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33—1934年的京海派論爭中，上海文人大多像蘇汶一樣，強調上海文人不容易找到副業(yè)，不僅教授沒份，其他事情也不易找，為了生活更急迫地要錢，結果是多產。然而，對上海文人這種賣文為生的生活困境，沈從文并不是不清楚，他甚至有比海派文人更深刻的親身經驗和痛苦記憶。無論早期在北京賣文為生，還是后來在上海等地從事文學的生產，他都曾深刻地感覺到在現(xiàn)代出版機制下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特別是做一位職業(yè)作家的艱難。

沈從文題于自己著作后的某些題識，清楚地記錄了自己的寫作情形和稿費收入。如《柏子》：“在北平漢園公寓作成，時年民國十六年。寫成后同《雨后》先后寄交上海《小說月報》，編者葉紹鈞，即為用甲辰署名發(fā)表。兩篇似乎皆為一下午寫成，寫時非常順利。寫成后拿到另一個房間里去，對到正吐過一口血，想把血用什么東西去遮掩的母親行為，十分難受，就裝著快樂的神氣說：‘今天不壞，我做了一篇文章，他們至少應送我十塊錢！’到后當真就得了十塊錢。”如《某夫婦》：“在上海薩坡賽路寫成，發(fā)表于《中央日報》之《紅與黑》周刊，得七塊錢稿費。”熟悉沈從文的讀者，會知道這種記載不只是什么生活的流水賬，它還包含著一個上有老下有小、有著沉重的家庭負累的賣文為生的現(xiàn)代作家的慘痛經驗和痛苦記憶在內。

想到上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沈從文，我們就會喚起這樣一個作者形象：一邊流著鼻血，一邊仍不停寫作，而與此同時，這個作家還得惦記著隔壁房間吐著血而無錢醫(yī)治的母親、年幼天真而交不上學費的九妹，乃至明日一家三口用什么來充饑。這樣的寫作者形象，讀者在沈從文的自傳體小說如《不死日記》、《善鐘里的生活》、《一個天才的通信》、《冬的空間》等作品中頻繁見到。即使在身體支撐不下去而在徐志摩、胡適幫助下到吳淞中國公學任教、生存壓力有所緩解的情況下，沈從文的這一形象也沒有太大改變。甚至正像施蟄存所說的，雖然有了固定的職業(yè)，有月薪可以應付生活，但寫作從此卻成了沈從文的業(yè)余事務，“在他的精神生活上，有些主客顛倒。于是他不得不擠出時間來從事寫作，常常在信里說，他寄我的稿子是流著鼻血寫的”。沈從文也曾多次向正在美國留學的好友王際真報告自己的病況：“我流鼻血太多，身體不成樣子，對于生活，總覺得勉強在支持。我常常總想就是那樣死了也好，實在說我并不發(fā)現(xiàn)我活的意義。”“幾天來一連流了兩次鼻血，心中慘得很，心想若是方便，就死了也好。事情也不愿意作了，但仍然每天作事情。”1930年5月31日，他再一次向王際真提到自己的流鼻血：“打針失效，吃藥不靈，昨天來流了三回，非常嚇人，正像噴出。”并且解釋道：“為什么緣故血又流了？是因為做文章，兩天寫了些小說，不歇息，疲倦到無法支持，所以倒了。”這種靠透支自己的身體健康作代價的寫作狀態(tài)，有時甚至影響到沈從文對自己寫作意義和價值的判斷，不免產生對自己創(chuàng)作的幾絲懷疑和動搖：“夜深了，天氣寒冷，聽到狗叫。在這樣時節(jié)的我，鼻血流過了，用小手巾捂到鼻孔，不使殘血滴污了稿紙，把文章寫到最后一頁，想起這東西就是留給那些夜里睡得安適，日間吃肉念書的年青人消遣東西，且據(jù)說還能從這些方便中得些很可珍貴的同情，傷起心來了。我拿這些東西做什么用？”

