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好河北故事 弘揚時代精神

王 鳳

河北是現實主義文學大省，有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悠久的文學傳統(tǒng)。它同燕趙大地在漫長的歷史發(fā)展中形成的文化性格密不可分。唐代詩人韓愈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勇武任俠，慷慨悲歌”的燕趙文化性格形成于戰(zhàn)國末年，秦漢以降，燕趙之地戰(zhàn)亂頻仍，移民頻繁，胡漢融合，這一切都使燕趙文化性格得到發(fā)展和深化。它作為一種集體無意識，沉淀在燕趙人的心理深層，見諸文學藝術，造就了悲愴高亢、獨樹一幟的“燕趙風骨”。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河北新文學如同中國新文學一樣，完成了文學的現代化過渡。20世紀的中國社會，經歷了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三次國內革命、抗日戰(zhàn)爭、新中國成立、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重大歷史變革，河北新文學在這些歷史的波濤中萌芽、發(fā)展、壯大和繁榮，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也伴隨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不斷地豐富、拓展著燕趙文化性格的內涵與外延。

新中國成立初期，從戰(zhàn)火硝煙中走來的作家們，成為河北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力軍。他們自覺秉承解放區(qū)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革命歷史題材和農村生活題材等創(chuàng)作領域走在全國文壇最前列，引領著時代的潮流：孫犁、梁斌、徐光耀、劉流、李英儒、雪克、馮志、李曉明、邢野、張孟良、劉真等河北老一輩作家將革命激情和文學才情熔鑄成了恢弘的篇章。《白洋淀紀事》《風云初記》《紅旗譜》《平原烈火》《小兵張嘎》《烈火金剛》《野火春風斗古城》《戰(zhàn)斗的青春》《敵后武工隊》《平原槍聲》《狼牙山五壯士》《兒女風塵記》《長長的流水》等作品相繼問世，形成了河北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的“紅色經典”高潮。這些作品膾炙人口、歷久彌新，成為河北文壇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新時期以來，沐浴著改革開放的春風，河北文學又迎來了一個歷史發(fā)展的新階段。河北作家扎根燕趙沃土，緊跟時代步伐，助力改革開放，創(chuàng)作出一大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文學作品，為人民群眾提供了豐富的精神食糧，向世人展示了燕趙文化的獨特魅力。

河北新文學在百年的發(fā)展歷程中逐漸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現實主義美學風格和藝術特征，集中表現為以下幾點：一是旗幟鮮明的時代主旋律情結。縱觀百年河北文學史，在每一個歷史時期，河北文學無不是緊貼著時代的脈搏，反映時代的變革，河北作家始終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用手中之筆記錄著時代的變遷，體察著百姓的生活。抗戰(zhàn)時期，河北的小說、詩歌、散文、戲劇等創(chuàng)作全力表現人民群眾抗擊日寇、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艱苦卓絕的斗爭，“為戰(zhàn)斗服務”成為戰(zhàn)時文藝的主旋律。十七年間，河北文學繼承解放區(qū)文學傳統(tǒng)，寫重大題材成為文學創(chuàng)作的主潮。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全國文壇出現現代主義熱潮，而河北文學仍然走在自己的現實主義道路上，以“三貼近”為準則，實實在在寫時代，本本分分寫生活。90年代現實主義復興，河北的“三駕馬車”掀起了一場“現實主義沖擊波”，為當代文壇注入新的活力。由此可見，時代主旋律情結，是貫穿百年河北文學的顯著特征。

