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曾經(jīng)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但是在他的晚年，這個“信仰”是否還在悄悄地起著作用？這個問題巴金生前沒有給予準確的回應。在他晚年著述中，取而代之的是一再出現(xiàn)的“理想”“理想主義”“理想主義者”等說法，核心詞是“理想”。那么，巴金早年的“信仰”與晚年的“理想”是否可以重疊？“理想”在巴金晚年構成什么樣的意義？

要清晰地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巴金生前幾乎拒絕回答研究者有關信仰的詢問，有意識地規(guī)避了任何可能引起質疑的話題。但是，這種有意識的規(guī)避，似乎又透露出巴金并沒有真的把這個在“文革”中曾給他帶來過災難的話題輕松放下，反而成為他越來越沉重的精神負擔。彌漫在他晚年著述的字里行間揮之不去的精神痛苦，假如僅僅在世俗層面上以所謂的反思“文革”的教訓、家破人亡的災難、痛定思痛的懺悔等理由來解釋，無論是出于何種目的，都無法真正還原這份精神現(xiàn)象的沉重性。因為巴金在他晚年著述里所努力表達的，不是社會上普遍認同的現(xiàn)象，而是屬于他個人的“這一個”所面對的精神困擾和危機。

巴金晚年著述是一個特殊存在，是當代思想文化領域難得的一份精神自白、懺悔和呼喊的文本。作家在寫作中面對種種困難，使他無法用盧梭式的坦率來表述自己內(nèi)心痛苦。這里有很多障礙：首先作家是一個無神論者，他的懺悔沒有明確的傾訴對象，他常常把對象內(nèi)化為對自身的譴責和懲罰。其次是作家對這種越來越?jīng)坝康馗‖F(xiàn)出來的懺悔之情或許沒有足夠準備，因此《隨想錄》文本內(nèi)涵前后是有變化的，前面部分主要還是回應社會上各種引起爭議的文化現(xiàn)象，而越到后面，他的關注點越接近自己的內(nèi)心，尤其在完成《隨想錄》以后的各種文字里，與他早年信仰有關的話題越來越多。也就是說，越接近生命的終點，巴金越想把埋藏在內(nèi)心深處的話傾吐出來，這也就是他為什么一再說要把《隨想錄》當作“遺囑”的深層含義。再次是巴金晚年經(jīng)歷了“文革”時期的精神危機和“文革”以后的覺醒，他又理性地意識到自己身處的文化生態(tài)遠沒有可能自由討論其信仰，這是他在態(tài)度上猶猶豫豫、修辭上吞吞吐吐的主要原因。其實，巴金對信仰問題的真正想法，我們并不是很清楚，作家本人也很曖昧，或許他心里很明白，在信仰問題上他是極為孤立的，在現(xiàn)代社會幾乎找不到真正的共鳴者，他不愿意自己的信仰再次被庸俗化，更不愿意信仰再次遭到世俗誤解與戮辱。歸納種種跡象，《隨想錄》是一個未最后完成的文本，它并沒有把巴金想說的話毫無保留地表達出來。與其說巴金在猶豫，還不如說他是在等待和尋找。在這個類似等待戈多的漫長過程里，巴金一再祭出“講真話”的旗幟，不僅向人們提倡要講真話，更可能是作家對自我信心的一種鞭策。巴金晚年著述更大的動力來自他內(nèi)心傾訴的需要，希望通過向讀者傾訴來化解自己心理上的沉重壓力。

一、巴金晚年著述中最隱秘的激情是什么？

“巴金晚年著述”，是本文所擬的一個概念。包括巴金先生在“文革”后的所有著述以及編輯活動，如他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寫作五卷本的《隨想錄》以及《再思錄》《創(chuàng)作回憶錄》，編輯《巴金全集》《巴金譯文全集》等工作。其中《隨想錄》和《再思錄》最為重要。

《隨想錄》是一部思想內(nèi)容極為豐富的著作。它既是對剛過去不久的民族災難的深刻反思，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歷史的慘痛教訓；同時也真實記錄了作家本人直接參與19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各種論爭的全過程，成為一部真實保留時代信息的百科全書式的文獻。此外還有更加隱秘的含義。那就是《隨想錄》的書寫，是巴金重塑自己的人格，重新呼喚已經(jīng)失落的理想的努力；寫作過程也是巴金的主體不斷提升和超越的過程。《隨想錄》要表達這層含義，遠比揭開前兩層意義更為艱難。巴金開始寫《隨想錄》的時候，已經(jīng)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人生七十古來稀，在政治迫害中堅持到高齡已屬不易，但是在七十多歲以后還要重新反省自己的人生道路，還要追求一種對自我的否定之否定，應該說，這是他所面對的最大挑戰(zhàn)。