沈從文這種不無自殘性質的寫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來自于物質的匱乏和生存的壓力。在自傳體小說《善鐘里的生活》中，沈從文向我們形象地描繪了他1928年在上海賣文為生、朝不保夕的日常生活：剛做好的一件新衣還未上身就被從南京來訪的六弟穿跑了，再做一件后卻連裁剪費也付不起，只好讓裁縫將新衣送進當鋪換來四塊洋錢，三塊付了裁剪費，一塊換來了一罐牛肉同一些銅子，然而，“晩上也平夫婦就在此吃晩飯，菜是那一罐牛肉，若不是他們來此，大致這一塊錢還可以留到明天”。沈從文很長一段時間的窮困潦倒，由此可見一斑。

而迫于生計進行寫作，在沈從文并不是偶然才有的生活經驗。1929年10月190，沈從文在信中告訴王際真，鑒于自己身體太壞，“我休息一年才再來寫小說，故今年不會再動手寫故事了，明年也不會寫了”。可沒幾天，在致胡適的信中，沈從文又不得不寫道：“但辦不到的是生活青黃不接，所以本來已說不寫文章的，誰知又成了不在本月底寫成一書就無法支持的情形，眼前還一字不曾著手，然一到月底，無論如何也非有三萬字不能解決，所以這幾天若寫不出文章，不但搬不成家，就是上課也恐怕不到一月連來吳淞的錢也籌不出了。”這樣一種困境中求生的經歷，直到1961年還被張兆和拿來當作重新鼓勵沈從文繼續(xù)創(chuàng)作的材料：“當初為尋求個人出路，你大量流著鼻血還日夜寫作，如今黨那樣關心創(chuàng)作，給作家各方面的幫助鼓勵，安排創(chuàng)作條件，你能寫而不寫，老是為王瑤這樣的所謂批評家而嘀咕不完，我覺得你是對自己沒有正確的估計。至少在創(chuàng)作上已信心不大，因此舉足彷徨無所適從。”可以說，流著鼻血寫作，已成為沈從文的一個經典形象活在他人的記憶里。

對現(xiàn)代出版機制下書商的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沈從文是深有體會的。他后來回憶說：“當時的情形是這樣，即這些老板，照例得通過一個有人緣的編輯來要作品，報酬通例是三元千字，到時可能少付些或不付，単行本預支一二百元，其實等于買絕。有些書店更壞的，即把他人譯稿抄出，原稿奉還，過不多久，他倒占先出了書。又有些收受了稿件，書已印出，到作者詢問版稅時，書店即回一信，說明書無銷路，倒欠若干得補還，使作者啞口無言。”在這種文學的生產、出版、流通體制下，沈從文的許多書籍就是以每本一百元的價格售出的。而據(jù)他的回憶，丁玲在胡也頻犧牲后，將自己的一本成名作《在黑暗中》售絕給某書店，也僅得洋一百元，尚不足孤兒寡婦還鄉(xiāng)的路費。而尤讓沈從文難堪和不滿的是，一段時間里，出版商將他本人的稿酬標準壓得特別低，有時甚至在通例之下。在迫于生計的情況下，沈從文常常只能以快速和批量生產來應對，甚至產生過改行的念想。

