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80后”文學是新世紀以來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但相關的研究還遭受著諸多質(zhì)疑，這種代際劃分方式的合理性亟待論證。有研究者提出“城市化時代的青年文學”等命題來回應質(zhì)疑，但仍有未解的理論困境。應該看到，代際劃分方式已經(jīng)發(fā)生了重大變革，失去交鋒的時代，已很難用標志性的思想或歷史事件等方式來劃分代際，而回歸自然年齡來區(qū)分代際，在具有轉折性質(zhì)的“80后”這代人身上是合理的，并在學術界實際上已廣泛通行。代際研究需要警惕整體主義的迷誤，在充分把握作家個體特征的基礎上，講述這代作家貢獻的文學特質(zhì)。“80后”作家研究將伴隨年輕作家走出“密林中”的困境，融入到悠遠的人文傳統(tǒng)，以此參與到中國文學未來的構建，并擔當起新的歷史文化傳承者的責任。

關鍵詞：

中國文學；“80后”作家；代際劃分；整體主義

作為新世紀以來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之一，“80后”作家進入學術視野，已有十多年的歷史，對此給予高度重視者不乏其人，譬如有學者在回顧中國當代文學60年發(fā)展的著作中，對此有專章介紹，并稱“‘80后’文學無疑成為21世紀以來文壇最受矚目也是最為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之一”。另有學者在談“新文學終結”時，首先就是指“80后”作家的出現(xiàn)帶來了文學基本觀念的變化，使得文學從“精神和藝術上的事業(yè)”，被降格到“娛樂和消遣作用”來看待等等。但這些論述的出現(xiàn)已是若干年前，這些論者并沒有在這方面持續(xù)研究下去。在另一些學者那里，“80后”作家研究則還遭遇著諸多尖銳的質(zhì)疑，它是否成立或者具有學術價值，還并非不言自明。這些年來，“80后”作家隊伍及其創(chuàng)作在持續(xù)發(fā)展，不斷有舊的退場、新的涌現(xiàn)，卻未見相關的研究攜手并進，甚至每當談起這個話題，很多研究者第一時間想到的還是韓寒、郭敬明等名字，那些真正進行著更為嚴肅的文學探索的作家，諸如蘇瓷瓷、蔡東、孫頻、鄭小瓊、雙雪濤、胡遷等，反而并未被知曉。該如何打破這種局面，沖出這種困頓，回答這些質(zhì)疑？“80后”作家研究已經(jīng)有了哪些解決問題的嘗試，它目前存在的主要困境是什么，解決之道又在哪里？這項研究可以或者應該回應哪些重要的思想文化和文學話題，它的價值指向在何方？所有這些問題，都亟待一番清理，才能讓這項研究茁壯成長，進而為當代甚至是未來的中國文學發(fā)展貢獻力量。

一、遭遇質(zhì)疑：“80后”作家群體何以能夠成立？

對“80后”作家研究的批評，首先是對以生理年齡作為命名方式的合理性的質(zhì)疑。有研究者不無尖銳地指出，“整天把年齡胎記露在外面以尋找文壇定位，這恰恰是文學上不成熟的標志”，因為以往的文學史上通常多見的是文人群體之間的“忘年交”，“幾世同堂”而無隔閡，即便是批評，也不一定要同齡人才更相知，“隔代親”的例子比比皆是。如果“文學史上熟知的‘代’的概念被猛然壓縮為‘代際’，關于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的談論不絕于耳”，那就會出現(xiàn)很荒唐的局面，“好像以后研究文學史，非得先看作家身份證不可”。這就是說，單純的以年齡劃線并無道理。而且，這種命名方式會造成難以化解的尷尬局面，如1979年和1980年出生的作家，有可能出生時間只差了一秒鐘，為什么卻注定要成為兩代人，隔著無法逾越的溝壑天塹，而不能平起平坐，放在一起研究呢？