在寫作《隨想錄》過程中，巴金還遇到另一個挑戰(zhàn)：生命漸漸老去。他在這期間多次生病住院，越來越嚴重的帕金森病讓他的手無法輕易捏住筆桿揮灑寫字。他既不會用電腦寫作，也不愿意口述錄音，就這樣獨自一人拿著一支筆，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出來。如他所說：“的確我寫字十分吃力，連一管圓珠筆也幾乎移動（的確是移動）不了，但思想不肯停，一直等著筆動。我坐在書桌前干著急，慢慢將筆往前后移，有時紙上不出現(xiàn)字跡，便用力重寫，這樣終于寫出一張一張的稿子，有時一天還寫不上兩百字，就感覺快到了心力衰竭的地步。”

讀到這里，我們不禁要問：巴金為什么要選擇這樣痛苦的寫作生活？他晚年究竟是被怎樣的一種激情所支配？

巴金晚年著述的真正動機，即便是他的同時代人也不太了解，很多人包括巴金的親朋好友，都發(fā)出過這樣的疑問：“他為什么活得這么痛苦？”社會一般輿論都認為這種痛苦來自巴金對歷史浩劫念念不忘，然而本文試圖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外在磨難以及對磨難的抗衡，都不可能是巴金晚年寫作最根本的動力；只有來自他內(nèi)心的巨大沖動，他自己覺得有些深藏在心底里的話不得不要說出來，同時又不能讓深藏在心底的話隨隨便便地說出來而受到誤解，這才是巴金晚年的最大困境。巴金在晚年著述里反復地宣告：“我有話要說。”在《隨想錄》最后一卷《無題集》的“后記”里，他動情地說：

……我的“隨想”真是一字一字地拼湊起來的。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fā)表它們也并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fā)表因為我欠債要還。十年浩劫教會一些人習慣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債又壓得平時沉默的人發(fā)出連聲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話，也有一肚皮的火，還有在油鍋里反復煎了十年的一身骨頭。火不熄滅，話被燒成灰，在心頭越積越多，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干凈，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這段話清清楚楚地表明，寫作《隨想錄》的真正驅動力來自作家內(nèi)心，巴金的心里有許許多多難以言說的話需要傾吐。為什么說是“難以言說的話”？因為如果這些話很容易說出來，那就用不著這么吞吞吐吐，完全可以直截了當?shù)卣f出來，巴金早年文風一向是愛憎分明、簡潔明白，可是到了晚年反而變得含糊委婉，這一定是有其真正“難以言說”的困難所在。他把這種言說，解釋成“欠債要還”，既然欠債，那么我們就要了解，他究竟欠了什么債？誰的債？又如何還債？他用“十年浩劫”來影射自己內(nèi)心變化，“十年浩劫”在這里應該是泛指極左路線對作家心理產(chǎn)生的壓迫感，他不得不保持沉默，但是當“浩劫”被推向極致，成為全民族災難的時候，他卻覺醒了，有了發(fā)出聲音的勇氣。這里所說的“一些人”或沉默或發(fā)聲，都是作家自我的指代。再接下來他直接形容內(nèi)心的掙扎，形容自己要說出真話還是不說真話的糾結，他用了一系列形象的詞——話、火、灰、油鍋、骨頭等，描述他內(nèi)心斗爭的復雜性。“話”是指作家要講真話，“火”則代表了理性，常言道“洞若觀火”，火是一種對世道的通達、透徹的理解。人的理性來自對社會生活的認知，理性會對人要“講真話”的欲望實行管控，指令他把要說的“話”吞咽下去，藏到肚子里不要說出來。于是“話”就成了“灰”沉積在心底里。可是作為理性的“火”繼續(xù)在他的內(nèi)心發(fā)酵，因為理性還有另外一面，那就是良知。良知在不斷地提醒他：你必須要講真話，你必須要把藏在心里的話大膽說出來。這樣一種思想的自我斗爭，理性和良知的斗爭，對巴金來說非常之痛苦。他用 “油鍋的煎熬”來形容內(nèi)心掙扎，而“煎熬”的結果，就是這部提倡講真話的《隨想錄》。最后一個形容詞是“骨頭”，不僅指代他被煎熬的身體和內(nèi)心，更隱含了“風骨”和“勇氣”的意義。

