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行跡圖

讀書游歷時期（712-745）

為了使我們能夠比較容易、比較清楚地看出杜甫創(chuàng)作的發(fā)展過程，以及他的創(chuàng)作和他的生活的密切聯(lián)系，我們把杜甫的詩，大體上分成了四個時期。

這第一期，是讀書游歷時期，包括他三十四歲以前的作品。據(jù)《壯游》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又據(jù)《進雕賦表》：“臣幸賴先臣緒業(yè)，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馀篇。”可見，杜甫打七歲時起便已經(jīng)有詩，到他四十三歲寫《進雕賦表》時，連同文章(即所謂“筆”)已有了一千多篇。那么照理推算，其中屬于三十四歲以前作的詩，少說也該有個三四百首。可是，據(jù)現(xiàn)存的詩來看，我們能確定為這一時期作品的，總共不過二十幾首。這自然是一種遺憾，因為使我們不能看到這位詩人的創(chuàng)作全貌。

盡管這期作品遺留的是這樣少，但我們認為仍然應該把它作為一個獨立的時期來處理。因為在這一時期，杜甫寫過好幾百首詩，畢竟是一個客觀存在，不容抹殺；同時，即從這些詩來看，由于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在思想性和藝術(shù)性上也都自成一個段落，如果和第二期混淆起來，合并起來，便不易看清杜甫創(chuàng)作的轉(zhuǎn)變和發(fā)展的跡象。

杜甫三十四歲以前，正是所謂“開天盛世”，他自己也過著一種“裘馬頗清狂”的游歷生活，“快意”了“八九年”。因此，這一期的詩，主要是寫個人生活或摹寫景物，充滿一種年少氣盛的活力。但在個別詩篇里，我們也可看出詩人杜甫對人民的災難已流露了他的同情，對上層社會的“機巧”，也初步有了憎厭，這正是他此后詩歌成長的根苗。

在詩的體裁方面，這時寫得最多也最成熟的是五言律詩，其次是五言古體詩，所謂“長句”的七言古和七言律，這時似很少寫(現(xiàn)存的只七律一首)。五言排律和五七言絕句也很少(現(xiàn)存的只五言排律和七絕各一首)。詩的規(guī)模也不大，篇幅很短，《臨邑舍弟》一首一百二十字，算是最長的了。

總之，第一期，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杜甫的創(chuàng)作準備時期。

困守長安時期（746-755）

第二期，包括杜甫三十五歲到四十四歲的十年間的作品。這十年，杜甫差不多一直是住在長安，這些作品也差不多全是在長安作的。

杜甫來到長安，在他的生活史上是值得大書特書的，因為這對于他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現(xiàn)實主義詩人有著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這樣說：他的來到長安，一方面固然結(jié)束了他的游歷生活，但另一方面卻又正是一個新的富有社會內(nèi)容和政治內(nèi)容的游歷生活的開始。盡管這種游歷生活是痛苦的，是違反他的主觀愿望的，然而對于詩人的成長卻是必要的。

長安，大家知道，這是當時的政治、經(jīng)濟和文化的中心，但也是罪惡的淵藪。它是天堂，又是地獄，有吸血的，也有輸血的，階級的對立，在這里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由于杜甫在當時社會上有他一定的身份，有機會看到那天堂的一面，同時由于他在政治上的失意和物質(zhì)生活的奇苦，又有可能看到這地獄的一面，接觸到人民生活，這樣，就使他對統(tǒng)治階級有了進一步的憎恨，對人民有了進一步的同情，從而創(chuàng)作出像《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后出塞》和《赴奉先詠懷》等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詩。單憑這些詩，杜甫就已夠不朽的了。

據(jù)現(xiàn)存的詩來看，杜甫這十年中，寫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詩。這自然也有亡佚，但數(shù)量可能不大。饑寒交迫的生活，使他不可能寫出太多的詩。生活的豐富，擴大了杜甫詩的領(lǐng)域，也開展了他的詩的篇幅，這時出現(xiàn)了五百字的長篇，二百字以上的更是常見。在詩的體裁上，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七言古，他這時竟寫了二十八首之多，也是第一期所沒有的現(xiàn)象。本來，悲憤激動的心情，是需要這種“長句”來發(fā)泄的。

陷安史叛軍中、為官時期(756—759)

這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的四年間的作品。我們稱這一期為陷安史叛軍中、為官時期，只是一個大體上的說法。因為在公元七五六年的七月以前，也就是杜甫在由州投奔靈武的途中被胡兵捉住送到長安以前，杜甫還有一段居住長安和攜家逃難的生活，而在公元七五九年的七月，則已棄官客秦州，又有著一段攜家逃荒的生活。綜計在這四年中，陷安史叛軍中為時約九個月，為官約兩年零兩個月。

這一期，雖只四年，但在杜甫的創(chuàng)作史上卻是一個最重要的四年。從作品數(shù)量來看，這一期比之長安十年，要多到一倍以上，他一共寫了二百四十九首詩。從作品的質(zhì)量來看，內(nèi)容也非常充實，并達到了思想性與藝術(shù)性的高度統(tǒng)一，在他全部創(chuàng)作中形成一個頂峰。

