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不失其赤子之心”
原標題:“不失其赤子之心”——汪曾祺寫作對我的影響與啟示
汪曾祺說:“我欣賞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事實上,將這一句話當作汪曾祺創(chuàng)作生涯的注腳,也是很妥帖的——當我還是位小讀者時,我這么想。后來我成為一名創(chuàng)作者,仍然這么想。
我喜愛汪先生的作品,最初是出于對他筆下可親世界的向往,及至我自己踏上寫作的道路,落了筆,才發(fā)現他對我影響至深。我究竟向他學習了什么?是技巧?是思想?或根本是作品中托付出的一顆赤子之心?也許我應該循著他的步子,從頭看起。
所有的創(chuàng)作,都起于作家對生活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開啟一次創(chuàng)作,試圖“無中生有”,對大多數寫作者而言,都不算是一件簡單的事。且不論靈感迸發(fā)不常有,更何況如劉勰所說,“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要表述得完全亦非易事。搜索枯腸之余,我從汪先生的文章中求索,畢竟他總有那么多生機勃勃的人物與故事。一回,他借小說主角之口,說出他這個“寫小說的人”的本心:“我只是想了解了解他。我對所有的人都有興趣,包括站在時代的前列的人和這個漢俑一樣的賣蚯蚓的人。”
他確實對所有人都感興趣。女兒汪朝寫他上早市,出門前先揣兩根煙在口袋里——那是給賣雞人抽的,遞根煙,聊聊家常,他也就了解了對方的生活。對生活擁有一份持續(xù)的好奇,原是孩子的天性,等孩子長大成人,這天性便逐漸地喪失了。然而作家不能這么干,作家得永遠留著那雙好奇的眼睛。
因為所有的創(chuàng)作,無論之后如何雕欄畫棟,都起于最初捕捉到的那點激動和驚奇。而要達到創(chuàng)作的自由,按照汪先生的想法,非得對生活熟悉到從心所欲、揮灑自如的程度,并且這種熟悉不能局限于與所寫題材相關的生活,連題材之外的生活也要照顧。你瞧,對生活缺乏興趣的人斷做不到如此。
他的平淡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
會看,不一定會寫。將目中所視、腦中所思謄到紙上,又是一道關卡。汪先生的答案倒簡單:“語言的唯一標準,是準確。”說是這么說,“準確”表現在文章里,到底是個什么勁兒呢?
在許多人眼里,寫作是場圍獵,要描述的對象是一只能跑會跳的兔子。作家用盡可能多的描寫充當獵人,面面俱到,不斷接近,從各方面包圍獵物。運氣好,那只兔子便收入囊中;運氣不好,則既丟獵物,又失方向,整部作品處于云蒸霧罩之中。
我想汪先生對這種做法是不會滿意的。他要準確,是要人寫如擊蛇七寸的句子,一下就著。為磨煉出這一句,首先需在平日用功,養(yǎng)成時時觀察的習慣,用明晰的語言將印象固定住。積累的文字多了,再去找、去選擇,層層過濾出看似渾然天成的“準確”。用汪先生的話說,比起“妙手偶得之”,他更相信“夢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提到汪曾祺的文字,有人會說,“平淡”。自然此平淡非彼平淡,汪先生的平淡更像一粒米,一口飯,初食醇厚,再嚼甘甜,一味可襯百味。這里頭是藏了心思的。他意識到,僅僅把握平淡,文字會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他還不太服老。有句詩可陳述汪先生的理想境界:“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用最普通的字詞,寫讓人耳目一新的句子。這對小說家提出要求:別醉心于一套自己過于熟稔的語言模式,上句還沒完,下句就黏糊過來,連讀者都摸得門兒清。還是要和自己的語言保持距離,在寫每一句話時,都要像第一次學會說這句話。留著時間去打量它,在與變換的新語言反復熟識的過程中,再挖掘與埋藏“言外之意”。
讀者們都知道,沈從文對汪曾祺影響巨大。沈先生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句教誨:“你這是兩個聰明腦袋打架!”說的是汪先生初學寫小說,把人物的對話寫得太漂亮,太“玄”。讓農民說大學生才會說的話,人物顯得虛,立不住。再后來,汪先生就明白“貼到人物來寫”,甚至“滾到里面去寫”了。寫誰,就成為誰。垂暮老人與繽紛少年眼中的夜色是不同的,戰(zhàn)爭年代與和平年代雖都有奔忙的人,他們的前方又怎會是一樣的風景?要是用無關人等的目光去看,《大淖記事》里的巧云多傻!何必去嘗那辛騷的尿堿湯呢?十一子也不會因此蘇醒過來。可是巧云要嘗,她心愛的男人奄奄一息,是為了她,她嘗一口有何不可?這只裝著尿堿湯的碗,不是汪曾祺塞給她,要她嘗,而是巧云自己想嘗,她把碗搶過去,汪曾祺根本攔不住她!汪先生就是這樣實踐著沈先生的教導。
語言不僅要向老師學。別人的話里,民間曲藝里,現代作品里,古代作品里……作家對語言的學習是隨時隨地的。街頭巷尾,汪先生留意散落在生活中的好詞字:“煤鋪的門額上寫著‘烏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門口寫的是:‘輕車快馬,吉祥姥姥’,這是詩。”如此每日集幾句,作家的語感逐漸被澄清,寫起來就干凈、有力,余味悠長。
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下筆的輕重緩急,我已從汪先生處偷師不少。然而同時兼具青年與寫作者兩個身份,我更迫切的疑問是,時至今日,我立身于何處,又該如何面對生活?