那么，在這一系列被艱難挑選出來的詞組所形容的內(nèi)心斗爭過程，指向了巴金最終要表達的意思。他心中有一個最寶貴的東西，想說出來，但又不想輕易說出來，這個東西肯定不是一般的反思“文革”，也不是一般的思想文化斗爭，因為這些都是思想解放運動中必須解決的問題，是當時推行改革開放路線的中共中央堅定不移的意志，如果沒有這些前提，要推行經(jīng)濟改革路線是不可能的。巴金在《隨想錄》中許多言論看似尖銳，其實是當時政治生活轉軌的信號，被巴金敏銳地捕捉到了。在今天的環(huán)境下來看就是一般的常識。正因為如此，關于巴金在晚年著述中最隱秘的寫作激情，我們還要從另外的維度去找，那就是他曾經(jīng)失落的“理想”，這與他一生的奮斗與信仰有關。

二、巴金無政府主義信仰的浮沉

限于篇幅，本文不打算詳細討論巴金與無政府主義信仰的全部關系，僅就幾個具體的問題做一點簡單說明。

現(xiàn)在學界已經(jīng)有了定論：巴金早年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個結論既是對的又不完全準確。“巴金早年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這個定義的依據(jù)：無政府主義沒有具體的政黨組織，也沒有約束個人的紀律，僅就他和信仰的關系而言，主要體現(xiàn)在思想接受和個人道德修養(yǎng)，并不是特指某組織系統(tǒng)的成員。但巴金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位作家，在他的自述性文字里，他把自己與無政府主義的關系描寫得很有戲劇性。如他對閱讀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與廖抗夫的《夜未央》后的心情描寫，以及1927年他收到凡宰特寫給他的信以后，發(fā)生過一次自覺的“立誓獻身”的行為，后來他把這個片段寫進了小說《滅亡》。正因為有過這樣一些儀式感的描寫，我們似乎可以確定巴金早年是一位無政府主義者。

但是從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發(fā)展史來看，巴金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又是不夠完整的。從他在1920年閱讀《告少年》《夜未央》，參加成都的“半月”“均社”等小團體，到1929年他從法國回國，大約十年（即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晚清民國期間，中國無政府主義運動有幾個影響較大的派系，如參加同盟會從事暗殺活動的劉師復一系，偏重于社會政治實踐與個人道德修養(yǎng)；與法國勤工儉學運動密切相關的吳稚暉、李石曾一系，偏重于走上層政治路線；有北京大學等高校背景的黃凌霜等人，偏重于無政府主義理論研究；還有一些分散在廣東、湖南、漢口等工人集中區(qū)域從事工運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區(qū)聲白、黃愛、龐人銓、施洋等。后三派系的無政府主義者后來在實踐中逐漸被分化，其中有許多人轉變?yōu)樵缙诠伯a(chǎn)黨人，犧牲了生命。然而巴金不屬于這四個派系的成員，他與他的同志們從成都到上海、南京積極辦刊和從事宣傳等工作，都屬于邊緣性的自發(fā)活動，一直沒有進入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核心層。唯劉師復是他最尊敬的前輩，也是他服膺無政府主義的楷模，但是劉師復早逝，沒有與他發(fā)生實際的聯(lián)系，倒是劉師復一生獻給理想以及嚴于律己的自我道德約束，后來成為巴金精神的榜樣。

事實上我們在判斷“巴金早年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時，已經(jīng)排除了巴金與無政府主義運動實際構成的關系。巴金個人的無政府主義經(jīng)歷有幾個明顯的特點：第一，他是通過與國際無政府主義大師的思想交流，建構起自己的理想世界。他從閱讀克魯泡特金、巴枯寧、蒲魯東等著名無政府主義理論家的著述，閱讀廖抗夫、斯捷普尼雅克、赫爾岑、妃格念爾等作家的創(chuàng)作與回憶錄等，直接從西方接受了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及其理論；第二，他是通過與國際無政府主義活動家如高德曼、柏克曼、凡宰特等人的私人通信，直接感受到他們的人格魅力，從而在精神品格上得到提升；第三，鑒于前兩個特點，巴金作為無政府主義者從一開始就有相當高的精神站位，他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思想基本上來自西方，他是通過與西方大師們、偶像們、先烈們的精神對話來武裝自己，而不是從中國政治運動的實際狀況出發(fā)來總結經(jīng)驗教訓，提升自己的理論。因此他對于中國實際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是生疏的，也是脫節(jié)脫離的；第四，即便如此，并不表明巴金不關心或拒絕無政府主義的實際運動。1928年底，已經(jīng)獲得成熟理論裝備的巴金回到中國，他是有心在無政府主義運動實踐中發(fā)揮指導作用的，但在1929年，國民黨政權已經(jīng)建立了一黨專制的社會體制，無政府主義運動風流云散，難起波瀾。1930年10月，國內(nèi)殘存的無政府主義者聚集在杭州游湖開會，討論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工作。但這個會的實際結果，只是策劃一個宣傳理論的刊物《時代前》（月刊），只辦了六期。從此中國再也沒有政治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嚴酷的現(xiàn)實給了巴金當頭一棒，他原來規(guī)劃的人生道路全部改變了。

