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回鶯囀，亂煞年光遍。人立小庭深院。”10月的一個晚上，南京蘭苑劇場，由青年演員嚴文君飾演的杜麗娘在臺上低回婉轉唱得哀怨，坐在臺下的巴特·博隆聽得沉醉。

巴特·博隆中文名叫致遠，來自波蘭，在歐盟商會工作，已在南京居住兩年半時間。喜歡看京劇、越劇、錫劇、昆曲的他，到南京不久后，就開始到蘭苑看戲。

在南京，喜歡看戲的外國人沒有不知道蘭苑的。作為江蘇省演藝集團昆劇院（以下簡稱江蘇省昆劇院）的小劇場，這里不僅能看到原汁原味的南派昆曲，而且是江蘇乃至中國所有城市中，唯一每場演出堅持提供中英文字幕的劇場。

文本翻譯好，就是對昆曲最好的傳播

加拿大人石峻山，是第一個給江蘇省昆劇院做字幕翻譯的外國人。他本科就讀于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2004年到南京大學做交流生后，開始接觸昆曲。

“剛看昆曲那會兒，印象最深的是看胡錦芳老師演的《療妒羹·題曲》，即使我的中文在外國人里算不錯的，但還是看不懂字幕，完全不知道什么意思。”

《療妒羹·題曲》是一出旦角獨角戲，講的是一位身世悲慘的女子在風雨之夜讀《牡丹亭》的萬千心緒，其中有大段唱詞。盡管看不懂，憑借從小看戲養(yǎng)成的審美與中國文學功底，石峻山還是感受到了昆曲的“深邃”。他開始每周往蘭苑跑。時任江蘇省昆劇院院長、江蘇演藝集團總經(jīng)理柯軍開始注意到這位愛看戲、研究戲的老外。

彼時，昆曲被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chǎn)代表作”3年有余，聲名遠播海內外，但國際傳播力卻不盡如人意。“劇院每年出訪任務多，需要字幕翻譯時臨時去找，質量往往得不到保證。而蘭苑也常有外國人來看戲，他們大部分中文水平不太好，一些文本如果沒有英文字幕，他們根本看不明白。看不明白就少了些興趣，就可能對昆曲藝術的傳播造成折損。”柯軍告訴記者。

在柯軍看來，昆曲作為文化遺產(chǎn)，最寶貴的就是文本，把文本翻譯好，就是對昆曲最好的傳播。翻譯不好，就傳播不好。

怎么辦？“不如請石峻山來做翻譯！”2004年9月，在石峻山本科畢業(yè)即將離開南京之際，柯軍萌生了這個主意。那時候，石峻山“迷上”昆曲，正想辦法留在南京，計劃做更深入的學習和研究，雙方一拍即合。

石峻山留在了江蘇省昆劇院。2年間，他翻譯了《桃花扇》《牡丹亭》等大戲、折子戲近百出。從2005年開始，蘭苑劇場也正式進入有英文字幕、有英文節(jié)目單的新時代。

戲曲翻譯的門檻和難度更大

“外國觀眾肯定是多起來了。最明顯的就是有外國人會帶著自己的外國朋友來看。”江蘇省昆劇院副院長肖亞軍對記者說。她記得劇院新創(chuàng)昆劇《1699·桃花扇》2006年3月在北京首演，臺灣著名詩人、翻譯家余光中觀看后，多次通過媒體大加贊賞英文字幕翻譯得非常棒，準確而且傳神。當時的翻譯就是石峻山。

自石峻山開始，江蘇省昆劇院一共簽約了9位外籍翻譯，基本都是學習漢學的外國學生。劇院因人設崗，向上級部門申請專設了“英文翻譯兼演出部對外業(yè)務經(jīng)理”職務，一任接一任就這么延續(xù)下來。經(jīng)過十幾年的積累，江蘇省昆劇院目前基本做到100%的中英文字幕演出。

“戲曲翻譯的門檻和難度，與文學、影視等其它藝術形式相比更高。”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梁燕表示。

