和浩特市境的大青山、蠻漢山，再經烏蘭察布市境的灰騰梁山、大馬群山，東至河北省境的灤河上游，全長1200公里（折合古代三千里左右），南北寬50~100公里。陰山山脈東西綿延橫亙在中國正北方，像一只巨大的臂膀把敕勒川攬在懷中。它的南邊就是地圖上黃河“幾”字形最上邊的那一橫。北依陰山，南臨黃河，海海漫漫、一馬平川，可謂負山抱河、縱橫四域、通達八方。歷史地理學家把中華文明分布劃為三條線，第一條在北緯41°，稱之為農牧分界線，敕勒川正好在這41°的農牧分界線上。有陰山抵御西伯利亞吹來的寒流，又有黃河豐沛河水的澆灌，敕勒川確實是塊宜農宜牧、美麗富饒的風水寶地。

敕勒川雖地處塞外邊陲，可它的文明史源遠流長。早在70萬年前，我們的先人們就在這里漁獵和耕作。20世紀70年代，考古學家們先后發(fā)掘呼和浩特“大窟遺址”、托克托“海生不浪遺址”、包頭“阿善遺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骨器、陶器都向世人宣示，這里也曾是中華多元文明的源頭之一。還有著名的陰山巖畫，散布在綿延千里的陰山深處，鐫刻在巖石上的畫圖，生動古樸，內容十分豐富，反映了原始人類及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生產、生活。當代人可以從一幅幅古老巖畫中透露出的文明信息，去尋幽探微，去破解敕勒川的文明密碼。

古人說過“左圖右史”，這歷史和地理是不可分離的，其實很多歷史都是地理的、地域的歷史。敕勒川的歷史曾有三個時代最令歷史學家關注，也有人講，這是敕勒川走進歷史中心的時代，這就是秦漢、南北朝、明清時期。歷史學家之所以關注這三個時代的敕勒川，我覺得，可能是因為數(shù)千年來，敕勒川這塊地方目睹了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之間的爭執(zhí)與沖突，更見證了二者之間的交流與融合；還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的矛盾和事端，更有惠及雙方百姓的和平和諧之光景。回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演化進程和追求一統(tǒng)的歷史傳統(tǒng)，敕勒川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樣本。

史學界關注的第一個時代，是秦漢時期的敕勒川。

敕勒川自古就是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以及游牧民族之間爭奪的戰(zhàn)略要地，游牧民族把它作為逐鹿中原的橋頭堡，中原王朝把它作為護佑中原安全的屏障。最早進入敕勒川的中原政權是戰(zhàn)國時期的魏國。公元前五世紀，狂傲不羈的魏文侯滅了中山國，便把目光轉向北方。為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沿黃河修筑長城，敕勒川一帶便在其統(tǒng)轄之內。趙武靈王為富國強兵、拓展疆土，實行胡服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策馬陰山，筑城建郡，敕勒川自然納入他的版圖。2018年8月，我又一次登上陰山，眺望趙武靈王修筑的長城，2000千年前的石頭城墻巍峨依然。

公元前4世紀，匈奴在北方草原崛起，這是一個古老的游牧民族，他們勇猛剽悍，全民皆兵，遷徙不定，出沒無常，胡騎鐵馬四處侵擾。戰(zhàn)國后期，趁中原戰(zhàn)亂不息，匈奴人南下，越陰山，控長城，占領了敕勒川以及黃河南岸的“河南地”（今鄂爾多斯），并在今包頭附近建立了都城。

秦始皇橫掃六國，統(tǒng)一了中國，建都關中咸陽。雄踞北方的匈奴距咸陽幾百里之遙，成為威脅新生的大秦帝國的心腹之患。其間，有燕人盧生向篤信仙道的秦皇進言，“亡秦者，胡也”。平定中原之后，秦王朝自然要把解決匈奴之患作為當務之急。做了一番準備之后，秦始皇即派大將蒙恬和太子扶蘇率30萬大軍北上討伐匈奴，始料不及的頭曼單于和他的軍隊落敗而逃，退回陰山北麓的荒漠。敕勒川、河南地又成為秦王朝的牧場和田園。秦王朝在這一帶重新設置九原郡，蒙恬大將和他統(tǒng)率的30萬大軍就地屯墾戍邊。

擊敗匈奴，胸懷大略的秦始皇開始建造兩個可以說是驚天動地的偉大工程，這兩大工程都與敕勒川有關。第一大工程，當然是長城。先把陰山上秦、趙、燕先前修筑的舊長城連接起來，然后分段補缺修筑新長城，歷時十年，西起臨洮，東至遼東，在北方6000公里的崇山峻嶺中崛起一條巨龍般的城墻。第二大工程，就是被今人稱之為中國第一條“高速公路”的秦直道。這條大道寬20米，全長700公里，南起咸陽淳化，北上直達敕勒川腹地的九原（今包頭所轄）。一條大道南北貫通，從大秦帝國的心臟到北方戰(zhàn)略要地暢通無阻，敕勒川、河南地盡在帝國掌控之中。橫有長城，縱有直道，兩大工程理所當然成為大秦帝國的杰作和豐碑。有人說，長城像是一張拉開的弓，直道則像是一支即將飛出的箭，這一墻一道便構筑起帝國收放自如的攻防體系，而敕勒川正是在弓和箭交會的三角地帶，這足以說明敕勒川在這安全體系中所處的特殊地位。

