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5月至1902年2月，魯迅在南京求學近四年。1922年他在《吶喊·自序》中第一次正面寫及南京求學生活，做了選擇性、重構性的敘述。決定這種敘述方式的，是其作為“作家”的自我呈現(xiàn)與“棄醫(yī)從文”的邏輯。1926年在散文《瑣記》中再次講述南京生活，則強調《天演論》的閱讀體驗，進一步突顯了自己的“前行者”“尋路人”形象。魯迅在南京求學期間之所以對醫(yī)學感興趣，不僅與其父親的病有關，而且與其祖父的《恒訓》有關。魯迅的“立人”思想、進化論觀念、對西醫(yī)的認同等等，均可在其南京求學生活中找到原點。

魯迅作為出生在紹興的破落戶子弟，少年時代飽嘗了生活的艱辛。祖父犯案入獄，父親病故，家境敗落，備受歧視，艱難的生活在他少年時代的心靈上留下了多重創(chuàng)傷。這樣一位破落戶子弟，后來能夠成長為世界級文化巨人，關鍵在于他離開了紹興，生活、成長在南京、東京、仙臺、北京、上海等城市之中。如果沒有這些城市，或者說如果魯迅沒有走進這些城市，那么，他大概只能在紹興庸庸碌碌、無聲無息地度過一生。比較而言，在魯迅生活過的多座城市中，南京具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戊戌年（1898）三月至壬寅年（1902）一月，魯迅在南京求學近四年。南京是他離開紹興之后生活的第一座城市，他在這里第一次看到了“世界”，開始學習系統(tǒng)的科學知識，閱讀了《天演論》，抄錄了祖父的《恒訓》，思想與人生觀初步形成。他從這里東渡日本留學，回國之后又是在這里進入民國臨時政府教育部，并從這里北上，前往其人生大舞臺北京。對于魯迅來說，南京是“青春第一站”，也是“出仕第一站”。2016年有一本魯迅研究論文集出版——《從南京走向世界：“魯迅與20世紀中國”青年學術論壇》，“從南京走向世界”——這個概括是寫實性的也是象征性的，概括的不僅是魯迅的生活形態(tài)，而且是其生命本質。這里的“世界”是空間意義上的，也是知識、思想、精神意義上的。因此，與這個“世界”相對的“南京”，也超越空間性、獲得了多重涵義。質言之，紹興出身的破落戶子弟周樟壽是“從南京走向‘魯迅’”。

南京是魯迅的深刻記憶。成名之后的魯迅多次寫及南京與自己的南京求學生活，但是，相關表述作為一種回憶具有選擇性和重構性，因而成為一種“話語”。某些未被表述的史實作為被壓抑的記憶，同樣深刻地影響著魯迅。記憶是一種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處理記憶是一種處理歷史與現(xiàn)實之關系的方式，一種認識自我、塑造自我的方式。因此，不僅南京是認識魯迅成長史的坐標，魯迅的南京記憶本身也是認識魯迅思想與精神世界的重要資料。本文以三個文本為中心探討相關問題，這三個文本是：《吶喊·自序》（1922年），散文《瑣記》（1926年），家訓《恒訓》（1899年）。

一 《吶喊·自序》中的“異地”

魯迅第一篇寫及南京求學生活的文章是《吶喊·自序》。寫于1922年12月3日，距其1902年從南京赴日留學整整二十年，距其1912年隨民國政府教育部離開南京前往北京整整十年。《吶喊·自序》第三節(jié)寫南京求學生活，曰：

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進K學堂去了，仿佛是想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我的母親沒有法，辦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為那時讀書應試是正路，所謂學洋務，社會上便以為是一種走投無路的人，只得將靈魂賣給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況伊又看不見自己的兒子了。然而我也顧不得這些事，終于到N去進了K學堂了，在這學堂里，我才知道世上還有所謂格致，算學，地理，歷史，繪圖和體操。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yī)生的議論和藥方，和現(xiàn)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y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的事實。

