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小說史如何講授 ——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片論

1924年夏，魯迅應(yīng)國立西北大學之邀，赴西安講學。自7月7日啟程，至8月12日返京，歷時一個月零六天（含旅途時日）。魯迅對于此次西安之行并不看重，除在自家日記中做“流水賬”式的簡要記述外（魯迅的日記歷來如此），日后在其著述及與友人的通信中也很少提起。[1]倒是幾位同行者和陜西方面的接待者，以及聆聽魯迅講學的幾位當事人對此頗為重視，通過回憶提供了豐富的史料。后世研究者對此則更為關(guān)注，分別通過對這一事件的追懷、重構(gòu)與闡釋，奉獻出不少精彩的學術(shù)論斷，使“魯迅在西安”成為一個學界內(nèi)外競相討論的熱門話題。有趣的是，此次暑期講學由國立西北大學和陜西省教育廳合辦，獲邀者甚眾，其中不乏李濟、蔣廷黻、陳鐘凡、夏元瑮、吳宓（受約請而未至）等知名學者[2]，與魯迅同行赴陜的也有十余人之多[3]，而其中唯有魯迅受到密切關(guān)注，一言一行均獲得記述、追憶與研究，這顯然并非取決于魯迅西安之行自身的重要意義，而是時代癥候使然，取決于魯迅日后——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后——在思想和政治領(lǐng)域中如日中天的崇高地位。這也使后世對于這一事件的記述、追憶與研究，普遍高調(diào)，不無政治色彩。[4]

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記述、追憶與研究，主要集中于三個話題：與軍閥的斗爭，長篇小說（或劇本）《楊貴妃》之創(chuàng)作計劃的終止，以及講學的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以下簡稱《變遷》）。相對而言，論者更為關(guān)注前兩個話題，對魯迅此次西安之行的“正業(yè)”——講授“中國小說史”——反而著墨不多。魯迅赴陜講學，選擇小說史作題目，自有在北京各高校開設(shè)的相關(guān)課程做基礎(chǔ)，可謂駕輕就熟，但也不乏周密審慎之處。講學之余受邀為陜西督軍劉鎮(zhèn)華的士兵演講，內(nèi)容仍是小說史，可見一斑。[5]但是否如論者所言，時時顯示出“戰(zhàn)士”面目，與軍閥及各種惡勢力不懈斗爭，尚須辨析。突出魯迅與軍閥的斗爭，強調(diào)其“戰(zhàn)士”身份，在特定時期內(nèi)自是題中應(yīng)有之義。然而將《變遷》中的若干現(xiàn)場發(fā)揮，也歸之為“斗爭策略”，未免過甚其辭。與之相比，探求《楊貴妃》的構(gòu)思及其最終未能著筆的原因，更為當事人及后世研究者所津津樂道，也成為魯迅西安之行中最受關(guān)注的話題，近年來仍是新見迭出，其成果數(shù)量和質(zhì)量均大大超越對于《變遷》的研究。[6]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變遷》記錄稿經(jīng)魯迅本人校訂后，已落實為文字，輯入《國立西北大學陜西教育廳合辦暑期學校講演集》（二）[7]，留給研究者馳騁想象的空間遠不及未能問世的《楊貴妃》；另一方面，由于有《中國小說史略》（以下簡稱《史略》）這部巨著在前，《變遷》的研究余地也就相對有限，即便有論及者，也或?qū)ⅰ蹲冞w》視為獨立于《史略》之外的另一部小說史研究著作加以表彰，或?qū)ⅰ蹲冞w》作為對《史略》的濃縮、修正和發(fā)展。前者夸大了《變遷》的學術(shù)價值，后者則對《變遷》自身的獨特性缺乏關(guān)注。可見，在涉及魯迅西安之行的三個話題中，反而是其講學及相關(guān)記錄稿《變遷》更有闡釋的余地。因此，探討魯迅的西安之行，在突出“戰(zhàn)士”魯迅和“作家”魯迅面目的同時，令“學者”魯迅適時登場，實有必要。事實上，《史略》與《變遷》相比，不僅有詳略之分，還有著作與講演之別，其主要差異不在觀點，而在體例。本文即試圖從這一角度入手，探討作為講演的《變遷》與作為著作的《史略》之間的縫隙與關(guān)聯(lián)，在此基礎(chǔ)上考察并凸顯《變遷》自身的學術(shù)意義。

