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楊憲益（左）和戴乃迭

郁風為戴乃迭所畫的肖像

楊憲益和戴乃迭結婚照

紀念會現(xiàn)場繪圖/羅雪村

作為親人，趙蘅非常想念戴乃迭舅母攝影/師雨佳

“青睞”會員朗誦戴乃迭作品選段攝影/師雨佳

趙蘅為戴乃迭所畫的櫻桃樹

楊、戴譯著《魯迅選集》

著名英籍翻譯家戴乃迭出生在北京，曾就讀英國柴郡（Cheshire）的一家教會女校，后進入牛津大學攻讀法文，繼而學習中文，她是牛津大學第一位獲得漢學榮譽學位的女生。在中國協(xié)會她結識了協(xié)會主席楊憲益，后結為終身伴侶，在共同的翻譯事業(yè)上珠聯(lián)璧合，在英譯中國經(jīng)典文學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領域做出卓越貢獻。尤其是楊、戴翻譯的魯迅作品，被公認為最好版本，他們被譽為“翻譯了整個中國”。

2019年是戴乃迭先生誕辰100周年、逝世20周年，她生前曾經(jīng)說過：“我覺得我有兩個祖國。”為了緬懷這位杰出的英籍翻譯家、傳頌她偉大的品格和人文精神，推介她的優(yōu)秀譯著作品，2019年年終歲末，北京魯迅博物館魯迅書店與北京青年報“青睞”一起，舉辦了以緬懷為主題的戴乃迭百年誕辰紀念會。

楊憲益、戴乃迭的外甥女，畫家、作家趙蘅女士是紀念會的主要籌辦人。紀念會從啟動到舉行只用了一個多月時間，談及此，趙蘅動情地說：“一路走來，一批貴人相助，幾個熟人，或是完全陌生的朋友，只要一說是紀念戴乃迭，一個共同的聲音——太應該了！二話不說，便全力投入，一約請到誰，都馬上表示要參加。”她還特別談及“青睞”朋友們參與的熱情，尤其是朗誦環(huán)節(jié)，“太超出我想象了！一招呼，一下子報名了十幾位。”外研社的任小玫和讀者朋友車巍朗誦楊、戴譯本英文選段，更為這次紀念會增添了學術水準。

紀念會現(xiàn)場，布置有小型楊、戴圖片展。在老照片的環(huán)繞中，婉轉低回的英國民謠《綠袖子》樂曲縈繞，楊、戴的故友親朋紛紛登臺，深情緬懷那一朵曾經(jīng)盛開在中國的英格蘭玫瑰。

合譯宋代范成大的田園詩 先后改了七八次

作家老舍的女兒舒濟和翻譯家、蕭乾夫人文潔若因高齡未到現(xiàn)場，但都發(fā)來文稿，由人代讀。舒濟的母親曾在重慶北碚國立編譯館民眾讀物組與梁秋實、楊憲益夫婦等人同事。當時舒濟十歲至十二歲，正在重慶師二附小上高小。她記得當時楊憲益和戴乃迭住在她家東南面一個小山頂上的小樓里，當中隔著一個一年四季長滿青草的大操場和兒童福利所的平房，相距二三百米遠，有高低不平的山坡與彎曲的小土路，這空間里沒有其他住家，兩家可以相望，是相互看不清面孔的鄰居。

重慶師二附小只有幾排平房、沒有院墻，正好處在編譯館的南邊。進出編譯館南門的人們，都經(jīng)過小學西側的土路。舒濟在上學或放學的路上，或在假日里，常能瞧見年輕帥氣的楊憲益伴著他美貌高挑兒的夫人戴乃迭的身影，后來還看見他們帶著他們的小寶貝出來玩。小舒濟心里老是想，這么好看年輕的外國女人遠隔重洋，在這么艱苦的抗戰(zhàn)中落戶在中國西南小鎮(zhèn)上，實在讓人好奇又敬佩。這種心情老讓她多看他們幾眼，他們的身影與面孔給她留下了比其他大人要深的記憶。

在文潔若的回憶中，蕭乾眼中的戴乃迭也是一位英國淑女。自上世紀50年代初起，楊、戴伉儷合譯中國文學名著時，一般是由楊譯初稿，戴潤色英文，成為定稿。他們合譯宋代范成大的田園詩時，先后改了七八次。《紅樓夢》中的詩詞，也多次修改英譯文。楊憲益認為戴乃迭的功勞比他大得多，同事們也都稱贊他們是翻譯工作者的典范。