20世紀20年代末，中國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發(fā)生分化。一些頭面人物采取了與國民黨政權合作途徑，實際上已經(jīng)放棄了無政府理想；一部分激進的青年無政府主義者轉向了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實踐；更有大部分懷有無政府主義理想的人轉向了民間崗位，他們辦教育、辦農(nóng)場、組織工會、從事出版，不再空談無政府主義，而是把無政府的社會理想轉化為一種倫理情感，熔鑄于具體的工作熱情，成為崗位型的知識分子。巴金后來多有接觸的，主要就是這樣一批無政府主義者。在轉型過程中巴金的生活道路也開始發(fā)生變化，他走上了文學寫作的道路。

巴金具有寫作天才，他的寫作很快就取得了成功。他想做一個政治革命家沒有做成，卻無意間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小說家。但是巴金以文學事業(yè)來取代理想主義的革命事業(yè)，與大多數(shù)無政府主義者——他們將理想激情轉化為倫理情感與道德修養(yǎng)，落實在具體的崗位上，努力把工作做得盡善盡美——還是不一樣的。后者有許多成功的事例，如福建泉州的黎明高中與平民中學，上海的立達學園與文化生活出版社，最杰出的代表是匡互生與葉非英。然而巴金的理想主義的文學創(chuàng)作并不如此，他的寫作目標仍然是通過文學來宣傳自己的理想，鼓動讀者接受他的文學煽情，間接達到獻身理想的目的。他對文學藝術本身的價值并沒有太多考量，更沒有因為自己創(chuàng)作獲得市場成功而沾沾自喜，反而文學事業(yè)的成功對他構成了一種精神壓力。巴金本能地意識到，他似乎離開自己的理想越來越遠了。在1933年巴金給自己的精神導師愛瑪·高德曼的一封信里，如此痛苦地傾訴：

E.G，我沒有死，但是我違背了當初的約定，我不曾做了一件當初應允你們的事情。我一回國就給種種奇異的環(huán)境拘囚著，我沒有反抗，卻讓一些無益的事情來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這五年是多么痛苦的長時間啊！我到現(xiàn)在還不明白我是怎樣度過它們的。然而這一切終于遠遠地退去了，就像一場噩夢。剩下的只有十幾本小說，這十幾本小說不知道吸吮了我多少的血和淚……

這既是對自己回國以后五年寫作生活的否定和懺悔，也隱含了對自己日趨平庸的未來日常生活的恐懼。當初在巴黎“立誓獻身的一瞬間”似乎已經(jīng)越來越遙遠了。于是他在這封信里再次向高德曼起誓，許諾自己將會放下寫作生活，奔赴西班牙去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由此可見，巴金心目中的“對人類更有好處”的實際事業(yè)，就是實現(xiàn)無政府主義理想，而不是匡互生他們從事的教育工作或者其他民間的崗位。1930年代如火如荼的寫作生活，在別人看來是巴金創(chuàng)作的黃金時期，而對作為無政府主義者的巴金本人來說，卻似乎是一場煉獄式的煎熬。二十多年前，我曾經(jīng)在《人格的發(fā)展——巴金傳》里這樣說：“巴金的魅力不是來自生命的圓滿，恰恰是來自人格的分裂：他想做的事業(yè)已無法做成，不想做的事業(yè)卻一步步誘得他功成名就，他的痛苦、矛盾、焦慮……這種情緒用文學語言宣泄出來以后，喚醒了因為各種緣故陷入同樣感情困境的中國知識青年枯寂的心靈，這才成為青年的偶像。巴金的痛苦就是巴金的魅力，巴金的失敗就是巴金的成功。”即使到了晚年，巴金心間仍然被這樣一種失敗感苦苦纏繞得難以排遣。

