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阿舍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9月 ISBN：9787521205992

第一輯

生命的絲線

我不知道我是誰

一

很長一段時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二○一四年深冬的一個傍晚，一個文學座談會終于進入尾聲。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閃動，與會者倦意滿面，一整天的交流讓情感、概念、偏見、善良和期待交織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辭化為體態(tài)不一的精靈，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腦像灌了鉛水。到了最后歸結部分，突然，一段關于我為什么是我的話語罩住我的耳廓，扯緊我身體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經(jīng)。發(fā)言者分析了我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緣，也因我的父系文化。雖為即興，但剖解到位，推導合理。彼時彼刻，我的“理性之軀”領會著發(fā)言者的準確，也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時，我的“感性的身體”卻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霎時閃回戈壁童年，怔在與此相似的一幕幕圖景面前。

不能置疑發(fā)言者的好心，這只是我——一個未為“自己是誰”準備好的人——本能而簡單的生理反應。那一瞬間，時間嘩地裂開一條口子，我看見其間純白的光芒在同一時刻蓄積并墜落，它徐徐落成一條白茫茫的長路，再緩緩移向我的腳下。

顯然，時機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這個讓我身體“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的時刻，讓我因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種極度的煩惱，生出極力擺脫這種生理反應的渴望。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煩惱與渴望呢？是你眼睜睜看著別人指認“你是誰或者不是誰”，而你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不是誰的尷尬和焦灼。

必須結束這種尷尬和焦灼，必須把自己從身體的倉皇失措中解救出來，必須要在別人指認你之前，首先認出你自己。我對自己說。

二

時間要退回到我的祖輩一代。

母親的戶籍冊頁民族一欄里，填寫著“維吾爾族”。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母親都有著一望而知的容貌特征。她濃郁而鮮明的形體——頭發(fā)、眉毛、眼睛及至體形——來自她的母親，使她不發(fā)一聲，便彰顯著自身的生物和文化基因。但她從中學起便大聲而自然地說著漢語，在學校、在辦公室、在家里、在食堂、在與鄰居的寒暄中。這是因為母親另有一半漢族血統(tǒng)。

母親的父親，亦即我的姥爺，是一位參加過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山東籍漢族男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與日軍激戰(zhàn)不敵之后，吉林東部地區(qū)先后有四萬余名抗日義勇軍及家屬泣別祖國，退入蘇聯(lián)境內(nèi)。我的姥爺便是其中一員。退入蘇聯(lián)后，這批抗日義勇軍被解除武裝，集中在伊爾庫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因給養(yǎng)日益艱難，蘇聯(lián)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在最快時間內(nèi)達成協(xié)議，分三種辦法將這批包括抗日將領、抗日戰(zhàn)士、抗日人員家屬在內(nèi)的抗日難民護送回國。我的姥爺被分配在繞道哈薩克斯坦經(jīng)新疆塔城回國這批隊伍里，最遲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經(jīng)蘇聯(lián)巴克圖卡邊卡進入新疆，此后經(jīng)盛世才憲警學校培訓，入政南疆柯坪縣警察局，先任督察，后為代理局長，此生再未離開新疆。安定之后，我的姥爺與當?shù)匾晃痪S吾爾女子，生下他在新疆唯一的女兒——我的母親。

母親拒絕回憶。對于我的姥爺，她的正面評價只限于“英挺高大，相貌堂堂，能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剩下的，都是經(jīng)由一些無意閑聊，片言只語地漏出來。當然，還有我稀薄的記憶。過去仿佛深淵，母親拒絕回望，所以姥爺——這位山東男人在于我，無論相貌，抑或性格，總是一堆東拼西湊的碎片。我的姥爺完全接納了維吾爾人的生活方式。他與維吾爾女人育有后代；他使用維吾爾人的語言；他拿著小刀，以維吾爾人刀刃朝內(nèi)削刮骨頭的方法吃肉；他不吃豬肉，抽莫合煙，喝濃釅的磚茶；他幾乎不提他在山東的親人，他到死也沒有與他們再相見，即使那里還有他的妻子和大女兒。母親說，她唯一的好日子是在柯坪縣，那時候她剛剛記事，家境富裕。記憶中她常由警衛(wèi)看護，騎著我姥爺?shù)母哳^大馬上街玩耍。現(xiàn)在來看，也許就是這段享受榮華的經(jīng)歷，讓我母親及至年老體衰的今天都揮不去性格中那一縷頑固的耀武揚威。可惜好景不長，在母親曲折模糊的記憶里，窮困一直伴隨著她，并留下難以忘懷的痛苦。但她還是勉強上完了初中，是在說漢語的漢族學校。