二是鮮活生動的典型人物塑造。在百年的新文學發(fā)展歷程中，河北作家塑造出了眾多栩栩如生、膾炙人口的典型英雄形象。抗戰(zhàn)時期，馮至先生筆下有“向死而生”的抒情主人公伍子胥，“擂鼓詩人”田間筆下有意志堅定的“子弟兵”和“戰(zhàn)斗者”，孫犁先生筆下有外柔內剛的水生媳婦，李滿天筆下有愛憎分明的白毛仙姑；十七年間，《紅旗譜》中有俠肝義膽的朱老鞏、朱老忠父子，《小兵張嘎》中有古靈精怪的張嘎子，《野火春風斗古城》中有機智勇敢的楊曉東，《烈火金剛》中有大義凜然的肖飛、史更新、丁尚武，《狼牙山五壯士》《新兒女英雄傳》更是以人物群像的方式深情謳歌了燕趙大地上的英雄集體；新時期以來，賈大山筆下的掌柜形象，鐵凝筆下的香雪、司綺紋、尹小跳等女性形象，陳沖筆下的大學生形象，何申、談歌、關仁山筆下的改革者形象，胡學文筆下的鄉(xiāng)村農民形象，劉建東筆下的工廠師傅形象，李浩筆下的父親形象，張楚筆下的城鎮(zhèn)青年形象等等，都為中國當代文學長廊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代表。

三是氣息濃郁的地緣文化意識。河北的專業(yè)作家始終秉持著“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創(chuàng)作理念，見諸作品，常常具有濃厚的地方文化色彩。地緣文化意識，對于河北作家而言，既源自于無意識的戀土懷鄉(xiāng)情結，也來自于有意識的現實主義創(chuàng)作體驗，即生活源泉論。梁斌的《紅旗譜》就是以作者的家鄉(xiāng)為背景，選取了保定二師學潮、高蠡暴動等具有典型地方色彩的事件，來反映農民革命斗爭史的。孫犁先生的小說大多寫白洋淀地區(qū)，那里是他的第二故鄉(xiāng)。賈大山的“夢莊紀事”“古城系列”，關仁山的“雪蓮灣系列”，胡學文的“壩上鄉(xiāng)村系列”，劉建東的“工廠師傅系列”，張楚的“城鎮(zhèn)青年系列”等等，這些作品無一例外都是以作者的故鄉(xiāng)為創(chuàng)作背景的。

四是慷慨悲愴的崇高品格。五四時期和戰(zhàn)爭階段的河北文學便有濃重的悲愴性因素，成熟期的河北文學，崇高的審美品格也發(fā)展成熟。十七年間，最具代表性的文學現象是“紅旗譜群落”和“荷花淀流派”。“紅旗譜群落”中的長篇多為正劇，但其中包含著大量的悲愴因子。這些作品塑造的眾多傲岸不屈的英雄，其精神實質便是崇高。“荷花淀派”向來以詩情畫意著稱，其中亦隱含著悲愴崇高的質素。《荷花淀》中，水生臨別囑咐妻子以死抗爭、不做俘虜時，“女人流著眼淚答應了他”。這令人心顫的場面何嘗不是一種悲壯？新時期河北文壇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是鐵凝，她的小說或寫時代悲劇，或寫命運悲劇，或寫性格悲劇，長篇小說《玫瑰門》《大浴女》以及眾多的中短篇都體現著這一特征。“三駕馬車”的作品中，改革者的人生經歷也充滿著悲愴性，正是在同悲劇命運的抗爭中，顯現出大公無私的崇高精神。因此，悲愴性的崇高感，是河北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品格。

綜上所述，時代主旋律情結、典型人物塑造、地域文化意識，以及悲愴性崇高品格，大體上構成了河北現實主義文學創(chuàng)作最為鮮明的風格特征。

記錄時代 彰顯精神

——河北報告文學傳統(tǒng)的傳承與弘揚

李朝全

報告文學在河北有著相當深厚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早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1941年，冀中區(qū)黨政軍主要負責同志就組織了群眾和干部開展了“冀中一日”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如此壯觀的報告文學集體創(chuàng)作活動，為后來的組織創(chuàng)作開了一個頭。這項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活動產生出了優(yōu)秀的成果，《冀中一日》成為中國報告文學史上反映敵后抗日根據地生活的一部標志性作品。它也成為河北報告文學的一個良好的開端。從那以后，河北陸續(xù)涌現出了一些創(chuàng)作報告文學的作家和一些寫河北題材報告文學的作家，包括錢剛1985年出版的《唐山大地震》，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反響。一直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報告文學在河北崛起，產生了一批優(yōu)秀的作家和反響強烈的作品，報告文學在河北已然成為一種旗幟或者標桿式的創(chuàng)作。從90年代迄今，河北報告文學逐漸形成了新的傳統(tǒng)，這就是緊密貼近現實書寫改革開放實際弘揚中國精神的傳統(tǒng)。