第二種批評者與之相似，他們雖然沒有對以出生年代來標示一個作家群體的做法那么反感，但他們指出，這樣做實際上等于什么都沒講，因為完全看不到這個作家群體所借以成立的那獨特的文學風格或審美特質(zhì)是什么。換言之，除了因為年齡相近而把他們召集在一起之外，這些作家在文學志趣和藝術追求上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呢？這實際上是在問，“80后作家”或“80后文學”，如果能成為一個學術概念，它究竟有什么獨特的內(nèi)涵？趙毅衡在一篇評論中就曾說過類似意思：“半個世紀后，當這一代接近了我的年齡，哪怕黃平那時雄辯能力比今日更上幾個層樓，也難說清‘80后寫作’是什么意思。”

批評之三，則更接近誅心之論。批評者認為，這個話題無非是一種宣傳和炒作，它并沒有學術命題的正當性和合理性，而只是一個精心建構的符號化的消費品。而且這里面有著市場和學術的合謀，“學術權威聯(lián)合曾被他們鄙視的傳媒和商業(yè)的力量，推出各種‘80 后’作家、批評家”，“分期上被嚴格限定為上世紀80 年代出生，并且提出同代人批評同代人，打造一個完全屬于‘80 后’的圈子”，“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圈子游戲，具有嚴格的準入機制和封閉成熟的循環(huán)機制。從人才的選拔、培養(yǎng)，到自我批評與肯定，以至于出版發(fā)行和媒體造勢，甚至是評獎，環(huán)環(huán)相扣、天衣無縫”，“‘80 后文學’并不是一個開放性的見者有份的議題，而是少數(shù)具有最終解釋權的小圈子的話語游戲”，“一個用來搶占話語高地的旗幟鮮明的符號，一個可操作被恣意賦予意義的符號。”

除了這幾種最為典型的批評之外，其他的對“80后”作家研究的看輕、質(zhì)疑和隔膜也不鮮見。早些年很多研究者認為，“‘80后’青春寫手所表達的基本上都是封閉的‘代際經(jīng)驗’，缺乏豐富的社會內(nèi)容和人生經(jīng)驗。……這類作品實在太單薄，甚至太粗糙”，“他們那堆里至今沒有魯迅（韓寒是有魯迅風格的‘80后’，值得期待），沒有陳獨秀，沒有胡適也沒有周作人”。這些基本上都是對“80后”文學的失望之詞，也有研究者憂慮他們的某種寫作傾向，“大量生產(chǎn)即便是最寬容的態(tài)度也無法接受的‘文學作品’。這種‘非文學性（寫作）’很有可能使人對其文學品質(zhì)難以保持充分堅定的信任感”。實際上，在這些論調(diào)的出現(xiàn)后的這些年里，“80后”文學已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當年被認為缺乏的社會內(nèi)容和人生經(jīng)驗也在生長，但很多研究者仍停留在過去的觀感里。

這些批評角度各異，但實則根底里相通。總的來看，它們在圍繞一個核心問題，即這個作家群體或者說代際群體能夠成立的依據(jù)是什么，換言之，它的獨特內(nèi)涵是什么？只要能回答這個問題，那么無論是“年齡胎記”的譏諷，還是“圈子游戲”的大棒，自然都能夠不攻自破。而研究者們已有的努力，事實上也正圍繞著這個問題進行。

二、研究現(xiàn)狀：邊緣處境與充滿歧義的應答

這些質(zhì)疑，體現(xiàn)出這個領域的研究現(xiàn)狀不容樂觀。其中突出的問題，就是相關的研究缺乏持續(xù)性。當“80后”作家剛出現(xiàn)的時候，作為新生力量，其帶來新鮮的命題，必然會促使知名批評家們起來應對，像雷達的《我看“80后”的精神追求——寫給馬亮和“80后”》，李敬澤的《一種毀壞文化的邏輯——關于“80后”》等，態(tài)度立場各異，但無論是曾寄予厚望，還是曾犀利解析，這些學者們都很快離開了這個話題，回到自己更為熟悉的領域，譬如吳俊，在寫過幾篇這方面的論文之后，就沒有繼續(xù)關注了。還有些學者，則是偶一為之，譬如郜元寶曾應《收獲》雜志的邀請，為郭敬明的《爵跡》寫過評論，陳思和在應甫躍輝邀請寫序的時候也對他的寫作有過評議。還有些作家、學者，則是以對年輕人“寄語”的姿態(tài)，雖然語含贊賞，但更多的屬于禮貌性質(zhì)。還有些人還是把它當做“趕時髦”的話題，而徹底束手不為。總的來說，這個領域熱鬧一時，而缺乏延續(xù)性，對最新現(xiàn)場，更是缺乏深入研究。