巴金后來并沒有去西班牙參加實際革命，仍然是用出版小冊子的形式向中國讀者介紹西班牙革命。巴金最終擺脫理想主義的焦慮和困擾，是在1935年擔任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以后，他漸漸適應了新的工作崗位，這期間他接近了以魯迅為核心的左翼文壇，順利進入中國新文學的核心層面，認識到自己的寫作與出版事業(yè)價值所在。魯迅去世以后，新文學傳統(tǒng)的接力棒傳到了巴金等人的手里，他堅持在文學創(chuàng)作和出版領域工作，完成了一個無政府主義理想戰(zhàn)士向民間崗位型知識分子的轉型。但是，盡管我本人竭力提倡知識分子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還是應該指出，民間崗位的價值取向與一般市民階層所持的中產(chǎn)階級的生活理想之間的分界，必須是以精神理想為標志的。但是這種精神理想又很難在日常生活的瑣碎細節(jié)中處處體現(xiàn)出來。尤其像巴金那樣以明確的政治社會理想為奮斗目標的知識分子，一旦轉移了工作崗位和生活激情，本來就很遙遠的政治理想也就變得越來越虛無縹緲了。讓人熱血沸騰的理想總是與年輕人在一起的，1940年代的巴金年近不惑，進入了常態(tài)的名流生活，無政府主義理想就在不知不覺中離他而去。1940年，被他稱為“精神上的母親”的愛瑪·高德曼在加拿大去世，巴金沒有發(fā)表任何悼念文字。

第二年，巴金寫了一篇散文《尋夢》，訴說他曾經(jīng)有過一個“能飛的夢”，現(xiàn)在已經(jīng)失去了，他還想把它尋找回來，可是再也找不回來了。這以后，巴金的創(chuàng)作風格變了，英雄主義的張揚轉變?yōu)樾∪宋锸〉陌Q，理想主義激情化作了普通人的瑣碎感情。巴金在1940年代后半期寫的小說，都是描寫失去了理想的善良人所遭遇的悲慘命運。最有代表性的是《寒夜》，他描寫一對因為共同理想而自由結合的青年夫婦，后來在貧病交困中逐漸喪失了作為精神支撐的生活理想，他們變得越來越瑣碎、自私、可憐，最后男主人公患肺結核去世，妻子隨他人棄家出走，留下的孩子和老人也不知所終，真是一點希望都不存在了。巴金在小說的結尾處，悲傷地寫道：“夜，的確太冷了。”但就是這部《寒夜》以及他同時期創(chuàng)作的《憩園》，被認為是巴金最優(yōu)秀的小說。就是說，巴金離開了理想主義激情以后，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最終回到了小說藝術的價值本位。

三、理想主義者的沉淪

上節(jié)所討論的是巴金與自己信仰的關系，這種關系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發(fā)生變化的？是突變還是漸變？我得出的結論是，巴金從一個理想型的無政府主義戰(zhàn)士（1920—1930）到一個充滿失敗感的作家（1930—1935）再轉而成為民間崗位知識分子（1935—1949），是三個時間節(jié)點，他的轉變是在日常生活環(huán)境的影響下逐漸發(fā)生的。巴金與信仰的浮沉關系非常隱秘。正如本文開始時說的：巴金早年曾經(jīng)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但不是一個完整的無政府主義者。說他不夠“完整”，一是指他僅僅在理論層面上接受了西方的無政府主義，但并沒有與中國實際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發(fā)生太多的聯(lián)系（國內(nèi)環(huán)境使然）；二是指巴金在1940年代很快轉型為一個作家、一個出版家，在民間崗位上做出了許多貢獻，但是在日常生活的消磨中，巴金逐漸離開早年的信仰所帶來的激情，無政府主義理想就像一個失去的夢，再也尋不回來了。

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巴金在1949年為什么順理成章地留在大陸，并且很快就參與了新政權的建構。從巴金與當時中國政治環(huán)境的關系來看：第一，他對國民黨政權一向采取不合作態(tài)度，與吳稚暉、李石曾等無政府主義頭面人物也保持了若即若離的冷淡關系；第二，除了與一些極端的左翼作家發(fā)生過口水戰(zhàn)外，他基本上是站在以魯迅為核心的左翼文學立場上進行活動的；第三，更重要的是，巴金與其他作為第三種力量出現(xiàn)的民主黨派人士不同，他既無具體的政治主張和政治行為，也沒有參與新政權分一杯羹的野心，作為一個民間崗位型的知識分子，巴金始終把自己的理想與熱情局限在民間的崗位，就像張元濟、張伯苓等社會賢達一樣，對新政權來說非但沒有威脅，反而是一種團結、統(tǒng)戰(zhàn)的資源；第四，即使從無政府主義立場而言，對于經(jīng)歷革命而建立的新型國家政權，他有理由親眼看一下工農(nóng)聯(lián)盟的新政權如何實踐其理想藍圖，這也是克魯泡特金、高德曼、柏克曼等無政府主義者對待十月革命的態(tài)度。巴金的無政府主義社會理想主要來自克魯泡特金，所以，他有較充分的理由超越具體的黨派政治偏見，從建設層面上關注并有限度地參與新政權的建構。