河北報告文學生態(tài)和創(chuàng)作氛圍優(yōu)良，報告文學作者隊伍構成合理。老作家如徐光耀、梅潔，都寫過優(yōu)秀的紀實文學，中青年作家關仁山、王立新、劉家科、賈興安、李春雷、程雪莉、馮小軍、高玉昆、徐富敏、黃軍峰等創(chuàng)作活躍，河北報告文學創(chuàng)作隊伍比較整齊，較早成立報告文學藝委會，領風氣之先。河北報告文學呈現出遍地開花、全面繁榮的景象。

河北報告文學的傳統(tǒng)是關注現實，關注當下，視野開闊，取材廣泛。河北作家不只寫本省本地的題材，而是能夠放眼全國，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主題和全局性的課題他們都愿意去關注，深入到細部，深入到全國各地。如梅潔《大江北去》《漢水大移民》寫南水北調，寫湖北丹江口水庫移民，《西部的傾訴》《創(chuàng)世紀情愫》寫西部女性的生存狀況、女童教育遇到的困境。一合寫反腐敗題材，《黑臉》《紅與黑》都產生了很大社會反響。王立新寫了大量關注重大題材的作品，《安徽大包干》《要吃米找萬里》，一直到新世紀以后，關注科學發(fā)展反映可持續(xù)發(fā)展循環(huán)經濟新典型《曹妃甸》，寫《首鋼大搬遷》，一直到2019年推出了《多瑙河的春天》，寫“一帶一路”上一個重要的建設成果，這就是河北鋼鐵集團收購塞爾維亞鋼鐵公司這個成功的范例。李春雷更是這樣，他的視野開闊，《寶山》寫寶鋼，《夜宿棚花村》寫汶川大地震，《木棉花開》寫廣東省改革開放先驅任仲夷，《縣委書記》寫全國優(yōu)秀縣委書記廖俊波，放眼全國，不局限于寫河北。

河北報告文學同時注重立足本土，關注河北人文和區(qū)域的發(fā)展與變革。作為河北的報告文學作家，他們對于故土家園有著深厚的感情。李春雷不僅寫全國各地的題材，還用很大的筆墨寫河北的題材，《山生》寫邯鄲叢臺區(qū)的組織部長，《搖著輪椅上北大》寫邯鄲殘疾女孩郭暉頑強拼搏最終考上北大，《趕考》寫西柏坡，都是河北本土的故事和題材。劉家科的《大愛無疆》寫河北衡水“感動中國”人物林秀貞的故事，關仁山《執(zhí)政基石》寫秦皇島的一個村支書李家庚的感人事跡。寫河北時代楷模李保國的則有李春雷的《大山教授》和賈興安、高玉昆的《幸福播撒太行山》。寫賈大山的除了李春雷的《朋友》外，還有李延青、黃軍峰的《常山有個賈大山》。程雪莉《尋找平山團》追索已逐漸隱入歷史深處的數以萬計的平山人投軍抗日報國的悲壯故事。可見，對于本土題材尤其是本土獨特題材，河北作家是非常注重的，也用了很大的精力去開掘和創(chuàng)作。

河北報告文學注重弘揚社會主流價值觀，傳遞時代正能量，表達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報告文學作家是時代的書記員，也是時代和社會的良心，河北報告文學作家大多有著堅定的理想信念，用優(yōu)秀的作品彰顯中國精神、中國價值和中國力量，用感人的故事去影響人、感召人，通過作品去傳遞正能量，呼喚構建一個民族的理想信念，塑造讀者的靈魂。最為突出的典型是李春雷。他的每部作品都在傳遞正能量，他特別擅長挖掘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獨特的價值和精神力量。王立新寫的那些主旋律作品，都是在弘揚民族精神，《多瑙河的春天》則是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即便是寫社會問題或者寫災難的報告文學，像關仁山寫的《感天動地》從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大地震，所要表現的也是在這樣的大災難面前，黨和政府的作為和應對，表現的是一種時代的進步。傅劍仁寫的《上訪》反映的是社會上訪現象，這是一個社會問題，但其出發(fā)點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為了弘揚正能量，傳遞主流的價值觀。