這段話魯迅研究者們耳熟能詳，經常引用。但是，結合魯迅南京求學生活的實際情形來看，其中存在著若干問題。其一，魯迅用英文字母（N與K）代指南京與其就讀的學校，沒有寫出真實的地名與校名。在這里，南京是作為“N”和“異地”存在的。這是一種回避。其二，所謂“K學堂”，從K的發(fā)音與下文所列課程來看，是礦路學堂。就是說，魯迅寫自己學歷的時候回避了初到南京時考入的江南水師學堂。這是第二重回避，否定性的回避。其三，魯迅將“到N進K學堂”置于“困頓”“看見世人的真面目”“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一脈絡之中來敘述，與事實有出入。十八歲的周樟壽去南京求學，主要原因是“困頓”。1925年5月，即寫《吶喊·自序》兩年半之后，魯迅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序及著者自敘傳略》中說：“而我底父親又生了重病，約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漸至于連極少的學費也無法可想；我底母親便給我籌辦了一點旅費，教我去尋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因為我總不肯學做幕友或商人，——這是我鄉(xiāng)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晚年（1934年）所作《自傳》中有同樣的表述，所謂“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于是去到南京”。魯迅自述的“困頓”之外，還有周作人的解說，曰：

魯迅心想出外求學，家里卻出不起錢，結果自然只好進公費的水陸師學堂，又考慮路程的遠近，結果決定了往南京去。其實這里還有別一個，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原因，乃是因為在南京的水師學堂里有一個本家叔祖，在那里當“管輪堂”監(jiān)督，換句話說便是“輪機科舍監(jiān)”。魯迅到了南京，便去投奔他，暫住他的后房。可是這位監(jiān)督很有點頑固，他雖然以舉人資格擔任了這個差使，但總覺得子弟進學堂“當兵”不太好，至少不宜拿出家譜上的本名來，因此就給他改了名字，因為典故是出于“百年樹人”的話，所以豫才的號仍舊可以使用，不曾再改。

總體看來，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對于自己南京求學生活的敘述是選擇性、重構性的。他對城市、學校進行了模糊化處理，對去南京求學原因的講述則有“傳說化”傾向。“困頓”、不滿于“世人的真面目”、“走異路，逃異地”都是事實，但這些事實導致的是否是“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種思想性、探索性的行為，是個疑問。對于十八歲的貧困青年周樟壽來說，重要的是江南水師學堂不收學費并且發(fā)生活費，他到南京投奔（“尋求”）的本家叔祖周椒生和紹興的保守分子一樣保守，并非“別樣的人們”。實際上，1922年魯迅寫《吶喊·自序》的時候，對于二十四年前自己是否是“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并不敢確定。他用“仿佛是想”一語將自己的敘述相對化了。既然是“仿佛”，即并非確鑿的事實，是否“想”過，是當時所“想”還是后來所“想”，也是未知數(shù)。

江南水師學堂的桅桿

那么，魯迅在《吶喊·自序》中為何要對自己的南京求學生活做掩飾性、選擇性、重構性的敘述？——這是《吶喊·自序》的寫作目的決定的。《吶喊·自序》是作家魯迅為自己的第一本小說集寫的序，他要在這里塑造自己的作家形象，自然會把個人歷史“傳說化”。于是就有了“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種文學性的自我描述。在其“作家傳說”中，“棄醫(yī)從文”是關鍵，而不學醫(yī)則無以“棄醫(yī)”，學醫(yī)又要有學醫(yī)的緣由，所以，《吶喊·自序》對于“《吶喊》的來由”的講述是從其父親的病開始的，寫及南京求學生活的時候，在學校的正式課程之外，突出了課余對生理學著作《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的閱讀。

