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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聲浩蕩的背后故事

2006年我在準備博士學位論文的時候，江楓先生打來電話問我選了什么題目，我說是關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研究，就聽電話那邊江楓先生厚重而洪亮的聲音道：“‘江聲浩蕩。’傅雷的翻譯，好啊，很好。”這讓我想起，作家邰耕曾經說過：“羅曼·羅蘭的四大本《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難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閱讀過，許多情節(jié)都淡忘了。但書中開頭的‘江聲浩蕩’四個字，仍鐫刻在心中。這四個字有一種氣勢，有一種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書中的氣勢相吻合，……對閱讀者的心靈產生巨大的沖擊。”

1937年到1941年間，傅雷精耕細作，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一百多萬字的翻譯，于國破山河在的歲月出版，曾引起無數讀者的爭購傳閱。茅盾在1945年說過，羅曼·羅蘭的“巨著《約翰·克利斯朵夫》和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同是今天的進步青年所愛讀的書，我們的貧窮的青年以擁有這兩大名著的譯本而自傲，亦以能輾轉借得一讀為榮幸”。老作家阮波在傅雷著譯研討會上說，當年她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就是懷揣傅譯版的《約翰·克利斯朵夫》奔赴延安的。

其實，在傅雷之前，曾有敬隱漁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第一卷《黎明》的前半部分；有黎烈文譯的第四卷《反抗》的片段；有靜子和辛質譯的第六卷《安戴耐蒂》；緊隨傅譯之后，還有鐘憲民和齊蜀夫譯的第一卷《黎明》。但由于這些譯者的藝術功力可能還有所不逮，或缺乏持久的意志，更沒有清醒的意識去思考民族危難中讀者的期待，沒有強烈意愿去完成歷史賦予譯者的使命，以上的版本最后都一一偃旗息鼓。只有傅雷那時意識到，“我們比任何時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都更需要堅忍、奮斗，敢于向神明挑戰(zhàn)的大勇主義”。傅雷為了“挽救”一個“萎靡”的民族，完成了《約翰·克利斯朵夫》的翻譯，給黑暗里的人們點燃了精神火炬，促使當年的進步青年用“頑強的意志”去追求嶄新的天地，拼搏向上，攀登生命高峰。

“江聲浩蕩”是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開篇的第一句，為什么能成為這部譯作的一個重要符號，留在讀者的記憶深處？我們不妨簡要分析一下，萊茵河與作品主人公的關系。在《約翰·克利斯朵夫》這部“音樂靈魂譜寫的交響曲”（茨威格語）中，可以說，萊茵河有著這樣四層蘊意：一，它象征著主人公克利斯朵夫奔流向前的生命旅程；二，它象征著生生不息的人類的生命長河；三，它傳遞著吸收兩岸思想，融合法德優(yōu)秀文化，再生西方新文明的希望；四，它表達了作者以萊茵河為紐帶來包容共飲一江水的兩岸各國人民，實現人類之間的和諧共處的思想。概而言之，萊茵河的這四層蘊意構成了作品的主要精神，所以萊茵之聲便是作品主要精神的奏鳴，是作品的音樂主旋律。羅曼·羅蘭按交響樂的結構布局萊茵之聲，恰恰說明，萊茵之聲確實蘊意豐富而又重要，特殊而又意味深長。為了烘染一個英雄的誕生，為了突顯萊茵河的特殊蘊意，小說開門見山，奏響了作品的音樂主題，經過“呈示”和“發(fā)展”，最后又“再現”了萊茵之聲（作品開篇幾處譯文，從“江聲浩蕩”到“浩蕩的江聲”，又到“江聲浩蕩”，再到整個作品尾聲，回歸“江聲浩蕩”）。

我們通讀作品可以領會到，傅雷翻譯的“江聲浩蕩”傳達出了萊茵河的四層蘊意：一、克利斯朵夫任生命的波濤怎樣起伏顛簸，依然揚起遠航的風帆，百折不回；二、只有一代又一代的英雄兒女，像克利斯朵夫那樣去努力、去奮斗，才有希望重新締造一個理想的文明世界；三、“拉丁文化太衰老，日耳曼文化太粗獷，但是兩者匯合融和之下，倒能產生一個理想的新文明”，傅雷這樣的闡釋可以說是他精彩傳神的翻譯的依憑；四、唯有胸襟像長江大河那樣寬宏的人，方能有浩蕩的情懷，方能在心中培育出大愛人類的情感。所以，“江聲浩蕩”傳達出了這部恢宏巨著的主要精神。“江聲浩蕩”譯句的重復，就是這部音樂作品的主旋律在重復、回旋、再現。