河北報告文學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冀中一日》開始，并由其開創(chuàng)。河北報告文學關注現實，貼近生活，為時代而歌，為時代書寫，弘揚民族精神，這是現代文學的一種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河北報告文學有著良好的生態(tài)，又有一批年富力強的創(chuàng)作隊伍，更擁有深厚的優(yōu)良的傳統(tǒng)根基，相信河北報告文學一定能夠不斷推出更多精品佳作。

水里的現實主義

張 檸

河北文學有非常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tǒng)，還有一個著名的流派，就是以孫犁為代表的“荷花淀派”。我想起另一個跟“荷花淀派”齊名的現實主義文學流派，山西以趙樹理為代表的“山藥蛋派”。這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兩個著名的文學流派。這兩個流派都是以現實主義風格見長。

但它們的風格不一樣，差別很明顯。一個在泥里，一個在水里。“山藥蛋派”是長在泥里的現實主義。“荷花淀派”是長在水里的現實主義。泥巴和水是作物和植物的根基，因而也是農耕文明的根基。可見，這兩個現實主義流派，是屬于傳統(tǒng)農耕文明現實主義流派。跟巴爾扎克、狄更斯、托爾斯泰的現代城市文明現實主義差別很大。泥土（長土豆、紅薯、包米等）和水（長蓮藕、菱角、荷花等）具有生長性，跟城市沒有生長性的水泥相比，是情感的。

同樣是“農耕現實主義”的作家作品，“泥里的現實主義”和“水里的現實主義”差別很大。趙樹理跟孫犁的差別就很大。趙樹理的語言風格跟泥土相似，干燥而堅硬。孫犁的語言風格跟湖水一樣，濕潤而柔軟。我們還可以用另一種比喻來討論他們的區(qū)別，趙樹理的語言風格像書法里面的渴筆或枯筆，更多的時候是干枯硬朗的風格。孫犁的語言風格則像淡墨或者濃墨，更多顯示出濕潤柔情的風格。“水里的現實主義”總飽含著似水柔情，不僅僅是孫犁，其他老一代作家也是如此。比如《紅旗譜》的作者梁斌還有《播火記》和《烽煙圖》等作品。記得少年時代，一個人躲在屋子里讀梁斌的《播火記》，讀著讀著就哭起來了。里面那個主人公被日本人抓住挖煤，受盡了折磨。作者用筆是濃墨重彩，有強烈的抒情性，即使寫革命戰(zhàn)爭題材也是如此，有柔軟的東西和濕潤的感覺，不是那種干燥強力的風格。

實際上，老一代作家的創(chuàng)作，除了農耕文明（泥巴和湖水）的根底之外，還有另一個傳統(tǒng)，那就是革命傳統(tǒng)，來自陜甘寧和晉察冀的革命傳統(tǒng)，孫犁的《白洋淀紀事》《鐵木前傳》都帶有那種印記。《鐵木前傳》跟《三里灣》相比，日常生活細節(jié)更為豐富一些。他寫到木匠和鐵匠等各種鄉(xiāng)村手工業(yè)者，寫他們“物物交換”的原初商品意識和交易細節(jié)。他們不是那種只是刨地種玉米小麥的狹義農耕生活，而是在農耕生活基礎上的商業(yè)交換和貿易，寫手工業(yè)，寫他們離家出走，到外面世界去游走，到保定、石家莊，甚至北京和天津。所以，孫犁筆下的農民過的不是狹義的農耕生活，他筆下的故事形態(tài)具有多樣性，這些東西在今天越來越重要，這是現實主義傳統(tǒng)里的，我稱之為水里面長出來的現實主義而不是泥里面長出來的現實主義。

另外，河北文學還有一個優(yōu)良傳統(tǒng)，就是密切注視歷史變遷和時代主題。老一代作家寫抗日戰(zhàn)爭和解放戰(zhàn)爭的故事，那是當時的主流生活，是那個年代的主旋律。所以他們才能夠成為大家都關注的對象。上世紀90年代的一批作家，包括河北的“三駕馬車”，他們關注的是國有企業(yè)的處境，這也是當時的重大主題。到底是讓它衰落還是重振雄風？是當時國人關注的一個焦點問題。“三架馬車”關注了這一重要事件，所以一下子就進入到我們文學視野的中心，是我們那個時代的主流生活。這種寫作也跟此前的河北文學一樣，緊緊抓住時代的脈搏，密切關注現實。