《吶喊·自序》的邏輯決定著魯迅對“南京記憶”的選擇與重構。這種重構是在去南京求學24年之后進行的，因此融入了魯迅后來的生活體驗。“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這種有志青年的求索意愿，對于身在紹興的貧困青年周樟壽來說尚屬“仿佛是想”，但對于到達南京之后的周樹人來說確實存在，并且成為“實踐”。這“實踐”之中有1898年10月的轉考礦路學堂——他在這里知道了赫胥黎、蘇格拉底、柏拉圖、斯多噶等“別樣的人們”，有1902年的東渡日本，還有1911年的第二次離開紹興。其中，第二次離開紹興的體驗尤其值得注意。1909年8月，魯迅結束留日生活回國，在杭州浙江兩級師范學堂任教，但不到一年即辭職回到紹興，擔任紹興府中學堂教員兼監(jiān)學。對于1898年離開紹興的魯迅來說，十多年后的返鄉(xiāng)是個“失敗”。魯迅小說《在酒樓上》（1924）中，呂緯甫與“我”有這樣的對話——呂緯甫說：“我在少年時，看見蜂子或蠅子停在一個地方，給什么來一嚇，即刻飛去了，但是飛了一個小圈子，便又回來停在原地點，便以為這實在很可笑，也可憐。可不料現(xiàn)在我自己也飛回來了，不過繞了一點小圈子。又不料你也回來了。你不能飛得更遠些么？”“我”回答說：“這難說，大約也不外乎繞點小圈子罷。”這個“我”應當理解為離鄉(xiāng)十多年之后回到紹興的魯迅。

《朝花夕拾》中的《范愛農》一篇，寫到紹興的“革命”——“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魯迅、范愛農等人因批評新政府，甚至受到新都督王金發(fā)的手槍威脅。恰在此時許壽裳邀魯迅去南京，范愛農凄涼地對魯迅說：“這里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吧……。”魯迅在《范愛農》中寫道：“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魯迅的這次離紹赴寧，與1898年那一次相比，是自覺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就與故鄉(xiāng)紹興的關系而言，此時思想、事業(yè)方面的挫折與少年時代的屈辱感疊加，激化了魯迅與故鄉(xiāng)的矛盾。所以，所謂“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與其說是1898年18歲的周樟壽離開紹興時的意愿，不如說是1922年42歲的“魯迅”對于自己半生道路的表述——文學性的表述。

魯迅1922年底寫《吶喊·自序》的時候，已經發(fā)表了小說《狂人日記》（1918）、雜文《我們現(xiàn)在怎樣做父親》（1919），展示了鮮明的反傳統(tǒng)姿態(tài)——即反叛性的“異”的姿態(tài)，因此，當他把南京作為“異地”來敘述的時候，實質上是在確認南京在自己思想史上的位置。“異”即“現(xiàn)代”。作為“異地”的現(xiàn)代的南京，即與作為“舊地”的S城紹興相對立。對于來自紹興的周樟壽來說，在清末開始現(xiàn)代化的南京就是這樣成為“異地”的。無論是對于來自紹興的18歲貧困青年周樟壽來說，還是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的漫長歷史來說，洋務運動重鎮(zhèn)南京都是“異地”。

二 《瑣記》中前行者的心跡

寫《吶喊·自序》將近四年之后，1926年10月，魯迅在散文《瑣記》中再一次講述自己的南京求學生活。《瑣記》是系列文章“舊事重提”中的一篇，有回憶錄性質，對于南京求學生活的回憶更細致。

在《瑣記》中，魯迅依然以“叛鄉(xiāng)者”的形象出現(xiàn)，將赴寧求學作為對抗故鄉(xiāng)的行為來敘述。這種對抗甚至體現(xiàn)在文章結構上。《瑣記》首先敘述鄰居衍太太的故事，用了四頁多的篇幅（在《朝花夕拾》初版本中《瑣記》共占16頁）。魯迅敘述了衍太太的“流言”給自己帶來的屈辱感之后，筆鋒一轉，寫道：

好。那么，走罷！

但是，那里去呢？S城人的臉早經看熟，如此而已，連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總得尋別一類人們去，去尋為S城人所詬病的人們，無論其為畜生或魔鬼。

