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琴南書法

還在某家雙語雜志做新聞的時候，一次，我與英語翻譯聊天，說起林琴南，對方一臉茫然。我有些納悶，問：沒學(xué)過翻譯史嗎？答曰沒有這門課。

大學(xué)英語系如果真沒有這門課，那很遺憾，翻譯史其實是很有趣的學(xué)問，對從事語言翻譯的人來說，無疑是必要的專業(yè)知識和文化修養(yǎng)。還說林琴南吧，這位短胡子老人，如果只看他的照片，你會聯(lián)想到這是個四書五經(jīng)泡大的精明老學(xué)究。老學(xué)究該有的他都有，28歲成秀才，30歲與鄭孝胥、陳衍同年得福建舉人，但他絕不是不聞世事、只鉆書本的冬烘先生。他的青年時代，正是1883年中法之戰(zhàn)、1894年中日甲午戰(zhàn)爭到1900年庚子之變的大動蕩年月，社會傳聞幾乎全是大清戰(zhàn)敗、官府頹唐的壞消息。林琴南對時事極為關(guān)心，對改造社會抱有極大熱情，在北京科考時即參與了公車上書，又組織詩社、創(chuàng)辦報紙，有多篇新詩大聲呼吁國人奮起。在當(dāng)時的讀書人中，他是屬于最激越的那些人，奔忙于時代前列，但他最終被人們記住，是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上翻譯國外文學(xué)著作的開山者。

如果不是妻子病重去世，林琴南也許會走上另一條路，但那沒法假設(shè)，事實是他從翻譯一篇法國小說開始，一發(fā)而不可收，以文章干預(yù)社會，在鼓蕩文化新風(fēng)、振興民族精神的奮斗中大放異彩，他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前驅(qū)，胡適、魯迅直到錢鐘書都受到他的文化涵養(yǎng)。

那一年，林琴南的妻子勞累成疾去世，這使這位重情義的讀書人受到沉重的精神打擊。幾位好友常來找他聊天，安慰他的孤苦之心。一次，朋友王壽昌忽發(fā)奇想，提出讓林琴南翻譯外國小說，另一朋友魏瀚也在一旁攛掇，林琴南覺得這絕不可能，自己根本就不懂外文，焉能勝任？但王、魏二人勸說不已，提出由他們口譯，林來筆錄整理。林琴南見實在推脫不過，傻傻地冒出一句：“須請我游石鼓山乃可。”

這點要求不難做到，于是，三人泛舟來到福建本省的風(fēng)景勝地石鼓山。柳舟之上，王壽昌口譯起一篇法國小仲馬的小說，林琴南隨手持筆記錄。于是，影響后世的一部譯著在水上誕生，這就是赫赫有名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初時，他們誰也沒有料到此書在社會上會產(chǎn)生巨大反響，無數(shù)青年為異國少女的奇異情事一掬同情之淚。用嚴復(fù)的話來說：“可憐一部《茶花女》，斷盡支那蕩子腸。”這部譯著和后來林氏陸續(xù)譯出的《迦茵小傳》、《不如歸》等，讓人們反思自古以來國人的情感生活，反思那些石頭上的“貞節(jié)牌坊”、書本里的“烈女傳”以及重倫理、輕感情的沉重包袱，產(chǎn)生出文化圖新的思考。林琴南以自己的譯書發(fā)揮著獨特的啟蒙作用。

泛舟湖上的游玩是常有的，但如林琴南這般不經(jīng)意間開啟了自己人生奇異之旅者有幾何？

從1899年刊印《巴黎茶花女遺事》開始，林琴南完成了一生翻譯160多部外國著作的驚人之舉。我們今天已經(jīng)很難理解林琴南的這種模式何以竟能成功，并使他與另一翻譯了《天演論》的嚴復(fù)成為中國近代翻譯史上的雙子星座。問題在于，他們那個時代，還是非常“尚文”的時代，口語和書面語是不可并論的，寫文章必須遵從文言規(guī)則，像今天我們這樣日常口語也能寫進文章的做法，絕不可行。妙就妙在林琴南是古文高手，后來反對他的人所用的指斥之語就是“桐城謬種”，但那恰恰說明林琴南得過真?zhèn)鳎ㄎ难灾ǎ诺靡杂脴O為迅疾的筆速與口譯者同步，達到當(dāng)時人所贊譽的“以曲折生動之筆，達渺綿佳使之情”。另一原因，林琴南是一個精神世界豐富、非常重情感的人，他后來翻譯的《黑奴吁天錄》（即《湯姆叔叔的小屋》）并非情感小說，但也感人至深。魯迅當(dāng)年是在日本讀到林譯《黑奴吁天錄》的，讀后寫信給朋友，連連感喟。