秦末農民起義，中原地區(qū)群雄逐鹿、戰(zhàn)亂不息，匈奴人借機又南下進入敕勒川。待劉邦建立大漢王朝時，匈奴已成為兵強馬壯、疆土遼闊的“百蠻大國”。可以和漢王朝抗衡，給漢王朝帶來危患的當數(shù)匈奴了。在中華大地上，形成了一南一北兩強對峙、兩強爭霸的局面。

兩漢400余年，漢朝和匈奴打打停停，時戰(zhàn)時和，敕勒川時而成為烽火狼煙的戰(zhàn)場，時而成為安樂祥和的家園。敕勒川見證了戰(zhàn)爭沖突帶給人們的苦難與悲痛，也見證了交流融合而演繹出的動人故事和各民族百姓共享太平的景象。

《史記》中許多篇章對漢朝和匈奴的戰(zhàn)爭都有詳盡的記載，比較集中的是在《匈奴列傳》中。閱讀這些文字，可以發(fā)現(xiàn)，在這些戰(zhàn)爭的描述中，出現(xiàn)最多的地名是云中、定襄、五原、高闕、河南地，這些地方都在敕勒川或者相鄰的地域。《衛(wèi)青驃騎將軍列傳》中講，大將軍衛(wèi)青與匈奴作戰(zhàn)七次，其中有五六次都在敕勒川及周邊。可想而知，那時的敕勒川是漢匈必爭之地，也自然成為漢匈作戰(zhàn)的主戰(zhàn)場。20世紀七八十年代，當?shù)剞r民在地里勞動，還不時可以撿到許多生了銹的銅箭頭。我做記者的時候，曾到陰山腳下一個叫蘇都侖（在古高闕附近）的村子采訪，大隊書記拿出一把已殘損的青銅寶劍給我看，說是挖樹坑時挖出來的。“牧童拾得舊刀槍”，“自將磨洗認前朝”。現(xiàn)在想來，這些銹跡斑斑的兵刃說不定就是衛(wèi)青或者是冒頓單于們的戰(zhàn)爭遺物。

今天敕勒川上的人們，并非都知道這里曾經漢匈兵戎相見、刀光劍影，但昭君出塞、胡漢和親的佳話卻家喻戶曉。

公元前33年，呼韓邪單于到長安覲見漢元帝，請求和親，愿做“漢家女婿”。漢元帝答應了呼韓邪的請求。“和親”原是漢高祖時劉敬提出的建議，當時的形勢是匈奴強漢朝弱，呂后不忍心將女兒遠嫁北番，因此挑一個宗室的女兒假作公主出嫁。到漢元帝時，已是漢強胡弱了，沒必要挑皇親國戚的女兒了。宮女們聽說要遠嫁匈奴，也都不愿從，只有王昭君毅然請命，“自請掖庭令”，愿出塞和親。在漢朝官員的護送下，王昭君千里迢迢遠赴漠北，做了呼韓邪單于的“寧胡”閼氏。昭君出塞化干戈為玉帛，推動了胡漢文化的交流。北部邊塞60余年“黎庶無干戈之役，數(shù)世不見煙火之警，牛馬布野，人民熾盛”，出現(xiàn)了兩族開關合市的和平景象。

敕勒川是呼韓邪單于曾經駐牧八年（公元前51年至43年）的地方，也是昭君出塞途經的地方。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包頭召灣漢代古城廢墟中發(fā)現(xiàn)刻有“單于和親”的漢代瓦當，推測這里是昭君和呼韓邪單于曾經駐驛過的地方。敕勒川人對這位來自湖北秭歸的漢家姑娘有著特別的喜愛，民間流傳著許多贊頌她的故事。昭君去世后，人們?yōu)榱思缿堰@位“和平使者”，敕勒川上出現(xiàn)了許多昭君墓，至今還有十多處，其中規(guī)模和影響最大的是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畔這一處。高高的墓冢青草蔥蘢，入秋后依然青色如黛，因此被稱之為青冢。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內蒙訪古》中寫道：在大青山腳下，只有一個古跡是永遠不會被廢棄的，那就是被稱為青冢的昭君墓。因為在內蒙古人民的心中，王昭君已經不是一個人物，而是一個象征，一個民族和睦的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個墳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歷史紀念塔。

在內蒙古工作的時候，我曾多次參觀昭君墓，這次回敕勒川，又專程來到由昭君墓擴建后的昭君博物院，看到的是來自各地的游人，或在呼韓邪單于和昭君大型雕塑前留影，或在董必武詩碑前靜靜地誦讀老人的詩篇。歷史上多有文人墨客把昭君出塞及“和親”之舉斥之為中原王朝的屈辱和羞恥。我十分贊成和欽佩董必武老人家鏗鏘有聲的回應：“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漢和親識見高。詞客各攄胸臆懣，舞文弄墨總徒勞。”

史學界關注的第二個時代，是南北朝時期的敕勒川。

之所以叫敕勒川，就是這一時期居住在這里的人是敕勒族，因此人們就把這塊平坦無垠的區(qū)域稱之為敕勒川了。因為自然條件優(yōu)越，地理位置顯要，當時北方游牧民族紛紛到這里來搶奪地盤。差不多是同一時期來到這里的另一個民族是鮮卑族的一個分支拓跋鮮卑，他們來自大興安嶺。比之于敕勒人，拓跋鮮卑人的思維觀念和部落意識較強，用現(xiàn)在的話說，就是內部有凝聚力、向心力，比較團結。其部落首領拓跋力微收攏異部，拓展牧地，時機成熟便自立為王，并打出“代國”的旗號。當時的代國之王有點像綠林好漢中的山大王，所謂的國也只是拓跋鮮卑的部落聯(lián)盟，并非真正意義上的國家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