這段話是從衍太太引出來的，但表達的是對“S城人”的不滿。這“S城人”顯然不僅是指衍太太。一個迷信、虛偽、熱情、善良、制造流言的鄉(xiāng)鎮(zhèn)老太太，不具備足以使青年魯迅離開紹興的力量。結合《瑣記》的上下文來看，“S城人”包括（甚至主要是指）那些笑罵中西學堂的人，結合“舊事重提”系列文章來看，則包括《父親的病》中貪婪的庸醫(yī)，結合《吶喊·自序》來看，則包括那些“侮蔑”者。是這許多人迫使青年魯迅離開紹興。如前所述，魯迅去南京求學的要因之一是貧窮。《瑣記》寫道：“無須學費的學校在南京，自然只好往南京去。第一個進去的學校，目下不知稱為什么了，光復以后，似乎有一時稱為雷電學堂，很像《封神榜》上‘太極陣’‘混元陣’一類的名目。總之，一進儀鳳門，便可以看見它那二十丈高的桅桿和不知多高的煙通”。南京城的儀鳳門與江南水師學堂的桅桿、煙筒給青年魯迅留下了深刻印象。當時魯迅從紹興去南京，是乘船至下關碼頭上岸進城。從儀鳳門進入南京城之際，他大概會想起自己病故不久、名叫“鳳儀”的父親。

清末的南京城儀鳳門

考入江南水師學堂不足半年，魯迅即轉考附設于陸師學堂的礦路學堂。棄學轉考的原因，按照《瑣記》的敘述有兩個：一個是水師學堂等級森嚴，高年級學生橫行無忌，另一個是迷信，淹死過學生的游泳池被填平，上面建了廟，鬼節(jié)有和尚來做法事、超度亡靈。魯迅用“烏煙瘴氣”四字概括之。不過，這并非魯迅轉考礦路學堂的全部原因。結合魯迅其他作品來看，還有學校體制與專業(yè)、安全方面的原因。1925年5月13日，魯迅在《隨感錄（八）》中寫到自己“在N的學堂做學生的時候”，與同學一起譏笑念“釗”為“鈞”的新職員，發(fā)生沖突，兩天之內與十多名同學被連記兩小過兩大過，再記一小過就要被開除學籍。這個候補道做校長的“N的學堂”就是江南水師學堂。校方的專橫正與《瑣記》所寫高年級學生的橫行相表里。魯迅考入江南水師學堂后被分在管輪班，他對自己的專業(yè)并不滿意。1934年他在《自傳》中說得明白：“因為沒有錢，就得尋不用學費的學校，于是去到南京，住了大半年，考進了水師學堂。不久，分在管輪班，我想，那就上不了艙面了，便走出，又考進了礦路學堂，在那里畢業(yè)，被送往日本留學。”他在與楊霽云的談話中也說過：“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艙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機器間。照這樣下去，等到船沉了還鉆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由此可見，不愿今后“上不了艙面”，不愿做沉船時的犧牲品，也是魯迅改考礦路學堂的重要原因。

在《瑣記》中，礦路學堂的學習生活充滿朝氣。魯迅的德語學習是在這里開始的，“此外還有所謂格致，地學，金石學，……都非常新鮮。”更重要的是“看新書”，而且看到了《天演論》——魯迅寫道：“看新書的風氣便流行起來，我也知道了中國有一部書叫《天演論》。星期日跑到城南去買了來，白紙石印的一厚本，價五百文正。”這段記述可以與周作人日記互相印證、互相補充。周作人辛丑年（1901）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日記是這樣的：

晴，冷。上午看《今水經》。飯后步行至陸師學堂，道路泥濘，下足為難。同大哥談少頃，即偕至鼓樓一游。同鄉(xiāng)張君協(xié)和（邦華，礦生）同去，啜茗一盞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鐘矣。晚飯后大哥忽至，攜來赫胥黎《天演論》一本，譯筆甚好。夜同閱《蘇報》等，至十二鐘始睡。

