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中國作家網策劃的“文學直播間”推出了《經典文學vs影視改編》《怎樣提升孩子的寫作能力》《俄羅斯人為什么愛文學》等主題直播，以及面向基層寫作者的兩期原創(chuàng)作品改稿會和《書寫見證城市崛起》《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空間與可能性》等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作家說·光華70·文學見證”系列直播。“文學直播間”因其主題更加鮮明、與受眾互動更直接而贏得了越來越多網友的關注和點贊，為打破時間、地域等條件局限，實現中國作家網“共享文學生活”的理念作出了重要探索。與此同時，文學傳播方式的更新和迭變也引起了更多思想的碰撞和討論。新年伊始，曾在2019年走進“文學直播間”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文所《外國文學評論》編審嚴蓓雯、兒童文學作家史雷、《中華文學選刊》執(zhí)行主編徐晨亮、《人民文學》編輯劉汀、中國作協創(chuàng)聯部民族處處長陳濤就“文學和直播的相遇”分享了各自的思考與見解。 ——編 者

嚴蓓雯

嚴蓓雯：文學可不可以“聽”？

文學可不可以“聽”？從個人的經驗來說，我曾經參與過中國作家網的直播，講解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也曾與主場聽眾面對面（分場聽眾觀看網站直播視頻），一起遨游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的文學世界。此外，我也常常在閑暇時分聆聽有聲書，無論是文學作品的全文朗讀，還是作品內容主旨介紹那樣的節(jié)目，都讓我在書面閱讀之外，多了一個接觸文學的途徑。

我們常常覺得，這是視覺文化時代文學傳播為抵抗閱讀的日漸式微而求新求變的一種形式。一時間，各種網絡視頻直播，錄播的網課、講座，有聲讀物風起云涌般現身。但某種程度上，這又何嘗不是回歸文學的源頭？《荷馬史詩》最初是英雄事跡被編成歌詞，在公眾集會上傳唱，再由荷馬這位吟游詩人記錄、連綴、加工潤色成我們如今見到的模樣。那些集會上聆聽詩人吟誦英雄事跡的眾人，就仿佛是現在直播間的我們，聚集在一起欣賞文學的魅力。上溯至宋元話本小說，也就是說書藝人的故事底本，說書人所追求的生動“訴說”，連同眾人圍聚一起興味盎然的傾聽，都可說是文學的傳播與接受過程。

所以，暫時告別紙面閱讀，而注重于聆聽與分享的當代文學傳播方式，并非“完全創(chuàng)新”，某種意義上是回到了我們接觸文學的原初狀態(tài)。但這一從“看書”到“聽書”的回歸，其實也隱藏著不少不利于文學閱讀與欣賞的因素。首先，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作品的文字魅力和思想魅力，除了作者本身的賦予，還有賴于演繹者的口才、聲音表現力，而那些針對作品的解讀，還十分依靠解讀人的理解力和分析水平。這就將閱讀者的主觀能動性拱手相讓。閱讀過程中，我們能時時掩卷長思、來回翻頁，或思考，或做筆記，或由此及彼，展開延伸閱讀；但聆聽卻是被動的、難以中斷的，雖然可以“暫停”（現場直播聽眾更是做不到），但很難提筆記錄，或轉去收聽觀看其他相關內容。其次，原初的聚眾聆聽，是將一段專門的時間交付給文學作品，我們一起聆聽，彼此交流，文學成為“共聚”的媒介。但如今，我們常常獨自戴上耳機，利用碎片時間傾聽，洗碗的水聲也許蓋過了奧利弗得知身世時的驚訝，路途中的突發(fā)狀況也可能使手握方向盤的你有一刻錯過了伊萬·卡拉馬佐夫的懺悔。我們不僅交出了閱讀欣賞的主動權，連聆聽的主動權也放棄了。最后，不容否認的是，那些越是容易聆聽、容易被“接受”的作品，往往不是文學價值成就最高的作品。真正的文學魅力在文字中設置了許多障礙、迷宮、困境，我們在其中摸索之時，也是心靈從文學中汲取養(yǎng)分之際。而這些，都很難從繪聲繪色或口吐蓮花的“聲音”里即刻獲得。