傅雷早在1937年的《譯者獻辭》中就提出，這部作品“是貝多芬式的一闋大交響樂”。從交響樂的角度看，可以說，“江聲浩蕩”傳達出了波瀾起伏、令人心潮澎湃的樂思，傳達出了那融和歐洲文明的美妙的和聲。“江聲浩蕩”一句的翻譯，是傅雷深厚的文學功力和高超的藝術修養(yǎng)在其火熱的激情下的絕妙的融合。“江聲浩蕩”，聽來不但音節(jié)鏗鏘、清晰響亮，而且音律和諧，平平仄仄，自然而又勻稱，最大限度地彰顯了音樂效果，給讀者帶來了融視覺與聽覺于一體、符合這部作品創(chuàng)作特色的藝術享受。多少年來，它之所以撞擊讀者的心靈，給讀者留下深刻難忘的感受，就在于它著實太傳神了！借用傅雷自己的話說，它確實“含有豐滿無比的生命力”。它給讀者描繪出的是一幅意象深遠、蘊意豐富、“包藏無限生機”的宏圖；它那略含陌生化的搭配，使得讀者不由得稍作停留，來感受語言的張力；它自身的音樂感，又洞開了一個音響的天地，給這部作品的主要精神，賦予了一個回蕩在讀者心海的不息的強音。讀罷作品，細細品味后感覺，一部激昂著“英雄”的精神和生命的活力、蕩漾著不同文明的和聲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洋洋百萬余言，似乎全都濃縮到了“江聲浩蕩”之中。也正因為“江聲浩蕩”濃縮了這部音樂長河小說的激情與活力、氣勢與氣度、精神與靈魂、藝術與風騷，它才能穿越歷史，常駐讀者心間。

打開傅譯《約翰·克利斯朵夫》，我們首先讀到的是《譯者獻辭》：“真正的光明決不是永沒有黑暗的時間，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罷了。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沒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所以在你要戰(zhàn)勝外來的敵人之前，先得戰(zhàn)勝你內在的敵人；你不必害怕沉淪墮落，只消你能不斷的自拔與更新”。也許，不少讀者的內心在這里已被傅雷攫住，因為每個讀者應該都有，或者都有過英雄夢，而英雄原來并非高高在上的完人，蕓蕓大眾都有可能成為英雄。這是非常接地氣的話，樸實而又真誠，想必可以觸動幾乎每一個讀者，讓他們內心剎那之間產生“自拔與更新”的力量。

1934年，傅雷致函羅曼·羅蘭，向他討教了英雄主義。羅蘭在復函中說：“夫吾人所處之時代乃一切民眾遭受磨煉與戰(zhàn)斗之時代也；為驕傲為榮譽而成為偉大，未足也；必當為公眾服務而成為偉大……”羅曼·羅蘭告訴傅雷：為公眾服務，才是真正的偉大、真正的英雄；作為一個藝術家，應當把為公眾服務和為民族乃至全人類之忠仆，作為自己應當追求的“崇高之社會意義”與“深刻之人道觀念”。傅雷在回信中說：“不肖雖無緣拜識尊顏，實未誤解尊意。”傅雷與羅蘭雖天隔東西，但倆人思想是相通的，精神是契合的，所以這樣的《譯者獻辭》才能和作品的內容產生同頻共振的效果，讓讀者情不自禁地“以虔誠的心情來打開這部寶典”。傅雷后來也正如羅曼·羅蘭所說的那樣，“潔身自好之士惟有隱遁于深邃之思想境域中”，以從事文學翻譯來服務大眾，振興民族，以大勇無功的姿態(tài)為社會的文明奉獻一生。傅雷后來對好友宋淇說：“我回頭看看過去的譯文，自問最能傳神的是羅曼·羅蘭，第一是同時代，第二是個人氣質相近。”

1952年，傅雷又推出了《約翰·克利斯朵夫》重譯本，使得作品“風格較初譯尤為渾成”，但我們發(fā)現，“江聲浩蕩”依然如故。

關于《高老頭》和《于絮爾·彌羅埃》的糾紛

傅雷也是巴爾扎克在中國的忠實代言人，一生譯有巴氏作品15部（出版14部，“文革”期間遺失翻譯手稿1部），其中《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貝姨》《幻滅》等作品由于傅雷的傾力翻譯，深受讀者喜愛，至今不衰。不過在傅雷那個年代，還有兩位巴爾扎克的譯家：穆木天和高名凱，前者是曾經的創(chuàng)造社成員，翻譯工作最早，約有10部；后者是我國知名語言學家，譯得最多，約21部。傅雷的巴爾扎克作品譯介既非最早也非最多。