查舊日歷，辛丑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為公元1902年2月2日，星期日。將周作人日記與魯迅《瑣記》的敘述結合起來，可以對魯迅當天的活動有比較完整地了解。當天下午，魯迅先與周作人閑談，然后邀同學張邦華同至鼓樓喝茶，周作人返校之后，他到城南花五百文錢買了《天演論》，晚飯后至周作人處共讀、討論。當時，五百文對于窮學生魯迅來說是一筆巨款。《瑣記》寫到，魯迅考入水師學堂的時候，“學生所得的津貼，第一年不過二兩銀子，最初三個月的試習期內是零用錢五百文。”就是說，魯迅買《天演論》的錢相當于新生三個月的零用錢。身為窮學生，花巨款買《天演論》，買到之后當晚就去與下午剛見過面的弟弟共讀、討論，可見《天演論》對青年魯迅的吸引力與沖擊力。魯迅在《瑣記》中這樣記述自己閱讀《天演論》的感受:“哦！原來世界上竟還有一個赫胥黎坐在書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鮮？一口氣讀下去，‘物競’‘天擇’也出來了，蘇格拉第柏拉圖也出來了，斯多噶也出來了。”即使因為“看新書”被本家叔祖批評為“有點不對了”，他也“仍然不覺得有什么‘不對’，一有閑空，就照例地吃侉餅，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論》”。對于整個思想體系深受進化論影響的魯迅來說，1902年2月2日是個重要的日子。所以，二十四年（1902-1926）過去之后，他依然清楚地記得買書的時間和書款數(shù)額。《瑣記》寫于1926年10月8日，在1926年10月這個時間點上，魯迅講述當年購買、閱讀《天演論》的體驗，是對自己進化觀念的確認。這種確認與此前的《狂人日記》（1918）、此后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1935）有關進化論的表述處于同一思想脈絡之中。

江南陸師學堂的洋樓

新課程、“看新書的風氣”使魯迅茁壯成長，但礦路學堂一度面臨停辦的風險，臨近畢業(yè)時出路也是個問題。《瑣記》寫道：

畢業(yè)，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畢業(yè)，卻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做半個水兵；聽了幾次講，下了幾回礦洞，就能掘出金銀銅鐵錫來么？實在連自己也茫無把握，沒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鉆下地面二十丈，結果還是一無所能，學問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了。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

這里，魯迅機智地從三個角度概括了自己兩所學校四年間“上天入地”的學習生活，最后歸結于“到外國去”。其概括是否定性的，出國留學也因此帶有幾分被動性——所謂“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在《瑣記》中，這句“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與前文寫及離開紹興時的那句“好。那么，走罷！”發(fā)揮著同樣的轉折功能，而且前后呼應，形成一個結構，將魯迅置于“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的旅程中。——這也正是魯迅希望獲得的敘事效果。事實上，在當時洋務運動的大背景上，留學是一件光榮的事，礦路學堂選派學生赴日留學是計劃內的正常工作，談不上“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魯迅啟程東渡之際，同窗好友胡韻仙寫送別詩三首相贈，詩序中有“兄有東瀛之行，壯哉大志，欽慕何如”之語，三首詩更是洋溢著理想主義的熱情。如第一首：“英雄大志總難侔，夸向東瀛作遠游。極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責任在君流”。魯迅一行赴日留學是1902年4月4日在橫濱上岸，駐日公使蔡鈞在4月11日寫給日本外務大臣小村壽太郎的公函中說：“本大臣茲準南洋咨派礦務畢業(yè)學生六名來東研究礦學，該生等均系初到，為諳貴國語言文字，擬先入宏文學堂肄業(yè)，俟其通曉語言文字后再行送入別校。”可見，魯迅用“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這種表述，再一次重構了自己的南京求學生活——悲劇性地重構。而且，他對于留學人數(shù)的記憶也有誤。《瑣記》說是五名，實際是六名。