1929年底，沈從文在致王際真的信中寫道：“目下仍然無聊，只無別的辦法，還是寫文章，寫長篇，若寫成當有十萬字，但一面想成功一面動手寫，文章不會好也是一定的事。中國一切事皆有聰明人不費力而收大效，做文章亦復如此，所以從文應當落伍，因為不同他們去談什么運動一件事罷了。上海所謂新興文豪，則無有不恃‘無恥’而起，因為不愿意同這些人競爭，所以我前次來信說很想有機會改業(yè)，同九妹到外國學別的職業(yè)去。”1930年1月，他連續(xù)在致王際真信中寫道：“昨夜因為抖氣，就寫了一萬七千字小說，這小說是今年第一篇，預計有一個禮拜寫好，當有六萬字左右。我今年當在大量生產下把我自己從困難中救出，不然明年恐怕轉鄉(xiāng)下也做不到。可惜的是生活總不許我在寫文章時多凝想一下，寫成后又缺少修改的暇裕，所以寫縱是寫，好是不容易的，這只有待一個機會去了。若果機會許可我從從容容寫文章又從從容容改，我一定做得出點比目下還好的文章來。” “休息兩天，又得動手寫！年末得當天賭咒，大量不節(jié)制的作文章，明年一定出廿本。”在同年8月致胡適的信中，沈從文同樣寫道：“時間不許我把一個短篇用三天以上的功夫去寫，習氣又作成我一寫成就挾到書鋪去交卷的機會，所以過去的文章想努力忘掉它。……若果生活不必使我把工作連在穿衣吃飯上面那么密切，得一點從容，就幸福了。”可以說，在上海的幾年時間里，沈從文確實是“像現(xiàn)代機器一樣以瘋狂的速度生產著”文學作品，的的確確成了名副其實的“多產”作家。據(jù)沈從文1930年以自己的九妹口吻所寫的《我的二哥》一文提供的數(shù)據(jù)，到1929年底，沈從文所創(chuàng)作的単獨印行的“約計有三十七種，其中有十六種尚未出版”。這樣大的一個創(chuàng)作量，對一個其時才27歲的作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創(chuàng)作的奇跡。而其中創(chuàng)作質量的良莠不齊，也自在情理之中。施蟄存就曾回憶說：“由于要在大都市中掙扎生存，從文不能不多產。要多產，就不能不有勉強湊合的作品。”并且說自己對沈從文投給《現(xiàn)代》的幾篇稿子就不很滿意：“在昆明時，我曾坦率地向他講了我的意見，他笑著說：‘寫這些小說，也流過不少鼻血呢！’沈從文說這話時，是表示抱歉呢，還是表示情有可原呢？大概兩者都有吧。

造成沈從文的高速、批量文學生產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上海書商相當長時間用低于通例的標準給沈從文支付稿酬。1931年1月2日，他在回復王際真的信時說：“上海商人昨兩天還才用兩塊錢一千字買我的小說版權，因為錢已用光，便聽憑他們處理。像這樣子我文章或做不下去了，可是我自然得做下去，找不出別的理由和方便來改業(yè)。”2月6日，又寫道：“目下又是很窮了，欠伙食學費欠得一塌糊涂。可是，這幾天有點緊急，有點情形不好，我就不懶惰，我一定可以在一個禮拜內寫一些東西，一定可以寫得很容易動人，一定還可以想法賣去。……我還想，若果再過兩年，書鋪若是照三元一千字行市還不給我時，我為了賭氣要忍耐下去，一元一千字也還是要干。我猜想我還可以支持這狀況三年，不計較一切，這樣生活，卻完全只是為消磨我自己的精力。到不能忍受時，我就自認失敗，從一個卑微的職業(yè)里隱滅了自己，或回到鄉(xiāng)下老死了事了。你若知道就因為‘脾氣’的緣故，人家阿貓阿狗如何亂七八糟作品可以得許多報酬，我的文章近來還只值兩元一千字，你會明白我為什么只想回到家鄉(xiāng)去的理由了。”但到這個月底，事情似乎有了轉機：“如今大致有四塊錢一千字了，他們優(yōu)待我，據(jù)說是那么優(yōu)待的，因為我的文章太多，反而成為他們嘲笑的理由，如今能節(jié)制一下，便加一點。真是媽媽的，我想到這些時，我又要說我得回去了，我回去，混到軍隊里面去，還不缺少一種好機會，使我在危險里保留一個發(fā)財?shù)南Ｍ！痹谝粋€月里稿酬翻了一番，這本是好事，但理由是那么的冠冕堂皇而又荒誕不經，這不由得不讓這個“鄉(xiāng)下人”作家的靈魂變得粗暴起來，甚至爆出了粗口。