漢語與維吾爾語皆為母親的母語，她完成了對它們的共同繼承。在與母親交流時，我的姥爺幾乎不用漢語，即使在她嫁人生子之后，他因病被我父親從庫車接來我家之后，仍然在一些私密而細膩的時刻情不自禁與她使用維吾爾語進行交流。

姥爺頑固地用維吾爾語與已用漢語行世的母親交流。他一再強化母親有別于他的文化和生物基因，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為什么我的漢族姥爺如此迷戀維吾爾語？為什么他要強化他與維吾爾族之間的關系？他揪住維吾爾語這根突觸豐富的文化經(jīng)絡，是想表達他與維吾爾人的親近，還是在戳指母親與維吾爾傳統(tǒng)文化的疏遠？或者，他要以維吾爾語為臍帶，來顯現(xiàn)他們父女意味深遠的血緣關系；再或者，只是為了紀念他九死一生非同尋常的命運？

無論我的姥爺如何將母親推向她的維吾爾血統(tǒng)，我都認為，當他們父女在用維吾爾語交談的時候，支撐這些談話的，是一種混入了中原漢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維習慣，而其間的比例分成，大概連他們二人都說不清楚。那些時刻，我的姥爺是不自知的，我的母親同樣無知無覺，但兩種文化一定在交會融合，又日益層壓于母親的意識深處，最終將她帶向自身的選擇：她將留下什么，拋棄什么，然后形成她自己。

是時代而非我的姥爺將母親帶向她的命運，這也是那個年代大部分人的命運格式。最初，生活在維吾爾傳統(tǒng)中的母親渾然不覺自己還有另外一半漢族血統(tǒng)。到了學齡期，母親一家從柯坪來到庫車，我的姥爺染浸大煙，又身無所長，生活越發(fā)困頓艱辛，用光積蓄，變賣首飾，直到衣食無落居無寧日，母親身在其中，深嘗一個殘破的維吾爾族家庭在那個變亂時代所攜帶的苦楚。母親沒說自己什么時候開始學說漢語，一條稍許清晰的界限立于她離開庫車前往焉耆上中學之際。

那是一所漢語學校，母親與維吾爾族傳統(tǒng)漸漸疏遠，最為突出的變異應該始于此處。環(huán)境永遠是基因生變的培養(yǎng)液，人亦如其他物種，在生物和文化兩個層面常以變異取勝化解困阻曲折。只是，母親在學校經(jīng)歷了什么？什么事或者哪個人使她萌生了第一縷稀釋維吾爾傳統(tǒng)的念頭？或者，因為人的從眾心理，又因為一個貧窮女孩的孤單和恐懼，她寧愿選擇作為人群的大多數(shù)——也是她的另一半——的漢族血統(tǒng)？所有這些，母親拒絕說出，但偶爾會突然憤怒地提到別人動輒讓她“跳個舞”。真是奇怪！母親由衷地喜愛維吾爾音樂與舞蹈，但凡旋律飄來，她都喜上眉梢神色燦然，但凡見到維吾爾女子的綽約舞姿，她都抖肩動脖躍躍欲試，卻在做出偏離維吾爾傳統(tǒng)的文化選擇時，以別人讓她跳舞為自辯。母親不肯細說，我當然不能強究。追查旁人的記憶或者隱衷，無論出于什么目的，都帶著一絲野蠻和無情，更何況是我的母親。母女連心，我多少能夠體會到她性格里天生的自尊和驕傲，這些自尊與驕傲既是她的榮耀也是她的羞愧。