魯迅的礦路學堂畢業(yè)執(zhí)照

《朝花夕拾》中，魯迅回憶自己成年之后求學生活的散文有兩篇，一篇是《瑣記》，一篇是《藤野先生》。留日生活是南京求學生活的延續(xù)，因此《藤野先生》是《瑣記》的延續(xù)。《朝花夕拾》中的文章前后銜接，有連貫性。《父親的病》《瑣記》《藤野先生》三篇之間尤其如此。魯迅1926年10月7日寫了《父親的病》，此文最后是寫父親彌留之際衍太太讓“我”在父親耳邊大喊，于是，次日（10月8日）所作《瑣記》便從衍太太的故事寫起。《瑣記》結尾是寫自己與三名同學被派往日本留學，于是三天后（10月12日）所作《藤野先生》便敘述留日生活。因此，在《瑣記》的延長線上閱讀《藤野先生》，某些問題會看得更清楚。《藤野先生》開頭的一句是“東京也無非是這樣”，這句話中的“也”字是相對于南京而言的。所謂“這樣”是“怎樣”？接著這句話，魯迅用厭惡、調侃的筆調敘述留學生的辮子、學跳舞，這也就是《瑣記》寫江南水師學堂時所謂的“烏煙瘴氣”。和當年厭惡“烏煙瘴氣”、改考礦路學堂一樣，魯迅因厭惡那些“清國留學生”，再次做出了離開的決定——《藤野先生》寫道：“到別的地方看看，如何呢？”于是遠走仙臺，進了仙臺醫(yī)學專門學校。這句“到別的地方看看，如何呢？”，和《瑣記》中的“好。那么，走罷！”“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兩句一樣，不僅發(fā)揮著相同的敘事功能，展現(xiàn)著魯迅的相同心態(tài)，而且同樣在塑造魯迅的前行者形象。這樣，在《瑣記》和《藤野先生》中，紹興、南京、東京、仙臺這幾座城市便同樣成為魯迅走過的“異路”上的坐標。

三《恒訓》中的醫(yī)學問題

如前所引，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敘述礦路學堂的學習生活時說：“生理學并不教，但我們卻看到些木版的《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之類了。我還記得先前的醫(yī)生的議論和藥方，和現(xiàn)在所知道的比較起來，便漸漸的悟得中醫(y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同時又很起了對于被騙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從譯出的歷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維新是大半發(fā)端于西方醫(yī)學的事實。”在《吶喊·自序》的敘述中，魯迅對醫(yī)學感興趣、課外閱讀醫(yī)學書籍，是起因于父親的病。但事實上這并非全部原因，另一重要原因是《恒訓》的影響。

《恒訓》是魯迅祖父周福清1899年2月底至3月初寫給子孫的訓詞，當時他正在杭州的監(jiān)獄里服刑。同年年底，已經轉入礦路學堂的魯迅完整抄錄了這份《恒訓》。周福清手書原件已佚，現(xiàn)存國家圖書館的是魯迅的抄件。抄件最后一行為“己亥十月上浣孫樟壽謹抄于江南陸師學堂”。這里，魯迅強調自己“孫”的身份，用了家譜上的名字“樟壽”，并且用了“謹”字，可見其對《恒訓》的恭敬、重視程度。《恒訓》與魯迅生存方式的復雜關系須專文探討，這里僅討論醫(yī)學問題。

《恒訓》第一節(jié)（相當于“序言”）曰：“有恒心，有恒業(yè)，有恒產。有恒心得見有恒善，圣之基。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yī)。持恒能久，視此訓辭。”這是從總體上強調做人、生存的基本原則，即強調“恒”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周福清將“恒”與“巫醫(yī)”聯(lián)系在一起、作為“作巫醫(yī)”的條件。這里的“巫醫(yī)”盡管可以引申為“有專門技能的人”，但其本意畢竟是“醫(yī)”，而且是起源意義上的“醫(yī)”（“巫醫(yī)”）。可見，整篇《恒訓》是在“醫(yī)”的比喻性、背景性框架之中闡述生存問題的。因此，正文部分寫及醫(yī)學問題是必然的。《恒訓》依據(jù)訓誡的內容分為九節(jié)，依次是：力戒昏聵；力戒煙酒；力戒損友；養(yǎng)生法；病弗延西醫(yī)；家鑒（含三條“敗家之鑒”即“縱容孩兒”“信婦言”“要好看”）；有良心；有恒業(yè)；有積蓄。一目了然，第五節(jié)“病弗延西醫(yī)”是專論就醫(yī)問題。本節(jié)節(jié)題已經表明周福清不信西醫(yī)，正文部分則對此做了詳細說明，曰：

