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82年生的金智英》是一部“大熱”的小說，輿論場中的相關(guān)討論，至今仍未平息。2019年，由其改編而成的同名電影上映，再度引發(fā)熱議。“金智英”，就此成為當代女性所面臨的困境的代名詞。

盡管作者趙南柱記敘的是韓國主婦的日常生活，但她的人生故事，同樣能夠廣大中國讀者的共鳴。從各大媒體和各路大V的競相宣傳里，不難看出“金智英”的熱度。原因不難理解，東亞地區(qū)的傳統(tǒng)文化，本來就不缺乏同質(zhì)性。韓國女性的遭遇，對中國女性來說也不會感到陌生。

本書的內(nèi)容，各家早已進行過詳盡的介紹，至于本書所展示的話題，已有不少文章進行過細致的分析。只是，在熱烈的討論里，人們似乎都遺忘了一個問題——《82年生的金智英》，真的是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嗎？

這不是一個無關(guān)緊要的問題，提出這個問題，也不是為了質(zhì)疑本書的主旨。盡管如此，我仍然認為，只有回答好這個問題，我們才能真正理解本書“爆紅”背后隱藏的密碼。

《82年生的金智英》

回到文本，作為一部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至少要在兩方面接受“文學性”的拷問。首先，這部小說，是否屬于“主題先行”的范疇？

作者在多處插入、引用了真實數(shù)據(jù)，以反映包括主人公在內(nèi)的女性生活的艱難。比如，在寫到金智英所在公司為何缺少女職員時，作者寫道，“2003年請育嬰假的女性職工只占百分之二十，直到2009年才終于突破百分之五十，等于是職場上每十名女性當中，依舊有四名產(chǎn)后婦女沒有申請育嬰假，堅守著工作崗位。”（85頁）

在寫到金智英所在工作的薪酬制度時，作者寫道，“韓國男性的平均薪資是一百萬韓元，女性的平均薪資則只有六十三萬三千韓元。”（110頁）在寫到夫妻倆為孩子的姓氏而進行的討論時，作者寫道，“廢除戶主制那年僅有六十五例申請從母姓的，自此之后每年受理的申請案例也僅約兩百例。”（120頁）

小說創(chuàng)作，當然不排斥真實數(shù)據(jù)的引入。枯燥、簡單的語言也不能被當作評判小說優(yōu)秀與否的標準。但本書的問題在于，虛構(gòu)的情節(jié)與真實的數(shù)據(jù)之間到底處于一種怎樣的關(guān)系？到底是作者為了描寫金智英的生活而引述資料，還是為了表現(xiàn)相關(guān)社會問題而描寫金智英的生活？這里頭，無關(guān)數(shù)據(jù)和材料的真實性，指向的倒是寫作的方式方法。

應該說，“主題先行”不是問題，可一旦把小說創(chuàng)作理解為圖解概念，那么作品的藝術(shù)成就很可能會大打折扣。

其次，小說的人物形象是否過分“扁平化”？

小說通過主人公金智英的生活，講述了萬千女性的心聲。但具體到人物形象的塑造，金智英更像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不僅缺乏人物性格，也少有內(nèi)在的思想矛盾，使小說主人公反倒不如出演同名電影的演員鄭有美來得生動。

電影《82年生的金智英》劇照

這一現(xiàn)象不僅出現(xiàn)在金智英身上，丈夫鄭代賢除了比較理解妻子，也比較愿意幫助妻子之外，再沒有鮮明的人物特性。金智英的母親同樣因為女性身份而被迫作出犧牲，但也很難讓讀者了解，她到底是個“怎樣的人”。至于金智英能干而強悍的女上司、公司內(nèi)猥瑣的男職員等人物，都只具有推動情節(jié)發(fā)展或說明小說主題的功能性作用。

當然，無論是“主題先行”還是人物的“扁平化”，可能都是作者刻意的選擇。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趙南柱就清楚地表示，“我寫作注重的是想要表達的內(nèi)容，至于它屬于哪種類型、哪種題材，我覺得并不重要。寫作風格是根據(jù)我想表達的內(nèi)容來進行選擇的。”

而促使作者作出這一選擇的原因，很可能是出于如何擴大作品影響力，展示相關(guān)社會問題的考慮。那么，到底是小說創(chuàng)作呈現(xiàn)了社會問題，還是社會問題束縛住了小說創(chuàng)作？