當然，在視覺當道的時代，聲音曾經被忽視。如今，也是“聲音”重新歸來的時刻。不僅各種有聲讀物、廣播劇式的節(jié)目、甚至脫口秀繽紛登場，學界也開始了對聲音的研究。就如我們之前無法阻擋視覺文化的蔓延一樣，也許，我們也要學會和“聽”的世界共處。如果我們可以專注地看，那為什么不可以專注地聽？被手機電腦屏幕占據了大量時間的我們，也許正好可以借聆聽閉上眼睛，讓耳朵帶我們走入文字深處。而且，我們還可以像約喝咖啡、約吃飯一樣，約好一起“聽書”、“談書”，恢復文學起源時的“公共”本質，畢竟，文學不是個人的獨語，它永遠呼喚著參與。那次講述《卡拉馬佐夫兄弟》，講到“信念”對當下的意義，我從對面聽眾的臉上，分明看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在當下的閃光。或許，文學可以“聽”，就看我們怎么聽。

史雷：文學也可以這么談

2019年“六一”兒童節(jié)前夕，受中國作家網之邀，我參加了文學直播間的活動，活動主題是《怎樣提升孩子的寫作能力——一堂在線“作文課”》。說是作文課，其實是對談，對談嘉賓是兒童文學作家、《兒童文學》雜志原主編徐德霞老師。

這已經不是我第一次參加直播活動，但卻是我第一次參加純公益和純文學寫作類的直播。幾年前，我在上海國際童書展上參加了“關于文學·城市·歷史的對談”直播活動，后來又陸續(xù)參加了多次閱讀機構的直播，各個出版社以及各種閱讀推廣機構已經敏銳地發(fā)現并開始利用視頻時代的這個便利手段了。

此后，我一直希望文學專業(yè)媒體或文學團體能夠更多利用起視頻直播。文學活動如果善加利用直播手段，就可以突破起源于17世紀法國的文學沙龍的小眾性，使沙龍性質的文學交流直接面對觀眾，更加深入地進行互動。相對于電視直播時代，視頻時代的直播交互性和參與性更強。所以文學直播活動不僅可以打破空間限制、更可以突破時間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講，視頻時代的直播在時間上是可以無限延伸的，只要物理載體不關閉，觀眾就可以隨時隨地回看，這也為喜愛文學的人們創(chuàng)造了更多便利。這樣的活動對求知欲旺盛并愛好文學的中小學生有更大的意義。他們可以直接面對喜愛的作家，了解和學習作家的寫作過程和寫作心得。

2019年，這樣的文學直播活動在中國作家網出現了。直播主題是針對青少年寫作，特意讓我事先準備了兩篇作文點評。2014年，我曾被聘為北京小作家協會導師，輔導兩個小作家寫作。其中一個是四年級的男生，另一個是五年級的女生。在指導他們的過程中，我發(fā)現了一些有意思的現象，比如四年級男生的想象力非常豐富，從作文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學閱讀量很大，且善于觀察和思考。所以我給他的建議是要堅持閱讀，保護想象力。而五年級女生具備很強的文字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弱點恰恰是缺乏想象力。我給她的建議是廣泛閱讀，但同時要通過多閱讀文學作品等重視和開發(fā)自己的想象力。