最近這些年，河北又出現了一批文學新人。比如“河北四俠”，他們在當代文學版圖里是非常重要的。他們各有各的出道方式，但又好像“師出無名”似的，這是當今時代的特殊現象。因為今天的生活太多樣化了，太豐富多彩了，太復雜了，不易把握，尤其是很難找到一個中心話題。那么，是不是有一個更高層次的觀察，能抓住我們時代最重要的特征、最重要的變化，就成為考驗一代作家的重要問題。時代精神，這是現實主義傳統(tǒng)里面非常重要的東西。今天的時代精神是什么？你想象的世界是什么？這是一個現實主義作家必須要思考的問題。

新時代的機遇與挑戰(zhàn)

孔令燕

河北，自古以來就是京畿重地，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經世濟民的儒家文化、波瀾壯闊的戰(zhàn)爭歷史、改革開放的建設實踐，為河北文學創(chuàng)作提供了具有傳統(tǒng)精神、革命實踐和社會生活的創(chuàng)作資源，使河北文學呈現出傳承有序、樸實濃郁的現實主義特色。

在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版圖中，最重要的現實主義力作幾乎都出自河北。最早是十七年時期的紅色經典：梁斌的《紅旗譜》，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孫犁的《風云初記》，李英儒的《野火春風斗古城》，馮志的《敵后武工隊》，雪克的《戰(zhàn)斗的青春》，劉流的《烈火金鋼》，徐光耀的《小兵張嘎》《平原烈火》等等，成為新中國最早記錄革命實踐的優(yōu)秀作品。新時期以來，隨著社會進步和思想解放，文學呈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文學創(chuàng)作呈現井噴態(tài)勢。以賈大山、鐵凝、陳沖等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全國文壇產生影響。上世紀90年代左右，以何申、談歌、關仁山為主要創(chuàng)作主體的河北“三駕馬車”躍出文壇，呈現出鮮活、有力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的小說更加貼近時代、直面社會現實，用文學作品關注國有企業(yè)與鄉(xiāng)鎮(zhèn)的困境，表現改革進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引起文壇關注。何申有《大廠》《年前年后》《窮縣》《鄉(xiāng)鎮(zhèn)干部》等名篇，作品幽默、犀利而深刻。談歌是最早敏銳觸及國企改革的作家，寫了一系列反映社會生活的作品。關仁山寫于1995年的《大雪無鄉(xiāng)》，是較早觸及中國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改革的作品，敏銳地把握了當時社會的核心問題。同時代還涌現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現實主義作家，如何玉茹、阿寧、曹明霞等。2000年以后，胡學文、劉建東、李浩、張楚等作家越來越引起文壇關注，他們的作品呈現出更加豐富的創(chuàng)作樣貌，都立足于各自的生活場域，帶有鮮明的個性特質，更多地嘗試用新的創(chuàng)作手法來書寫現實。

從這個脈絡上能清晰看到河北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特質和藝術追求，各時代作家都以不同角度和方式密切關注現實、記錄社會的發(fā)展、記錄人們的生活實踐。這些作家關注的不是私人生活的風花雪月和兒女情長，不是個人的小事，而是關于國家、社會、歷史和時代的大事。他們的作品都是從生活中的小事入手，從個體命運軌跡入手，用豐富的生活細節(jié)、豐滿的情感、典型的事例來反映中國經歷的各個時代。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河北文學呈現出博大廣闊的現實主義精神和豐厚傳統(tǒng)。