這個疑問，很容易讓我們聯(lián)想起中國文學史中的一個舊概念——“問題小說”以及一些代表人物。

1919年10月7日，冰心發(fā)表的短篇《斯人獨憔悴》，短短三個月之后就被改編為三幕劇在北京的新明戲院演出，引發(fā)了強烈的社會反響。1921 年，冰心創(chuàng)作的《超人》不僅“賺得青年人的許多眼淚”，有時評這樣介紹《超人》發(fā)表后引起的轟動：“青年們啊！你聽到‘世界上的兒子和兒子都是好朋友，我們永遠是牽連著呵！’的呼聲么？《超人》是救我們青年的上帝啊！”就連一向理性的茅盾在讀《超人》時，竟然也感動得哭了出來。

冰心的“問題小說”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不僅都被改編為更適合大眾接受的傳播形式，而且都引發(fā)了輿論的震動。從創(chuàng)作風格上來說，兩者都具有通俗的語言、淺顯的表達方式、明確簡單的人物形象。

值得玩味的是，以今時今日的文學史標準來看，冰心的“問題小說”往往被視作“幼稚”“開不出藥方”。“問題小說”的任務，顯然是提出問題、表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但是由于過于聚焦在“問題”之上，也會讓作者忽視造成這些具體問題背后更深刻的原因，對身處“問題”中的“人”內(nèi)心的沖突和掙扎、沒有給予充分的描寫和邏輯支撐。

那么，我們是否也應該這樣評價《82年生的金智英》？問題似乎并不這么簡單。

回過頭來看冰心。五四時期，她寫過封建家長干涉子女婚姻的悲劇作品。《秋風秋雨愁煞人》里的英云被父母包辦嫁了司令的兒子，從此踏入舊式大家庭變得沉默寡語，最終成為封建禮教的犧牲品。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冰心再次拿起筆，重新描寫的卻是年輕的子女干涉父母一代人自由戀愛的悲劇《干涉》。人物角色發(fā)生了諷刺性的倒轉(zhuǎn)，但反映的問題卻是一致的——封建意識在中國家庭中的根深蒂固。

可見，只要“問題”還存在，“問題小說”就有在文學史上留名的價值和意義。和中國家庭中的封建意識一樣，女性在當代社會面臨的困境，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nèi)得到結(jié)局。所以，既然《82年生的金智英》并不是為文學的藝術(shù)性而生，那么我們也無需以藝術(shù)性為標準苛責這部小說。

當然，“問題小說”就注定只能深陷在“問題”的旋渦中嗎？答案也是否定的。面對社會“問題”，有的作家會選擇憤而發(fā)聲，也有作家善于描寫更深刻的生命體驗。

在《呼蘭河傳》里，我們同樣能看到蕭紅對女性“問題”的關(guān)注。但她能夠以一種更開闊的悲憫胸懷關(guān)注并思考著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義。這也使她能夠繪出“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因此，她的作品就不會被簡單地歸類為“問題小說”。

在談到《82年生的金智英》，許多論者都提到了隱藏在金智英式困境背后的“父權(quán)制”。事實上，它不僅殘害著女性，也是全體男性的敵人。金智英的丈夫明明是一個“好丈夫”，為何卻不能在真正意義上幫助妻子？金智英的婆婆明明也是“父權(quán)制”的受害者，為何卻在無意間充當起了“幫兇”？他們要面對的不是簡單的女性歧視，而是一整個社會運作機制。不是通過“問題”來彰顯人物，而是通過人物來傳達“問題”，使作者無法進一步深化作品的主題。

如果作者趙南柱能和蕭紅一樣，主動探索金智英、岳母、丈夫、婆婆、同事、上司、朋友等人面對的不同的生命困境，會不會使“金智英”的悲劇意蘊具有更久遠的魅力呢？我們無法獲知答案。

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如果《82年生的金智英》果真在藝術(shù)性上還有欠缺，那么這反倒說明，小說中反映的“問題”已經(jīng)嚴重到了何種地步——大多數(shù)讀者和批評者都愿意忽略小說的藝術(shù)性，直指小說里的“問題”。就此而言，“金智英”們的困境，還不能夠讓全社會好好反省一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