林琴南是中國近現(xiàn)代翻譯的開山者，他的翻譯方式今天已不盡可取，但其文化功績不可湮沒。

我們今天已經(jīng)不必通過文言來了解外國文學(xué)，那也太繞彎了。然而，與那些重頭譯著相比，林琴南的一些翻譯小品，譬如他所譯的《伊索寓言》今天讀來卻讓人感覺另有意味。

1901年，林琴南來到北京，在崇文門外東曉市大街的金臺書院任講席。就在此期間，他接觸到這本西方古老寓言，當(dāng)即被里面的故事所吸引。1902年，他翻譯出版了《伊索寓言》，在前言里說明自己翻譯這部小書的緣由：“伊索氏之書，閱歷有得之書也，言多詭托草木禽獸之相酬答，味之彌有至理，歐人啟蒙，類多摭拾其說，以益童慧。”他認為，中國古代除了《莊子》，缺乏這種面對兒童的啟智通俗讀物，并舉中國古代包括呂居仁《軒渠錄》、元懷之《拊掌錄》和蘇東坡《艾子雜說》在內(nèi)的多部笑話集，說那些書只能用以談笑佐酒，“任為發(fā)蒙，則莫逮也”。

但其實中國古代《莊子》之外，《韓非子》里的寓言也是非常精彩的，史不絕書的“志怪小說”中也包含許多具有喻世色彩的篇章，更為人所知的《聊齋志異》如果縮成簡約版，那些花妖狐媚的故事也有諷世勸人的寓言之意，只不過，蒲松齡百般精細，曲盡其意，竟給寫成小說了。但《莊子》、《韓非子》那樣的寓言兒童不易理解，卻也是實情，志怪小說則根本不適宜給少兒讀，林琴南說本土適合做兒童智慧啟蒙的故事幾為空白自有道理。中國兒童歷來的開蒙讀物為“三、百、千、千”，即《三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使用的辦法是先背誦得爛熟，而后慢慢理解，若言貼近童心，根本談不上。所以，林琴南說得完全有道理：“余非黜華伸歐，蓋欲求寓言之專作，能使童蒙聞而笑樂，漸悟乎人心之變幻、物理之歧出，實未有如伊索氏者也。”

看中這樣一本薄薄的小書，津津有味地翻譯出來，正是林琴南眼光獨到之處。他把《伊索寓言》當(dāng)作獻給中國兒童的啟蒙讀物來對待，而且，在每則寓言后面將自己的理解作為批注，以“畏廬曰”（林琴南號畏廬）的方式點化讀者，就像說完謎語之后直接點破謎底。當(dāng)然，對寓言的這種“直接點破”有高低之分，林琴南應(yīng)屬高手。通讀林譯《伊索寓言》，不難有這樣的感覺：一方面，誠如其言，他獻給小讀者們的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啟蒙讀物；另一方面，他借此略申家國之情，表達他自己的思想。

譬如他翻譯的這樣一則寓言：“冬蟻出曝其夏取之粟，他蟲饑過其側(cè)，祈粟于蟻。蟻曰：‘爾胡為不儲糧于夏？’蟲曰：‘吾方向夏風(fēng)而歌。’蟻笑曰：‘君當(dāng)夏而歌，則亦宜乘冬而眠矣，胡言饑？’”結(jié)末，他批注道：“畏廬曰：‘平日不儲才，事集求才；平日不練兵，亂起征兵，均非善謀國者。’”這真是見微知著，由蟻蟲而發(fā)國事之思，典型的林式風(fēng)格。

他這種直接跳出來面對讀者說話的做派在他的其他譯著中也有，但讀者往往不自知。有不少林譯著作都有他認為原著不盡意而給予補筆的情形，或刪改或增文或議論，有趣的是，他那些補筆甚為高妙，不但不影響閱讀，反而因適合當(dāng)時國情而很得讀者之悅。

“犬得肉，經(jīng)溪橋之上沉影水中，以為他犬也。水紋蕩，以其肉大逾己肉，乃自棄其肉，獰視水中之影，將得之，遂并失其肉。”其后林氏批注：“貪人無厭，終其身均沈影水中也。”這就從一時一事延伸至整個做人原則，將莞爾一笑轉(zhuǎn)為沉痛教訓(xùn)。

“一瓶實粟滿中，兒童入手瓶中，飽取之，拳不得出，童不忍舍粟出拳，怒而大哭，保母謂之曰：‘若能少取粟，則拳出矣。奈何貪多粟，而以一拳括之，宜其不得出也。’”對這樣一個勸喻兒童的故事，林琴南批道：“人之求利也，利未至，已虛構(gòu)一美滿之量，謂皆為己所應(yīng)得者。一不受其貪，則呼愴甚于喪禍。使能操之以約，則利長存，亦無爭奪掣肘之虞，不其泰乎？”這無疑是戒貪之論了。