一、課堂上的魯迅

魯迅自1920年起在大學課堂講授小說史，直至1926年8月離開北京止，六年中先后在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后更名北京師范大學）、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后更名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北京中國大學文科部等高校任教，影響深遠。小說史雖然只是一門選修課，卻成為當時最受學生歡迎的課程之一。魯迅講授小說史之所以大受歡迎，除基于其在中國小說史研究領(lǐng)域的深厚積累與非凡造詣外，也和魯迅擅長講課密切相關(guān)。遺憾的是，當時錄音、錄像等現(xiàn)代化手段尚未出現(xiàn)，無法完整地記錄魯迅小說史課程的現(xiàn)場效果。幸好有若干當事人的回憶性文字，為追懷與重構(gòu)魯迅的小說史課堂提供了可能。

1924年在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讀書，并與魯迅過從甚密的荊有麟于1942年撰《魯迅回憶斷片》一書，這樣描述魯迅的授課：

記得先生上課時，一進門，聲音立刻寂靜了，青年們將眼睛死盯住先生，先是一陣微笑，接著先生便念出講義上的頁數(shù)，馬上開始講起來，滔滔如瀑布，每一個問題的起源，經(jīng)過，及先生個人對此的特殊意見。先生又善用幽默的語調(diào)，講不到二十分鐘，總會聽見一次轟笑，先生有時笑，有時并不笑，仍在繼續(xù)往下講。……時間雖然長（先生授課，兩小時排在一起繼續(xù)講兩個鐘頭，中間不下堂）些，而聽的人，卻像入了魔一般。隨著先生的語句，的思想，走向另一個景界中了。要不是先生為疏散聽者的腦筋，突然講出幽默話來，使大家轟然一笑，恐怕聽的人，會忘記了自己是在課堂上的，而先生在中國歷史人物中，特別佩服曹操，就都是在講授時候，以幽默口吻送出的。[8]

可見，內(nèi)容充實、言語幽默、富于吸引力，是魯迅授課的主要特點。而連續(xù)講授兩個小時而不令聽者感到厭煩，更是難得。北京大學法文系學生，曾選修小說史課，并幫助魯迅印刷講義的常惠晚年回憶：

魯迅先生講課，是先把講義念一遍，如有錯字告訴學生改正，然后再逐段講解。先生講課詳細認真，講義字句不多，先生講起來援引其他書中有關(guān)故事，比喻解釋，要讓學生對講的課了解明白。學生問到講義中的字句情節(jié)，先生一定多方講解，直到學生明白了，先生才滿意。先生的比喻，不止用書中字句，有時還在黑板上畫畫，不夠的地方，還要用姿勢表示。《中國小說史略》第八篇“唐之傳奇文”（上）有“《異夢錄》記邢鳳夢見美人，示以‘弓彎’之舞”，學生對“弓彎”不明白，先生援引了《酉陽雜俎》里的故事：“有士人醉臥，見婦人踏歌曰：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問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做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guī)焉。”先生援引了這個故事，大概覺得還不夠，于是仰面，弓腰，身子向后仰，身子一彎曲，就晃起來，腳也站立不穩(wěn)了，這時先生自語：“首髻及地，吾不能也。”同學們見他這樣負責講解，都為之感動。課堂上師生之間情感接近，課文內(nèi)容也有情趣。對先生的講課認真精神和有風趣的言談，同學們都喜愛和尊敬。[9]

在授課過程中熱情投入，并注重與學生的互動，這樣的課程理所當然地會受到歡迎。曾為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學生的許廣平，在《魯迅回憶錄》一書中披露了魯迅小說史課程的更多細節(jié)，尤其關(guān)涉講義以外的發(fā)揮之處：

如第四篇《今所見漢人小說》，他明確地指出：“現(xiàn)存之所謂漢人小說，蓋無一真出于漢人，晉以來，文人方士，皆有偽作，至宋明尚不絕。”大旨不離乎言神仙的東方朔與班固，前者屬于寫神仙而后者則寫歷史，但統(tǒng)屬于文人所寫的一派。《神醫(yī)經(jīng)》亦文人作品。而道士的作品之不同處則帶有恐嚇性。有時一面講一面又從科學的見地力斥古人的無稽，講到《南荒經(jīng)》的蚘蟲，至今傳說仍存小兒胃中，魯迅就以醫(yī)學頭腦指出此說屬謬，隨時實事求是地分析問題。在《西南荒經(jīng)》上說出訛獸，食其肉，則其人言不誠。魯迅又從問路說起，說有人走到三岔路口，去問上海人（舊時代），則三個方向的人所說的都不同，那時問路之難，是人所共知的。魯迅就幽默地說：“大約他們都食過訛獸罷！”眾大笑。[10]