日本學者坂井洋史著文指出：巴金在1949年7月參加全國第一次文代會的發(fā)言題目“我是來學習的”，此語出自無政府主義者柏克曼在1920年踏上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羅斯故土面對歡迎他的群眾大會上所說的一句話。巴金翻譯介紹過柏克曼的這句話。從這句話的典故里，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巴金的真誠與戒備：一方面他要表明，此刻他所面對的新政權及其建立過程中的歷史洪流，他是疏離的，他是來向他們“學習”的，而不是他們其中的一個成員；另一方面他確實在他們的實踐中看到了文學的戰(zhàn)斗性的希望。既然他提出自己作為學習者的立場，那么在他面前就存在著兩種可能：一種是通過“學習”來改變自己的原來立場，讓自己也成為這個集體洪流中的一個成員；另一種可能就是他的學習（自我改造）失敗了，就像柏克曼一樣，最終離開自己的故土。當然后一種可能，即使在巴金當時的主觀愿望里，也是不愿意它發(fā)生的。

于是他就開始朝著第一種可能去努力。他在1950年代初期的一段時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尋找自己的政治理想與新的政權之間可能存在的契合點：如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故事》里，他找到了反法西斯的共同立場；在一系列抗美援朝的作品里，他也暗暗地溝通了以前支持韓國流亡者追求民族獨立的斗爭。但同時他也越來越意識到，他早期那些充滿政治激情的無政府主義理論文章將會成為他的歷史包袱，甚至帶來麻煩。尤其在“肅反”以后，他的無政府主義的朋友中有好些人被捕入獄，如畢修勺、葉非英等；而且葉非英被戴上了連“肅反”條例里也沒有羅列的罪名：“無政府主義反革命分子。”雖然這些威脅暫時還沒有給巴金的人生道路帶來陰影，但是在心理上的壓力一定是存在的。1949年以后，巴金在政治上獲得很高的禮遇，他被安排在文藝界的領導崗位上，直接參與了很多國事活動。他順應時代的發(fā)展，再也不提無政府主義的社會理想。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十四卷本的《巴金文集》時，巴金主動修改了自己舊作，不僅把宣傳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文字全部排除在外，還把他的小說里涉及無政府主義的任何痕跡也都刪得干干凈凈，部分作品的內(nèi)容也做了修改。在越來越加劇的嚴峻形勢下，巴金不做這些修改已經(jīng)不可能了。許多作家在這個時候采取了回避的態(tài)度，如老舍就拒絕再出版自己的舊作；還有更多的作家對自己的舊作進行重寫或者做重大修改，如李劼人和曹禺。平心而論，巴金與他們相比，修改舊作還不算太多，但他在自己舊作中所否定的，不是藝術技巧問題或者一般的思想問題，而是他曾經(jīng)心心念念要立誓獻身的信仰。為此，他還寫了類似檢討的說明，表示與曾經(jīng)的信仰劃清界限。

但盡管如此，巴金的作品依然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巴金為此不得不多次做了違心的檢討。一個人，對自己曾經(jīng)為之立誓獻身的政治理想公開否定，且不討論這個理想本身是否正確，對于信仰者來說，內(nèi)心是痛苦的，時間久了就成為一種自我折磨。這種痛苦局外人也很難體會。巴金是一個真誠的人，他對自己的內(nèi)心痛苦，既能直面相對，又苦于無法準確表達，為此他一直忍受著內(nèi)心煎熬。這就是他說的“油鍋反復煎了十年”的隱喻所在。《隨想錄》和《再思錄》里一再重復的懺悔話題，其實最重要的部分，是巴金一直沒有能夠明白說出來的他對信仰的懺悔。

四、巴金晚年著述：面對暮云，仍然不忘理想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討論巴金的晚年著述如何完成了他對無政府主義信仰的表述。如我前面所說，巴金在《隨想錄》里并沒有真正說出他心里最想說的話。《隨想錄》里主要貫穿了三條線索。第一條線索是參與20世紀80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中發(fā)生的思想文化、文學領域的各種論爭，包括對于“十年浩劫”的反思和批判。從《總序》和第一篇談《望鄉(xiāng)》開始,到第一百四十九篇《老化》收官，是最完整的一條線索。第二條線索是反思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的軟弱表現(xiàn)，進行自我批判。這條線索從第二十九篇《紀念雪峰》開始，到最后一篇（第一百五十篇）《懷念胡風》收官，也是比較完整地清算了自己屈服于權勢、對受難者落井下石的行為，對此進行懺悔。第三條線索則是巴金對信仰問題的表述。如果說，第一、二條線索是巴金重塑自己外在形象的過程，那么第三條線索則是他重塑自己的靈魂，這是從第一百四十七篇《懷念葉非英兄》開始的，也就是說，在《隨想錄》將近結束的時候，巴金才涉及這個難以啟齒的話題。