目前這個領域，是年輕的研究者擔綱主力，例如楊慶祥、金理、黃平、李德南、方巖、徐勇等等。他們大多有對作家作品的個案研究，但出于證明研究合法性的焦慮，也有相當多的精力，在試圖回應上述的質(zhì)疑。他們的努力值得尊敬，然而卻也在不自覺間又制造了新的問題。同時，因為學術現(xiàn)場的冷寂，年輕的研究者的思考和探討，能夠激起的回應畢竟有限，某種意義上他們也陷入了自說自話的困境——所謂的制造“圈子游戲”的指責，實在很冤枉，因為沒有廣泛的學術對話和交流，恰恰是他們也感到最悲哀和無奈，而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

有些年輕的研究者，也看到以生理年齡劃線可能的確是種硬傷，所以試圖為這個概念注入實際的內(nèi)涵，卻并不成功。譬如有研究者將它理解為“城市化時代的青年文學”，但他們馬上就意識到，這個定義還是歧義叢生，“中國城市化的初步啟動其實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下半葉，……像路遙筆下的高加林也是一個城市化時代的青年故事”。因此，所謂的“城市化時代的青年文學”的邊際過于廣大，而且即便勉強征用，它也還只是某種“自然史”的命名，暫時還看不出自覺的美學反應。這些是定義提出者一開始就有清醒自覺的，某種程度上也體現(xiàn)了勉為其難的狀況。在我看來，這樣的定義實際上讓問題不減反增。譬如，如果強調(diào)“城市化”時代，那么像馬金蓮這樣的傾情于鄉(xiāng)土的“80后”作家如何安置？何謂“青年文學”，指青年寫的，還是指寫青年的？無論何種指向都有困難，因為“80后”一代也慢慢告別青年時期，而他們所書寫的也不都是青年人的生活，如蔡東的表現(xiàn)老年人生活的《往生》，這樣的作品是否就要剔除？這些問題都是這個權宜性的定義所難以解決的。此外，還有人試圖用“青春”“網(wǎng)絡”“非主流”這些詞來概況80后文學的特征，其實揆諸當下“80后”作家的寫作事實，這些標簽都已經(jīng)過時、無效。可以說，這些定義不僅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很好地回應以上的批評，某種程度上反而是落入了陷阱，給以上的某些批評以口實——所謂“炒作概念”“搶占話語權”這些誅心之論，或許就是由此找到了某些似是而非的把柄。

此外，年輕的研究者還提出“80后寫作與中國夢”的論題，把“80后”寫作闡釋為一種“中國夢”的敘述，試圖將這個群體的文學與某種宏大的時代命題關聯(lián)起來。后來，又有人提出“80后，怎么辦？”的討論，從文學擴展到一代人如何安身立命的社會、文化命題，牽涉到諸如社會階層的固化、歷史虛無主義的反思等方面，有某種重返“五四”新文學或者是20世紀80年代初新時期文學帶來的思想解放氣象的抱負。這些都可以視作對“80后”作家群體作某種思想內(nèi)涵的歸納，確立“80后”作家研究的存在合法性的努力的延伸，同時，也是對這個研究領域的價值指向的開拓性探索。然而，這些觀點最終所能激起的影響非常有限，基本上還是局限在關心這個話題的小圈子里，因為沒有持續(xù)的回應，它們也沒有結出后續(xù)的理論成果，顯得無疾而終。這或許是某種根本性的尷尬。就像有的研究者私下里說的，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20世紀80年代那種一篇論文出來爭相討論的狀態(tài)，已經(jīng)難以再現(xiàn)。今天，有了各種名目繁多的“重大課題”，有了太多充滿表面光環(huán)和利益驅動的研究項目，對這些初出茅廬的年輕作家的探討，還有多少人會關心呢？甚至可以進一步說，即便是那些“重大課題”，又有多少人關心它的實際成果質(zhì)量如何呢？這是今天的年輕學人面對的根本困境。他們本來就在學術圈的邊緣，缺少話語權力，這種無人關心、自說自話的學術環(huán)境，對“80后”作家研究這個命題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