這些規(guī)律性的問題其實也是學生寫作中面臨的共性問題，所以在直播活動上，我以其中一位小作家的兩篇作文為范例，分析寫作中應該注意的問題和細節(jié)。

中國作家網還總結了學生在寫作上的誤區(qū)以及存在的共性問題，讓我們解答，整場直播活動有著很強的針對性。

活動結束后，我手機上收到許多家長發(fā)來的消息，他們告訴我，孩子們感覺看了這次直播收獲很大。看著家長們發(fā)來的微信，我不禁感慨：

文學也可以這么談。

徐晨亮：文學的現場在大地之上

在過去一年中，我曾多次在與各地基層作者交流的場合，聽大家聊起中國作家網“文學直播間”舉辦的改稿會，還有作者針對我在3月、8月那兩次直播中提出的觀點作出了回應。這樣的近距離接觸，讓我切身感受到此前改稿會直播在線觀看人數并非抽象的數字，那一條條熱情真摯的在線留言背后是現實生活里一個個神情鮮活、口音各異的寫作者。應該這樣說，這幾次改稿會直播在全國文學愛好者中間所產生的影響，首先是因為這一活動的創(chuàng)意切中了某種真實存在卻未受到充分重視的需求。恰如第一次改稿會所討論的《大地上的燈盞》一書序言中所說，“能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樣貌的”，“應該是一種生態(tài)體系，有培育它的時代土壤，有承接它、傳遞它的眾多寫作者、閱讀者”。構成一個時代文學生態(tài)的，不只有少數金字塔尖上的杰作與它們的創(chuàng)作者，也包括數量眾多的普通愛好者，他們對于文學的熱愛與執(zhí)著，他們與文學之間的共振，以及他們自身在寫作中獲得的啟迪、遭遇的難題，是種種文學獎項與排行榜之外，“一種也許被忽視了的文學現場”。

作為文學期刊的從業(yè)者，我注意到，“文學生態(tài)”也是近年來大家經常討論的話題。從2007年到2018年初，我曾在《小說月報》雜志工作，這份雜志對于讀者的關注一向為人熟知。比如《小說月報》的“百花獎”評選，從創(chuàng)辦之始就確立了以讀者投票為基礎的原則。這背后便是一種對普通讀者在當下文學生態(tài)中所扮演之角色的重視。由于有這段工作經歷所留下的烙印，我始終相信，文學的現場不只限于空間逐漸寬敞的作家書房、裝幀日益精美的文學書刊和場面越發(fā)隆重的頒獎盛典，同樣也是由一個又一個讀者與作品相遇的瞬間所構成。而文學界對于讀者這一維度的關注，有時不免流于表面。同樣的，我們對于當下文學生態(tài)中作者這一維度的認知也有待深入，特別是因年齡、資歷、職業(yè)、地域等外在因素而成為“沉默之大多數”的那一部分普通作者，他們的數量與所受關注的程度，幾乎不成正比。

我到《中華文學選刊》雜志任職之后曾策劃過一次針對青年作者的問卷調查，其中有一題問及對當下文學傳播機制的看法。我驚訝地發(fā)現，大多數受訪者認為他們所面臨的實際困惑并不是發(fā)表作品途徑不足，而是自身創(chuàng)作獲取反饋的渠道不夠多；有不少人提到，現有的文學期刊、文學出版以及網絡平臺所提供的空間足夠充裕，但自己用心創(chuàng)作的作品卻被過分飽和的信息所淹沒和稀釋，以致無法與讀者有效交流。這一部分年輕作者的聲音當然不能完全代表其他年齡層的寫作者，但其中所折射出的當下文學生態(tài)的問題或許具有一定普遍性。

一部作品的定稿甚至發(fā)表，并不代表著寫作過程的完成，對于真正想要長期從事寫作者而言，作品在不同背景之讀者那里獲得回應同樣也是寫作重要的一環(huán)。其中當然也包括來自編輯這類專業(yè)讀者的閱讀意見。只是多數時候，每個編輯所能面對的作者總是有限的。而線上直播改稿會這種形式，從某種程度上讓編輯與作者的直接互動得以克服距離的限制。應主辦方要求，我們幾位參與改稿會的編輯，在點評中不只是針對具體作品的得失，也會參照以往審稿中所發(fā)現的普遍性問題，結合具體作品加以展開和延伸，讓有限時間內的互動效果盡可能放大。雖然限于個人能力，我本人不見得能提供多么有見地的看法，但從線上留言與后續(xù)反饋中得知某些看法也能帶給其他寫作者一點點啟發(fā)，無疑是件令人欣喜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為職業(yè)編輯，有機會參與到一種全新的文學活動方式之中，在一定程度上補足現有文學傳播機制中有所欠缺的環(huán)節(jié)，也可算作對完善當下文學生態(tài)所做出的一點努力。這樣的努力被互聯網的傳播途徑所放大，也讓文學的力量得以散播到更為遼闊的大地之上。畢竟，那里才是文學在人心中扎根發(fā)芽的所在。