這一段回憶文字頗具現(xiàn)場感，開頭的引文出自《中國小說史略》，之后則是對這一句話的講解和發(fā)揮，既運用醫(yī)學常識，又引入社會現(xiàn)象，一收一放，輕健自如，確實體現(xiàn)出高超的講課藝術(shù)。此外，對于魯迅授課的回憶性材料尚多，茲不一一舉證。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引用當事人對于魯迅授課的追懷，意在接近并還原魯迅的“教學現(xiàn)場”。從中不難發(fā)現(xiàn)，盡管三位當事人回憶的立場和姿態(tài)各有不同，撰文的時間及其歷史背景也有異，但對于魯迅的授課方式、特點與效果的描述卻驚人地一致——既遵循講義，不致離題萬里，又時有精彩發(fā)揮，保持課堂的生動活躍，這無疑是文學課堂的最佳范例。較之同在北大講壇執(zhí)教的林損（公鐸）和孟森（心史），前者以授課不入正題、反而喜歡罵人著稱，后者則每每在課堂上一字不差地照讀講義。[11]兩相對照，魯迅的授課大受歡迎，除選修者外，還吸引眾多旁聽者和偷聽者[12]，以至教室常常爆滿，并不斷觸發(fā)當事人的追懷與重構(gòu)，這恐怕不止源于魯迅生前身后的巨大聲譽，其授課內(nèi)容的豐富充實和教學方式的靈活生動，才是主因。在魯迅離開北京后，雖有馬廉、孫楷第等人先后在北大開設(shè)小說史課程，但都難以再現(xiàn)魯迅授課的精彩效果。

不過，盡管能夠借助當事人的追懷與重構(gòu)不斷接近魯迅小說史課程的原貌，但在沒有完整詳盡的課堂記錄的情況下，畢竟無法真正做到還原現(xiàn)場。盡管有用作講義的《中國小說史略》留存至今，但魯迅將其作為著作經(jīng)營的用心，又使之不同于普通的課程講義或授課實錄。在這一背景下，魯迅1924年西安暑期講學的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就體現(xiàn)出獨特的價值。雖然由于課時所限，不得不刪繁就簡，在內(nèi)容上與《中國小說史略》有詳略之分，但這部由聽課人記錄、授課人審定的講稿[13]，卻成為對于魯迅小說史課程的難得的現(xiàn)場實錄，較之當事人的回憶，更準確也更直觀地呈現(xiàn)出魯迅的教學現(xiàn)場。魯迅在西北大學講授小說史，計十一次十二小時，課時不及在北大的三分之一。但證之以當事人的回憶，其授課方式和效果卻與在北大時相同。

李瘦枝在《“劉記西北大學”的創(chuàng)辦與結(jié)束》一文中述及魯迅演講的現(xiàn)場效果：

講演會場有兩處，一是校內(nèi)大禮堂，一是風雨操場（當時在教育廳院內(nèi)），魯迅先生和王桐齡、夏元瑮諸人在大禮堂，劉文海、蔣廷黻等在風雨操場，聽眾可以自由選擇參加。……由于魯迅先生的講演內(nèi)容豐實，見解深刻，特別是他在講演中的那種昂揚地戰(zhàn)斗精神，感染力很強，不多幾天禮堂上即座無虛席，及至講唐宋以后，就有不少人爭不到座位站著聽講了。[14]

相比之下，其他幾位當事人更關(guān)注魯迅的講授方式。時任西北大學秘書兼講師、參與暑期講學籌備和招待工作的段紹巖回憶：“他（魯迅——引者按）的儀容嚴肅，講話簡要而幽默，講演時如跟自己人談家常一樣的親切。”[15]另一位當事人、后任易俗社編輯的謝邁千的回憶與此相近：“魯迅先生上堂講演，總是穿著白小紡大衫，黑布褲，黑皮鞋，儀容非常嚴肅。講演之前，只在黑板上寫個題目，其余一概口講，說話非常簡要，有時也很幽默，偶而一笑。”陪同魯迅演講的劉依仁的追懷則更為詳盡：“魯迅先生的講演，真如他的寫文章一樣，理論形象化，絕不抽象籠統(tǒng)，舉出代表作品，找出恰當例證，具體發(fā)揮，沒有廢話，使聽者不厭，并感著確有獨到之處。”[16]