三、回歸自然時間：代際劃分方式的變革

在梳理了學術界的質(zhì)疑和已有研究的情況之后，我還是要就最基本的問題給出自己的回答——“80后”作家群體作為學術研究對象而成立的理由是什么？這種代際劃分是否合理？

無論是在思想界還是文學界，代際研究無疑都是重要的方法兼命題。遠的不說，李澤厚就曾提出過中國近現(xiàn)代的六代知識分子劃分的觀點，魯迅也曾有創(chuàng)作關于中國四代知識分子人生道路的長篇小說的念頭。魯迅的劃分是章太炎那一代、魯迅自己這一代、瞿秋白等人那一代、馮雪峰等革命青年一代；李澤厚的劃分是“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三八式一代、解放一代、紅衛(wèi)兵一代”。他們劃分代際的標尺，都不是固定的生理年齡，比如在魯迅的劃分里，章太炎比魯迅年長十二歲，而瞿秋白比魯迅年輕十八歲；在李澤厚的劃分里，“辛亥”與“五四”之間，則相隔不過幾年。他們?nèi)绱藙澐值睦碛墒鞘裁茨兀眶斞覆]有具體解釋，而李澤厚則在著作中闡釋了他們之間思想、氣質(zhì)上的差異。

然而到了今天，思想文化界的狀況已經(jīng)大不相同，代際劃分的方式也相應地會出現(xiàn)重大變革，但人們卻停留在過去的思維習慣里，還沒有足夠的敏銳來接受這種代際劃分方式的轉變。實際上，我們略析魯迅的代際劃分，從章太炎到魯迅，是有思想上的師承關系的。然而現(xiàn)代社會里，不同時空的文化資源蜂擁而至，在當下發(fā)達的媒介與教育體制中同時呈現(xiàn)，導致思想資源的接受路徑與時間維度趨同或混雜。從師承關系的角度去劃分作家代際，越來越難以實現(xiàn)。而時代思潮的分化、自媒體等表達渠道的出現(xiàn)，使得有研究者提出的時代“共名”越來越不可能，在“無名”的時代、碎片化的歷史中，像李澤厚提出的“辛亥一代”“五四一代”等那樣，用某個事件來將同時空中的人包涵為一代，也已經(jīng)非常困難。于是，那個看似偶爾出現(xiàn)的“80后”的提法不脛而走，實際上已廣為接受，非但衍生出“90后”“00后”的提法，并且還往前給那些不曾如此自稱的前輩追加出“50后”“60后”等稱謂。不管是認真還是調(diào)侃，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命名已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群中都難以避免地被提及。只不過，習慣了過去的思維方式、堅持著保守的“精英”立場者，總習慣性地固守陳規(guī)，哪怕不得已要采用這個表述，也仍然在內(nèi)心里下意識地有所抗拒。他們還沒有足夠洞察力，發(fā)現(xiàn)這種代際劃分方式，已經(jīng)產(chǎn)生出新的文學社會學概念，背后已經(jīng)有了豐富的社會歷史內(nèi)涵。在將來，以自然年齡劃分代際的方式也許不會一直有效、無限延續(xù)下去，但至少對于具有轉折性意義的“80后”這代人，它是適用并合理的。

也有研究者認為這種方式并不是從“80后”這代人開始的，而是“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以作者的出生年齡為文學代際劃分依據(jù)的做法已經(jīng)是代代相傳，演變?yōu)槲膲兔襟w的一種成規(guī)”。他說，“將文學與年齡聯(lián)系起來的媒體策劃，可以追溯到《青年文學》1994至1997年開設的‘60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聯(lián)展’欄目”，此后，“‘70后作家’與‘美女作家’在20世紀90年代末成為熱門話題”，先后有1996年《小說界》開設的“70年代以后”，1997年《芙蓉》開設的“70年代人”，1998年《山花》推出“70年代出生作家”等欄目，《作家》《人民文學》以及一些出版社的叢書，都有類似策劃。由此，對這種代際劃分方式的實際普及率也可見一斑。在學術界，“70后”作家的提法及相關研究，略加檢索，也已經(jīng)說得上蔚為大觀。所以，我們又如何還能完全回避這種代際劃分方式呢？