造成沈從文不得不高速、批量進行文學生產的原因還有不少。譬如得支助文學的同道：“我近來就成天為這些人轉寄稿件，我的窮，在這事上也有點關系。”譬如得承擔九妹的學習生活費用：“擔心到她太浪費（因為來不到二十天，已經為她所支配用去的錢有一百七，學費還不繳上五十，其余買書也不會到五十）”，而沈從文兄妹的不善理財、近于今天的月光族的消費方式似乎也是其中的一個因素。1930年1月25日，沈從文寫信給胡適，告“前正之稿已承一涵先生售去，得洋三百三，過年可以平安無慮”；但僅在兩天后，沈從文卻在致王際真的信中報告說：“賣了兩本書，得了三百塊錢，還是前天拿的，今天完了。像是報了小小的仇，把好話說盡得來的錢，用到豈有此理的事上去。”1930年下半年在武漢大學，沈從文每月的工資是130元，按照他自己的說法，只有十元房租、十元伙食的開支，卻仍不夠用：“我大約只是胡鬧，不然我應當夠用了的，我總是算不清楚這些事”。

比較一下同時期人們的生活費用和支出，或許更有助于我們理解沈從文對自己心生不滿的原因。徐懋庸曾回憶自己1933-1937年期間，雖然沒有職業(yè)，但稿費和版稅收入平均每月在150元左右，“除給父母每月寄三十元外，夫妻二人，加上陸續(xù)出生的三個兒女，生活倒過得不拮據(jù)，還可以對個別‘左聯(lián)’的同志津貼一些。”而在《湘行書簡》中，沈從文自己記下了1934年1月湘西一條小船上的生活開支和勞動所得：“我這次坐這小船，說定了十五塊錢到地。吃白飯則一千文一天，合一角四分。大約七天方可到地，船上共用三人，除掉舵手給另一岸上船主租錢五元外，其余輪派到水手的，至多不過兩塊錢。即作為兩塊錢，則每天僅兩毛多一點點。像這樣大雪天氣，兩毛錢就得要人家從天亮拉起一直到天黑，遇應當下水時便即刻下水，你想，多不公平的事！”1930年上海的生活成本，應當不會比1934年的高吧。參照大致相同時期的徐懋庸的生活開支及湘西水手的勞動收入來說，沈從文兄妹的消費方式不能不說是有點奢侈而無計劃了。

這又從另一個角度說明，雖然正如魯迅所指出的，“籍貫之都鄙，固不能定本人之功罪，居處的文陋，卻也影響于作家的神情”，外部空間文化環(huán)境總是會給作家以影響，但這種影響的因素依然是復雜的、多元的。譬如，以沈從文留著鼻血而寫作的經典形象為例，其中就還包含著作者個人的體質因素在內。熟悉沈從文的讀者會清楚記得，當年的一場大病，是沈從文離開湘西、奔赴北京的一個重要原因：“一場熱病襲到了身上，在高熱胡涂中任何食物不入口，頭痛得像斧劈，鼻血一碗一灘的流，我支持了四十天。”沈從文在進入都市后，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休養(yǎng)，包括現(xiàn)代出版機制下書商的剝削在內的都市的罪惡，反而使他的流鼻血成為一種頑疾和痼疾。