除了借寓言以傳播做人道理，林琴南有感于時事而呼吁國人奮起、除弱圖強的呼吁也時時閃現(xiàn)紙上。他是在北京參加過公車上書的人，與戊戌六君子中的林旭有著深厚友誼。1898年9月，當(dāng)六君子在北京殉難的消息傳到林琴南耳中時，他正在福州家中，半夜得知林旭等人已被朝廷處死，驚起趕到另一朋友家，告以噩耗，相對哭訴國中衰局，不能自已。想起半年前他還與林旭在杭州朋友家見面，晤談甚歡，林旭仰慕他的文筆，當(dāng)時囑他為其父林富祚做一篇行述（生平概略），此時言猶在耳，而斯人已去。林琴南悲憤之中，書畢《林明府政略》，攜至林旭墓前焚化，以告慰英魂。之后，他又撰寫長文記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戊戌慘案過程。

在上個世紀之交的滿天陰云中，林琴南是一個關(guān)注動蕩時局、疾呼革除政弊的熱血男兒，他的滿腔感慨在翻譯《伊索寓言》中曲折地表現(xiàn)出來。

“老松一日笑荊棘曰：‘爾材何庸？獨不羨吾能為棟梁乎？’荊棘曰：‘傷哉！君也！君試想斧斤之臨，將求為吾而不可得矣！’嗟夫！貧而泰，所以勝于富而危。”對這則很短的寓言，林琴南批道：“材而不求大用，乃反羨其最無用者，以自蹈匿，吾國莊生，正本此旨。然隱淪也，吾甚愿中國有才之男子，寧受斧斤而成棟梁，勿效荊棘槁死于無人之壚。”他在這里直接否定老莊哲學(xué)中的平庸求生思想，號召國人自強自立，切勿平庸自保，應(yīng)該說，他對這則寓言是做了相反的解讀，與他當(dāng)時渴思救國之道的想法和他一生所秉持的耿介強悍性格非常一致。

“大橡見拔于風(fēng)，偃于江上，水草及岸草，均為所壓。因與草曰：‘爾身輕，何不見拔于風(fēng)？’草曰：‘君與風(fēng)鏖，故甚敗。吾輩風(fēng)來即偃，因得自全。天下欲勝人者，當(dāng)先服人。’”林琴南批道：“橡之鏖風(fēng)，獨立之英雄也，見拔于風(fēng)，或根蠹而基圮耳，至撲而求教于偃風(fēng)之草，則英雄氣索之時矣。彼小草但能服人，何能勝人？一誤信其言，終身屈于奴隸。故為此橡計者，當(dāng)培基而固根，不當(dāng)效小草而偃服。”林氏這里，豈止是在說樹，簡直是在說立國之本。

這就是戊戌慘案和庚子事變剛剛過去的頹敗局勢里，林琴南讀西方寓言而思忖自家國事得到的聯(lián)想。他推崇敢與疾風(fēng)鏖戰(zhàn)的橡樹，稱之為“獨立之英雄”，一旦倒下，倒則倒矣，不必求教于偃風(fēng)之草，跟小草去學(xué)做奴隸。

林琴南多才多藝，書法繪畫也相當(dāng)了得，與其文章一樣，比較遵從古法，他遺留下的那些山水畫，靜穆高遠，意境脫俗，很受人們喜愛。他寓居北京時，慕名求畫者“門限為穿，雖幀數(shù)十金，仍供不應(yīng)求，積壓索書畫之紙絹盈案”。陳衍曾笑言其書房畫案為“造幣廠”，其實林琴南好交友，多贈畫，不蓄財，1924年去世后由弟子們湊錢為其靈柩送回福州故鄉(xiāng)。他還著有繪畫理論《春覺齋論畫》，刊載于《湖社月刊》，他也并不排斥西畫，時有激賞之語。與齊白石相友善，“北齊南吳”的說法就是他最早提出的。如今書畫收藏界中，林氏遺作已成珍品，這倒多了一個留名后史的通道。

今天再讀林譯《伊索寓言》，另一問題浮現(xiàn)紙上，那就是彼時人們認為的淺近文章，對早已習(xí)慣了現(xiàn)代白話語體的人來說，已經(jīng)不再淺近，而成了純粹的文言文。然而幸虧林琴南當(dāng)年在翻譯時還是放下身段，沒有使用太多的桐城筆法。平心而論，林氏在翻譯《伊索寓言》時，沒有像對待其他長篇小說那樣對原文做出調(diào)整，他是比較忠實于原作的，只是，他那樣的桐城古文最后的恪守者不可能在語言運用上過于俚俗，而俚俗恰恰是古文派所歷來不屑的。我們可以設(shè)想，當(dāng)時的讀者手捧一部林譯《伊索寓言》，在與孩子們共讀的時候，應(yīng)該是由成人之口再做一次“翻譯”，轉(zhuǎn)述為口語的。

那么，一百年后的今天，作為少兒初涉文言的讀物，似乎也未嘗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