三

一九五六年一月，近萬名河南籍青壯年即將進疆，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農(nóng)二師決定在庫爾勒墾區(qū)和焉耆墾區(qū)之外增加一個塔里木墾區(qū)，以安置這批受就業(yè)和糧食壓力離開家鄉(xiāng)來到新疆墾荒的內(nèi)地人。

塔里木墾區(qū)位于古絲綢之路的中道、塔里木河下游兩岸古尉犁和古渠犁國一帶，《漢書·西域傳》記載當時的尉犁城“地廣，饒水草，田美”。清《西域水道記》也記載：“塔里木河，河水汪洋東逝，兩岸曠邈彌望。”但是二百年后，當時間來到一九五六年，尉犁地區(qū)已經(jīng)因為河水改道而導致田地干涸、家園廢棄。因此，那些前往荒原尋找可開墾荒地的勘探人員只發(fā)現(xiàn)了極少數(shù)生活在“殘墻折縫”中的農(nóng)牧民。

一九五六年六月，兵團二師在勘探結束后，將塔里木墾區(qū)規(guī)劃出七個新農(nóng)場，分布于今庫爾勒—若羌公路沿線，面積近六萬公頃。我的出生地，位于烏魯克鎮(zhèn)的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便是其一。

烏魯克，維吾爾語，大海子的意思。望文生義，可知這里曾經(jīng)水天相接湖波蕩漾。不知當年最早抵達這里的墾荒者，望著這片已被鹽堿干旱毀成荒漠的沙漠小鎮(zhèn)，心中是否和多年之后的我一樣，面對這個名字如汩汩水聲的地方頻生懷古之情。時光湯湯，人或者物，我們誰都難知自己的未來將往何處去。

農(nóng)場選址盡量遠離民族聚居區(qū)。“1990年，全團……漢族5884人，維吾爾族17人，回族256人，蒙古族2人，其他民族5人。”①清晰的數(shù)據(jù)顯現(xiàn)著我的生長環(huán)境：一個維吾爾人只占極少數(shù)的沙漠小鎮(zhèn)。

“文革”初期，我的父母從二百公里外的農(nóng)二師師機關——駐地庫爾勒市，下放至烏魯克鎮(zhèn)的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勞動。從城市來到農(nóng)場，其間所意味的不只是每日超出體能的勞作，以及緊缺的食糧，還有喪失維吾爾族文化特征的生活環(huán)境。雖然之前母親的生活圈子以漢族人居多，但是庫爾勒城內(nèi)的維吾爾人仍然進出于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師機關的同事中有維吾爾人；她去集市上買維吾爾人的小白杏；下班路上，維吾爾族男人趕著馬車從她身旁經(jīng)過；到了古爾邦節(jié)，維吾爾人歡天喜地地聚集在廣場上，他們打著手鼓跳起歡快美妙的舞蹈。來到農(nóng)場，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僅有的十幾個維吾爾人散落在十四個自然村里，族群、語言、氛圍——維吾爾文化所依賴的生長環(huán)境消失殆盡。對于這十幾位維吾爾人，我猜母親聽說過他們，但她并不清楚他們是誰，住在哪里，更沒有尋找過他們。近三十年后，臨近退休之際，我的母親才重返庫爾勒市。

這是很多內(nèi)地人難以相信的事。他們從各種途徑獲得的關于新疆的印象是：哪里都能看見長辮子大眼睛的維吾爾族姑娘，哪里都能聽到手鼓和熱瓦甫的熱烈節(jié)奏，隨處可見飄著禮贊聲的圓頂清真寺，以及做完禮拜回家的維吾爾族男人。所以，當我說——在我十八歲之前，我不了解除我母親之外的任何維吾爾人，許多人大概都難以理解。

