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的愛》，[愛爾蘭] 科爾姆·托賓著，柏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20年1月出版，248頁，59.00元

理查德·埃爾曼（Richard Ellmann）的《王爾德傳》里，使用了“愛情戳印”一詞來形容王爾德和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之間綿延多年的感情。

“1894年，道格拉斯的父親威脅截斷他的經(jīng)濟來源，他不以為意，只依靠王爾德的慷慨大度。因為王爾德和道格拉斯都既不執(zhí)行也不要求性忠誠，金錢就是他們的愛情戳印。”埃爾曼在傳記中這樣寫道。

沒有性忠誠的兩個人，為何還能維持如此深厚的情感，埃爾曼無從解釋，便用了金錢這個假設——也許是一部分原因、也許只是我們外人最簡便的自圓其說。

科爾姆·托賓顯然不同意這樣無端的揣測，使用“金錢”兩個字甚至稍稍有點冒犯到某些他最想要保護的東西。他打足精神，在《黑暗時代的愛》里，花了兩頁紙的功夫，來為王爾德與道格拉斯的情感“辯誣”。

他把金錢兩個字扔回給了埃爾曼，他認為這“更多地展現(xiàn)了埃爾曼自己”，然后他根據(jù)自身的經(jīng)驗——他是一個公開出柜的同性戀，認為“愛情戳印”來自一種很難清晰定義的情感：對彼此的吸引、對彼此的需要、一種同性戀解放前“難以界定和解釋卻至關(guān)重要的東西”。

這樣模糊的描述難以說服讀者。托賓轉(zhuǎn)而敘述了異性戀世界中的“常態(tài)幸福”，即一種情感上的愛戀與肉體欲望的滿足這二者合二為一在異性戀中是常見的。但是在“大多數(shù)社會”的同性戀身上，這二者是很難合二為一的，肉體欲望的對象往往難以成為戀愛情感的對象。正由于這種重合的罕見，一旦同性戀能夠?qū)ふ业蕉叩慕Y(jié)合，“就能產(chǎn)生異常強大的情感力量”，“由此引發(fā)的愛戀大抵是強烈而持久的”。奧登與切斯特·卡爾曼、詹姆斯·梅里爾和大衛(wèi)·杰克遜、以及王爾德與道格拉斯，這些維持長久的同性戀關(guān)系，都被托賓歸因于此。在托賓看來，精神與肉體愛戀的重合所激發(fā)的“愛情戳印”，讓很多同性戀人即便在肉體吸引力消退之后，依然能保持長久的的羈絆，“哪怕這種關(guān)系對外界沒有意義”。

《黑暗時代的愛》收錄了托賓的一些短篇人物傳記，從十九世紀末的王爾德一直到二十世紀末的阿莫多瓦，主角都是同性戀，他們在二十世紀的各個時代，經(jīng)歷著同性戀從被懲罰到被寬容的歷史時刻。法律、恐懼、疾病，有時交織在一起，有時附著于滋生它們的社會，使二十世紀的某些時刻成為同性戀的黑暗時代。但是托賓的重點顯然不是鋪陳痛苦，或者呼喊絕望，他要挑戰(zhàn)的是描寫同性戀在戰(zhàn)斗姿態(tài)與平凡的欲望之間來回搖擺的曖昧、撕扯與勇氣。福柯意識到同性戀的幸福是一種嚴重的“越界”，那么追尋這種幸福就是一次邊界的擴張。

王爾德

壓迫催生的博愛

托賓的書名《黑暗時代的愛》（Love in A Dark Time）很難不讓人聯(lián)想起漢娜·阿倫特的《黑暗時代的人們》（Men in Dark Times）。甚至“愛情戳印”這樣特定時代的情感，也曾被漢娜·阿倫特所談論。

漢娜·阿倫特所論說的“黑暗時代”，有其特定的政治關(guān)懷——公共領域的遮蔽、人們不再關(guān)心和談論政治、退回到私人生活的所謂“思想自由”，這樣的時代被其稱為“黑暗時代”。生活在這些時代的人們，要么厭惡“世界”（漢娜·阿倫特的“世界”一般指的就是人們交往的公共領域），要么將世界變?yōu)橐环N仿佛與自己的生活毫不相關(guān)的背景而不是真正可以談論的東西。