中國南人北人，氣體不同，服藥亦異。北人時服大黃，川楚人好服附子，南人且不同矣。況遠隔數(shù)萬里之重洋乎？予在都，見病者延洋人醫(yī)，無不速斃。用冰帽者，其死更速，不知體質不同之理也。［中略］唯跌打骨斷諸傷，可用西醫(yī)，然須慎擇，蓋洋人在中國者，多庸醫(yī)也。洋人金雞哪霜治瘡毒，亦不可信。我眼見張姓友，購治項癰，初頗速效，月余復發(fā)更甚，仍用中國醫(yī)，醫(yī)痊。

周福清對西醫(yī)的否定是經驗主義式的，但“氣體”（體質）之說不無科學依據(jù)。本節(jié)不僅告誡子孫“病弗延西醫(yī)”，而且提供了若干中醫(yī)藥方，介紹了多種日常養(yǎng)生法。

魯迅在南京求學時手抄的《恒訓》

青年魯迅作為“孫”、作為“樟壽”“謹抄”了這份《恒訓》，對于其中涉及醫(yī)學的部分不會熟視無睹。因此可以說，他作為礦路學堂的學生，課余閱讀《全體新論》和《化學衛(wèi)生論》等生理學著作，甚至關心西醫(yī)與日本明治維新的關系，遠因是為父親治病的痛苦記憶，近因則是祖父《恒訓》中的教誨。不過，基于對給父親治病的那些中醫(yī)的了解，青年魯迅對于中西醫(yī)的態(tài)度與祖父相反。他否定中醫(yī)，但其否定也是經驗主義式的。顯然是為了給自己的經驗主義認識尋找科學依據(jù)，他才去閱讀生理學著作。此時，所謂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也在醫(yī)學認識方面通過與祖父的對立獲得了具體內容。后來，無論是在《吶喊·自序》中還是在《瑣記》中，魯迅對于中醫(yī)的批判都意味著對祖父《恒訓》中的中西醫(yī)觀的否定。在此意義上，《吶喊·自序》與《瑣記》都是《恒訓》的對立性文本。魯迅在《吶喊·自序》與《瑣記》中,用沉默與省略處理了自己南京記憶中的《恒訓》。

四 南京作為魯迅“原點”的多重意義

十八歲的貧困青年周樟壽從紹興沿著“異路”來到他的第一個“異地”南京，開始了多種維度的自我建構，南京因此成為其生命的原點。在多重意義上都是如此。魯迅的知識、思想、感情、行為方式等等，均處于“南京”的延長線上。在南京被給予的“樹人”的名字，無疑影響了其“立人”思想的形成。留日時期他在《文化偏至論》中闡述了“立人”思想，而且終生堅持，持續(xù)在不同的脈絡中闡述。他在南京學的是開礦，到東京之后撰寫了《中國地質略論》，與顧瑯合著了《中國礦產志》。這是在繼續(xù)自己的“礦學”本業(yè)，符合政府的要求。如前引清國駐日公使蔡鈞給日本外務大臣的公函顯示的，政府本來就是派他們去學礦學。他在南京閱讀《天演論》、接受了進化論觀念，赴日留學之后發(fā)揚光大之。在仙臺醫(yī)專讀書時依然讀《天演論》，甚至翻譯有關進化論的著作。棄醫(yī)從文、從仙臺回到東京之后，他在《人間之歷史》《摩羅詩力說》等文章中更深入地探討進化論。五四時期他將進化論轉化為獨特的“幼者本位”生命倫理觀，終生堅持。他在南京開始對西醫(yī)感興趣，所以赴日留學、在語言學校（宏文學院）的日語學習結束之后，選擇醫(yī)學專業(yè)去了仙臺醫(yī)專。就性格、行為方式而言，魯迅南京時期通過轉考礦路學堂、批判中醫(yī)等行為表現(xiàn)出的自主性與叛逆性，在留日生活中再次表現(xiàn)出來。從宏文學院畢業(yè)后選擇醫(yī)學，顯然違背了留學派遣機構“研究礦學”的本意。入仙臺醫(yī)專就讀僅一年半，就擅自退學（退學申請是別人代補的）。《吶喊·自序》中的“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瑣記》中的“好。那么，走罷！”“所余的還只有一條路：到外國去。”，都是以1898-1902年間的南京為坐標，被1922、1926年的魯迅表述出來。這種“走”的姿態(tài)成了魯迅的基本生命形態(tài)，所以，他出國之后從東京走到仙臺，從仙臺走回東京。回國之后從紹興走到南京，從南京走到北京。1926年從北京的“走”，則成為魯迅生命史的巨大轉折點。