近幾年，戲曲在加速對外傳播的同時，在翻譯上遇到不少尷尬，如京劇《四郎探母》被翻譯為“第四個兒子找媽媽”，《單刀會》被翻譯為“關老爺去宴會”，《夜奔》被翻譯為“在夜里奔跑”等。梁燕認為，之所以出現(xiàn)諸如此類令人啼笑皆非的翻譯，究根結底還是不看戲、不懂戲。“戲曲翻譯不是懂外語就行了，還要對古典文學、古代詩詞有較多知識儲備，對戲曲表演、戲曲音樂、戲曲舞臺美術等方面的知識、術語比較熟悉。”

郭冉是江蘇省昆劇院的第9任翻譯，畢業(yè)于英國倫敦大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昆曲演出史與傳承，曾跟國家一級演員錢振榮學過小生的基本功，隨南京大學解玉峰教授學習工尺譜和曲唱，能唱十幾個昆曲曲目。

“一般來說，我第一遍翻譯完后不會交稿，會去看演員的排練，根據(jù)現(xiàn)場演出情況對翻譯內容進行調整，有時候還會和演員交流，聽聽他們對戲的理解和感受，再對英文劇本進行修改。”郭冉說。他認為翻譯昆曲除了要準確、優(yōu)美之外，還要特別注意字幕的節(jié)奏，就是字幕的分行是否緊密配合劇情的節(jié)奏。

石峻山也認為看排練很重要。現(xiàn)在一些譯者通過看PPT來翻譯，舞臺上演員說什么、旦角還是生角說的、什么情境下說的，全靠猜，這樣翻譯出來的東西肯定一塌糊涂。比如戲文里的一個“請”字，可能是威脅、邀請或者暗示，在不知道什么動作的情況下，翻譯就會有偏差。

經(jīng)典劇目舞臺翻譯應體現(xiàn)國家團隊的力量

“國內戲曲院團中比較認真、規(guī)范在做英文字幕的，首推江蘇省昆劇院。”中國戲曲學院教授謝柏梁表示。就他觀察，目前除了北京、上海、江蘇、廣東一些戲曲院團之外，國內大部分院團缺乏英文字幕常規(guī)常備的意識。一些院團往往是過幾天要出國演出了，才臨時做翻譯。

“急就章”肯定是不行的。江蘇省昆劇院、蘇州昆劇院、上海昆劇團以及國家京劇院、北京京劇院等院團雖然做得不錯，但“各做各的”“各自為政”也不是長久之計。最明顯的就是風格不一，有的院團偏口語，有的院團偏學術化。一些經(jīng)典名劇如《三岔口》《臨川四夢》，不同院團翻譯的版本也不一樣。

“假設一個外國人看了不同劇團的同一個劇目，有可能以為自己看的不是同一出戲。”謝柏梁不無玩笑地說。他認為，在一些經(jīng)典劇目舞臺演出的翻譯上，應該體現(xiàn)國家團隊的力量，整合中外專家資源，做出規(guī)范、通用、典雅的版本，而不是如散兵游勇一般，你吹你的號，我唱我的調。

梁燕也認為應該結合中外翻譯人才的力量。海外漢學家翻譯中國戲曲當然很好，但是目前翻譯中國戲曲的海外漢學家，英語為母語的比較多，其他語種的并不多，完全依靠海外漢學家不利于對其他語種觀眾的精準翻譯。

針對國內戲曲翻譯人才匱乏的問題，梁燕建議在外語院校的課程設置上，增加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教學內容。如果是專門培養(yǎng)戲曲翻譯人才的話，可以在本科高年級或研究生階段，開設選修課，由專業(yè)課老師帶領學生研讀20世紀海外漢學家翻譯的中國戲曲劇作經(jīng)典文本，研究一些當下中國戲曲外譯的成功案例。

“隨著中國文化全球化，字幕已然成為戲曲走出去的基本軟件和硬件，翻譯問題迫在眉睫。”謝柏梁說。在他看來，中國作為世界上排名前列的旅游目的地國、留學生較多的目的地國，倡導各個地方的大劇種做中英文雙語或其他語種字幕，既是推廣和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準備，也是對其他國家觀眾的尊重，更是對戲曲影響力的拓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