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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收獲》刊登路遙《人生》的來龍去脈
    來源:“收獲”(微信公眾號) | 姜紅偉  2020年02月21日09:31

    1991年夏天,路遙在柳青墓前

    眾所周知,路遙的中篇小說名作《人生》刊登在大型文學刊物《收獲》1982年第3期上。然而,路遙的這部堪稱“中國當代文學經典之作”的作品刊登在《收獲》上的來龍去脈,卻恐怕是令廣大讀者孤陋寡聞、無從知曉的。

    路遙的《人生》構思創(chuàng)作于1981年,距今已經整整三十九年。在時隔三十九年之后,為了探尋這部經典作品發(fā)表的前因后果,我嘗試各種途徑,特別是通過《收獲》副主編鐘紅明老師的幫助,由她轉述了刊發(fā)路遙《人生》的責任編輯之一、原《收獲》主編李小林老師的回憶,終于獨家獲悉了《收獲》發(fā)表路遙《人生》的前因后果和各種細節(jié),復原了此事的真相,揭開了此事的內幕。

    1981年,應中國青年出版社副總編輯王維玲的約稿,路遙歷時一年左右時間,創(chuàng)作、修改、完成了長達十三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經過審閱之后,出版社決定在1982年出版這本書。在出版之前,為了能更廣泛地聽取廣大讀者的意見和建議,以便更好地修改完善這部難得的優(yōu)秀作品,王維玲在征得路遙同意后,決定先將《人生》推薦給一家有影響的大型文學刊物先行發(fā)表,造造勢,預預熱。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是中國大型文學期刊的黃金時期。當時公開發(fā)行的大型文學期刊,多達幾十家。其中包括上海的《收獲》《小說界》、北京的《當代》《十月》《小說季刊》、廣東的《花城》、吉林的《新苑》《綠野》、遼寧的《春風》、黑龍江的《北疆》、河北的《長城》、河南的《莽原》、湖北的《長江》、浙江的《江南》、貴州的《創(chuàng)作》、陜西的《綠原》、廣西的《疊彩》、新疆的《天山》《邊塞》、青海的《雪蓮》、山東的《柳泉》、湖南的《芙蓉》、安徽的《清明》、重慶的《紅巖》、江西的《百花洲》等。

    在這眾多的大型文學刊物中,被同行和讀者公認的“第一刊”,毫無疑問應屬上海的《收獲》。

    《人生》路遙 1982年第3期《收獲》(侯國民 插圖)

    以發(fā)表中國當代優(yōu)秀作品為宗旨的《收獲》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創(chuàng)辦時間最早、辦刊質量最高、作品影響最大、贏得好評最多的大型文學期刊,由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主編。該刊創(chuàng)刊于1957年7月,出版18期之后于1960年7月第一次停刊,因三年自然災害。1964年1月,《收獲》復刊,出版14期之后于1966年5月第二次停刊,因“文化大革命”爆發(fā)。粉碎“四人幫”后,《收獲》于1979年1月再次復刊。

    自新時期復刊以來,在巴金的主持下,在眾多優(yōu)秀編輯的編審下,《收獲》在復刊的三年間,先后發(fā)表了周而復的《上海的早晨》、陳白塵的《大風歌》、從維熙的《大墻下的紅玉蘭》《遠去的白帆》,馮驥才的《鋪花的岐路》《啊!》《愛之上》,張抗抗的《愛的權利》《淡淡的晨霧》《北極光》,楊沫的《東方欲曉》、茹志鵑的《草原上的小路》、諶容的《永遠是春天》《人到中年》《真真假假》,葉辛的《我們這一代年輕人》《蹉跎歲月》,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白樺的《媽媽呀!媽媽》、汪浙成與溫小鈺合作的《土壤》、水運憲的《禍起蕭墻》、高行健的《有只鴿子叫紅唇兒》、陸星兒與陳可雄合作的《我的心也像大海》以及陸星兒的《呵,青鳥》,汪曾祺的《七里茶坊》、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張潔的《方舟》等一系列在文壇產生重要影響、深受廣大讀者喜歡的優(yōu)秀作品,并被大家公認為“中國大型文學期刊四大名旦之首”。