如果能更理性地思考，其實我們會承認，以年齡來劃分代際也并非完全不合理。以生理年齡劃線誠然有生硬之嫌，的確沒人能說清楚1979年12月31號出生，與1980年1月1日出生，這之間有什么本質(zhì)性的差別。但是這樣提問題的人本身，其實同樣犯了單純糾纏生理年齡的毛病。如果不過于鉆牛角尖，不單純從生理的角度去“一刀切”地看待這個提法，而從文化差異的角度去看待它，你不得不同意，1980年代出生的這代人，在歷史坐標系上的確具有自己鮮明的文化特色，它與1970年代人、1960年代人，在大體上（但并非“一刀切”的）還是有顯著的區(qū)別。譬如很多人意識到，他們很多是因為計劃生育政策所造成的獨生子女，因而有比較孤獨的童年經(jīng)驗；還比如，因為成長于全面改革開放時期而形成了較為疏離宏大意識形態(tài)的心理特點，以及為市場經(jīng)濟轉型的背景所形塑成的熱衷于消費文化的特點等等，都較前面幾代人更為突出。可以說，這些特點提供了“80后”一代這個提法的某種合法性，所以在社會學領域，作為一個人群，它已然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并沒有特別的尷尬。如果暫且拋開文學不談，只就社會學這個話題討論，生理年齡可以用來作為劃分一代人的標志了，這何嘗不是一件好事？因為這首先意味著某種自然回歸，就像我們在一個家庭里區(qū)分代際的時候，本來就是用生理年齡；其次，這意味著歷史再也不會將生理年齡上的好幾代人無差別對待了，歷史上那種不同年齡段的人渾然一體同做狂熱的事情，或者大學同一個班級里各個年齡段的學生居然處于同一個低微的起跑線的狀況，何嘗不是巨大的悲劇？某種程度上，這也可以用來回應前面對“80后文學”研究的第一種批評，即用出生年代來標識這個作家群其實是有一定理由的。

四、走出整體主義：代際研究路徑的選擇

在論證了“80后”作家作為代際群體的合理性之后，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這種代際研究的正當路徑與方法該是如何？

前面談到有些研究者試圖定義這個群體的文學的特性，但這種努力明顯失敗了。這里體現(xiàn)了文學與社會學不同的特質(zhì)，文學是如此排斥同質(zhì)性，而以個體獨立為生命。朋友之間可以成為圈子，友輩之間的文學卻不能等量齊觀，很難成為整體。作為一個松散群體而非文學社團、流派，“80后”作家的寫作并不一定表現(xiàn)出某種固定的美學風格，所以試圖用“反諷”之類的美學詞匯來概括會顯得牽強。這些探索昭示出某種代際研究的方法論的偏差，概而言之，可以說是犯了一種死板的整體主義的錯誤。

整體主義并非完全不可行，否則所有的宏觀研究就無立足之地。前面說到80后作為一個群體，具有某些顯著的文化特征，就是例證。但是整體主義是有限度的，社會學比較適宜成為它的應用范圍，當遭遇文學的時候，它卻可以說遇到了天敵。文學是最強調(diào)個體性和獨創(chuàng)性的文化門類，正如康德所說，審美作為一種反思性判斷力，是從特殊到一般的認識行為，它首先要解決的是面對特殊的個體的問題。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80后”作家并非固定的整體，所以很難給他們的文學去下一個普遍有效的定義，尤其是在他們并沒有主動和自發(fā)地提出文學主張的時候。所以我認為，只有從最原始的字面意義上去理解時，“80后文學”才能成立，即它只是“80后作家所創(chuàng)作的文學”，這種中性的理解才是客觀而無可指摘的。它是個權宜性的說法，在某種更具體的美學或思想的特質(zhì)浮現(xiàn)或分化出來之后，這個名詞及這種理解自然會被取代。但在目前，它卻是誠實可靠的。