二

在京海派論爭中，沈從文站在京派的立場對海派進行了批判和抨擊。但縱觀沈從文的一生，對北京（平）和上海兩個城市，卻無法分清他對哪個城市同情和好感多一點。一個人對一個地理文化空間的情感態(tài)度和記憶常常是復雜的，有時候，在某一地理文化空間存在的某一個人或發(fā)生的某一件事都能影響甚至改變人們對這一地理文化空間的情感態(tài)度和記憶想象。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與上海相比，北京（平）更多地帶有一點古老皇城的風貌，與傳統(tǒng)中國和鄉(xiāng)土社會有更多的聯(lián)系，本質上是一個兼具傳統(tǒng)特征和現(xiàn)代特征的半現(xiàn)代都市。以常理來推斷，“鄉(xiāng)下人”沈從文在兩個城市之間做比較和取舍時似乎應當偏向于北京（平）一點。但其實不然。在1931年6月29日致王際真的信中，沈從文提到，北平的朋友“以為我用上海的房租，已經可以租一棟六十間的大廈住了”，可在朋友們奉勸他住在北平時，他心里所想的卻是：“我一定還得回去，只有上海地方成天大家忙匆匆過日子，我才能夠混下去。”他也曾對北京和上海做過比較，甚至同時對紐約做過想象：“上海很容易過日子，又很不容易過日子，大致我總覺得北京比上海清靜一點，上海比北京好玩一點。我們在上海玩，只是在無人走過的寂寞馬路旁直走而已。住處樓下是電車道，時時刻刻有隆隆聲音來去，閉了眼睛想：紐約一定就是這樣成天只聽到鋼、鐵、汽、電的喊嚷。或者我過幾年真有一個機會來到紐約，我們可以成天在街上走，我一定可以很耐煩的數(shù)那街道上古怪的汽車的號碼，以及街道邊的櫥窗里廣告。”這里雖然還沒有達到張愛玲《公寓生活記趣》所寫的“我是非得聽見電車響才睡得著覺的”的地步，但對上海的電車響卻也不抱特別的反感。那種在馬路旁、街道上走走看看的類似于本雅明所說的“游手好閑者”的姿態(tài)，我們在少年時期的沈從文和剛到北京時的沈從文身上同樣可以發(fā)現(xiàn)，那是一種對生命和世界的永遠充滿好奇和天真的態(tài)度——一種自始至終貫穿沈從文前半生的生命態(tài)度。

沈從文曾詳細地描述過自己剛到北京、住在酉西會館時對北京的印象和觀感：“出門向西走十五分鐘，就可到達中國古代文化集中地之一——在世界上十分著名的琉璃廠。那里除了兩條十字形街，兩旁有幾十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還有更多不標店名、分門別類包羅萬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個中國文化博物館的模樣。我當時雖還無資格走進任何一個店鋪里去觀光，但經過鋪戶大門前，看到那些當時不上價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鋪門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畫軸，也就夠使我忘卻一切，神往傾心而至于流連忘返了。向東走約二十分鐘，即可到前門大街，當時北京的繁華鬧市，一切還保留明清六百年市容規(guī)模。各個鋪子門前柜臺大都各具特征，金碧輝煌，斑駁陸離，令人眩目。臨街各種飲食攤子，為了兜攬生意、招引主顧，金、石、竹、木的各種響器敲打得十分熱鬧，各種不同叫賣聲，更形成一種大合唱，使得我這個來自千里外小小山城的‘鄉(xiāng)下佬’，覺得無一處不感興趣。”這種四下環(huán)顧的漫游者的姿態(tài)，其實本質上與沈從文少年時期既讀一本小書又讀一本大書，對邊城鳳凰之皮鞋店剃頭鋪豆腐坊鐵匠鋪的好奇態(tài)度沒有本質區(qū)別。正是這種對外部世界和未知生命的永遠充滿了天真的好奇，引領“鄉(xiāng)下人”沈從文從邊城走向北京、上海，并在自己的頭腦中做近乎白日夢的紐約之行。

在沈從文短暫的上海時期，沈從文一方面在《腐爛》等作品中描繪著現(xiàn)代都市上海的陰暗面，控訴這座城市對自己的不公，但一方面又深知自己作為職業(yè)作家，脫離了這座城市便活不下去。他在咒罵這座城市的同時，卻并沒有將另一座城市-——北京（平）當作自己靈魂的安居之所。