劉汀：直播——一種共享文學生活的可能性

毫無疑問，我們已經身處一個網絡時代，這個時代新事物的更迭幾乎是成幾何級數的。2019年，在很多依托網絡而生的新玩法中，直播已成熱度最高的一種：前有李佳琦、薇婭等人直播賣貨，成交量屢屢攀高，后有成千上萬的普通人開了抖音、快手等直播賬號，對自己的日常生活進行無差別全網展示。我們的日常生活已經徹底網絡化，在這種語境下，文學與直播的相遇不可避免，但二者之間天生存在著矛盾的因素：直播需要噱頭，文學需要沉潛；直播強調即時性，文學崇尚時間的淘洗；直播是所見即所得，文學則需要想象和思考。然而，正是這種矛盾為文學造就了新的可能性。這種可能并不指向文學作品的銷量、影響力，而是指向我們文學生活的實現方式。

在2019年，我參加了中國作家網的數次直播活動，有兩次是直播改稿會，另兩次是對某個話題的直播討論。在更早之前，我在宣傳自己的新書時，也多次有網絡平臺現場直播。就我個人觀察，文學和直播的相遇，是人們文學生活方式改變的必然結果之一。文學直播借用了網絡直播的便利性，它不謀求轟動效應，而是打破了此前的作家和讀者（或者編輯和寫作者）僅僅依靠文字做想象性交流的形式，變?yōu)橐环N特殊的直接對話。在本質上，它提供的不再僅僅是“閱讀”，還有“看見”，而此種“看見”最重要的并不一定是在觀看的過程中獲得某些醍醐灌頂的頓悟，或者獲取急需的知識、技能，而是體驗著一種身臨其境的參與感和現場感。讀者通過自己的手機，可以參與到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的延續(xù)性活動，從一維的單純閱讀和二維的紙面、網絡交流，晉升到三維的立體交流。而且，在同一個直播間中，天南海北的人們匯聚在一起，既是共享有關文學的智慧或審美，更是在同類之間尋找和辨認。它的意義在于，人們找到的不一定是有相同志趣的人，而是過著同一種文學生活的人。

在我參與的幾次直播活動中，效果最好、參與度最高的明顯是改稿會直播。這種形式的文學直播有相當的針對性，而不是作家和批評家自己夸夸其談，和聽眾毫無關系。許多文學愛好者和寫作者，需要一些同行給他們提出問題和可能性答案。他們或者受制于有限的文學教育，或者囿于寫作上缺少必要的指導，或者苦于自己的才華無人賞識，迫切需要一種具有一定標準意義上的人加以確認：寫得好還是壞，好在哪里，壞在何處，如何改進，等等。不同于一般研討會的發(fā)言，也不同于很多網上課堂對經典作品的解讀，改稿會直播因為有著具體的、和參與者切身的文本分析，觀看直播的人常常給出了熱烈的反饋。文學沒有標準，審美各有趣味，但寫作有自己的規(guī)律和基本要求，而且文學的發(fā)展和呈現畢竟不是個體的閉門造車，也需要更宏觀和更具歷史眼光的看待，這些或許是改稿會的必要性。