上述幾段回憶性文字，雖不及前引荊有麟、常惠和許廣平的回憶詳細豐贍，但大體一致。可見，魯迅此次西安講學，依舊以小說史為題，而且不受課時與場地的局限，授課方式及現(xiàn)場效果與在北京各高校無異。但據(jù)現(xiàn)有史料，未見向聽眾發(fā)放講義的記載。而《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的存在，成為對于此次演講內(nèi)容的詳細記錄，稍可彌補魯迅在北京各高校講授小說史課程，有講義而無現(xiàn)場記錄的遺憾。更為重要的事，《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使用白話記錄，與《中國小說史略》之文言述學恰堪對照，二者在語言表述與文體選擇上的差異，成為考察課程、演講與相關(guān)著作之關(guān)聯(lián)與縫隙的絕佳范例。

二、講演與著作

晚清以降，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為代表，曾有任課教師編寫講義的制度性設(shè)計，此舉在民國初年雖然有所松動和反復，但仍為不少教師所遵循，并精心撰構(gòu)，因此促成了多部現(xiàn)代中國的學術(shù)經(jīng)典著作的問世。[17]魯迅在應(yīng)聘北大后，也開始撰寫講義，先以散頁的形式于每次課前寄送校方印行，最終集腋成裘，匯集出版。可見，與同時代的許多學術(shù)著作一樣，《中國小說史略》最初也是作為大學的課程講義。魯迅撰寫小說史，很大程度上是在大學授課的需要。不過，考慮到魯迅在離開大學講壇后仍反復對《中國小說史略》做出修改，亦可見其將《中國小說史略》作為著作經(jīng)營的用心。[18]同時，魯迅也非常重視文學史（包括小說史）的學術(shù)職能。1926年在廈門大學中文系講授中國文學史期間，曾致信許廣平，介紹自己授課和編寫講義的情況：

我的功課，大約每周當有六小時，因為語堂希望我多講，情不可卻。其中兩點是小說史，無須豫備；兩點是專書研究，須豫備；兩點是中國文學史，須編講義。看看這里舊存的講義，則我隨便講講就很夠了，但我還想認真一點，編成一本較好的文學史。[19]

這段自述，體現(xiàn)出魯迅對自家著作的學術(shù)期待：不僅滿足教學需要，更要在學術(shù)上有所創(chuàng)獲，希望奉獻流傳后世的學術(shù)經(jīng)典，而非只供教學的普通講義。這使他對小說史的撰寫精益求精，即使在告別大學講壇之后，仍對《中國小說史略》進行增補修訂。該書成為學術(shù)史上的一代名著，除基于作者豐厚的學術(shù)積累外，也和魯迅嚴謹、甚至近乎嚴苛的治學態(tài)度有關(guān)。

此外，從最初的油印本講義到正式出版，《中國小說史略》一直采用文言。對此，魯迅在該書序言中稱：

此稿雖專史，亦粗略也。然而有作者，三年前，偶當講述此史，自慮不善言談，聽者或多不憭，則疏其大要，寫印以賦同人；又慮鈔者之勞也，乃復縮為文言，省其舉例以成要略，至今用之。[20]

《中國小說史略》“省其舉例”固然屬實，而魯迅將采用文言的原因解釋為減輕鈔寫排印之煩勞，此說則不可輕信[21]。眾所周知，自新文化運動起，提倡白話、反對文言的立場幾乎貫穿了魯迅的后半生。對于文言文及其倡導者，魯迅發(fā)出過迄今為止最為激烈的聲音。[22]主要見于其散文和雜文之中。在撰寫學術(shù)著作——除《中國小說史略》外，還包括《唐宋傳奇集》之《稗邊小綴》，以及同樣曾經(jīng)作為講義的《漢文學史綱要》——時則采用文言。因此，魯迅對于文言與白話的取舍，并非出于現(xiàn)實考慮，而主要基于不同的論述對象。在魯迅的著述中，論述對象與言說方式的“隔”與“不隔”，往往通過對文體的不同選擇加以呈現(xiàn)。散文抄寫記憶，雜文針砭時弊，關(guān)注的都是現(xiàn)實。而《中國小說史略》等學術(shù)著作，面對的則是古代的文學作品，需要在言說方式上與研究對象相體貼，保持二者的整體感。《中國小說史略》采用文言，且文辭淵雅，甚至可以作為古典美文來加以鑒賞品讀，有效地彌合了述學文體與論述對象之間可能存在的區(qū)隔與落差。[23]

