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晚清以來確立的文學學科建制基礎之一，在今天，中國文學史尤其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書寫和傳播，顯然遇到了很大的挑戰(zhàn)：

其一，從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1932年）開始，一直到比較新的王德威主編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史》（2017年），筆者目力所及，各種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版本不下百種，文學史書寫儼然已經成為學院知識生產的熱點。但是，什么是好的文學史？如何遴選出適合當下的文學史？如何在今天講好文學史？對這一系列問題的回答可能不是越來越清晰，而是越來越困難。

其二，在目前文學回應現實的能力減弱、文學越來越成為一種文化消費品甚至點綴物的情形下，建筑于其上的文學史尤其是離今天最近的現當代文學史，也常常會遭遇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存在合法性質疑。是否真的需要文學史，如何重新建構文學史在今日現實中的意義和地位，是否還有可能借助文學史的形式將文學的魅力傳遞給下一代，這些都成為重要的問題。

可以說，至少在十年前，上述問題基本都不存在。因為那時人們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及文學史還抱有某種信念——認為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時代社會同步的“當代性”構成了它某種不言自明的存在合法性依據；與之息息相關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正當性自然也不言自喻。但今天這一信念越來越淡薄，尤其是面對年輕一代的時候——對“90后”“00后”而言，中國現當代文學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外在于其生活經驗的“古董化”的存在，現當代文學史的言說方式更仿佛淪為一種有待驗明正身的刻板印象，很難使他們產生共鳴，更難以有效嵌入他們的生活世界。在這樣的情形下，有必要討論今天如何面對近代以來的文學和文學史書寫經驗，或者更準確地說，怎樣以文學史的方式重新理解中國現當代文學，并在此基礎上探索面向未來的文學史的書寫可能。

今天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遭遇，當然可以找到許多原因，比如，以互聯網為核心的媒介革命，很大程度上導致了以紙媒為載體的傳統精英文學的邊緣化；市場經濟大潮導致大眾通俗文學興起，對經典文學形成巨大沖擊；新一代青年文化的崛起，導致文學閱讀趣味變化等。但不可否認，從知識生產角度來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本身存在的問題首先需要引起關注。

一

1980年代以來，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呈現出越來越多元化的傾向。在國內學界“重寫文學史”思潮與海外漢學“再解讀”邏輯的雙重影響之下，頗具解構主義色彩的“文學史”書寫方式逐漸成為主流，對邊緣性、多元性、個人性因素的強調，使得“現代文學”“當代文學”與特定時代、社會的關聯被進一步瓦解，其原有的內涵遭到懸置，相應的文學史書寫基本蜷縮到文學知識生產的內部格局中，由此產生的“現代文學史”或“當代文學史”幾乎只剩下了標識時段的意義，為其后從不同文學理解出發(fā)書寫不同類型、不同風格的文學史打開了方便之門。

今天，文學史書寫的多元化程度相當之高，從某一領域、某一文體、某一區(qū)域均可切入，甚至類似“一個人的文學史”的說法也甚囂塵上。這樣高度局部化甚至碎片化的文學史，到底是以美其名曰“專題史”的形式拾遺補闕，從不同側面打開討論文學史的新空間，還是遮蔽了文學史應有的職責和使命；到底是真的發(fā)掘出了文學史本身的不同維度和面向，抑或更多是一種后天的“知識裝置”疊加到文學史上的結果；到底是真正總結出了文學發(fā)展的內在規(guī)律，從而能夠以史為鑒、燭照未來，還是事實上淪為各種時髦理論的衍生物而與文學史實關涉有限，這些問題顯然需要認真加以討論。

比如近十年來風頭正勁的“民國文學史”概念，其意圖似乎是要超越政治化理解現代文學史的固有套路，但是，一旦“從民國史視角看現代文學”，顯然就不可能簡單地“從意義概念返回到時間概念”，其附帶效應不可避免，就會需要面對類似這樣的尖銳質疑——“民國文學”到底是“民國文學機制”的產物，抑或其實是“‘民國的敵人’的文學”？在這樣的質疑中，類似“民國文學史”這樣的概念/視角，顯然并沒有被視為天然地內生于文學史范疇中而得到重新發(fā)掘的資源，而仍被看作是一種富有爭議的后天疊加物，其與特定歷史語境之間的落差仍然清晰可辨。而其之所以能夠大行于時，顯然和世紀末的懷舊熱、199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以及知識界的左右之爭等因素有著直接關聯。從這個意義上說，“民國文學史”概念/視角的提出，不可能使文學史書寫真正實現其規(guī)避政治化的初衷，相反，它本身就是一種當代文化政治的體現，這使它很難超越既有闡釋框架的局限而走得更遠。