    經過深思熟慮,王維玲決定將路遙的《人生》推薦給《收獲》發(fā)表。

    王維玲之所以如此決策,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收獲》的影響力之大、知名度之高、受眾面之廣,是其他任何大型文學刊物無法相比的。第二個因素是,《收獲》的老編輯郭卓是王維玲的老朋友,具有極高的鑒賞和編輯水平。請她擔任責任編輯,是最好的人選。

    1984年11月24日,在巴金寓所為巴老慶賀80壽辰。(左起:李小林、郭卓、巴金、楊友梅)

    說起《收獲》的老編輯郭卓,對于如今的年輕讀者來說,可能是一個十分陌生的名字。那么,很有必要向大家介紹一下這位優(yōu)秀編輯的個人簡歷:

    郭卓,筆名郭以哲,女,遼寧沈陽人,1923年出生,1947年畢業(yè)于國立東北大學中國文學專業(yè)。同年7月到解放區(qū)華北聯(lián)大學習,1948年參軍,1954年到北京中國作協(xié)文學研究所進修。1955年自南京軍區(qū)前線文工團轉業(yè)至上海作協(xié)《文藝月報》(1964年改為《收獲》編輯部)任編輯。編審。1988年離休。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出版長篇小說《雪花飄》等。

    作為一位優(yōu)秀的編輯家,郭卓責編了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水運憲的《禍起蕭墻》、路遙的《人生》、陸文夫的《美食家》、鄧友梅的《煙壺》、王小鷹的《一路風塵》等一批膾炙人口的優(yōu)秀文學作品。其中,路遙的《人生》和水運憲的《禍起蕭墻》均獲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獎(1981—1982年度),陸文夫的《美食家》和鄧友梅的《煙壺》均獲全國第三屆中篇小說獎(1983—1984年度),王小鷹的《一路風塵》獲全國第四屆中篇小說獎(1985—1986年度)。1988年,鑒于郭卓突出的編輯工作成就,她被中國作家協(xié)會授予“全國優(yōu)秀文學編輯”榮譽稱號。(郭卓資料來源:中國作家網)

    大約是1981年冬天,王維玲將中國青年出版社已經排好版的路遙的《人生》清樣掛號寄給了郭卓。對于此事的經過,王維玲后來講述道:

    “文革”前,郭卓作為一名文學編輯,工作態(tài)度之認真,工作效率之高,工作作風之扎實,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好印象。“文革”后,《收獲》復刊,郭卓回到編輯部后,便與中青社恢復了業(yè)務上的聯(lián)系。這時她已經55歲了,但工作熱情依然是那么高,干勁依然是那么大。所以當我手頭有了滿意的書稿時,我首先就想起了郭卓,想到了《收獲》。路遙的《人生》便是在這種心情下推薦給《收獲》的。 《人生》定稿后,為擴大社會影響,我想在出書前先在一家有影響的刊物上推薦發(fā)表。在取得路遙的贊成后,我便給郭卓寫信,向她推薦《人生》,并迅速把清樣寄過去。

    郭卓看過《人生》的清樣后,拍手叫好。《人生》很快就在1982年第三期《收獲》上作為首篇被重點推出,立時引起了文學界、影視界、評論界的關注,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喜愛和好評。人們爭購《收獲》,傳閱《人生》,《中篇小說選刊》和《新華文摘》也進行了轉載。對此興奮不已的郭卓在給我的來信中說:

    《人生》各地反映正熱,文藝界多相傳告,甚至有人認為是近年來中篇最好的杰作。西安這期《收獲》已一搶而空,也許是《人生》太好了。對《收獲》的每一份贊揚中都更加深對你們無私支援的感激,也是你們辛勞所獲。

    郭卓知道我在三個月前到四川出差,在上一封信里就問我:“西安去了沒有?路遙同志的《人生》是否在寫續(xù)篇?”在這封信里,她又問:“續(xù)篇聽說也在寫,不知何時可出手?”而在四個月后的信里,她又問:“路遙同志的《人生》續(xù)篇,你們有否要他抓緊寫?”這就是郭卓!