與《中國小說史略》相比，《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作為演講的記錄，采用白話，保持了一定的口語色彩和現(xiàn)場感（尤其是開場白和結(jié)尾），部分內(nèi)容就是《中國小說史略》的白話版。如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中關(guān)于《儒林外史》的論述：

小說中寓譏諷者，晉唐已有，而在明之人情小說為尤多。在清朝，諷刺小說反少有，有名而幾乎是唯一的作品，就是《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安徽全椒人吳敬梓做的。敬梓多所見聞，又工于表現(xiàn)，故凡所有敘述，皆能在紙上見其聲態(tài)；而寫儒者之奇形怪狀，為獨多而獨詳。當時距明亡沒有百年，明季底遺風，尚留存于士流中，八股而外，一無所知，也一無所事。敬梓身為士人，熟悉其中情形，故其暴露丑態(tài)，就能格外詳細。其書雖是斷片的敘述，沒有線索，但其變化多而趣味濃，在中國歷來作諷刺小說者，再沒有比他更好的了。[24]

相關(guān)內(nèi)容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則表述為：

寓譏彈于稗史者，晉唐已有，而明為盛，尤在人情小說中。……迨吳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

……

吳敬梓著作皆奇數(shù)，故《儒林外史》亦一例，為五十五回；其成殆在雍正末，著者方僑居于金陵也。時距明亡未百年，士流蓋尚有明季遺風，制藝而外，百不經(jīng)意，但為矯飾，云希圣賢。敬梓之所描寫者即是此曹，既多據(jù)自所聞見，而筆又足以達之，故能燭幽索隱，物無遁形，凡官師，儒者，名士，山人，間亦有市井細民，皆現(xiàn)身紙上，聲態(tài)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惟全書無主干，僅驅(qū)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因亦娛心，使人刮目矣。

兩相對照，《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論述稍顯簡略，但內(nèi)容與《中國小說史略》基本一致，所不同者只在于表述方式。前者采用白話，并保持口語狀態(tài)；后者則采用典雅的文言，在述史持論的同時，也體現(xiàn)出對于文字的悉心經(jīng)營——“秉持公心，指擿時弊，機鋒所向，尤在士林”，“慼而能諧，婉而多諷”，不僅是對《儒林外史》之諷刺特質(zhì)的定評，在文字上亦富于美感。通過比較，不難看出魯迅明確的文體意識：《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作為演講記錄，應(yīng)保持白話講學的現(xiàn)場效果；《中國小說史略》作為學術(shù)著作，在持論謹嚴的同時，還須在文字上體貼論述對象。二者具有不同的文體歸屬和學術(shù)職能。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還有一些不見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內(nèi)容，被研究者視為對后者的修正和補充。[25]《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不同于《中國小說史略》之處，多數(shù)源于白話與文言的表述差異，少數(shù)是對《中國小說史略》中論斷的延伸，個別為《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所獨有且篇幅較長者，主要有以下幾處：