與生俱來的一些事物在流失，雖然面不改色，但母親肯定有所察覺。她只是不說，或者因為生活的勞累讓她無暇他顧，或因無人傾聽，或者因為她想隨遇而安，或者僅僅因為她對這件事不以為意。到了我對此有所意識的時候，她已經(jīng)不再愿意跟我談論這件事情的復雜內(nèi)

涵了。

母親接受了這個嶄新而荒涼的生息地，接受了維吾爾傳統(tǒng)文化從她身體里無可挽回地流失的現(xiàn)實。她只會說不會寫，她拒絕在人前表演舞蹈，她從來不是穆斯林，這跟她成為中共黨員沒有關系，即使后來我的父親去世、痛苦經(jīng)久不息地纏繞著她，使她一度試圖接近宗教，她也沒有考慮過伊斯蘭教。她退離了這片疆域，緩慢又不徹底，然后進入血緣的另一半——漢族傳統(tǒng)，最終在那里栽植起她的人生與未來，卻也是同樣的不徹底。

現(xiàn)在看來，這種交會融合產(chǎn)生的最本質(zhì)的后果是：漢族與維吾爾族，對于雙方而言，我母親都是一個他者。她哪一個都是，哪一個又都不是。她是一個新的第三者，一個異類，處于他們之間，又超出了他們。

四

更大的變異延續(xù)在我身上。當我來到這個世界，我的母親大聲說著浸透著新疆本土腔調(diào)的漢語，我的父親緩緩講著帶有湖南湘西口音的漢語，維吾爾語已經(jīng)像一條消失的河流隱沒在我的成長中，潛入我生息的沙漠綠洲，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地下暗河，它汩汩流動著，細小而曲折地尋找著或許終將消逝的河道。

公元一九七一年仲秋的一個上午，我的母親挺著她就要臨盆的大肚子，與我扁擔般枯瘦的父親站在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團部一處家屬院的空地上。彼時，秋陽輝煌，藍天高爽，周遭遠遠近近的蘆葦、大白楊和垂柳正以它們淡金色的寧靜吐露著戈壁灘的生機。此情此景給人安寧，我的父親母親卻憂心忡忡，全不在意、留意。他們眉頭緊蹙，目生煩憂，一再打量扔在身后的那堆零碎雜亂的簡陋家當，為眼前突現(xiàn)的麻煩而忐忑不安。

這一日，下放連隊勞動的父親母親一同調(diào)到團部工作。這片家屬區(qū)前前后后只有四五排土坯平房，十幾戶人家已經(jīng)住得滿滿當當，為了安置我的父母，團部領導要求其中一排平房的兩戶人家各自騰出一間房屋，連并而起，充作我父母的新居。這些建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營房，早已隨著第一代軍墾戰(zhàn)士和全國進疆知青的孩子們的誕生而變得擁擠和緊缺。所以，那兩戶被要求騰出房間的人家，無法不一邊磨磨蹭蹭摔摔打打，一邊將滿腹牢騷甩在我父母親的臉上。

母親一再強調(diào)了這是團部安排，但見對方有意拖延，很快也惱了。母親個頭矮小，卻素來強硬，那一日她雖然身懷六甲，卻依舊遇強則強。他們——我們家未來的鄰居，肯定被當了多年師機關機要員，此前又領導著一個種田“鐵娘子班”的母親的口舌之利給觸動了，又見她一副毫無懼意的神情，即便臉越來越黑，手下卻是漸漸利索起來。

就在母親為他們的安身之處與人據(jù)理力爭的時候，我的父親，一位從哈爾濱市成高子鎮(zhèn)和平制糖廠輾轉進入新疆的湘西男子，卻在一旁忙著追趕那些從雞籠里驚飛而出的老母雞。在一片雞毛騰飛雞鳴咯咯的凌亂中，我的父親東撲西撲，左閃右跳，抓住一只再去摁倒另一只，幸虧從小在湘西翻山越嶺練就一副好腿腳，總算在沒有惹出一番嘲笑前把它們重新塞回已經(jīng)破爛的柳條筐里。那些母雞是為了迎接我的到來而專門飼養(yǎng)的，它們已經(jīng)被我母親喂得膏肥脂厚，在經(jīng)歷了一個早晨牛車和拖拉機輪番不休的顛簸之后，此刻又在我母親憤憤之聲的刺激下，再也忍耐不住，便咯咯嗒嗒地添起亂來。當然，這一切只是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一點小麻煩，它們很快被抹平。到了黃昏，我的父母在他們簡陋溫暖的小屋安頓下來。二十多天之后，我出生了。