再如，向來被視為文學史書寫新增長點的“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它固然試圖依據“百花齊放”原則，建構自己作為正統意義上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互補者”存在的合法性，但是對普遍意義上的“人之常情”的強調，實際上是想挑戰(zhàn)20世紀知識分子所生產的以啟蒙或革命為旨歸的“現代文學”，進而試圖在“沒有晚清，何來五四”的邏輯下，從“通俗文學”出發(fā)，重塑“現代文學”的起點、資源和發(fā)展脈絡——類似于將《海上花列傳》從“現代通俗小說的開山之作”提升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起點”的做法，顯然不僅僅停留在“互補者”的位置上，而更有顛覆現代文學史的內在邏輯甚至取而代之的意味在里面了。這樣的矯枉過正式的通俗文學史寫作，到底是否符合歷史事實還是一種因為過于希望從邊緣游走到中心而造成的有意識的曲解，顯然需要進一步追問。

還有，就是近年來頗能代表海外漢學文學史寫作思路的所謂“華語語系文學”的說法。蟄伏于“在各語言宗主國之外，世界其他地區(qū)以宗主國語言寫作的文學”的邏輯下，“華語語系文學”盡管往往被小心翼翼地表述為“帶有強烈的殖民和后殖民辯證色彩”，但無論在顯性還是隱性的層面上，其所內含的“去中國化”傾向仍歷歷可辨，這使它還是被批評者看作是一個“文學和意識形態(tài)交鋒的話語‘場’”。在這一脈絡中，“華語語系文學”的概念建構，其實是一種“他者政治”在文學史闡釋中的體現，其出發(fā)點和歸結點都落在作為“他者”的海外華文文學上，這決定了作為其母體的中國現當代文學無法得到應有的關注和尊重。只有在這樣的理論脈絡中，才能理解哈佛版《現代中國新文學史》盡管看似借助“大文學”觀，通過時段的拉長和對象的拓展“提出了另外一種看待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方式”：“書中包括從19世紀初開始的各類文學現象和事件，比如晚清的東洋派、魏源的《海國圖志》、太平天國的各種詔書，一直到科幻小說”，但這種打破文學既有邊界的所謂“世界眼光”，或者說構筑這一新的文學史形態(tài)的理論立足點，顯然仍無法擺脫自外而內觀察中國現當代文學所帶來的隔膜感，其由此提供的新的多元文學景觀，也就仍然缺乏必要的說服力。

可以說，上述多元文學史書寫的努力，盡管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某個文學史維度浮出歷史地表乃至占據主流，但是，這些“攻其一點，不及其余”的做法，不僅使其自身有陷入偏頗泥淖的危險，也無法真正推進對文學史整體的理解。

二

與上述文學史書寫實踐形成某種呼應，最近十多年來，在理論層面也出現了一系列試圖為多元文學史正名的研究成果。如吳福輝先生就在《尋找多個起點，何妨返回轉折點》《消除對市民文學的漠視與貶斥》《“主流型”的文學史寫作是否走到了盡頭？》《為真正的教材型文學史一辯》等文章中，表達了對以往文學史書寫格局的反思和質疑。這些論文涉及對中國現代文學起源和正宗的考辨、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基本類型（如市民文學、鄉(xiāng)土文學、左翼文學等）及其文學史位置的梳理、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寫法（如“單線型”和“合力型”、學術型和教材型等）的探索等，其中著重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就是質疑原先“主流型”（一元化）的文學史書寫，而更強調多元化的文學史存在的必要性：“我看我們一個世紀的文學史，都是從紛紜復雜的歷史現象中提煉出一個‘主流’現象來，然后將其突出（實際也是孤立），認為它就可以支配全體，解釋全體。無論是‘進化的文學史’、‘革命的文學史’或‘現代性的文學史’，在這一點上都發(fā)生‘同構’。它們主要的特點便是鮮明、集中、清晰。最大的弊病就是必然要遮蔽許多不屬于‘主流’的，或誤以為不是‘主流’的東西。”可以發(fā)現，作者是站在為非主流或被認為非主流的那部分文學現象正名的立場上，來發(fā)掘“多元”文學的存在價值的。有意思的是，對于作為對立面的“主流型”文學史，作者并不太關心其“主流”的具體內涵，而更在意“主流”自身的單一所挾帶的對于“多元”的遮蔽效應。