1、開場白中討論歷史的進化；

2、第一講中提出“詩歌在先，小說在后”的觀點；

3、第一講中關(guān)于神話可否作為兒童讀物的論述；

4、第二講中闡述“萬有神教”及其成因；

5、第三講中將張生與崔鶯鶯的團圓視為“國民性”問題；

6、第三講中就孫悟空的原型與胡適商榷；

7、第四講中論述唐宋傳奇不同的原因。

上述“新見”是否屬于對《中國小說史略》的修正，尚須一一辨析。第1條即開場白中對進化論的言說，常為研究者所引用，所謂“從倒行的雜亂的作品里尋出一條進行的線索”一語雖不見于《中國小說史略》，卻是魯迅小說史研究的基本思路。作為系列演講的開場白，只是將貫穿于《中國小說史略》的內(nèi)在學術(shù)理路明確說出而已，并非修正和補充。第2至5條，其主要觀點及思路均見于魯迅的雜文之中。雜文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也可借題發(fā)揮，任意而談。學術(shù)著作則不然，須有理有據(jù)，謹慎施為，同時避免枝蔓過多，隨意引申，損害著作的整飭嚴謹。而介于二者之間的演講，在保持述學之要旨的同時，可以根據(jù)現(xiàn)場情況隨時延展發(fā)揮。因此，這幾處“新見”，當屬于演講過程中的現(xiàn)場發(fā)揮，之所以見于《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而不見于《中國小說史略》，恰恰是二者不同的文體歸屬使然，并非補充。相對而言，第六、七條與小說史研究本身的關(guān)聯(lián)更為緊密。關(guān)于孫悟空的原型，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提出“無支祁”說。胡適則在《〈西游記〉考證》一文中提出孫悟空形象來源于印度史詩《羅摩衍那》（Rāmāyana）中的神猴哈奴曼（Hanumān）。[26]魯迅與胡適，分別以《中國小說史略》和“中國舊小說考證”系列論文執(zhí)中國小說史學之牛耳，但彼時小說史學尚處于開創(chuàng)期，新觀點、新史料層出不窮。《中國小說史略》初版后不久，魯迅即收到師友及讀者的多封來信，或提供新史料，或?qū)€別論斷提出修改意見。[27]魯迅對此有接受，也有保留，這是學術(shù)研究中的正常現(xiàn)象。關(guān)于孫悟空形象的原型，“無支祁”說與“哈奴曼”說均可視為一家之言，并無正誤優(yōu)劣可言。魯迅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介紹了胡適的觀點，并加以申說，仍然堅持己見。事實上，這類論述更適合寫成專門的答辯文章，而不宜寫入小說史著作。否則須答辯反駁處甚多，不免枝枝蔓蔓，造成主次不分，影響小說史的正常論述。而作為演講，《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則不存在這種局限，介紹胡適觀點并進行答辯，也屬于現(xiàn)場發(fā)揮。何況魯迅仍堅持“無支祁”說，更不能視為對《中國小說史略》的修正。

《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四講論述唐宋傳奇之不同：

傳奇小說，到唐亡時就絕了。至宋朝，雖然也有作傳奇的，但就大不相同。因為唐人大抵描寫時事；而宋人則極多講古事。唐人小說少教訓；而宋則多教訓。大概唐時講話自由些，雖寫時事，不至于得禍；而宋時則諱忌漸多，所以文人便設(shè)法回避，去講古事。加以宋時理學極盛一時，因之把小說也多理學化了，以為小說非含有教訓，便不足道。但文藝之所以為文藝，并不貴在教訓，若把小說變成修身教科書，還說什么文藝。

這段論述為《中國小說史略》所無，看似屬于新見，但前引之許廣平回憶中有如下記述：

關(guān)于傳奇，魯迅批評宋不如唐，其理由有二：（一）多含封建說教語，則不是好的小說，因為文藝作了封建說教的奴隸了；（二）宋傳奇又多言古代事，文情不活潑，失于平板，對時事又不敢言，因忌諱太多，不如唐之傳奇多談時事。[28]

兩相對照，內(nèi)容極為相近。據(jù)許廣平回憶，她選修魯迅的小說史課，講前三篇時還在使用油光紙臨時印的講義，此后就以新潮社出版上下冊本《中國小說史略》為課本了。據(jù)此推斷，當在1924年上半年，早于魯迅在西北大學演講。可見，在赴陜西之前，魯迅已有上述論斷，決非自《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始。傳奇“宋不如唐”的判斷，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即已出現(xiàn)，對其原因也有所闡發(fā)，但不及《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詳盡。因此，較之《中國小說史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論述唐宋傳奇之差異的內(nèi)容，只是由略到詳而已，并非從無到有的新見。

綜上可知，《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所謂“新見”，無一是對于《中國小說史略》修正和補充，僅屬于演講過程中的現(xiàn)場發(fā)揮。對《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這樣以學術(shù)著作為藍本的演講記錄而言，基本內(nèi)容和思路相對固定，現(xiàn)場發(fā)揮則可因時因地而異，具有一定的隨意性和偶然性，能否視為對《中國小說史略》修正，不在于其觀點的新穎別致，而在于是否適合于著作。魯迅在西北大學演講，從1924年7月21日起，至29日訖，修訂講稿則在是年9月。此時，《中國小說史略》分別于1923年12月和1924年6月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冊本。在修訂《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講稿并寄還后，《中國小說史略》于1925年2月由新潮社再版（合訂本）。此次再版，除訂正初版本中的若干錯字外，對小說史論斷和材料的修改共有4處，其中無一涉及出現(xiàn)在這兩個版本之間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所謂“修正和補充”。在《中國小說史略》此后的一系列版本中，魯迅多次進行修訂，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中的“修正和補充”也無一納入其中。由此可見，《中國小說史略》之于《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并非增補修訂，而是學術(shù)著作及以其為藍本的演講記錄稿之關(guān)系。