最初的不快似乎并沒有影響我父母的鄰里關系，至少，在我最早的記憶里，院子里的大人們大多平靜友好，我經(jīng)常被母親帶到某戶人家打牌玩樂，也常常一個人因為尋找小伙伴而在鄰居家進進出出。我們的鄰居——湖南人、四川人、河北人、江蘇人、湖北人、山東人、上海人、北京人，更多的是河南人——都是來自內(nèi)地的漢族人，包括我的父親。

只有我的母親不同，因為母親的不同，所以，我和妹妹也與別人不同。但是，除了民族稱謂，我們不知道自己如何跟周圍的漢族人區(qū)別開來。因為我和妹妹說的語言，吃的食物，學習的課本，穿的衣服，心里的渴望……都跟周圍的漢族人沒有兩樣。

我們的戶籍承襲著父親的漢族身份，但周圍人都知道我和妹妹是半個維吾爾人。他們習慣于先用維吾爾血統(tǒng)將我們區(qū)別開來，給我們扣上這只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的空殼，然后再否認這只空殼，“她們哪是維吾爾人，她們啥都跟我們一樣”，這種十分奇怪的心理一直到許多年后才被我

理解。

他們說得沒錯。母親以她的容貌、性格、語言顯現(xiàn)自己的維吾爾人身份，父親以他的南方體質(zhì)顯現(xiàn)他的漢族人特征，只有我和妹妹，我們左右都不是。我們不會說維吾爾語，不知道他們怎么布置家居，不跳他們的舞蹈，不了解他們除不食豬肉以外的生活習慣。我們被父親南方人的體貌和氣質(zhì)稀釋得就跟漢族人一樣，卻被周圍人認為不是漢族人。我們的血統(tǒng)距離父母雙方的源頭越來越遠，被新加入進來的血統(tǒng)混合得哪一個都不是、都不像。我們既不是這一個，也不是那一個，我們似乎不能成為我們新的自己，我們必須借助父母之中的一個民族族別來讓別人評論我們。世界就是要為我們命名，我們不能什么也不是。但實際上，我們什么都不是。

關于“你是誰”的問題，童年的我還迷迷瞪瞪，但是已經(jīng)感應到自己與群體的差異性，已經(jīng)有一種由之而來的自覺存在下來。它像一根金屬天線，亮晶晶伸直臂桿，在戈壁大漠的半空里，遙感和接收著來自周遭世界的所有與此相關的生命電波。

日常生活里，我從母親那里接收到的有關維吾爾人的信息十分微弱。母親給我的印象是，她更憂心于我的頑皮，卻不認為民族血緣或者文化傳統(tǒng)這件事有必要像警告我學好功課、不要爬房上樹、不要一個人去大渠玩水這些事情一樣，有必要對我耳提面命。

記憶零碎，它們一片片被我從時光中艱難找回。

我記得姥爺駝著背趴在床上咳血，記得他從不慈祥地對我說過一句話，所以更不會教我認清我的多民族血緣；我記得母親為我糟糕的珠算成績向我的漢族數(shù)學老師登門致歉，卻不記得她教我說過一句維吾爾語；我記得母親請人給我織毛衣做棉褲，卻不記得我的四季衣裙里有一件維吾爾族傳統(tǒng)服飾；我記得母親睡覺醒來，總會在張口打出第一個哈欠的同時喚一聲“胡達啊”（胡達即真主），卻不記得她稍許詳細地告知我“胡達”的意義，以及為什么她會呼喚“胡達”；我記得母親從小教我削果皮一定要將刀刃朝內(nèi)，給我示范如何“動脖子”，卻不記得她像故事里的老祖母一樣，為我講述她從哪里來、我從哪里來……似乎有比民族血緣更為緊迫的問題需要母親面對：工作、收入、晚飯、節(jié)日、勞動、入黨申請、疲憊、疾病、夫妻關系、雞瘟……種種不如意，以及微小的快樂，它們都使這件事趨于黯淡幽微，趨于消失為零。