由于“負恩殊禽獸”的安祿山的倒行逆施，激化了當時的民族矛盾，而杜甫，因為陷身叛軍中的關(guān)系，又曾親自嘗到國破家亡的痛苦，親眼看到胡兵的屠殺，所以，作為這一時期作品最突出最顯著的特征的，便是杜甫的愛國精神。他的一喜一憂，是那樣敏感的和當時一戰(zhàn)的一勝一敗、一地的一得一失相適應著。

杜甫雖然作了兩年多的官，但由于唐肅宗的疏遠和貶斥，反而使他能夠一再的得到深入現(xiàn)實、深入民間的機會，這就是為什么杜甫在做官時期還能創(chuàng)作出輝煌的現(xiàn)實主義的詩的根本原因。

在詩的體裁的運用上，除五律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五言古體詩這一時期寫得最多，竟有九十首。詩集中最長的一篇五古——《北征》——便是寫于這時。七言古體也不少，有二十二首。同樣，集中最長的一首七古——《洗兵馬》——也是這時寫的。這當然不是偶然的事情，也不是由于杜甫對古體詩忽然特別感覺興趣，而是為詩的社會內(nèi)容、詩的敘事性，這一客觀存在所決定的。我們知道，古體詩是頗為自由的，它的伸縮性比近體詩大得多，便于表現(xiàn)比較復雜的事物和感情。這就是為什么這一時期他的古體詩特別顯得多的原因了。

漂泊西南時期（760-770）

這第四期，是最后一期，包括杜甫四十九歲到五十九歲的十一年間的作品。杜甫這十一年間的漂泊生活和創(chuàng)作生活，大體上可劃分為三個階段：夔州以前是第一階段，計六年多(七六○年正月——七六六年四月)，其中住在成都草堂前后約五年；在這一階段里，杜甫寫了四百八十五首詩。移居夔州是第二階段，約二年(七六六年四月——七六八年正月)，時間雖不長，作品卻最多，他一共寫了四百三十七首詩。夔州以后漂泊湖北和湖南是第三階段，為時不到三年(七六八年春——七七○年冬)；這時詩人杜甫已是一個殘廢的老頭了，但他還是寫了一百五十首詩。

把杜甫在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里所寫的作品的數(shù)字加起來和前此的三個時期作一比較，這并非毫無意義的事。統(tǒng)計數(shù)字告訴我們：杜甫在這十一年中總共寫了一千零七十二首詩。占現(xiàn)存作品總數(shù)量的百分之七十三強，約等于第二期(長安十年)的十倍，和第三期的四倍半以上。由此可見，在創(chuàng)作的道路上，杜甫是“老當益壯”、“死而后已”的。這種始終如一的艱苦卓絕的創(chuàng)作精神，首先就值得我們肯定。

由于時代、生活和年齡等關(guān)系，杜甫這期作品的基本特征，是詩的抒情的性質(zhì)。也就是抒情詩特別多，純粹的敘事詩很少。這些抒情詩的內(nèi)容，是多種多樣的，有描寫景物的抒情詩，有寫勞動生活的抒情詩，有回憶往事的抒情詩，有詠懷古跡的抒情詩。有的大聲疾呼、直寫胸臆；有的回腸蕩氣、曲達友情。所有這些抒情詩，不僅洋溢著真情，而且也浸透著現(xiàn)實。但是，最值得我們注意和珍視的還是他的政治抒情詩——這主要是政治諷刺詩。我們知道，杜甫是一個“窮年憂黎元”的詩人，然而在他漂泊西南的十一年中，人民生活一直沒有改善，國家命運一直沒有多少好轉(zhuǎn)，所以這類政治諷刺詩也就一直貫串著他這一時期的三個階段。這些諷刺，有的是尖銳而精辟的議論，如：“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有的是借用景物，出以比興，如《枯椶》、《病橘》等詩；有的則驅(qū)使典故來揭露丑事，如《諸將》：“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碗出人間。”寫皇家墳墓的被發(fā)掘。其他直接反映現(xiàn)實的詩，也往往在敘事中夾雜議論或感憤，帶有濃厚的抒情氣息。這種現(xiàn)象是前此所少有的。

由于詩的內(nèi)容主要是抒情，所以在詩的形式(體裁)方面也有了新的發(fā)展。這就是大量地更多地使用近體詩——律詩和絕句。他的三十一首五絕，全部是這時寫的；他的一百零七首七絕，有一百零五首是這時寫的。同時他還寫了四百八十一首五律和一百二十五首七律，五言排律這時也寫得最多，最長的一首(《秋日夔府詠懷一百韻》)也是這時寫的。律詩由于種種限制，不適宜于敘事而比較適宜于抒情，這就是為什么這一期律詩特多的原因之一。不過，律詩也有它的長處，因為它本身具有一種音樂性和精練性，它要求更高的概括。所以有時用來作為諷刺武器，顯得特別鏗鏘有力，能夠起著一種匕首投槍的作用，一針見血，以少勝多。上面舉出的一些詩句便都可為例。有的同志過分貶低杜甫律詩的價值，忽視他的律詩的戰(zhàn)斗性，那是不全面、不公允的。但在接受上，往往需要讀者具有較高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和文化水平，那也是事實。

總之，杜甫那些史詩般的敘事詩固然具有崇高的價值，他的抒情詩也同樣值得我們重視，通過這些優(yōu)美的抒情詩，讀者更可以直接接觸到這位詩人的偉大心靈和高尚人格。

（摘選自蕭滌非《杜甫詩選注》，人民文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