詩人、翻譯家荒蕪的女兒林玉稱呼楊、戴為楊叔叔和戴姨。1950年代早期，荒蕪與楊、戴初相識于外文出版社，那時荒蕪是圖書編輯部的負責人。楊、戴剛到北京時，總編輯劉尊棋安排他們先在圖編部短期過渡一段時間，他們很快發(fā)現(xiàn)與荒蕪志趣相投，遂成為好友。

從背面看，簡直就像從哪條胡同里 鉆出來的一位老大嫂

“熊貓叢書”編輯楊淑心是楊、戴在中國外文局的同事。楊淑心每天早上7點坐局里的交通車，從東城區(qū)的和平里到西城區(qū)的百萬莊，進入外文局那幢五層的灰色大樓上班。每天一上樓梯，便能聽到樓上“噠噠噠”的打字聲。這聲音告訴楊淑心，戴乃迭已經(jīng)在英文組辦公室工作了。天天如此，戴乃迭幾乎是中國文學出版社每天第一個上班的人。

楊淑心印象中，戴乃迭性格內(nèi)向，在辦公室里話不多。衣著極其樸素，不卷不燙的灰白頭發(fā)，隨隨便便地用一個黑色的發(fā)箍攏在一起。如果不是從正面看到她湛藍色的大眼睛和高鼻子，從后面看，簡直就像從北京哪條胡同里鉆出來的一位老大嫂。

楊、戴外文局同事、原中國作協(xié)書記處書記兼外聯(lián)部主任、《文藝報》總編輯金堅范1965年從上海外國語學院畢業(yè)以后，到外文局在《北京周報》工作，跟楊、戴夫婦在同一大樓同一層，每天上班下班都要路過他們的辦公室，那個時候已經(jīng)知道他們對中國文學的翻譯所作出的杰出貢獻。

畫家、作家、《寧靜的地平線》作者張郎郎與楊、戴在半步橋監(jiān)獄的邂逅，更是一段傳奇。半步橋四十四號，北京公安局看守所，1968年張郎郎住在那里。一天，號里的人都躺下睡覺了，門被打開，走進來一位男子，白凈臉，瘦高挑，一看就是一位讀書人。他的渾身散發(fā)著香氣。大家都坐了起來，這些餓得前心貼后心的人們互相詢問：“什么味兒啊？這么香！”有個老酒鬼一語中的：“酒！”人們問那讀書人：“你喝的是什么酒？”答曰：“五糧液。”問：“喝了多少？”答：“半瓶。”問：“剩下那半瓶呢？”答：“還在家里桌子上，沒來得及喝。”聞者捶胸頓足：“可惜，可惜！”這位喝了酒的讀書人就是楊憲益。

1968年年底到1969年年初，看守所要大修幾座樓房。本來男嫌（未決犯）住在K字樓，女嫌住在五角樓，大修前女嫌都搬到了五角樓的二樓，男嫌則搬到了一樓。那時，每星期放風一次。普通嫌犯都在放風場里集體放風，而特殊嫌犯則由一兩名看守看著在五角樓的夾角空間處。一天，一位外國女士被兩名女看守帶到張郎郎號的那個夾角，讓她在那里走路繞圈。雖然號房的窗子上刷滿白漆，還是有許多縫隙，在窗子里面可以看到外面，外面卻看不到里面。張郎郎看到外國女士走到窗前，便想對她表示安慰，可是不能說話又怕被看守發(fā)現(xiàn)，于是，當她再次走到窗口時，張郎郎便輕聲吹起口哨，吹的是莫扎特的小夜曲。當她再繞回來的時候，只見她面帶微笑，微微地向窗口點點頭。張郎郎知道，她聽見了，她明白了。再轉過來，張郎郎吹起德沃夏克《自新大陸》第二樂章開始的“思故鄉(xiāng)”，他想：此時此刻她一定在思念著她的故鄉(xiāng)。

70年代末，張郎郎跟著幾位長輩去楊、戴家做客，一眼認出后便問戴乃迭：“您還記得在五角樓放風的時候，有人在窗里給您吹口哨嗎？是古典音樂。”她說：“記得是《自新大陸》。”張郎郎大笑說：“就是我吹的呀！”

在她心中，楊憲益就是中國文化的化身

金堅范后來到作家協(xié)會工作，跟楊、戴在工作上也有了接觸。楊、戴在外文局大樓的宿舍，以及晚年小金絲胡同的住處，他都曾去過。金堅范尤其印象深刻的是楊憲益一個特殊的待客之道，就是滿上一杯威士忌，不管來客會不會喝，他也要強迫你喝。