阿娜·阿倫特自然對“黑暗時代”有著自身的生活經(jīng)驗，她體驗過最糟糕的時代，并給這些時代里的哲學家、歷史學家、詩人立傳，“如果這樣的情況過于糟糕，那么生活在這個時代的人們就會發(fā)展出一種‘特殊的人性’。”她說。法國大革命之前的法國社會，遭受著“非人”對待的的人們創(chuàng)造性地發(fā)展出了“博愛”——當時的一種“特殊的人性”——漢娜·阿倫特敏銳地抓住這一點，來論述當“世界”撤退后的人類場景。

盧梭把法國大革命精神中的“博愛”視為人性的完滿實現(xiàn)，他看到了時代的征候，為大革命精神塑形。這種底層的人與人之間兄弟般的愛（博愛的本意就是兄弟之愛，fraternité），來源于當時底層人民對壓迫階層乃至對整個世界的憎恨。“當時代變得極其黑暗，以至于對某些人群的洞察力和選擇能力來說不再能夠從世界中撤離時，這樣一種人性的出現(xiàn)，事實上就成為必然了。”這種人性，從表面上來看，帶著人類的“永恒的博愛”，在被奴役的人群中擴散開來，最終被思想家提煉成為一個普遍的概念，但是對當時擁有這種“博愛”的人來說，其代價就是對“世界”的極端的喪失。如同一種物理現(xiàn)象，在極大的壓力（迫害）之下，被迫害者不得不靠得如此之近，他們之間的摩擦所迸發(fā)出來的情感與人性的光芒，其濃烈輝爛足以讓后世銘記——但他們之間的空間消失了。

如果把同性戀之間的“愛情戳印”放在這樣的歷史經(jīng)驗之中來看，就大約能理解“黑暗時代”的深一層含義。托賓將“愛情戳印”視為一種同性戀之間的特殊紐帶，這條紐帶與同性戀在早期歷史中所受到的壓迫密不可分。這種壓迫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兩個同性戀原子一旦找到合適的另一半（即兼具肉體欲望與情感的對象），就只能緊密地結(jié)合在一起，連時間也無法將其分離。但是同性戀同樣也要為此付出失去“世界”的代價。他們被這樣的“光”所吸引，或主動或被迫撤出了“世界”——漢娜·阿倫特稱之為“內(nèi)在移民”，這些同性戀（在她的口中，是那時候的某些德國人、猶太人）的行為和情感仿佛不再屬于這個國度，他們搭建起屬于自己的天地，他們不關(guān)心這個國家的公共議題，退縮到“思想與情感的個體性”之中。“人對現(xiàn)實性進行拋棄的結(jié)果，永遠都是一種人性的喪失。”——這句話乍聽起來令人難以接受，很多同性戀并不承認自己與現(xiàn)實之間存在拋棄或被拋棄，也不承認“愛情戳印”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是一種背對現(xiàn)實的產(chǎn)物，但托賓決定直面這個問題。

天主教、愛爾蘭人、同性戀

1993年，《倫敦書評》的編輯安德魯·歐海根懷著一個約稿的愿望拜見了托賓。他想讓托賓寫寫有關(guān)同性戀的文章。“我立刻告訴他我辦不到。”托賓回憶說。他坦承自己的性取向，但并不覺得這可以訴諸于文，“多少涉及我那部分不安、膽怯、憂郁的內(nèi)心世界。”

托賓生于愛爾蘭東南部韋克斯福德郡的恩尼斯克西（Enniscorthy, County Wexford），托賓家族從一百多年前就積極投身愛爾蘭獨立運動。他了解愛爾蘭人的“黑暗時代”。托賓的祖父帕特里克·托賓是愛爾蘭共和軍的成員，曾參與1916年反抗英國統(tǒng)治的復活節(jié)起義（復活節(jié)起義是愛爾蘭獨立運動中最早的一次武裝起義）。起義失敗后，祖父被押解到了威爾士的監(jiān)獄，和一戰(zhàn)的德國戰(zhàn)俘關(guān)押在一起。父親布里德·托賓也是愛爾蘭共和黨成員，支持愛爾蘭與北愛爾蘭統(tǒng)一。

托賓小時候是個口吃，九歲之前他都無法閱讀（現(xiàn)在已經(jīng)克服，各種采訪中都能夠侃侃而談，語速頗快）。中學時候的托賓在家鄉(xiāng)一家天主教男子寄宿學校就讀，他對男性的性意識可能萌發(fā)于此時。“我發(fā)現(xiàn)一些神父對我很有性吸引力……如果當時他們要對我怎么樣，十五歲的我已經(jīng)完全沒有問題……但是這種事情沒有發(fā)生。”他在接受《衛(wèi)報》采訪的時候說。