《懷念葉非英兄》這篇文章，巴金寫得異常艱難。也許這本來不在他所計劃寫作的題目之內(nèi)。但是隨著巴金在《隨想錄》里高舉起“講真話”的旗幟，就有讀者追問：你究竟如何看待你的信仰？還有人就巴金的“懺悔”提出怎么看待葉非英的冤案？巴金遲遲疑疑地回答：

我只寫成我打算寫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們讀到的更少。因此這三四年中常有人來信談我的文章，他們希望我多寫，多替一些人講話，他們指的是那些默默無聞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廣東辦教育的人。我感謝他們提醒我還欠著那幾筆應當償還的債。只是我擔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積累全挖出來，我已經(jīng)沒有這樣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夠原封不動地帶著塊壘離開人世嗎？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與不拖之間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

這段話里透露出很多重要信息。一是寫葉非英本不在巴金的《隨想錄》寫作計劃中，也就是說，巴金并沒有打算在《隨想錄》里公開談他的信仰問題。二是外界有很多朋友與讀者在催促他寫，希望他談談他與那些無政府主義朋友的關系。但是一旦巴金談他與無政府主義朋友的關系，就勢必涉及他的信仰，無法回避。三是巴金的那些無政府主義朋友都不是文學圈里的人，巴金也沒有在他們受迫害的時候落井下石，因此談不上要“償還的債”。但是在巴金的敘述里，這份“欠著的債”分量還不輕，他已經(jīng)擔心自己沒有精力來償還了。這個答案只能往深里追究：巴金與這些朋友畢竟不一樣。這些朋友把無政府理想轉換為民間崗位的工作倫理，默默無聞地工作和奉獻，他們沒有違背無政府主義的理想和精神，而巴金卻因為特殊的身份不得不公開表態(tài)，為無政府主義理想而檢討，而劃清界限，因此，真正要償還的“債”，就是清理他與無政府主義信仰的關系。四是本來巴金可以把這份自我懺悔悄悄地悶在肚子里，盡管很痛苦，但沒有人知道。而現(xiàn)在他毅然地選擇說“不，我也不能”，他不能帶著一肚子的懺悔離開人世。

第三條線索在《隨想錄》里僅僅才開了一個頭，雖然《隨想錄》已經(jīng)完工，評論界對《隨想錄》的解讀也就定格在第一、二條線索，但巴金要說的話還是沒有全部說完。他還要寫作《再思錄》、還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證明自己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這也是本文要完整地提出“巴金晚年著述”這個概念的依據(jù)。只有把包括《隨想錄》《再思錄》以及巴金編輯的《巴金全集》《巴金譯文全集》等綜合起來，才能把握一個偉大而豐富的心靈所能夠達到的境界。

既然決心要談他的信仰，巴金就開始考慮選擇一個什么樣的詞，既不犯禁忌又能夠讓他的信仰被當下時代所接受。一年半以后，他在編輯《巴金全集》的第六卷時重新審讀了《愛情的三部曲》以及寫于1935年的《〈愛情的三部曲〉總序》和《〈愛情的三部曲〉作者的自白》,這是巴金創(chuàng)作中與無政府主義理想最為接近的作品以及作者關于信仰的最直接的自白。巴金在這一卷的《代跋》里寫道：

有一件小事給了我以啟發(fā)。多少年（四五十年吧）過去了，那些熟人中還有少數(shù)留在原地，雖然退休了，仍在做一點教育工作。去年我女兒女婿到南方出差經(jīng)過那里，代我去看望了那幾位老友，他們回來對我說，很少見到這樣真誠、這樣純樸、這樣不自私的人。真是“理想主義者”！

對，理想主義者。他們替我解答了問題。我所寫的只是有理想的人……

當初巴金在《電》里描寫的那些無政府主義者的原型，不一定就是現(xiàn)實世界里在泉州辦教育的朋友，但是巴金通過他女兒的理解，把他們定位于“理想主義者”，實際上是替換了對象，把“理想主義者”這個概念與《愛情的三部曲》里所描寫的無政府主義者形象疊合起來。“理想”這個詞是巴金以前在文章里經(jīng)常使用的，但是直到這一篇代跋，“理想”與“信仰”兩個詞被正式疊合在一起了。巴金接著就重申：