不過，程代熙在介紹《巴爾扎克在中國》的史料時，權威性地指出：“在翻譯介紹巴爾扎克的作品方面，態(tài)度嚴肅認真、譯筆生動流暢，在讀者中影響較大的，要推傅雷。”當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責任編輯趙少侯，也曾直言不諱地比較指出：“讀過之前版本的巴爾扎克小說，再來讀傅雷先生的譯本，實在有爬出步步荊棘的幽谷走上康莊大道的感覺。因為再也碰不到疙疙瘩瘩、彎彎扭扭的句子，再也遇不見稀奇古怪費人猜想的詞匯了。”

早在1938年，傅雷就開始打巴爾扎克的主意，或許因為巴爾扎克的浩瀚博大，傅雷需要假以時日，準備醞釀，才讓巴氏作品構成他后半期翻譯的重心。此外，《人間喜劇》描繪了19世紀上半葉法國社會方方面面的風貌，也十分對應傅雷的翻譯觀，即：“文學既以整個社會整個人為對象，自然牽涉到政治、經濟、哲學科學、歷史、繪畫、雕塑、建筑、音樂，以至天文地理、醫(yī)卜星相，無所不包”。傅雷曾對好友宋淇說過：“鄙見以為凡作家如巴爾扎克……，譯文第一求其清楚通順，因原文冗長迂緩，常令人如入迷宮。我的譯文的確比原作容易讀。”

1952年，趙少侯在《翻譯通報》第7期上發(fā)表了《評傅雷譯〈高老頭〉》。趙少侯也是法國文學翻譯家。他的評論一分為二，三個譯例點贊，三個譯例質疑。但即便質疑，也有肯定的某個側面，也是用一種商榷的口吻，什么“不知譯者以為如何”，“是否正確，希望譯者以及讀者加以討論”以及“原則上還是無可非議的”等等措辭，顯得十分謹慎。他知道傅雷的脾氣，也知道他的真才實學，開篇褒揚道：“傅雷先生的譯品，一般地說，都是文從字順，流暢可誦……本書因為是譯者修改過的重譯本，曉暢、犀利更是它的顯著優(yōu)點”，但隨后話鋒一轉：可讀者“卻又另外有了一種不大放心的地方……那便是這樣流利自然的譯筆是否仍能完全忠實于原文？是不是為了追求中譯文的通順暢達，有時也多少犧牲了原文的形式？”

兩年后，傅雷在致宋淇的信中，提到了趙氏對他的評論：“趙少侯前年評我譯的《高老頭》，照他的批評文字看，似乎法文還不壞，中文也很通；不過字里行間，看得出人是很笨的。”同時傅雷也反評他道：“去年他譯了一本四萬余字的現代小說，叫作《海的沉默》，不但從頭至尾錯得可以，而且許許多多篇幅，他根本沒懂。甚至有‘一個門’‘喝我早晨一杯奶’這一類的怪句子。”

不久之后，又發(fā)生了一件事。傅雷翻譯的巴爾扎克作品《于絮爾·彌羅埃》同樣遇到趙少侯的審讀。趙氏肯定了傅譯“是認真的，忠實的，對原文的理解力也是極其深刻的”，但同時也指出：“惟譯者的譯文風格，似乎已稍稍落后于時代。最突出的地方，即喜歡用中國的陳詞……傅雷先生的譯筆自成一家，若由編輯部提意見請他修改，不惟他不同意，事實上也有困難。”他提出：“關于他的譯筆及似是而非的譯法……請領導決定。”時任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社長的樓適夷，慎重地請傅雷的好友錢鐘書再來審讀，不料錢的意見，傅雷也難接受，而且還向錢“開火”，使錢陷入尷尬之中。于是樓適夷又決定請語言學家葉圣陶從中文角度提提意見，葉老次年二月回復：“這部譯稿是我細心看的，詞語方面并無不妥適處。看了一遍，僅僅做這么一句話的報告，似乎太簡單，可是要詳細地說，也沒有什么可說了。”至此，有關《于絮爾·彌羅埃》的糾紛案塵埃落定，譯本最終出版。

