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趙思運、藺春華主編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頗為坎坷。經(jīng)典作家的研究近乎停滯，鮮有突破性成果，依靠經(jīng)典作家周邊文學現(xiàn)象的研究也基本爬梳完畢，需要有新的研究視角或者闡釋方法以延伸經(jīng)典作家、作品的生命力。既然闡述或者評論逐漸孱弱或者說陷入窘境，那么與之相關的史料學的研究自然是現(xiàn)代文學整體研究的重心，史料的不斷完善為另一個研究高峰的出現(xiàn)提供前提，是評述性、思想性的學術研究遇到困境時的緩沖。對現(xiàn)代文學來說，史料應該有兩種，一種是原初性史料，比如經(jīng)典作品的原初發(fā)表刊物、文本形成的過程，以及作品的完整性考證，等等；另一種史料則是屬于研究歷史，或者說是閱讀研究史一類的史料，是系統(tǒng)觀照一個研究對象被闡釋過程的重要文獻資料留存。由浙江傳媒學院茅盾研究中心趙思運、藺春華主編的《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的出版，與此前的《茅盾研究年鑒（2012-2013）》《茅盾研究年 鑒（2014-2015）》構成一個序列，在對經(jīng)典作家研究的史料留存上，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由四編組成，分別為“茅盾研究大事記”“重要論文”“論著評價”和“論文索引”。從命名上可以透視出編選者秉持的盡可能客觀和中性的學術態(tài)度。

第一編簡要敘述兩年之中，和茅盾研究相關的“大事”，包括茅盾研究專家查國華教授、錢谷融教授、曹萬生教授的去世，中國茅盾研究學會的人事更迭，“紀念茅盾誕辰120周年暨抵滬100周年”系列活動，等等。從大事記來看，這兩年的茅盾研究缺少核心事件，多為關聯(lián)性的外圍事件，沒有重要文獻的發(fā)現(xiàn)和研究觀點的凸顯。

第二編的“重要論文”和第三編的“論著評價”顯然是該年鑒的著力重點。共收論文34篇，著作6部。論文部分增加了編選者的基本判斷，細分為“論衡”“重估”和“史料”三部分。這里用“史料”，實際上并不是客觀確定的歷史資料，而是略帶資料考證性質(zhì)的評說，是對史料的使用和評述。細讀入選的這些論著，大多圍繞茅盾的代表性作品進行論述，比如圍繞《子夜》的文章就有五篇。應該說《子夜》的研究作為經(jīng)典作品中的重點，對其的闡釋已經(jīng)比較充分了，作品的基本元素基本達成共識，后來的研究多為“修補性”的研究。葛飛的《作為暢銷書的〈子夜〉與1930年代的讀者趣味》，從讀者閱讀趣味的角度解釋了小說中出現(xiàn)的情色描寫的原因，并從雅俗共賞的角度重新詮釋了《子夜》的語言風格。趙丹的論文《論〈子夜〉對1930年中國民族工業(yè)危機反映的真實性》則是從社會學的角度進一步確定性論述《子夜》的民族工業(yè)化主題，將《子夜》視為映現(xiàn)社會經(jīng)濟真實的一個文本，研究方法獨特，在進一步夯實《子夜》的自然主義或者寫實主義印象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子夜》作為文學作品的虛構性。基于茅盾作品文本之內(nèi)的研究已經(jīng)充分，甚至有過度闡釋的嫌疑，那么“文本之外”的關聯(lián)性研究，則是話說茅盾的重要抓手。這也是這幾年茅盾研究的重點，因此就有了鐘海波的《茅盾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的文學編輯活動》、李玲的《茅盾社會進步視野下的婦女解放理論》、夏春錦的《木心與茅盾》，等等。鐘桂松的《起步的十年——茅盾在商務印書館》則從作家成長的角度，詳細考察了茅盾離開北京大學到商務印書館之后的文學活動，還原了一個文學活動家、翻譯家的茅盾，也為后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作了豐富的社會學的積累。比較文學研究方法的運用則開拓了茅盾研究的視野，呂周聚的《論茅盾與美國左翼文學之關系》，從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方法和文學活動等方面考察茅盾的創(chuàng)作與美國左翼文學的關系，并得出結論：茅盾“不是簡單地模仿照搬美國左翼文學，而是學習借鑒其精華，融化為自己的血肉。其作品在題材、內(nèi)容、主題等方面與美國左翼文學之間并無直接的聯(lián)系，但在文學觀念、創(chuàng)作方法等方面與美國文學之間具有諸多相通之處，這正是茅盾的高明之處。正因如此，茅盾創(chuàng)作的《子夜》等左翼文學作品不僅與當時的蘇聯(lián)左翼文學及國內(nèi)的左翼文學有所不同，而且與美國的左翼文學也有所不同，這充分地體現(xiàn)出茅盾對中國左翼文學發(fā)展所作出的突出貢獻。”這種觀點是對茅盾為代表的左翼文學的域外支撐資源的補充，也是從一個側面豐富了茅盾作品的生成元素。張巖則從茅盾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塑造與北歐神話的關系出發(fā)，重新考量茅盾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從茅盾對西方神話的翻譯和研究成果的角度尋找“命運女神”精神的發(fā)展軌跡。當然，從這部年鑒的內(nèi)容來看，也表露出近年茅盾研究的遺憾，那就是就是茅盾作品的社會性、文化性研究依然興盛，寫實主義、自然主義，或者是現(xiàn)實主義的研究視野并沒有本質(zhì)性的突破，社會學視角的研究依然是主流。而作為文學家的茅盾，其作品的文學意味、虛構性和想象性的成分的研究依然薄弱。

總體來看，作為一個經(jīng)典作家的年鑒，《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堅持年鑒的資料性，重要論著的全文選編和索引的編寫，基本上囊括了這兩年茅盾研究的資料性文獻，也適當兼顧對特定時期的研究成果的評述。其編輯體例的不斷完善、視野的不斷開闊和編選隊伍的專業(yè)化，浙江傳媒學院茅盾研究中心對各種社會資源和專業(yè)資源的良好組合，為年鑒的可持續(xù)性提供了保證。《茅盾研究年鑒（2016-2017）》雖為學術史的一個截面，但它會在綿延的學術長河里不斷地激起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