所以，在具體的研究中，我只愿意承認，我是在對“80后”作家所創(chuàng)造的文學進行研究，而不是有一個特殊的“80后文學”。或許這才是所謂“80后文學”研究的真正出路，那就是沖出整體主義的迷霧，真正落腳到個體，從作家論的路徑出發(fā)，由對一個個作家細致真實的體察，最終講述出這一代人的文學有哪些獨特的魅力與貢獻。韋勒克和沃倫的《文學理論》中曾經(jīng)說過：“探討文學的普遍法則的努力終歸要失敗。……沒有任何的普遍法則可以用來達到文學研究的目的：越是普遍的就越抽象，也就越顯得大而無當、空空如也；那不為我們所理解的具體藝術作品也就越多。”這也給我們對整體主義的迷戀提了個醒。事實上所有的作家都不喜歡被扣上某個大帽子，被生拉硬拽地成為團體之一分子，他們都希望自己的獨特性能強烈彰顯，作為個體充分被欣賞。所以雖然我們要研究這代作家，總結他們的文學貢獻，為他們將來在文學史上的留存勾勒形象，但是我們卻不是直接地刻畫群像，而是先進行單個的白描，充分做好微觀研究，讓代際研究建立在堅實的個體研究的基礎上，先有微觀的精準，而后才能把握住宏觀的精髓。

有研究者認為，“70后”“80后”這些概念的產(chǎn)生，是具有癥候性的文學事件，它表明了“文學革命終結”，“其實質(zhì)在于以年齡的因素取代了文藝思潮的因素。隨著這一命名方式的普泛化，一種‘穩(wěn)定’的文學秩序便取代了一種可以在思想藝術層面進行交流、交融、交鋒的文學場域”。或許真的是這樣，在沒有交鋒的文學場里，我們只有更耐心地去細察每一個個體的特質(zhì)，在整體主義之外，來進行這個群體的研究。

五、走出“密林中”，融入“大傳統(tǒng)”：

“80后”作家研究的價值 盡管備受冷落，但并不代表“80后”作家研究沒有意義。這意義，首先來自于文學傳承的需要，當人們說當代文學存在“低谷的一代”時，他們指的是“70后”一代作家，而似乎還來不及意識到“80后”可能是問題更為嚴重的一代，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代人的文學話題還不急于提上議程。

我開始做“80后”作家研究，受陳思和的影響很大。他的《從“少年情懷”到“中年危機”——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視角》，談到1980年代成長起來的一批作家，在文學史上屬于罕見地持續(xù)引領風騷30年，當下的文學似乎進入了成熟輝煌的中年期。但他轉而提出一個感到憂心的問題——未來會怎么樣呢？有沒有可能像有的民族國家，“文學在某個機遇中突然爆發(fā)燦爛光華，一時間名家輩出，猶如流星劃過，過后就恢復了冷寂和沉默”？無獨有偶，后來又在朱大可先生的文章中看到了相近的憂患意識，他在談論諾貝爾文學獎受到的“逐漸淪為二流”的指責，彰顯了文學的“全球性衰退”之后，不可避免地要“反觀中國文學的狼藉現(xiàn)場”，思考“漢語文學的衰退”，認為“80年代以來活躍的前線作家，大多進入了衰退周期，而新生代作家還沒有成熟，斷裂變得不可避免”。此外，他認為更大的可能是，作為一種精神的“文學”很可能正在“化蝶”，從紙質(zhì)文學這個寄生的“蛹”中脫身出來，進入了某種新媒體之中，“文學理論家應當修正所有的美學偏見，為進入新媒體的文學做出全新的定義，否則，我們就只能跟舊文學一起走向衰敗的結局”。盡管我并不認同紙質(zhì)文學已經(jīng)一無所為的觀點，但此文中那種對文學的未來及后繼者的憂慮，卻同樣激勵了我對“80后”作家投以關注的熱情。