可以說，吳福輝先生相當敏銳地把握了當代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轉型的基本特點，在學界具有一定代表性，很大程度上將前文所述多元文學史存在的必要性理論化了。在一般意義上當然可以認為，每種文學樣式/形態(tài)作為相對獨立的“元”都有自己的立足點和闡釋邏輯——不管是市民文學還是左翼文學，其自身發(fā)生發(fā)展的歷史脈絡都是清晰的；每一個“元”也都或多或少屬于文學史的組成部分——作為整體的文學史當然不可能是純粹、單一的，而應該是由多種異質性的文學樣式/形態(tài)共同構成的，因而理想的文學史模型也就應該是各種“元”合力而成的。然而，盡管可以承認每個“元”有其存在的意義，但基于不同的“元”被發(fā)掘出來的或主要或次要的地位和作用，由此產生的合力型文學史是否可以規(guī)避等級化處理的做法？如果想要打破等級化的既有處理方式，就需要絕對平等地對待不同地位和作用的文學樣式/形態(tài)，這種扁平化的文學史結構是否合理？進一步可追問，即使煞費苦心成功建構出這樣的合力型文學史，它是否就一定比原先的“主流型”的文學史更合理，更貼近現當代文學的歷史狀況、也更符合當下的社會文化訴求？

正是在這樣的追問下，上述基于多元文學立場而試圖探索的合力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與其說是指向新的整體性文學史建構，其實主要還是停留在單一的非主流的“元”本身上，而建筑在“元”與“元”之間關系基礎上的“合力”“結構”“整體”等以往文學史寫作必須處理的基本問題，顯然是被懸置的。這意味著，或者這些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并未被研究者真正納入考慮范圍，或者研究者尚無法推進這方面的思考真正落地——對“主流”內涵漠不關心而只是將其簡單當作“多元”的對立面和壓抑者進行質疑和解構，就足以說明，在研究者的視野中，重建更為合理的“主流”并沒有成為未來文學史建構可能方案之一，那么“元”與“元”之間呈現出一盤散沙的狀態(tài)，自然也就不足為奇。

這樣的對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理解，顯然不只是文學學科內部的產物。如果與當代社會文化語境勾連在一起加以考察，可以發(fā)現，它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當下具有鮮明后現代色彩的“多元文化主義”知識生產思維/狀況。1990年代之后，伴隨著全球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浪潮，當代中國社會文化急劇轉型，原有的主流價值體系在一定程度上失范和失靈，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相適應的孤獨“個人”日益成為主體身份認同的主要資源，宏大敘事逐漸走向彌散，文學也好、文學史也罷，大致就處在這樣一個個人的、流動的、碎片化的語境之中。在這樣的情形下，很容易產生多元文化主義，進而產生多元化的文學史理解。可以說，面對扁平化、原子化的社會現實，今天的知識界更多只是亦步亦趨地跟隨著時代社會的發(fā)展步伐，甚至淪為其同構之物，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總體性地對其加以分析把握的能力，所以才使得可以把握一個時代文學的那種總體性的文學史成為了一種奢望，而這，正是當代中國知識生產的主要癥候之一。

三

如果認識到知識生產不能僅僅內在于時代社會并對其做簡單描摹，其更為重要的職責和任務應該是努力引領時代社會發(fā)展的話，那么，面對多元文化主義彌漫而亟待重建主流和共識的當下社會，類似于文學史這樣具有總體性把握一個時代文學功能的知識生產類型，其內在的能量就需要被重新激活。換句話說，我們肯定不能僅僅滿足于發(fā)現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各種所謂被壓抑的、被湮沒的“元”，而更需要去發(fā)掘可以重新組織、平衡這些“元”的結構性因素，去探索更有現實針對性和說服力的文學史建構方案。

在這樣的意識下展開對未來文學史形態(tài)的想象，顯然具有相當的挑戰(zhàn)性，但并非無跡可尋。事實上，“文學史”在近代中國生根發(fā)芽，并能深刻嵌入中國“現代”知識生產體系，已經提供了值得重視的在地化經驗。

按照戴燕《文學史的權力》中的觀點，作為一種新的理解文學的方式，“文學史”在晚清的出現，首先，在知識生產的層面上，它與傳統政治史衰落、社會文化史作為其替代物興起這一前提息息相關，其出發(fā)點在于發(fā)掘真實的文學歷史，很大程度上具有科學主義的傾向；其次，在社會文化層面上，“文學史”其實是對彼時中國社會/文化危機的一種回應，它通過指向以文學經典化為核心的文化保存/再造，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一種與“國民教育”“愛國保種之感情”直接相關的“保天下”的手段；再次，在這樣的“文學史”書寫背后，隱藏著對歷史進步論的認可，這意味著“文學史”不僅建構了文學自身的演進邏輯，也在很大程度上呼應、分享和傳播了當時新的歷史觀念。在這樣的脈絡中，可以認為，“文學史”這一新的文學把握方式，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在文學內部格局中產生的，也不僅僅是對文學創(chuàng)作潮流的一種總體性把握，“文學史”其實是試圖以“文學”為場域來反觀/重描“歷史”，由此參與到當時的社會文化轉型中去。