1960年代的愛爾蘭，依然是一個被天主教主宰的相對保守的國家。愛爾蘭社會學家米歇爾·麥克·格雷伊的著作《再論愛爾蘭的偏見》中提到，直到1996年，才顯示僅有百分之十二點五的愛爾蘭人認可自己的家人是同性戀，認可同事可以是同性戀的人也只有百分之十五。六十年代雖然沒有相應的數(shù)據(jù)，但托賓記得那時的氛圍。他記得那幾年，他們鎮(zhèn)上有兩個年輕人住在了一起，后來他們被送進了監(jiān)獄，罪名是“不當行為”。這是托賓十三四歲時候的事情。

托賓說那是一個“專權(quán)的教會、和孱弱不安的政府聯(lián)手打造的黑暗時代”。但是，罅隙也正好從最堅硬的那個地方裂開。1990年代，各種同性戀緋聞困擾著愛爾蘭的天主教會——都柏林的的一個神父死在了同性戀桑拿浴室，高威郡的神父性侵了年輕男子……為什么反同性戀的天主教會反而會成為同性戀們的隱蔽之所？進入神學院以逃避婚姻的壓力也許能解釋一部分原因，天主教不允許神父結(jié)婚，“如果他們不是同性戀，也許便不會進入神學院。”托賓說。而在神學院以至后來的神父生涯中，這些同性戀將不被允許談論他們的性取向，因為這是一道“禁忌”。

這道禁忌如今已經(jīng)解體。1993年愛爾蘭將同性戀除罪化，2015年全民公投通過了同性婚姻法案。一切都變得像陳年往事。但就像漢娜·阿倫特要為曾經(jīng)黑暗時代的哲人們立傳一樣，托賓在用這本《黑暗時代的愛》和“世界”展開對話。“世界并不會僅僅因為它是人類所造而有人性，它也不會僅僅因為在其中有人的聲音就變得有人性，它只在人們把它作為談話的對象時才會如此。”

要真正將“愛情戳印”從一種特殊的情感“拯救”回到“世界”，唯一的辦法就是不停地談論它。在這一點上他完全繼承了阿倫特。他開始接受《倫敦書評》的邀請，不停地寫同性戀作家、詩人的傳記。他的雙重身份——愛爾蘭人和同性戀，讓他將目光聚焦于除王爾德之外其他的愛爾蘭同性戀身上。“羅杰·凱斯門特”這一章寫得尤其驚心動魄，一位被確認的愛爾蘭民族英雄會不會是同性戀？在“黑暗時代”，談論這個話題本身就是一次巨大的挑戰(zhàn)。如今托賓舊事重提，他要將這一連串的同性戀們的歷史書于竹帛，流傳后世，“有必要不時地讓他們想起，被他們長久以來排斥和邊緣化的那些人”。

科爾姆·托賓

很明顯托賓是抱著著史的心態(tài)寫下這些文字的。為什么要像猶太歷史之于猶太人、愛爾蘭歷史之于愛爾蘭人一樣，編撰這么一本傳記體的小史書？與其說這是二十世紀后半葉同性戀的身份認同開始崛起之后的一種歷史建構(gòu)的內(nèi)在需要，不如說這關(guān)系到如何理解“黑暗時代”之中被壓迫的人。

要將“博愛”或者“愛情戳印”重新拉回到“世界-公共領域”之中，唯一的途徑就是和別人談論它們。這種在“黑暗時代”形成的人性的高度，不應成為某個人、或某個團體的私人生活。猶太人、愛爾蘭人通過理解他們的歷史來理解壓迫與人性，但“大多數(shù)同性戀在孤獨中長大”，沒有歷史，“沒有訴說歷史上的不公的民謠”。

甚而可以說，不僅僅是愛爾蘭人、同性戀，對于任何被壓迫者而言，講出一個故事，并和別人談論他們，都是至關(guān)重要的事情。幾天前，一位學歷史的朋友發(fā)微信給我，說她覺得很憤怒，想哭，但又不知道做什么，問我“學歷史到底有什么用！”我不能回答這么終極的問題，但我的本能卻使我脫口而出對她說：“有用的。”那些發(fā)生著的事情，需要有人去記住并講述，那些黑暗時代所發(fā)生的愛或荒誕，需要通過講故事的人來傳遞給未來。“編成故事，講給下一代人聽。”一旦有了一個故事，這個故事就不會輕易滅絕，它像風一樣充實了人與人之間的空隙，并將人們聯(lián)系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