但是，我們在認同收獲的同時更要面對新的挑戰(zhàn)。新時代的深化改革使河北站在了整個中國發(fā)展的前沿，京津冀一體化、雄安新區(qū)建設等重大歷史改革和社會建設的中心，都在廣闊的燕趙大地上開始進行。如何反映新時代波瀾壯闊的建設圖景，講述京畿重地文脈傳承中的動人故事，將是河北文學、河北作家必須承擔起的時代重任。站在新時代的起點上，站在豐厚的文化傳統(tǒng)繼承的道路上，他們應該向何處去，應該以什么樣的姿態(tài)，創(chuàng)造出新的現實主義高峰之作，才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首先，堅持文學作品關注時代發(fā)展的核心精神。在作品中試圖把握時代脈搏、思考時代特性、抓住時代核心，應是現實主義文學最基本的任務和要求。一部作品的大與小，其重要因素就是對時代生活的反映與反思，是否有社會意義、有時代價值、有時代感。回望那些已成經典的文學精品，他們之所以成功，都是在某一方面把握了時代主題、抓住了社會生活的核心。再者，整體梳理燕趙大地獨特的文化根脈，從豐厚的人文傳承中集聚營養(yǎng)和力量，探尋這方水土上獨特生活和人物性格的深層文化基因。在這個意義上，《白鹿原》《笨花》都是在深厚的傳統(tǒng)文化中呈現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是“講述中國故事”的代表性作品。對于新時代的作家，更需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以更宏闊的視野，梳理傳統(tǒng)文化，寫作新的經典。第三，文學創(chuàng)作要回到生活、回到人物、回到情感本身，才能真正產生藝術感染力。恩格斯對現實主義文學概念的定義就是，現實主義就是要用“真實的細節(jié)來塑造典型生活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生活就是生活具有鮮明的時代特性，典型人物就是具有時代特征的核心人物，真實的生活細節(jié)就是作家要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寫出來的事才能真實可信、寫出的人才能溫暖可知。第四，要力爭在作品中展示作家對生活的感悟和感知，即作家對社會的觀察、對生活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發(fā)現不同尋常的況味，對生活整體性有某種程度的體現。這樣，一部作品就會顯出深刻、不俗的氣質。當下的時代對作家提出的要求更高，需要創(chuàng)作出的作品在已知或熟悉生活圖景中，提供更深睿、更超越的維度。這是“文學作品來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最根本的意義和價值所在。

總之，時代發(fā)展在社會生活、人的精神、命運際遇等方面催發(fā)巨大的變化，同為身處其中的作家提供了豐厚的創(chuàng)作源泉，這不僅是河北作家面對的機遇和挑戰(zhàn)，更是當代中國所有作家所面對的共同使命。

鄉(xiāng)土記憶與現實感

——河北詩歌片論

李建周

直面并穿透現實景觀是詩人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的基本動力，但它強大的滲透性和分裂性，又往往使詩人的書寫成為一種艱苦的抗爭。對于很多詩人來說，要命的問題是經驗的豐富往往阻礙了自己真切的生命體驗和對時代真相的認知。詩人如果沒有找到個人洞穿“當下”的有效路徑，再多的生活經驗都無法轉化成有效的現實感。

在此狀況下，詩歌的歷史記憶就成為重要的可資借鑒的資源。就河北詩歌來說，新時期以來鄉(xiāng)土詩歌的成熟使得詩人獲得了較為清晰和穩(wěn)固的歷史意識。姚振函、劉小放、張學夢等詩人的作品中，主體性的建立有賴于深厚的鄉(xiāng)土生活經驗。他們很容易找到自己和歷史總體性的關聯(lián)。即使面對碎片式的當下生活，這一詩歌寫作方式也往往會呈現自身的穩(wěn)定性與清晰性。在郁蔥、劉向東等持續(xù)創(chuàng)作的詩人筆下，燕趙大地具有代表性的自然風物、人文景觀，與大氣恢弘的歷史意識緊密結合在一起，顯示了詩人和大歷史進行對話的不懈努力。這種鄉(xiāng)土記憶在大解的詩歌中為以自然萬物為底色，生發(fā)出一種本質性力量，詩人以個人體驗色彩的心靈風景融傳統(tǒng)和當下于一爐。韓文戈的詩歌則有一種洞徹后的清醒，對詩歌地理學意義上的巖村的持續(xù)勘探極具個人文化色彩。富于質感的意象和豐盈的細節(jié)，展示出一種挽歌與悲憫相交織的精神氣質。