“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四改”

需要指出的是，傅雷在1963年第三次翻譯《高老頭》時，對譯文自然又做了修改或調整。所以，傅雷致宋淇信中提及此事時，所表現的不買賬甚至不在乎的樣子，可能只是一個有血有肉的文人的表象常態(tài)。但他也并沒有以趙氏的優(yōu)劣評判為轉移，即便趙氏當時大加贊賞的譯句，傅雷覺得還是欠佳，后來照樣做了修改。

傅雷后來說：“我自己常常發(fā)覺譯的東西過了幾個月就不滿意；往往當時感到得意的段落，隔一些時候就覺得平淡得很，甚至于糟糕得很。當然，也有很多情形，人家對我的批評與我自己的批評并不對頭；人家指出的，我不認為是毛病；自己認為毛病的，人家卻并未指出。”但總體說來，傅雷對別人改動他的文字，是很光火的，那些相關出版社的不少編審都領教過傅雷的脾氣。因為傅雷筆下的文字，通常都是他經過認真的思考、琢磨，幾經推敲才選定的，所以他不會認為別人的選字用詞比他更準確、更到位。

當然，這不等于說，傅譯就是完美無瑕；就沒有可以商榷、改進的地方了。至少，傅雷歸化傾向的翻譯對中國讀者就有溺愛之嫌。但無論如何，求真求美的傅雷，發(fā)現自己不妥當不完善的翻譯時，不會不改，因為他始終把“學問第一、藝術第一、真理第一”作為自己的追求。

傅雷在《〈高老頭〉重譯本序》的最后說：“這次以三閱月工夫重譯一遍，幾經改削，仍未滿意。藝術的境界無窮，個人的才能有限：心長力絀，惟有投筆興嘆而已。”同樣，傅雷雖這么說，但他也沒有真的撂下手中的筆，從此放棄他的追求。他只是道出了一個求“真”的藝術家與“真”之間永遠存在的客觀距離。但他“對自己的工作還是一個勁兒死干”，雖不能至，心向往之，因為他明白：“藝術的高峰是客觀的存在，決不會原諒我的渺小而來遷就我的。”他對自己的譯作總有再上一層樓的要求，十分執(zhí)著，所以到了晚年，才會有“正在經歷一個藝術上的大難關”的境況，“眼光比從前又高出許多”。

傅雷曾對宋淇說：“無奈一本書上了手，簡直寢食不安，有時連打中覺也在夢中推敲字句”；“《高老頭》正在重改，改得體無完膚，與重譯差不多”；他對傅聰說：“翻譯工作要做得好，必須一改再改三四改”；他對梅紐因說：“巴爾扎克《幻滅》，譯來頗為費神。如今與書中人物朝夕與共，親密程度幾可與其創(chuàng)作者相較”；他在《翻譯經驗點滴》中說：“琢磨文字的那部分工作尤其使我常年感到苦悶”；等等。這一切，都因為他“視文藝工作為崇高神圣的事業(yè)，不但把損害藝術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樣嚴重，并且介紹一件藝術品不能還它一件藝術品，就覺得不能容忍”。

傅雷對自己的翻譯活動還有獨特的認識，他說：“譯者不深刻的理解、體會與感受原作，決不可能叫讀者理解、體會與感受”；又說：“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領悟。”其實，他是在向我們傳經送寶：文學翻譯不只是理解原文意義，還要去體會、感受、領悟原文的妙處、原文的韻味；“理解”之外，還要有“體會”“感受”“領悟”，這樣翻譯過來的東西才有文學味道。傅雷的翻譯，耐讀、耐回味，既能把字里行間的微言大義都咂摸出來，又能出神入化地表達出來，這與他對翻譯活動的這種認識有極大關系。

因為傅雷的翻譯作品質量好、品格高，人民文學出版社才把《巴爾扎克選集》的翻譯任務交給他，“種數不拘——傅雷說，由我定，我想把頂好的譯過來”。因為傅雷在譯介巴爾扎克上面作出的重要成就，他被法國巴爾扎克研究學會吸納為會員。他與宋淇談翻譯時說過：“我的經驗，譯巴爾扎克雖不注意原作風格，結果仍與巴爾扎克面目相去不遠。只要筆鋒常帶情感，文章有氣勢，就可說盡了一大半巴氏的文體能事。”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傅雷翻譯手稿和校樣修訂稿整理與研究》〔19BWW011〕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