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寫作對我的影響與啟示

汪曾祺說：“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實上，將這一句話當作汪曾祺創(chuàng)作生涯的注腳，也是很妥帖的——當我還是位小讀者時，我這么想。后來我成為一名創(chuàng)作者，仍然這么想。

我喜愛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對他筆下可親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寫作的道路，落了筆，才發(fā)現他對我影響至深。我究竟向他學習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顆赤子之心？也許我應該循著他的步子，從頭看起。

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起于作家對生活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開啟一次創(chuàng)作，試圖“無中生有”，對大多數寫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簡單的事。且不論靈感迸發(fā)不常有，更何況如劉勰所說，“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腸之余，我從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畢竟他總有那么多生機勃勃的人物與故事。一回，他借小說主角之口，說出他這個“寫小說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

他確實對所有人都感興趣。女兒汪朝寫他上早市，出門前先揣兩根煙在口袋里——那是給賣雞人抽的，遞根煙，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對方的生活。對生活擁有一份持續(xù)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長大成人，這天性便逐漸地喪失了。然而作家不能這么干，作家得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因為所有的創(chuàng)作，無論之后如何雕欄畫棟，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點激動和驚奇。而要達到創(chuàng)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對生活熟悉到從心所欲、揮灑自如的程度，并且這種熟悉不能局限于與所寫題材相關的生活，連題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顧。你瞧，對生活缺乏興趣的人斷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

會看，不一定會寫。將目中所視、腦中所思謄到紙上，又是一道關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簡單：“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說是這么說，“準確”表現在文章里，到底是個什么勁兒呢？

在許多人眼里，寫作是場圍獵，要描述的對象是一只能跑會跳的兔子。作家用盡可能多的描寫充當獵人，面面俱到，不斷接近，從各方面包圍獵物。運氣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運氣不好，則既丟獵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處于云蒸霧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對這種做法是不會滿意的。他要準確，是要人寫如擊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著。為磨煉出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養(yǎng)成時時觀察的習慣，用明晰的語言將印象固定住。積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選擇，層層過濾出看似渾然天成的“準確”。用汪先生的話說，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夢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會說，“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這里頭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識到，僅僅把握平淡，文字會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他還不太服老。有句詩可陳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用最普通的字詞，寫讓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這對小說家提出要求：別醉心于一套自己過于熟稔的語言模式，上句還沒完，下句就黏糊過來，連讀者都摸得門兒清。還是要和自己的語言保持距離，在寫每一句話時，都要像第一次學會說這句話。留著時間去打量它，在與變換的新語言反復熟識的過程中，再挖掘與埋藏“言外之意”。

讀者們都知道，沈從文對汪曾祺影響巨大。沈先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句教誨：“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打架！”說的是汪先生初學寫小說，把人物的對話寫得太漂亮，太“玄”。讓農民說大學生才會說的話，人物顯得虛，立不住。再后來，汪先生就明白“貼到人物來寫”，甚至“滾到里面去寫”了。寫誰，就成為誰。垂暮老人與繽紛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戰(zhàn)爭年代與和平年代雖都有奔忙的人，他們的前方又怎會是一樣的風景？要是用無關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記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嘗那辛騷的尿堿湯呢？十一子也不會因此蘇醒過來。可是巧云要嘗，她心愛的男人奄奄一息，是為了她，她嘗一口有何不可？這只裝著尿堿湯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給她，要她嘗，而是巧云自己想嘗，她把碗搶過去，汪曾祺根本攔不住她！汪先生就是這樣實踐著沈先生的教導。

語言不僅要向老師學。別人的話里，民間曲藝里，現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對語言的學習是隨時隨地的。街頭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詞字：“煤鋪的門額上寫著‘烏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門口寫的是：‘輕車快馬，吉祥姥姥’，這是詩。”如此每日集幾句，作家的語感逐漸被澄清，寫起來就干凈、有力，余味悠長。

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下筆的輕重緩急，我已從汪先生處偷師不少。然而同時兼具青年與寫作者兩個身份，我更迫切的疑問是，時至今日，我立身于何處，又該如何面對生活？

這些問題也許聽上去稚氣，因為在這個激流滾滾的時代，題材俯拾即是，要描寫的并非不夠，而是太多。但正因為如此，我愈發(fā)感知到自己有在紛紛揚揚中迷失自我的危險。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是一個中國人。他不止一次地說。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國人，這毋庸置疑。20世紀40年代寫著“洋味”十足的現代派小說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卻回過頭寫很古典、很中國的小說，甚至被冠以“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名號，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他用“中國人”的身份來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現一種態(tài)度。公正地說，他后來并沒有完全拋棄現代主義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見現代主義手法的一點薄影。但汪曾祺意識到，“一個中國作家的作品永遠不會寫得和西方作家一樣，因為你寫的是中國的人和事，你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你對生活的審察的角度是中國的，特別是你是用中國話——漢語寫作的”。

西方很難理解東方語境下的所謂“文氣”，安排語言，詞與詞，句與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同理，西方語境中，也一定有東方難以理解的參照之處。在當前這個講求合作的氛圍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閡，還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

至于該如何面對生活，這關乎我自己在寫作中遇到的窘境。技術革新使得曾經遙不可及的地方被信號串聯在眼前，作家似乎擁有了更多做夢的空間。然而與此而來的海量信息，讓人疲于應付，卻無法抗拒，愈來愈多人從信息流中“選擇”，畢竟“選擇”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選擇了某一方，即選擇了對手，不可避免地將迎接一場對抗。當類似的對抗激增，不僅可能淹沒真正值得傾聽的吶喊，還平白無故地增添許多戾氣。我該如何描寫它們呢？我應該描寫它們嗎？畢竟在我讀過的眾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寫了兩個世界劇烈碰撞后的塵土飛揚。

迥異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難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塵土的痕跡，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被沖擊的狀態(tài)。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后來再讀，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擊：《子孫萬代》里，傅玉濤再在小古玩店見著他那對核桃，卻只能無奈割愛時，唱著“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難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對沖突世界的彌合，而非沖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沒有尖刻地冷嘲。他雖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熱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絕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們才能看到，《大淖記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擔子，養(yǎng)起了傷重的十一子。《歲寒三友》里，三位老友歷經艱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給人們繼續(xù)生活的信心。寫出這樣的作品，何嘗不需要勇氣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誕辰。浩浩蕩蕩一百年，世界已發(fā)生太多的變化。回過頭去看，當年面對眾多的路，汪先生是選擇了最古老、最樸素的那一條——誠實地描摹人物，真摯地相信生活。路難走嗎？也許難的。可不應該因為難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這條路上走了一輩子。

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作者：張聞昕，系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