今天的讀者大概很難了解我這些夢話了。其實當時就有人懷疑我所說的“我有信仰”是句空話。經(jīng)過五十幾年的風風雨雨，我也不是當初寫這《三部曲》的我了，可能這是我最后一次翻看《自白》，那么讓我掏出心來，做個明確的解釋：

“一直到最后我并沒有失去我對生活的信仰，對人民的信仰。”

盡管對“信仰”加上了含義模糊的定語修辭，但從理論上來說，這也不違反無政府主義者的初心。重要的是巴金又一次重新舉起了《愛情的三部曲》里的人物的關鍵詞：“我不怕……我有信仰。”半年后，沈從文去世，巴金在寫作《懷念從文》時又一次提到了信仰。他回憶1966年“文革”初期的情景：

在靈魂受到熬煎的漫漫長夜里，我偶爾也想到幾個老朋友，希望從友情那里得到一點安慰。可是關于他們，一點消息也沒有。我想到了從文，他的溫和的笑容明明在我眼前。我對他講過的那句話“我不怕……我有信仰”像鐵槌（錘）在我頭上敲打，我哪里有信仰？我只有害怕。我還有臉去見他？這種想法在當時也是很古怪的，一會兒就過去了。過些日子它又在我腦子里閃亮一下，然后又熄滅了。

這段話里透露出一個重要的信息：巴金在《隨想錄》里沒有一句提到無政府主義信仰，但是在這里，他不僅要告訴讀者，雖然無政府主義信仰給他帶來了殺身之禍，但是在受迫害的漫漫長夜里，“我不怕……我有信仰”仍然給了他抵御迫害的希望與力量。巴金用了“很古怪”“閃亮一下”等文學筆法，表達的卻是信仰的正能量。在那個時候，他的腦子里一定會閃過克魯泡特金、妃格念爾、柏克曼、門檻上的少女等形象。

在《再思錄》的短小篇幅里，巴金對于信仰的表達幾乎是火山爆發(fā)式的。他連續(xù)寫了對他的無政府主義朋友吳克剛和衛(wèi)惠林的回憶，他直接以柏克曼的名言為題寫下了《沒有神》的短文，他第三次寫西湖，文章里深情地寫道：

……那么我就在這里做我的西湖之夢吧。68年過去了，好像快，又好像慢。我還不曾忘記1930年10月的一個月夜，我坐了小船到“三潭印月”，那是我第一次游西湖。我離開小船走了一圈，的確似夢非夢。

這里巴金明確說到第一次游杭州西湖、參加無政府主義者聚會的具體時間（1930年到1994年，應該是六十四年）。他又繼續(xù)寫道：“我今天還在懷念我的老友衛(wèi)惠林伉儷，三十年代他們在俞樓住過一個時期。”那次聚會很可能是衛(wèi)惠林發(fā)起的，當時他就住在杭州俞樓，邀請巴金等一幫朋友到杭州開會，順便旅游。這也是巴金在《春》里寫到的覺慧去杭州旅游的故事。巴金說他在西湖做了一個夢，似夢非夢，也就是他在1941年寫的散文《尋夢》里那個已經(jīng)失去的“夢”。當年讓他熱血沸騰的無政府社會理想，已經(jīng)是一個遙遠的夢了。但是也不完全是夢，而是確實發(fā)生過的真實事情。所以他說“似夢非夢”。

《西湖的夢》的結尾部分，巴金意味深長地講了一個據(jù)說是從日本報上看來的故事：兩個好友被迫分離，臨行時相約十年后某日某時在一個地方會見。十年后，那一天到了，那個留在東京的朋友在相約的地方等了一整天，最后有個送電報的人來了，交給他一份電報，上面寫道：“我生病，不能來東京踐約。請原諒。請寫信來，告訴我你的地址，我仍是孤零零的一個人。”收報人的地址是：某年某月某時在東京某橋頭徘徊的人。

作為文學家的巴金來說，這個徘徊的收報人正是他晚年的自我寫照。如他自己所說：

第三次的西湖之夢開始的時候，我已精疲力竭、勞累不堪。……我不是拄著木拐在賓館門前徘徊，就是坐在陽臺上靜靜地遙望白堤、蘇堤的花樹。第三次的夢是一種完全不同的夢，每次我都懷著告別的心情來到這里，每次我?guī)еＭx開，但是我時時感覺到我要躺下來休息了。

對巴金來說，西湖的夢是做不完的。

（本文注釋從略，詳見《南方文壇》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