陳思和在同一篇文章中還指出，文學是需要闡釋的，而1990年代的幾撥新興反叛勢力都被排斥在了主流文學之外，更新起的“80后”作家，則還完全在傳統(tǒng)規(guī)范外求生存。已經(jīng)成名的批評家們主要精力都放在成名作家身上，而新培養(yǎng)的年輕碩士、博士，往往也跟著導師擁擠在更能為既定的學術范疇所接納的課題上面，同樣遺忘了這些與自己同代的作家。所以陳思和在跟年輕學生的對話中提出，“做同代人的批評家”。這是文學史家的卓識，卻同時也是“80后”作家的心聲，告別光環(huán)和書商包圍的年輕作家，更渴望能有文學內(nèi)部的專業(yè)探討。據(jù)說在一次新書推介會上，顏歌和周嘉寧就曾發(fā)出疑惑，為什么同齡的年輕批評家們不關注自己的創(chuàng)作。某種意義上，這種渴望也折射出處境的艱難。魯迅當年感受的那種“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無反應，既非贊同，也無反對，如置身于毫無邊際的荒原”（《吶喊·自序》）的大悲哀，不意竟在他們身上重演。周嘉寧在作品中也借人物之口說過自己類似的苦惱，《密林中》有段話說：“就像是在玩那種大型的網(wǎng)絡游戲，……始終感覺這個游戲里只有自己一個人，茫然游蕩，卻堅持著在游戲中不存在的規(guī)則，不懷奢望地漫游。大部分時候，你無法在這個游戲中碰到一個真正的人，能夠對話的，同時代的，和你在玩一個游戲的人。寫作的人很多，但是很可惜，他們大多游蕩在別的游戲里，而不是你的這一個。”不同時代，不同措辭，卻是相似的孤獨。與魯迅不同的是，魯迅的孤獨是來自于他太超前，在一個沉睡的國度里，先驅者的吶喊難以激起回音，而“80后”作家的孤獨卻是相反，他們來得太晚。魯迅的困境是“鐵屋子”，或者說是亂墳堆中的荒野，而“80后”作家的困境，則如周嘉寧這本小說已經(jīng)形象地揭示的那樣，是“密林中”般被遮蔽的困境。文學史家的憂思，與“80后”作家的心聲，不約而同地聚合成共同的呼求——對“80后”作家的批評和研究亟待振作，以幫助這代作家走出“密林中”。

可以用1980年代的先鋒小說家來跟“80后”作家做個對比。先鋒作家出場的時候，面對的是已經(jīng)被意識形態(tài)束縛了很久的文壇，他們面對的阻力可能更多是來自社會環(huán)境和體制的壓抑，而不是文學本身。在文學層面的交鋒上，他們很容易就獲得了對傳統(tǒng)文學形式的明顯超越，以及新銳批評家群體的激賞與支持，所以后來都說先鋒文學的成長離不開先鋒批評家的扶持。先鋒作家出道時所面對的，是在桎梏之下已經(jīng)陳舊和單調(diào)至極的現(xiàn)狀，是現(xiàn)代文學史上那些有個性的作家如張愛玲、穆時英都已經(jīng)差點被塵封和遺忘的狀況，那時的文壇與西方最新的文學思潮不通風氣也久，所以在一片荒蕪之中，他們和稍早的尋根文學的作家們一起，幾乎是以摧枯拉朽之勢很快就將新的風尚刮徹了整個文壇，讓自己站到了文壇的最前端。然而，今天的“80后”作家們出道時面對的狀況完全不同了。他們面對的是已經(jīng)經(jīng)過了30年茁壯成長的文壇，精心耕耘了30年的文壇已經(jīng)長成了許多棵大樹，這里面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有獲得卡夫卡獎的閻連科，有代表著不同風格獲得過各種嘉許的優(yōu)秀作家如殘雪、韓少功、劉震云、王安憶、余華、張煒等等。這就是“80后”作家所面臨的“密林中”的處境。他們要在這樣的遮蔽之下成長，要吸收到批評界的陽光和雨露，并且脫穎而出，是很不容易的。正如陳思和在那篇文章中說：“中年期的文學規(guī)范講究寬容和理性的競爭，講究實力的比較，但是初出茅廬的青年是很難在中年的成熟規(guī)范下輕易取勝的。”實力的養(yǎng)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可惜的是，在養(yǎng)成的過程中，很多人得不到關注，得不到共鳴和砥礪，在孤寂當中就放棄了，遠離了文學。