鄉(xiāng)土寫作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如何進一步開掘和轉化，是當下河北詩歌寫作的一個難題。強調鄉(xiāng)土記憶絕不意味著考古式的獵奇和賞玩式的游覽，也并非局限于地貌和風物的展示命名，而是依托歷史和文化神髓進行創(chuàng)造性轉化。很多中堅詩人也意識到這點，進行了不少有益探索。近些年一個明顯的傾向是詩人仍然把鄉(xiāng)土視為精神與夢想的依據，有意識在詩歌中強化了地方性經驗。東籬的《唐山記》試圖以一種略顯執(zhí)拗的現代意識整合鄉(xiāng)土日常經驗，北野的《燕山上》在地理風物與個人靈魂的關聯(lián)點持續(xù)勘探，李潔夫的《平原里》把物象與心象強行扭結壓制到個人化的抒情中，宋峻梁的《眾生與我》找到了瑣碎的俗世場景和靜穆深遠的悲憫情懷的結合點，石英杰的《易水辭》在周遭生活與歷史文化的對視中構筑自己的詩歌空間，白慶國的《微甜》以個體澄明的生命經驗去對接歷史的秘密，在清貧與夢想的對話中呈現出鄉(xiāng)土經驗的復雜性。

把鄉(xiāng)土經驗轉化為地方性知識的詩歌探索，普遍存在于新世紀以來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詩人們在對地方性知識的持續(xù)挖掘中逐步形成了個人化的詩歌表達。他們的詩歌文本是自洽的，對應著各自的生命經驗。不過從詩歌史來看，這些詩人的歷史面目仍然有著不清晰的一面。面對詩歌的鄉(xiāng)土傳統(tǒng)，當下詩人需要解決的是日常經驗和詩歌經驗的關系問題。在很多呈現鄉(xiāng)土記憶的詩歌中，鮮活的體驗往往被庸常化的情感價值抽象掉。并不是詩人在寫作中發(fā)明的自身的“鄉(xiāng)土”不重要，而是那些真實的日常經驗并沒有被詩人轉化為有效的詩歌經驗，這樣，日常生活中偶然的、碎片化的經驗無法對接有效的歷史意識。在嚴格的詩學意義上，這樣的經驗就不是經驗，而是生活現象的雜亂堆砌。

對當下經驗的有效處理往往需要借助一個文化他者，如同一個人只有通過鏡子才能看清自己的面目一樣。詩人大多是從某個文化遠方重新進入當下。一些河北詩人已經注意的這一問題。晴朗李寒在俄羅斯詩歌視鏡中映照當下，將鄉(xiāng)土經驗納入一個更為廣闊的文本空間，在大地的苦難與天空的虛無之間構建一種現代性張力。見君的詩歌從現代性視野中詞與物的關系入手，在存在的尷尬和隱秘的自我之間保持了罕見的平衡。孟醒石以對寓言性的探求深入日常景觀的描摹和個體經驗的呈現。在對日常生活的重構過程中，既能在現實和夢想之間穿行，又有一種對本真的存在可能性的探求。這種鄉(xiāng)土記憶往往超越了具體生活場景，具有了某種深切的歷史感。女詩人對鄉(xiāng)土記憶的開掘更多依賴感性直覺的穿透力，她們筆下的身體與鄉(xiāng)土往往有一種互為指涉的隱喻關系。唐小米詩歌中的自然風物明顯是身體化的，或者說身體和風景在她的詩歌中是互相打開，互相發(fā)現的。青小衣將看似平常的事物放在自己的心底細細打磨，讓其透出一層獨特的女性個體生命的光亮。李南的詩歌展開了鄉(xiāng)土記憶與美學內涵的關系探索，呈示出時代的創(chuàng)痛和歷史的真相，于波瀾不驚中指向生活經驗與生命倫理的內在糾結。

詩歌的現實感取決于支撐詩人的一整套認識觀念。當下生活的鮮活性和復雜性往往超乎想象，給詩人們帶來巨大挑戰(zhàn)。河北詩人盡管取得了不少成就，但是如何在各自的探索中形成一種歷史合力，把有深厚傳統(tǒng)的現實主義精神在今天發(fā)揚光大，仍然是無法回避的時代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