以上討論了《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與《中國小說史略》的學術(shù)關(guān)聯(lián)，及其自身的學術(shù)意義。在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史上，由課堂講義而成為學術(shù)專著、甚至學術(shù)名著者層出不窮，如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黃侃《文心雕龍札記》等；以演講記錄稿的身份流傳后世者也不乏其例，如章太炎《國故論衡》、周作人《中國新文學的源流》等。相對而言，《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則自有其獨特性。作為一部學術(shù)演講的記錄稿，《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既有專著《中國小說史略》為藍本，又以白話書寫，保持口語色彩和現(xiàn)場感，從而在課程、演講及其相關(guān)著作的縫隙之間體現(xiàn)出獨特的學術(shù)價值和文體特征，其突出意義不在于觀點的確鑿不移，或結(jié)構(gòu)的嚴謹整飭，而是在政治與學術(shù)、演講與著作、課堂與書齋、白話與文言之間保持“必要的張力”，從而成為現(xiàn)代中國學術(shù)史、教育史和文學史上的一個獨特文本。

注釋：

[1]魯迅涉及此次西安之行的著述，主要有雜文《說胡須》和一封致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私人通信。《說胡須》探討中國文化及國民性，西安之行只是引發(fā)議論的一點由頭，并非主旨。書信中雖然披露“關(guān)于唐朝的小說”這一寫作計劃的終止，但也未詳細記述此次行旅，而且記錯了赴西安講學的具體時間。參見魯迅：《墳·說胡須》，《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187頁；《340111致山本初枝》，《魯迅全集》第14卷，第278-280頁。

[2]受邀者名單詳見《暑期學校簡章》，見單演義編：《魯迅在西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資料組印，1978年6月，第211-214頁。

[3]與魯迅一同赴陜的北京師范大學教授王桐齡在其《陜西旅行記》一書中詳細記錄了同行十三人的名單，見上書，第200頁。

[4]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記述、追憶與研究，除孫伏園《長安道上》作于1924年8月回京后不久，且主要記述自家觀感，對于魯迅只是偶爾提及外，其余大多完成于1936年魯迅逝世后，而又以1956年魯迅逝世20周年之際尤為集中，對于魯迅西安之行的政治意義屢有過甚其辭之處。

[5]參見王淡如：《一段回憶——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原載1956年10月9日《西安日報》，見單演義編：《魯迅在西安》，第118-119頁。

[6]對于未曾著筆的《楊貴妃》及其相關(guān)話題的探討，在魯迅生前即已出現(xiàn)，孫伏園、郁達夫等均曾為此撰文；魯迅逝世后，友人馮雪峰、許壽裳的回憶，學者林辰、單演義的考察，各抒己見；近年來仍不斷有研究者涉足，如朱正、駱玉明、吳中杰、蔣星煜，日本學者竹村則行等，新見迭出。2008年，陳平原發(fā)表《長安的失落與重建——以魯迅的旅行及寫作為中心》一文，詳細梳理了相關(guān)話題的研究史，并從若干新角度入手，進一步拓展與深化了相關(guān)研究，做出了近乎蓋棺論定的闡釋，載《魯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10期，可參看。

[7]這部《講演集》由西北大學出版部1925年3月印行，但魯迅始終未收到，《變遷》在魯迅生前也未輯入其作品集。《變遷》在《講演集》以外的首次發(fā)表，遲至1957年《收獲》創(chuàng)刊號。

[8]荊有麟：《魯迅回憶斷片·魯迅教書時》，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上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40-141頁。

[9]常惠：《回憶魯迅先生》，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誕辰百年紀念文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16頁

[10]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三 魯迅的講演與講課》，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第1108頁。許氏該書著于20世紀50年代末，雖然受到時代癥候的影響，評價魯迅的政治意義時有過甚其辭之處，但描述魯迅授課，則與他人的回憶相近，可見大體如實，并無增飾。

[11]上世紀30年代就讀于北大的張中行，晚年撰《紅樓點滴》一文，回憶師長：“林公鐸（損），人有些才氣，讀書不少，長于記誦，二十幾歲就到北京大學國文系任教授。一個熟于子曰詩云而不識abcd的人，不贊成白話是可以理解的。一次，忘記是講什么課了，他照例是喝完半瓶葡萄酒，紅著面孔走上講臺。張口第一句就責罵胡適怎樣不通，因為讀不懂古文，所以主張用新式標點。”“孟心史（森）先生。專說他的講課，也是出奇的沉悶。有講義，學生人手一編。上課鐘響后，他走上講臺，手里拿著一本講義，拇指插在講義中間。從來不向講臺下看，也許因為看也看不見。應(yīng)該從哪里念起，是早已準備好，有拇指作記號的，于是翻開就照本慢讀。我曾經(jīng)檢驗過，耳聽目視，果然一字不差。下課鐘響了，把講義合上，拇指仍然插在中間，轉(zhuǎn)身走出，還是不向講臺下看。下一課仍舊如此，真夠得上是堅定不移了。”陳平原、夏曉虹編：《北大舊事》，第432、435頁。