如果套用狄更斯“最好的時代，最壞的時代”的說法，對“80后”作家來說，這是最好的時代，是因為寫作再也不是隨時充滿嚴酷的政治風險的事情，而最壞的時代，則在于面臨著“如一箭之入大海”的尷尬。當然，后面這種情況不能完全推諉給時代來負責，如果自己實力超群，自然還是能夠如同錐處囊中、脫穎而出，獲得學術界的關注與認可。這需要作家的努力，也需要優(yōu)秀的批評家做他們的同路人。同時，目前這種相對冷清的局面，對于年輕的作家和研究者來說，都同樣既是考驗，也是機遇。在孤立無援的環(huán)境里，正是釋放自己放手一搏的機會。研究者能夠對文學思潮的萌芽、發(fā)展和確立，起到一定的推動作用，這在中外文學史上已有例證，1980年代先鋒小說的出現(xiàn)與發(fā)展，就離不開當時的新潮批評家的呵護與砥礪。假如年輕的研究者能伴隨這批80后作家的成長，參與到中國文學的未來的構建，無疑是種榮耀。正如楊巨源的詩所說：“詩家清景在新春，綠柳才黃半未勻。若待上林花似錦，出門俱是看花人。”，研究者的使命與榮耀之一，就在于發(fā)現(xiàn)那些尚處于初始階段的文學力量，而“80后”作家研究無疑是這樣的課題。

如何走出“密林中”，以及走出“密林中”后，又將去向何方呢？我的回答是：這項研究應該驅動作家和研究者同時融入到悠久的人文傳統(tǒng)當中，只有抱著這樣的意識，才有最終的價值。卡爾維諾曾經(jīng)說過：“當代世界也許是平庸和愚蠢的，但它永遠是一個脈絡，我們必須置身其中，才能夠顧后或瞻前。閱讀經(jīng)典作品，你就得確定自己是從哪一個‘位置’閱讀的，否則無論是讀者或文本都會很容易漂進無始無終的迷霧里。因此，我們可以說，從閱讀經(jīng)典中獲取最大益處的人，往往是那種善于交替閱讀經(jīng)典和大量標準化的當代材料的人。”在研究這些或許還稍顯稚嫩的“80后”作家的過程中，我們同樣應該將他們的文本，與那個悠久的經(jīng)典系列融合起來，借助當下觸摸傳統(tǒng)，融入那個古今中外先賢巨擘們開創(chuàng)的人文精神傳統(tǒng)。

傳統(tǒng)對“80后”作家來說非常重要。要回應那種普遍的對這代人還沒有寫出大作品的指責，解除整個群體對此問題的焦慮，避免成為文學低谷、平庸的一代，同時，跳出文學之外，要避免成為無法擔負起歷史文化傳承、缺乏堅強主體性的一代，首先需要摒除浮躁、破除虛妄、潛心進入悠久的傳統(tǒng)，那個可能是荷馬、柏拉圖、但丁構成的傳統(tǒng)，也可能是顧炎武、黃宗羲們構成的傳統(tǒng)，還可能是魯迅、胡適、周作人開創(chuàng)的傳統(tǒng)，進入到他們提供的精神營養(yǎng)之中，再長成自己的肌肉與筋骨，去開創(chuàng)屬于自己的世界。對于研究者來說，同樣如此。只有這樣，“80后”這代人才能不僅在文學內(nèi)部，而且同時作為歷史文化傳承的橋梁，擔負起人文知識分子應有的使命。郜元寶曾經(jīng)說過：“對于人文和精神學科來說，熟悉傳統(tǒng)，并不僅僅是為了向當下的研究活動提供某種‘在手邊’的工具性準備，從根本上講，所謂熟悉傳統(tǒng)，親近傳統(tǒng)，這本身就是一切研究工作終極性價值取向，就是一切研究的目的。……人文科學精神科學領域的研究者和寫作者，從來不是處在傳統(tǒng)之外再試圖靠近和熟悉傳統(tǒng)，他一生的努力，就是要使其整個生命存在都要融入某種傳統(tǒng)之中，……你進入這個傳統(tǒng)愈深，傳統(tǒng)對你的支撐就愈有力，你的說和寫就愈是生產(chǎn)性的，創(chuàng)造性的，肯定性的。”任何寫作和研究，只有融入傳統(tǒng)并發(fā)展傳統(tǒng)，才能獲得留存的意義。因為融入傳統(tǒng)的過程，不僅僅是讓你的寫作變得有力量的過程，而很可能更是接近真理的過程，靈魂得救的過程，而后者或許才是文學和學術的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