戈壁灘上的春風吹綠了塔里木河兩岸的胡楊林，浩浩蕩蕩的塔河水經(jīng)過一個冬天的斷流又流進了水渠兩旁的棉花地，魚群如期到來，梨花按時開放，但是自母親流向我的維吾爾族血統(tǒng)，當?shù)诌_我，已經(jīng)流失

殆盡。

許多年后，我試圖通過回憶來勘探這一脈血統(tǒng)的流失成因。當記憶零碎又持續(xù)地顯現(xiàn)時，我盡量使自己細致、理性，在把她想象為一條大河的同時，一并兼顧著水流的大小曲折，河上的航船，岸邊的沙土，以及在流動過程中的人為消減和天然損耗。但我的口吻聽起來大概太像指責了，所以惹得母親滿心不快。母親認為我要向她清算和索要，而她反感一切與此相關的企圖。所以母親開始抗議我的記憶，拒絕我的探問。她瞪大眼睛氣沖沖地說：你忘了你姥爺整天背著你給你講故事，你忘了我教你用維吾爾語數(shù)數(shù)，你忘了你的舌頭像根木棍根本發(fā)不出一個像樣的卷舌音……

記憶仿佛生命最初的沖動，一經(jīng)啟動，便不肯停歇。這一次，我的記憶帶我回到某年秋日的一個傍晚，那時我有九歲了。

天剛剛黑下來，家里來了兩位客人，一對年輕健康的維吾爾族夫婦。他們的到來沒有絲毫預兆。我正在里屋做作業(yè)，外屋突然傳來一連串歡快又陌生的問候聲，那聲音聽起來像是翻著筋斗的音符，有力、卷曲、悠揚。我驚跳著跑出來，立刻傻眼了。家里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維吾爾人，母親竟然在用維吾爾語說話。年輕的叔叔邊說邊笑，黑色唇髭使他顯得十分強壯，笑聲使他顯得特別友好。他坐在沙發(fā)上，面朝母親，身體前傾，一連串地說著什么，每段話都用一串笑聲結尾。對面的母親一邊點頭，一邊輕松應答，時不時也被感染得笑起來。此時父親站在桌旁，只是殷勤激動地望著來客，半個字都插不上嘴。他們后來似乎談到我，因為年輕的叔叔看見我后，明顯針對我問了母親一句什么話，母親便回頭看了一眼呆立在過道上的我，隨口用維吾爾語回復一句，而后惹來年輕叔叔一陣爽朗大笑。這對維吾爾夫婦的到來和離去都十分突然，沒等我從驚訝中醒過神來，他們就要告辭了。出門前，年輕的叔叔將放在腳邊的一籃葡萄提起交給父親，然后右手撫胸面向母親施禮。

他們離開許久，我還能聽見年輕叔叔回蕩在我家檐梁間的笑聲。他們是我家僅此而止的維吾爾族客人。后來我上了中學，家里來過兩個維吾爾族男人，他們不是客人，他們來我家買走了那只跟著爸爸上班下班黑白相間的新疆細毛羊。

在年輕的維吾爾族夫婦之前，我從不知道我生活的團場還有他們存在；從沒聽過媽媽這么流利自信地說著維吾爾語；從不知道除了春節(jié)，還有一個叫作古爾邦節(jié)的維吾爾人的節(jié)日，這是那對維吾爾族夫婦拜訪母親的原因。