[12]北大的課堂，素以“來者不拒，去者不追”著稱，旁聽者的人數(shù)有時甚至超過正式在冊的學生，其中又有“旁聽”和“偷聽”之分。曾聽過魯迅小說史課程的孫席珍在《魯迅先生怎樣教導我們的》一文中回憶：“我開始聽魯迅先生講課，是一九二四年上半年的學期中間，是自由進去聽的。象這樣的聽講，當時叫做偷聽，連旁聽也算不上，因為旁聽也要經(jīng)過注冊手續(xù)，且須得到任課教師的同意。”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編：《魯迅誕辰百年紀念文集》，第86頁。

[13]魯迅的講演由西北大學學生昝健行、薛效寬記錄，經(jīng)整理后由西北大學出版部寄請魯迅改訂，魯迅改訂后寄回。這在《魯迅日記》中有詳細記載。參見魯迅：《日記十三》（一九二四年），《魯迅全集》第15卷，第528頁。

[14]李瘦枝：《“劉記西北大學”的創(chuàng)辦與結(jié)束》，原載《陜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見單演義編：《魯迅在西安》，西安：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資料組1978年印刷，第121頁。

[15]段紹巖：《回憶魯迅先生在西安》，單演義編：《魯迅在西安》，第114頁。

[16]兩段回憶均見單演義：《關(guān)于魯迅的〈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單演義編：《魯迅在西安》，第38頁。

[17]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關(guān)于課程講義的規(guī)定及其調(diào)整，參見陳平原：《知識、技能與情懷——新文化運動時期北大國文系的文學教育》（上）之第三部分《從課程講義到學術(shù)著作》，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

[18]《中國小說史略》最初為油印本，共十七篇。后采用鉛印，擴充至二十六篇。1923年12月及1924年6月，經(jīng)修訂后由新潮社出版上、下冊本，共二十八篇。此后，又有1925年2月新潮社再版本、1925年9月北新書局合訂本，每次出版均有多處修訂。魯迅告別大學講壇，定居上海后，仍于1931年9月和1935年6月兩次修訂《中國小說史略》。足見其對自家著作的反復經(jīng)營。《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流變及其修改情況，參見鮑國華：《論〈中國小說史略〉的版本演進及其修改的學術(shù)史意義》，載《魯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期。

[19]魯迅：《兩地書·四一》，《魯迅全集》第11卷，第119頁。

[20]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序言》，《魯迅全集》第9卷，第4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以下引用《中國小說史略》原文，均出自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1]強英良先生曾告訴本書作者，民國時期北大講義，最初多采用油印，即用鐵筆在蠟紙上書寫，確實頗為“煩勞”。而黃子平先生則告知，魯迅學術(shù)演講的記錄者，多采用速記方式，因此記錄稿較之演講原貌相去不遠。在此，特向兩位先生致謝。

[22]魯迅抨擊文言文及其倡導者的文字，不乏其例，其中最為激烈的言辭，出自《〈二十四孝圖〉》一文：“我總要上下四方尋求，得到一種最黑，最黑，最黑的咒文，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即使人死了真有靈魂，因這最惡的心，應(yīng)該墮入地獄，也將決不改悔，總要先來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魯迅全集》第2卷，第258頁。

[23]魯迅對于述學文體的選擇及其背后的文化立場，參見陳平原：《分裂的趣味與抵抗的立場——魯迅的述學文體及其接受》，載《文學評論》2005年第5期。

[24]魯迅：《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六講《清小說之四派及其末流》，《魯迅全集》第9卷，第344-345頁，以下引用《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原文，均出自這一版本，不再一一注明。

[25]參見單演義：《魯迅在西安》第五章《在西安講演的特色》之三《補充〈史略〉未曾論及的觀點和例證》，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65頁。

[26]參見胡適：《〈西游記〉考證》，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510-514頁。胡適將《羅摩衍那》譯為《拉麻傳》。

[27]參見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再版附識》，《魯迅全集》第8卷，第173頁。

[28]許廣平：《魯迅回憶錄·三 魯迅的講演與講課》，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室《魯迅研究月刊》選編：《魯迅回憶錄》（專著）下冊，第11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