由此可見，“文學史”之所以能在近代中國落地，就是因為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時，它能夠回應“禮崩樂壞”的危機現實，一定程度上參與了文學/文化與時代社會關系的重建。如果說“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構成了文學變革的一種基本邏輯，那么，至少在近代之后，這一說法需要置于“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史”的框架中才能成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所天然蘊含的“現代性”或“當下性”，使得它比其他時段的文學史更容易與當下社會發(fā)生關聯，而這正是其合法性建構所不容忽視的依據所在。

今天所討論的中國現當代文學/文學史問題，很大程度上與近代中國的情形相似。它并非局限于文學內部，而更應被看作是一個思想文化問題甚至社會問題。在這樣的格局中，我們對于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期待自然也就更多。由此，要處理好當下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和挑戰(zhàn)，就不能局限在文學內部，而要從更開闊的社會文化格局中探尋可能的資源、路徑與方案。

在這樣的前提下，我們需要面對一系列具體問題。第一，在多元文化主義盛行的當下，怎樣才能使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領域內越來越多的“一個人的文學史”書寫與總體性社會文化想象產生關聯？要回應這一問題，顯然首先就要突破立足于單一個體審美體驗的所謂文學自主性理解框架，將與新自由主義思潮相呼應的日益原子化的個人及其文學/文學史書寫，重新納入特定的社會關系結構中加以理解，使局限于個人的文學經驗得以與社會政治經濟結構相連通；在此基礎上，諸如敘事、審美、趣味、形式乃至作者、讀者等已經被自然化、抽象化甚至空洞化的文學知識，才可能與特定的歷史、社會、文化、思想等領域發(fā)生應有的關聯，從而獲得堅實的內涵，實現自身的重新意義化，由此才能相應推動文學史的社會歷史維度落地，最終形成文學史書寫和社會現實之間新的回應性關系。可以說，如果不這樣重建文學的知識體系與意義向度，也就不能促動其真正介入人們的生活世界。

第二，如何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書寫發(fā)明新的總體性概念。在今天太多人將多元文化主義視為政治正確而總體性概念常常被污名化的情形下，新的指向未來良性社會文化的總體性概念探索將會是相當艱難的；而在先后經歷了“進步論”“革命性”“現代性”等總體性概念的洗禮與反思之后，可以得到廣泛接受的引領文學史書寫的新的總體性概念究竟是什么，可能目前學界也不甚清楚。但是，如果說對于新的“社會共同體”的憧憬和想象，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導向新的總體性概念的前提和基礎，那么，我們希望以時代社會文化思潮分析為主要進路的文學史能夠率先一步，通過對已有的諸如“群”“集體主義”等歷史資源背后的情感結構的梳理和激活，至少在文學層面上提供面向新的“社會共同體”的情感認同的可能路徑與空間，由此探索對于目前似乎已經分化同時高度板結的人心與世道的理解模式。在這一前提下，文學史才能參與到以共通、共感、共振為指向的當代社會情感結構的建構過程中，并以此為紐帶收集和凝練當下社會共識，使得新的總體性社會文化想象能夠由此出發(fā)降落到日常生活中，從而被召喚、被賦形。

第三，如何在全球化與本土性的辯證關系中構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主體位置 ，這也是一個需要引起重視的核心問題。強調探索新的總體性社會文化想象，并不意味著要單向度地服膺于由歐美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甚至文化一體化方案。如果注意到與全球化潮流具有某種內在呼應性的全球史研究范式對現有的知識生產格局所產生的巨大沖擊——在其貌似解構主義地反思“一元化”通史的策略下，隱藏著以全球化的“空間”來沖淡甚至取消區(qū)域化的“時間”的意圖，使得已有的依托民族國家獨特歷程而產生的學術史包括文學史因此被看作是有局限性的地方經驗，其存在意義往往會飽受質疑，那么，顯然就需要警惕全球史研究范式背后所隱含的與全球不平等政治經濟秩序形成某種共謀關系的文化霸權的存在。基于這樣的考慮，從應對近代社會/文化危機開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當然就不能僅僅滿足于淪為全球史框架中的一個地方驗證個案，而更應該在總結近百年來與民族復興、國家建構、社會革命等相伴隨的文學發(fā)展歷程/經驗基礎上，嘗試發(fā)掘其中超出現有全球史詮釋框架的差異性甚至反抗性資源，并以此為立足點逐步探尋將地方經驗上升為新的普遍性的可能途徑，使地方性的時間重新有意義地進入全球化的空間。只有在這樣的文學史經驗基礎上生長出來的總體性社會文化想象，才能真正指向全球化潮流中自身主體位置的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