    郭卓收到王維玲推薦的路遙中篇小說《人生》之后,立刻埋頭審閱。作為一名閱歷十分廣泛的編輯,郭卓對新近崛起的青年作家路遙是比較了解的,不但讀過他的小說,而且更欣賞他的才華,深知他具有較強的創(chuàng)作實力,更相信這部《人生》是他的一部非同凡響的力作。

    經過認真審閱,郭卓確認了路遙的《人生》的確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佳作。

    當時的《收獲》編輯部有一個嚴格的規(guī)定,一篇稿件必須經過兩個編輯同時審閱同意才能送審。郭卓讀完之后,找到了李小林,請她一起審讀。

    作為巴金的女兒,更作為一名優(yōu)秀的編輯,李小林具有十分獨到的編輯眼光。審閱了稿件之后,她和郭卓的意見“不謀而合”,一致認同路遙的《人生》是一部主題深刻、故事曲折、細節(jié)扎實、人物形象飽滿的優(yōu)秀小說,完全達到了發(fā)表水平。于是,“英雄所見略同”的她們倆同時簽署了審稿意見,送給了時任《收獲》副主編的蕭岱終審,很快便決定作為重要稿件刊發(fā),給予隆重發(fā)表。

    《收獲》編輯部對發(fā)表路遙的這部小說非常重視,邀請著名畫家侯國民畫了栩栩如生的插圖,為小說增了色添了彩。

    1982年5月,在新出版的《收獲》第3期上,路遙的中篇小說《人生》刊登在頭條位置上。

    由于《收獲》發(fā)行量大、影響面廣,路遙的《人生》在《收獲》上發(fā)表之后,頓時在國內文壇和廣大讀者中間引起了熱烈反響,轟動全國。

    路遙小說《人生》改編為電影《人生》

    路遙與著名導演吳天明

    對于路遙的這部《人生》,他的朋友、著名作家陳忠實在時隔多年后曾經深有體會地談了自己的讀后感:

    “1982年5月,陜西作家協(xié)會在延安舉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fā)表40周年紀念活動,胡采主席親自率領七八個剛剛躍上新時期文壇的陜西青年作家到延安,我是其中之一。……

    我已經被路遙簡略講述的《人生》故事所沉迷,尤其是像《收獲》這樣久負盛名的刊物的高調評價,又是頭條發(fā)表,真有迫不及待的閱讀期盼。我從延安回到文化館所在地灞橋鎮(zhèn),當天就拿到館里訂閱的《收獲》,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這部十多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讀完時坐在椅子上是一種癱軟的感覺,顯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運對我的影響,而是小說《人生》所創(chuàng)造的完美的藝術境界,對我正高漲的創(chuàng)作激情是一種幾乎徹底的摧毀。

    連續(xù)幾天,我得著空閑便走到灞河邊上,或漫步在柳條如煙的河堤上,或坐在臨水的石壩頭,卻沒有一絲欣賞古橋柳色的興致,而是反思著我的創(chuàng)作。《人生》里的高加林,在我所閱讀過的寫中國農村題材的小說里,是一個全新的面孔,絕不同于此前文學作品里的任何一個鄉(xiāng)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的生命歷程里的心理情感,是包括我在內的鄉(xiāng)村青年最容易引發(fā)呼應的心理情感。路遙寫出了《人生》,一個不爭的事實便擺列出來,他已經拉開了包括我在內的這一茬躍上新時期文壇的作者一個很大的距離。我的被摧毀的感覺源自這種感覺,卻不是嫉妒。”

    1985年8月,在榆林沙漠。(左起:陳忠實、白描、京夫、子頁、路遙、賈平凹)

    應該說,路遙是幸運的,幸運地遇見了“伯樂相馬”的王維玲,幸運地遇見了“慧眼識珠”的郭卓和李小林,并因為《收獲》編輯部的成全,最終成就了他成為中國當代文壇上的杰出作家,其杰作《人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

    2019年12月8日星期日寫于家中

    作者簡介:

    姜紅偉,1966年出生,黑龍江海倫縣人。中國詩歌學會理事,詩人、詩歌史學家、中國第一家民營詩歌紀念館——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館長。現(xiàn)在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qū)呼中區(qū)委組織部工作,曾在《北京文學》《收獲》《花城》等報刊雜志發(fā)表《海子年譜》等有關八十年代詩歌史學研究文章兩百余篇,撰寫有關八十年代詩歌史料書稿8部300萬字,出版詩歌史學著作《尋找詩歌史上的失蹤者》、《大學生詩歌家譜》、《詩歌年代》(上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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