在矛盾焦慮、生活無著的情況下，沈從文常想到的兩個棲居之地一是鄉(xiāng)下，二是國外。他在給王際真的信中多次寫到去國外的想法：“在我一切是安于現(xiàn)狀的，所以如果能在一種方便中離開中國，到了法國或美國，三兩年會把一種文字學好，也是意料中事。我是一面知道我無資格到美國，但也并不把這夢放下的。我聽說許多人到法國時或不能讀法文報，但兩年后這些人皆在用法文寫文章了。我倒不缺少這種野心，不過這也只是一點點無害無事的小小野心而已。”“如有機會，我是想跟什么人到外國做小書記，過兩年日子的。聽說謝壽康做比國公使，我真想用個當差的名義出一次國。因為我不熟人，又不熟任何外國文，結果我大致白日做做夢把日子就混過了。”“我在這里只想有什么人出國當公使，我跟他出到任何一國去，做一個任何名義的小事，也許過幾年新鮮日子。”“我心里倒想有什么熟人來美國作公使，或過法國、美國，不拘什么國作公使，我做點事，小小的事，出出洋倒是一種好辦法。但這事總做不到。”沈從文這種想去國外的念頭，起因相當復雜，或想換換環(huán)境，擺脫眼前的生活壓力；或想開闊眼界，了解更大更廣的世界；或是因為學院環(huán)境中周圍同事都是英美等國回來的留學生，無形中產生了低人一等的心理……但不管因為何種原因引起，都不難從中觀察到“鄉(xiāng)下人”沈從文內心意愿與世界“接軌”的強烈愿望。沈從文當時因此在語言學習上也曾做過嘗試努力。

在答金介甫問時，沈從文曾說：“他們現(xiàn)代評論派的幾個人，丁西林、陳源，比我都大，只想教我英文；教好了，一定要想法子讓我到劍橋大學畢業(yè)，‘我們才放心’，大家對我很好的，可二十六個字母我始終記不到，我寫草書啊，古文啊，彎來曲去的都知道。這個英文就記不到。”“我日文也學過，也學不好。那更麻煩了，都學了幾次，學不好那五十六個字母，學這些很低能，但學中文始終堅持學。”這是晩年的回憶，但大致不會有誤。在1930年2月17日給王際真的信中，沈從文就寫道：“我說了六年要學一點英文，六年來許多人都養(yǎng)了小孩子，我的英文還是沒有開始”；在武漢大學任教期間，沈從文確確實實也做出了努力：“我這幾日來從大雨、時昭潭學英文，會讀‘一個桌燈’或‘我不是大頭’這類話了，但若把自修機會得到，至少或者還要三年，我一定得忍受下去。”但這樣的努力并沒有繼續(xù)下去，結果不了了之。這結果是好事，還是壞事，也許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假如施蟄存所說的沈從文從京海派論爭時開始便“安于接受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怯于接受西方文化”是真的，那么，這種選擇肯定不単純是理性選擇的結果，同時還包含著歪打正著的因素在內。沈從文真要出了洋，還會有后來的《邊城》嗎？誰說得定呢！