對于魯迅來說，南京求學生活如此重要。因此，以這段生活為坐標，魯迅的人生與思想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前南京時期，南京時期，后南京時期。

如前所述，魯迅比較完整地寫及南京求學生活的文章僅有《吶喊·自序》與《瑣記》兩篇。南京求學生活的許多內容被他封存在記憶之中，我們只有從周作人、許壽裳、張邦華、許廣平等人的回憶中，才能相對完整地看到他當年南京生活的面貌。例如貧困——貧困到缺冬衣、吃辣椒御寒，與旗人的沖突，等等。被封存的記憶更為沉重，與被表述的記憶一起，共同證明著魯迅“南京記憶”的重要性。

《瑣記》寫于1926年10月8日，第二年即1927年魯迅定居上海。同樣是在1927年，蔣介石發(fā)動“四一二”政變獨攬政權、南京國民黨政府成立。歷史的、現(xiàn)實的、個人的、社會的諸種因素，決定著魯迅會持續(xù)關注南京。魯迅一貫反專制，定居上海后積極倡導革命文學、成為左翼文壇領袖，與壓制左翼文學、進行文化圍剿、殺害進步作家的南京政府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對立。因此，對于上海時期的魯迅來說“南京”成為政治性的城市。魯迅1928年4月10日所作雜文《太平歌訣》，從有關中山陵的三首民謠批評民眾的蒙昧與某些“革命文學家”的自欺欺人；1931年12月發(fā)表的《南京民謠》視國民黨大員為“強盜”，諷刺其裝腔作勢、各懷鬼胎；1933年1月26寫給日本友人望月玉成的七絕《贈畫師》，前兩句為“風生白下千林暗，霧塞蒼天百卉殫”，諷刺了南京政府的黑暗統(tǒng)治——“白下”即南京。

魯迅晚年最后一次集中抒寫南京與自己的南京記憶，是在1931年6月。6月14日，他給來訪的日本友人宮崎龍介及其夫人白蓮女士寫了兩首七絕（兩幅字），分別是：

大江日夜向東流，聚義群雄又遠游。六代綺羅成舊夢，石頭城上月如鉤。

雨花臺邊埋斷戟，莫愁湖里余微波。所思美人不可見，歸憶江天發(fā)浩歌。

宮崎龍介是孫中山革命的支持者、大名鼎鼎的宮崎滔天（1871-1922）的侄子，其父宮崎彌藏也是中國革命的支持者。魯迅面對宮崎龍介，顯然是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時代——青春時代的南京與東京，于是寫下了這兩首詩。詩中，現(xiàn)實、記憶、政治、抒情四者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長江、石頭城、雨花臺、莫愁湖等南京標志性景觀得到全面呈現(xiàn)。這兩首七絕，可以看作晚年魯迅寫給南京的告別詩。

2019年4月17日完稿。于寒蟬書房。

（圖片來自徐昭武編著的《尋求別樣的人們/魯迅在南京》一書，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