這些問題也許聽上去稚氣,因為在這個激流滾滾的時代,題材俯拾即是,要描寫的并非不夠,而是太多。但正因為如此,我愈發(fā)感知到自己有在紛紛揚揚中迷失自我的危險。
汪先生至少回答了第一個問題,我是一個中國人。他不止一次地說。他的答案奇怪又不奇怪。汪曾祺是中國人,這毋庸置疑。20世紀40年代寫著“洋味”十足的現代派小說的汪曾祺,到了80年代,卻回過頭寫很古典、很中國的小說,甚至被冠以“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名號,這就有些耐人尋味了。他用“中國人”的身份來為自己正名,分明是要表現一種態(tài)度。公正地說,他后來并沒有完全拋棄現代主義手法,在80年代的一批作品中,我們還可以看見現代主義手法的一點薄影。但汪曾祺意識到,“一個中國作家的作品永遠不會寫得和西方作家一樣,因為你寫的是中國的人和事,你的思維方式是中國式的,你對生活的審察的角度是中國的,特別是你是用中國話——漢語寫作的”。
西方很難理解東方語境下的所謂“文氣”,安排語言,詞與詞,句與句,也如王羲之的字,“老翁攜帶幼孫,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同理,西方語境中,也一定有東方難以理解的參照之處。在當前這個講求合作的氛圍下,也要理解,不能跨越的不一定是隔閡,還有可能是需要共存、需要分享的不同。中國作家之所以為中國作家,汪先生是在提醒我們,不要否定或放棄自己的立身之處。
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
至于該如何面對生活,這關乎我自己在寫作中遇到的窘境。技術革新使得曾經遙不可及的地方被信號串聯在眼前,作家似乎擁有了更多做夢的空間。然而與此而來的海量信息,讓人疲于應付,卻無法抗拒,愈來愈多人從信息流中“選擇”,畢竟“選擇”比“思考”要省力得多。隨之而來的問題是,選擇了某一方,即選擇了對手,不可避免地將迎接一場對抗。當類似的對抗激增,不僅可能淹沒真正值得傾聽的吶喊,還平白無故地增添許多戾氣。我該如何描寫它們呢?我應該描寫它們嗎?畢竟在我讀過的眾多作品中,大部分都描寫了兩個世界劇烈碰撞后的塵土飛揚。
迥異于其他作品,我似乎很難在汪先生的作品中找到塵土的痕跡,即使他的生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處于被沖擊的狀態(tài)。他的小說總像一潭靜靜的水,靜靜地流,在光下顯出活色。后來再讀,再想,我慢慢明白,他的作品根本不缺乏撞擊:《子孫萬代》里,傅玉濤再在小古玩店見著他那對核桃,卻只能無奈割愛時,唱著“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展……”難道他心中是一派平和的?肯定不是。只是汪曾祺更看重對沖突世界的彌合,而非沖突本身。他的作品在提醒,也叫人思考,但他沒有尖刻地冷嘲。他雖然痛心,但他的心是熱的,是有感情的。他不愿叫人絕望,“作品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所以我們才能看到,《大淖記事》中,巧云挑起一副擔子,養(yǎng)起了傷重的十一子。《歲寒三友》里,三位老友歷經艱辛,仍能在大雪天里共醉一回。他要給人們繼續(xù)生活的信心。寫出這樣的作品,何嘗不需要勇氣呢?
今年是汪曾祺百年誕辰。浩浩蕩蕩一百年,世界已發(fā)生太多的變化。回過頭去看,當年面對眾多的路,汪先生是選擇了最古老、最樸素的那一條——誠實地描摹人物,真摯地相信生活。路難走嗎?也許難的。可不應該因為難而不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汪先生在這條路上走了一輩子。
我多愿意再走走汪先生的路。
(作者:張聞昕,系中山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