一開始就喪失了本能的親近，一開始就演示了已經(jīng)形成的距離。維吾爾人、維吾爾語、維吾爾節(jié)日……當這些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逼真地出現(xiàn)在我眼前時，貫通于我的，卻只有驚訝與陌生。而母親與父親，卻早已達成默契，不管我心中有多少疑問，不管我需不需要知道這件事情的前因與后果，他們沉默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我的驚訝與困惑之前，擋住我的視線，一言不發(fā)。

讓他們?yōu)榇苏遄脵嗪獍桑∽屗麄儙疫M入人世和人群，讓他們在有意與無意里抹淡我身上的概念、符號與限制，放任我在戈壁灘上的腳步與身影吧！說到底，我該說什么樣的語言，該過什么樣的節(jié)日，是以一個維吾爾人的方式還是以一個漢族女孩的習慣長大，它們中的哪一方，能夠保證我有一個更加平坦光明的未來？能夠承諾我的人生幸福？能夠幫我建立立身處世的意志與理性？其時其景，父親和母親一定沒有答案，一定有所質(zhì)疑，所以他們沉默忽略。而我，我在那天黃昏的詫異平息之后，在太陽重新從沙丘之間躍上藍天之后，便將這件事扔向潛意識的冰山之下。那個年齡的孩子，剛剛掙脫了父母的臂彎，剛剛被允許闖進世界里撒野，在他們煥發(fā)奇光的眼眸中，外部世界宛如樂園，每一塊石頭都是城堡，每一片葉子都是航船，每一只蜻蜓都是一部童話，世間萬物如老鷹、小雞、泥巴、桑葚子、風、夜晚、鱗光閃閃的魚、沙漠……無不魔術般賜予他們無限歡樂。他們需要尖叫著奔向前方，他們無暇低頭和回頭，這是那些開始衰老的人和思想高深的人喜歡糾纏的事。他們只是好奇和快樂，他們還無從理解生命底部的那些事物，即便心有困惑，也顧不上思索。他們來不及思索，還不會思索，他們把困惑要么甩開，要么埋在身體里的一個暗黑之地，好像漚積肥料，不使它見光不給它透氣，唯獨假以時日，任其漫長發(fā)酵。我是他們中的一員。這樣說既非開脫自身，也非為父母說項，生命偶然形成，事物奇幻轉化，是與非相互纏繞，蒲公英被風卷起時無從知曉自己的未來，種子落進泥土，即便造物主降下啟示，也不會提前顯現(xiàn)最終的結果，所有的遺傳與變異，均滲入每一日的生生不息中。

五

母親是維吾爾人，我便是“二轉子”，是漢族的父親與維吾爾族的母親結合生下的“二轉子”。“二轉子”，這個新疆本地用以稱呼多民族混血人的稱謂落在我身上的時候，至少在那時使我尤其單一地區(qū)別于身旁的大多數(shù)人。

中學時代，一些公眾場合，人群中一直會有那么一兩位，會在我毫無準備，也無所意識的時候，以民族的特殊性，以平地驚雷的方式，戳認出我與旁人的不同。他們有的是鄰居，有的是同學或者學校老師，有的是父母的同事。那時我不理解他們說話的語氣，也看不明白他們臉上的表情，也許其中什么也沒有。但此言一旦入耳，多半令我陷入癡呆無措之中，只能怔怔接受周圍人同時投向我的目光。這種被猝然扼制的氣流罩在人群當中，接受眾人審視的圖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我認識自身的第一堵柵墻，令我一再跌入一個異樣的體驗：頭頂掠過一道閃電之后，整個人霎時冰凍。