其實，無論從哪個意義上，文學直播的效用都無需夸大，它不會因此就改變已經形成的文學狀況，也不會讓讀者更遠離文學。人們對故事和文學審美的渴求，是生命總體性渴求的一部分。在當今時代，特別是大城市空間里，這種渴求被分解為閱讀、線上交流、線下分享會、網絡直播等多種形式。網絡直播和其他方式一樣，只是人們文學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在不同的人那里，它占據的比重是不同的。相反，它對參與直播的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個特別善于舞弄文字的人，未必就能在鏡頭前侃侃而談。一旦被攝像頭對準，作家就要從自己孤獨的寫作者身份中抽離出來，暫時扮演一個談話者、講演者，甚至表演者；而且，不能再過于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因為那些屏幕后的觀眾各式各樣，因為“媒介即信息”。好在人人都有選擇權，看或者不看，播或者不播，都不影響你通過其他方式去參與文學生活。

當文學遭遇直播，我們就獲得了一種新的看待、對待文學的可能性。移動互聯網時代的魅力就在于，誰也無法預料到它的下一個爆點出在哪個領域，作為一個以文學為業(yè)的人，我更無法判斷它對文學的影響究竟會怎樣，但我確信，它的開放性有助于更多的人參與到文學生活中來，有助于形成一種保持各自審美性的文學共同體。

陳濤：直播之于文學的意義

文學與直播，這是一個看似簡單卻又可以深入探討的話題。

2019年10月，在第六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chuàng)作會議召開前夕，中國作家網舉辦了一場主題為“少數民族文學：新的空間與可能性”的直播，參加直播活動的嘉賓有《民族文學》主編石一寧、《民族文學研究》副主編劉大先、作家阿舍和我。石一寧熟知全國少數民族文學的創(chuàng)作現狀，劉大先從事民族文學研究，他的研究既有理論支撐，又具田野實踐，對我國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脈絡有準確判斷，阿舍是一位擁有豐富創(chuàng)作經驗的維吾爾族作家，在小說、散文領域佳績不斷，可以說這個組合是非常恰當的。在直播過程中，我們不僅梳理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脈絡，探究少數民族文學的內在特質與困境、不足，還展望了未來少數民族文學的發(fā)展方向，從在線觀眾的反饋來看，這次直播取得了比較不錯的效果。

在當下社會，隨著信息化、數字化的迅猛發(fā)展，傳統媒介在匹配讀者對文學的需要方面凸顯不足，所以文學網絡直播的出現，不僅非常有必要，也擁有廣闊的發(fā)掘空間。譬如，“聽書”的付費用戶已近5000萬，并且多以“90后”為主，蔣勛主講的《細說紅樓夢》更創(chuàng)下2.2億人次收聽的驚人數量。不久前，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的一場“初心與手跡——中國當代文學紅色經典融媒誦讀會”大型直播也取得了良好的反響，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走出陳列室，以生動鮮活的樣貌展示在廣大觀眾面前。

網上直播是一項很好的創(chuàng)意，也是不斷擴大文學影響力與服務性的重要舉措。中國作家網已開展的文學直播活動內容豐富，既有學者作家關于文學的宏觀講授，也有對青年作者作品的細致評點，既有文學信息的傳遞，也有文學內蘊的剖析，覆蓋面比較廣泛。但是，如果要想進一步擴大文學的影響力，將有價值的作品傳遞給觀眾，就需要認真思考我們的文學直播播的是什么，以及怎么播才最有效果。現在，中國作家網已經做了很多有成效的嘗試，但我認為還應該在此基礎上考慮兩點：首先，在直播的內容方面，文學要最大可能地介入公共生活，以文學的方式深入到我們的生活之中。文學是人學，它的核心永遠是人，最理想的文學直播是可以讓每一個觀眾從中發(fā)現自我或他人的影子，激發(fā)其內心的思索與想象。其次，對文學本身而言，是很難傳遞的，文學直播實際是一種祛魅的過程，文學直播最后所達到的目的，不僅僅在于討論如何閱讀和欣賞優(yōu)秀作品，也不僅僅在于教導觀眾如何創(chuàng)作，而是弘揚一種文學的精神。就像前段時間熱播的《中國詩詞大會》一樣，它的終極意義在于讓我們明白傳統詩詞之趣、漢語漢字之美以及傳統文化之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