1981年，“熊貓叢書”翻譯出版《新鳳霞回憶錄》，戴乃迭親自為該書作序。因為楊淑心是責任編輯，出版社便要她陪同戴乃迭到新鳳霞家采訪，其實新鳳霞和戴乃迭早是老朋友了。楊淑心記得，采訪一開始，兩人非常嚴肅認真地一問一答，新鳳霞每回答一個問題，總愛加一句：“我這樣說可以嗎？”戴乃迭總是微微笑，然后輕輕地點點頭。

楊淑心還記得，80年代的一天，楊、戴伉儷請朋友們到家里吃晚飯，也許是幾杯酒下肚，楊憲益得意地說：“我年輕時，是很帥氣的，要不，乃迭怎么會跟我來中國？”話音剛落，戴乃迭便幽默地用中文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我愛的，是中國文化！”楊淑心感嘆，是的，她鐘愛中國文化，在她心中，楊憲益就是中國文化的化身。戴乃迭自上世紀40年代隨楊憲益到中國后，數(shù)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和丈夫合譯了一百多部作品，作為一個外國人，對中國文化懷著如此深厚的感情，為中國的對外文化交流做出這樣卓越的貢獻，怎不讓人感動和敬佩呢！

楊、戴身上都有著特別迷人之處

楊淑心上世紀80年代末離開中國文學出版社南下廣東工作，之后只要到北京定去看望老楊和乃迭（外文局的同事都習慣這樣稱呼她）。

1997年秋天，楊淑心到友誼賓館頤園拜訪楊、戴伉儷，此時戴乃迭已中風，但她始終饒有興致地聽著老楊與訪客的交談。老楊一支煙在手，不緊不慢地憶述自己的童年往事，不厭其煩地回答每一個問題。楊淑心曾問過楊憲益：“您和乃迭一般是怎么合作的？”楊憲益說：“通常是我先把中文原著譯成英文初稿，然后由乃迭修改定稿。乃迭有時也親自譯些中國當代小說，然后交給我加工和校改，以便更符合中文的原意。有時是我手捧中文原著，口授英語譯文，乃迭直接打印出英文稿。最后，兩人一起審定。”

楊淑心還問過楊憲益一些有趣的問題，如：“外界盛傳您是酒仙，邊翻譯邊喝酒，一口酒一句譯文，是真的嗎？”楊憲益微笑回答：“我翻譯時是很嚴肅的，從來不喝酒。不過，到現(xiàn)在我還不會雙手打字，只會用右手食指一個字一個字地敲，所以打得比乃迭慢。”

《楊憲益?zhèn)鳌纷髡呃滓?992年與楊憲益相識，認識戴乃迭則在1994年。雷音說最近看了一本書，是英國作家賽亞·伯林的《俄國思想家》，其中有一段令她非常心儀的話：在文明優(yōu)雅的環(huán)境里出生，而終身保持其禮儀、生活質(zhì)地、習慣及風格的人常有特別迷人之處。她認為這一段話放到楊、戴身上再合適不過了。

楊、戴都出身于文雅的環(huán)境，并且終身保持其禮儀習慣和生活質(zhì)地，所以他們身上必然有特別迷人之處，也正是他們這樣的習慣和堅持，才使他們在關鍵時刻可以有那樣令人高山仰止的行為。雷音舉例，1942年，楊憲益和戴乃迭剛從英國歸國，受聘于中央大學，分別被聘為副教授和講師，“一天，突然有學生問乃迭對三青團的看法，乃迭馬上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從來不喜歡這一類組織，因為它一下子就使我想起了納粹的蓋世太保。”雷音說：“想想看，那是1942年的重慶，那是國民黨中央的大學，馬上就有特務給她匯報，說這家伙可能是英國共產(chǎn)黨。”但是，這就是戴乃迭，她從來不考慮說話會不會有危險，她就是要直言不諱。“果然，她因此被解聘，楊憲益辭職，兩人不得不跑到更偏僻的貴陽去。”

親愛的乃迭，從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中走出來

美籍作家、《他翻譯了整個中國》作者范瑋麗和戴乃迭未曾謀面，在文字中相識，范瑋麗稱她為親愛的乃迭。

1985年，尚在讀研的范瑋麗將幾首舒婷朦朧詩英譯試筆寄給戴乃迭，請求批評賜教。戴乃迭很快回復，不僅用紅筆認真批改了范的習作，還在信中鼓勵有加，這促使范瑋麗堅定了做漢譯英工作的信心。