因此，在湘西——北平（京）——上海——紐約的空間文化鏈條上，事實上仍有許多因緣和偶然性支配著沈從文的情感取向。沈從文對待每一地理文化空間的態(tài)度，實際上會因不同的語境而有相當多的變化。以對北平的態(tài)度為例：1931年6月，沈從文在寫給張兆和的信中稱：“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歷史上為保留下一些有意義極美麗的東西，物質生活極低，人極和平，春天各處可放風箏，夏天多花，秋天有云，冬天刮風落雪，氣候使人嚴肅，同時也使人平靜。”但在1946年沈從文的筆下，北平和北平人卻完全是另一番模樣：“許多人一眼看去，樣子都差不多，睡眠不足，營養(yǎng)不足，吃的胖胖的特種人物，包含偉人和羊肉館掌柜，神氣之間便有相通處。儼然已多少代都生活在一種無信心，無目的，無理想情形中，臉上各部分官能因不曾好好運用，都顯出一種疲倦或退化的神情。另外一種即是油滑、市儉、鄉(xiāng)愿、官僚、XX、特有的裝作憨厚混合謙虛的油滑。”前者是身在北平的作者寫給自己心儀之人的信，渲染的自然更多是北平的美的一面；后者是經歷了八年戰(zhàn)亂、剛從昆明回到北平的作者對當下北平的觀感，看到的是滿目瘡夷、百廢待興及民族振興的艱難，當然其中也不乏由時間的殘酷之手所帶來的北平人性格的頹廢與淪落。這充分說明，一個作家與其出生地和居留地的關系，以及這個作家對一個城市的文化想象與實際感受之間的差異，常有著相當復雜的面貌。

具體到沈從文，他的復雜處在于他始終是用一個“鄉(xiāng)下人”的眼和標準來觀察都市、表現(xiàn)都市。他曾說自己“在都市住上十年，我還是個鄉(xiāng)下人。第一件事，我就永遠不習慣城里人所習慣的道德的愉快，倫理的愉快”。在自傳體小說《中年》中，他曾詳細地記錄了自己與胡也頻夫婦無意中撞進一家魯迅所說的“革命咖啡店”的情景：“今夜無意中，與也頻丁玲走進北四川路一個咖啡館，到了才知道這是上海文豪開的。到此的全是歷史上光芒萬丈的人物，觀光真不可不算是幸事了。幾個野雞模樣的侍女，充分地表現(xiàn)著一切肉感的體裁，于是這一般文人靈感就來了，詩也有了，文也有了。在作生意方面，則雖不比賣書賺錢，蝕本的事顯然也不會。”對這種“革命咖啡店”，沈從文無法建立起魯迅那種居高臨下的諷刺批判立場，他所呈現(xiàn)出的是一種自慚形穢的旁觀態(tài)度：“到了那類地方，我就把鄉(xiāng)巴老氣全然裸陳了，人家年青文豪們，全是那么體面，那么風流，與那么瀟灑！”“誰知一到這類地方，我卻燻燻栗栗了。這樣的女人，也能給以藝術或其他靈感的啟發(fā)，以及情欲的飽饜，是上海文豪的事吧，決不是初從北京跑來的土氣的我所能享受的。有許多地方，我是的確太土了。”在這里，沈從文將這種文化的不適應感歸為自己的土氣，并且將自己的土氣與自己曾經的居留地北京聯(lián)系起來，但事實上，一旦置身于北京的文化氛圍中，沈從文的內心同樣會感到難以適應的。他從骨子里更能適應的，還是他的湘西世界，或者準確地說，那個他自己所建構的美而不真的湘西世界。

沈從文在現(xiàn)代出版機制下近于自殘、“瘋狂”的高速、批量文學生產（以上海時期最為典型），直到1933年左右才放慢腳步，回到一種較為正常的節(jié)奏。其中的因由仍是復雜的。前期的批量文學生產確立了他在當時文壇的地位是一個方面，在學院生活中逐漸站穩(wěn)了腳跟也是一個原因。而與張兆和戀愛、婚姻生活的終成正果也是一個重要方面。張兆和對沈從文心悅誠服的接納，使沈從文焦慮不安的靈魂得到了安妥，生活和精神狀態(tài)有了大的改觀。正是在一種極度的快樂與幸福之情中，沈從文開始了中國現(xiàn)代小說的經典之作《邊城》的創(chuàng)作，也寫下了引爆京海派論爭的《文學者的態(tài)度》。

沈從文曾說：“我作品能夠在市場流行，實際上近于買棱還珠，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作品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也作為他身后的讀者，又有多少人能感受到他《邊城》和《文學者的態(tài)度》背后的熱情和悲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