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中日文學(xué)交流空前繁榮。隨著遣唐使團的來華，大量的唐代詩歌傳入日本。其中，白居易的詩歌流傳最廣、影響最大。日本漢學(xué)家大江維時編纂的唐詩名句選《千載佳句》中收錄唐詩1110聯(lián)，僅白居易一人之詩就占了535聯(lián)。

據(jù)日本《文德實錄》記載，大約在9世紀初，白居易詩歌就已經(jīng)傳入日本，深受日本宮廷的喜愛。當時其詩集還比較稀缺，以致竟有官員因獻白詩而獲提拔。嵯峨天皇將《白氏文集》視為“枕秘”，愛不釋手，在宮中專門設(shè)立侍讀官開講《白氏文集》。此后，《白氏文集》成為幾代天皇的修身課程。

宮廷的這股潮流也滲透到了知識階層。當時的儒學(xué)者慶滋保胤說：“唐白樂天為異代之師”。著名詩人島田忠臣以白詩為“詩媒”，說：“坐吟臥詠玩詩媒，除卻白家余不能”。還有文人對白居易朝思暮想，以至于在夢中與其相遇：“系情長望遐方月，入夢終踰萬里波”。這些都反映出日本平安時代文人奉白居易為師的現(xiàn)實以及對白居易的崇敬之情。

對白居易詩歌的推崇，也影響到了平安時代文人的創(chuàng)作。在這一點上，女作家紫式部所著《源氏物語》體現(xiàn)得最為明顯。《源氏物語》是日本古典文學(xué)史上的巔峰之作，在其開篇《桐壺》中，桐壺帝與其妃子之間的凄美愛情與白居易的長篇敘事詩《長恨歌》里的故事情節(jié)頗為相似。桐壺帝在愛妃死后感嘆“天命如此，抱恨無窮”，讓人聯(lián)想到《長恨歌》中的名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除《長恨歌》外，這部日本古典文學(xué)名著還多次借用白居易的其他詩歌。在《須磨》一回中，被流放的源氏公子在仲秋之夜望月思鄉(xiāng)，吟誦了白詩“二千里外故人心”。此句出自白詩《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獨直，對月憶元九》，原本為中秋夜白居易在翰林院值宿時，思念被貶到江陵的元稹所作。紫式部在這里反其意而用之，表現(xiàn)自貶后的源氏遙念京都的情狀。此處的借用流暢自然，毫無生澀之感，足見紫式部對白居易詩歌的熟識和掌控力。

白居易的詩歌之所以能在平安時代的日本獲得廣泛認同，一方面是因為其詩歌通俗易懂、貼近生活；另一方面，白居易詩歌中的感傷詩和閑適詩契合了日本人的審美需求，撥動了宮廷貴族和知識階層的心弦。

在平安時代中期，由于天皇大權(quán)旁落和社會動亂頻發(fā)，宮廷貴族的進取心大為減弱，他們通過寄情山水、宴飲行樂以逃避世事。白居易的感傷詩和閑適詩在此時傳入，恰好引發(fā)了他們的情感共鳴。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貶為江州司馬后，思想和創(chuàng)作風格發(fā)生極大變化，“宦途自此心長別，世事從今口不言”。他自稱“天涯淪落人”，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感傷詩、閑適詩。這些詩歌追求與自然融為一體、心物合一的美感，表現(xiàn)出遠離官場、隨遇而安、人生無常的心境。正是這些詩歌，成為平安時代日本文人的心靈慰藉。

白居易詩歌在平安時代的流播持續(xù)了近400年，譜寫了中日友好的璀璨篇章。平安時代之后，白居易詩歌在日本文壇的熱度逐漸降溫，但仍不乏文人墨客從中汲取營養(yǎng)。19世紀的文人伊能穎則，根據(jù)《長恨歌》的詩句創(chuàng)作了《長恨歌句題和歌》。1968年，川端康成在接受諾貝爾文學(xué)獎時，發(fā)表了以《我在美麗的日本》為題的演講。演講中，他用“雪月花時最懷友”來概括日本傳統(tǒng)文化和藝術(shù)中的美學(xué)特征。他解釋，“雪、月、花”指的是四季時令變化之美，“最懷友”指的是由對美的感動而誘發(fā)出的對人的懷念之情。這句話就化用自白詩《寄殷協(xié)律》中的“琴詩酒伴皆拋我，雪月花時最憶君”一句。

白居易詩歌以其超脫寧和的意境、唯美傷感的情調(diào)、平易細膩的文風讓不同時代的日本人從中尋找到心靈的撫慰和情感的寄托。這種穿越時空的力量，使得白居易詩歌等中國古典詩詞不斷沉淀，在新的時代仍然深入人心、煥發(fā)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