20年后，經(jīng)歷了去國留學、異鄉(xiāng)創(chuàng)業(yè)、遠離了朦朧詩和漢譯英的范瑋麗回國定居。首次光顧王府井書店，令她眼前一亮的書便是深藍色封面、楊憲益主編的《我有兩個祖國——戴乃迭和她的世界》，她們又一次在文字中相會。

之后，范瑋麗曾在大英圖書館讀到戴乃迭遠嫁中國后寫給親人、友人的書信。在寂靜的手稿閱覽室，范瑋麗感覺戴乃迭從密密麻麻的蠅頭小字中走出來：40年代、50年代、60年代……她細細品味著戴乃迭的甜酸苦辣、縱覽她跌宕起伏的人生。從信中可以看到，即使在“文革”期間，戴乃迭的家書也是盡量報喜不報憂——兒女的趣事；來自英倫的花種在窗外的土地上發(fā)芽開花；去京郊勞動，與菜農(nóng)同吃同住同勞作，早飯前便扛著鋤頭下地，在戴乃迭的筆下竟像旅游度假一樣輕松有趣。甚至那四年牢獄之災，與海內(nèi)外家人音訊杳無，出獄后的家書還是一如既往的積極正面……范瑋麗不能不一再感嘆戴乃迭的胸懷，和她心中的大愛！

天有不測風云，1999年歲暮，戴乃迭在北京溘然辭世。戴乃迭辭世后，楊憲益肝腸寸斷地為她寫下了一首（悼）亡詩：

早期比翼趕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結發(fā)糟糠貧賤慣，陷身囹圄死生輕。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歸我負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從來銀漢隔雙星。

戴乃迭去世之后，學者、作家李輝曾經(jīng)請楊憲益到鄭州講了一課。李輝說，楊先生談到他和戴乃迭之間的感情，給人非常飽滿的感覺。

永遠記得漂亮年輕 

趙蘅在紀念會當天特意穿了一件紅毛衣，她說媽媽楊苡百歲生日時她穿的就是紅的。她總覺得乃迭舅母還活著，“她80歲生日時我給她送去了花，她那時已不大認人，張冠李戴，讓人心疼，但依然很美，而現(xiàn)在我們大家在給她過百歲大壽了。”

2012年4月，趙蘅參加了牛津莫頓學院種樹的紀念活動，那是戴乃迭曾經(jīng)讀書的地方。當兩株櫻桃樹剛剛種下時，忽然刮起了一陣狂風，大家的頭發(fā)都被吹起來了，圍巾裙擺都飄起來，樹葉被吹得沙沙響，趙蘅仿佛聽見親愛的舅舅、舅母在天上說著經(jīng)常說的一句話：“謝謝，不敢當！”

臺上，紅衣白發(fā)的趙蘅眼圈泛紅，她略微哽咽地說：“現(xiàn)在，我也要說，謝謝各位了！”

趙蘅代表自己的百歲媽媽感謝大家，說媽媽這幾天一直用微信語音遙控她，要她請誰參加，回憶誰對舅舅好，還問她缺不缺資金，要不要匯錢來？她還代表與自己同代的家人表示感謝，“我們這代人、我們這代人的孩子們，都見過藍眼睛高鼻梁的戴乃迭，叫舅婆，叫奶奶。”

作為親人，趙蘅非常非常想念楊憲益舅舅和戴乃迭舅母，“舅母生前用帶點兒洋腔的中文對我說的話常響在耳邊：‘小采，你是我們孩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小采，你應該寫有爭議的書。’”趙蘅想知道，自己白頭發(fā)的樣子，她還喜歡嗎？

舒濟永遠記得自己小時候見到的那個漂亮、年輕、抱著她可愛寶寶的少婦戴乃迭形象。畫家羅雪村說：沒有見過戴乃迭先生，看她的相片和郁風先生為她畫的彩墨肖像，讀她寫的“不同于許多的外國友人，我來中國不是為了革命，也不是為了學習中國的經(jīng)驗，而是出于我對楊憲益的愛……”還有她在獄中，每當看守給她送去吃食時，總會聽到她的一聲“謝謝”……就覺得這是一位美麗、善良、真實的人，這樣的人能不可愛嗎？在來魯迅書店的公交車上，羅雪村想，這一輩子見過的人，無以計數(shù)，但到最后，能記住的人有多少呢？而這樣可愛的人，自己會歡喜地把他或她安放在內(nèi)心一塊開滿鮮花、長滿綠草的圣潔之地。

在那塊圣潔之地，永遠懷念可敬可愛的戴乃迭先生！

（供圖 趙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