現(xiàn)在來想，那時我每每被這種指認嚇住的原因，多半在于深恐被大多數(shù)人排除在外，畏懼被孤立或者被遺棄。這是年長以后我在讀過一些心理學書籍后才明白的事，才了解集體對于孩童的意味：他們將集體視為世界，以此判斷世界對他們的親近與疏遠、接納與拒絕。也許當年那些慣于指出我的人沒有目的或者惡意，也許他們只是隨口說著一個事實，但這種使我突然置身于眾目睽睽之下的言行，不管用意何在，至少在我離開團場之前，成為了我記憶版圖內(nèi)的一塊黑色硬核，并且必須要等到多年以后，憑借一種特殊的化合劑，才能漸次析出其間的成分，破譯它的生長和變異密碼。而當時那個被“霎時冰凍”住的我，只可能無師自通地感受到了什么：融于大眾才是安全的，與多數(shù)人保持一致才會有伙伴與快樂。

這和一九六二年踏上印度土地的V.S.奈保爾在孟買火車站觸發(fā)的情緒完全相反：

在美國，印度人是與眾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顯得更加獨特。如今在孟買，每走進一間商店或餐館，我總會期待一種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反應和接待，但每回大失所望。感覺上，就好像被人剝奪了一部分自我似的……在印度，我是個沒臉的人……在印度，我渴望重振我的獨特性，但我不曉得如何

著手。

奈保爾渴求獨特和差異。他為自己的臉埋沒于孟買大街上的無數(shù)張印度人的臉而感到失落。他當時多大了？三十歲，一個成熟并有些自負的男人。這么想完全合理。

這么想完全符合此刻年過四十的我——拒絕跟任何人雷同，拒絕被人劃入圈子，被貼上標簽，被混同；世界可以忽略我，但不可以混同我。

當然，這也符合人的文明，唯個體的覺醒和進步，人才會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被抹去個體差異性之后的懊惱，越來越多的人拒絕為同一性的海潮吞沒，進而宣示自身，進而強化并夸飾自己的獨特性、差異性，進而在顯現(xiàn)差異性的過分表達中忽視了人與人的同一性、夸大了人與人的區(qū)別，進而在強調(diào)差異性的言行中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攻擊性。

但不管怎樣，那時候，那個慣于被“霎時冰凍”的我還只是一個孩子，還遠遠沒有意識到“自我”“獨特”以及“差異”的重要性。我的覺醒是那么遲緩，一直要延遲到我的孩子的到來。而在此之前，那些著意強調(diào)我的差異性的人，他們在我眼中，像極了那些令人懷疑的宣道者與審判者，他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和手勢都帶著無中生有的道德優(yōu)越感，帶著一些企圖為我引路的傲慢和自以為是。

當“二轉子”這個稱謂落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解決它在聽覺上帶給我的不適。父親母親不曾告訴我該如何回應：是接納它，平靜地告知并展現(xiàn)我的差異性，還是抵觸和刺穿它所含帶的一切輕蔑與分別心，抑或徹底消除它，讓它像時間一樣一去不返。那時候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也許他們心中還有更難平復的苦惱，也許他們與我處境相同憂懼相似。所以，盡管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個漢族女孩，他們依然不提此事，不做回應，任由這個稱謂隨著我的成長，如戈壁灘上的蘆葦，在熾風流沙里，搖蕩于我的年少歲月。

父母的緘默與忽略種下了焦慮的種子。時光流淌，后來我離開團場，我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他們的策略：不提此事，不做回應，任由它跨過我青春的草地，尾隨于我的遠行、戀愛和理想，直至在我孩子的眠床一側淤積為一片冰藍深邃的湖水。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許多年過去之后，我仍然沒有為自己的差異性而準備妥當，仍舊不知道如何塑就自己的立場與態(tài)度，更不敢大膽為此放聲。暗地里，我只是長久地困惑著：為什么有這么多人，這么多男男女女，這么多老人和孩子，這么多張大大小小顏色不一的嘴巴，一再要強調(diào)我與旁人的差異性？為什么他們比我更迫切于我的差異性？為什么他們喜歡對我指指畫畫？

萬物生長，晝夜不息，連同戈壁灘的流沙，連同所有人內(nèi)心的須根，連同我的差異性。

第一輯

生命的絲線

我不知道我是誰

一

很長一段時期，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誰。

二○一四年深冬的一個傍晚，一個文學座談會終于進入尾聲。窗外，夜幕漆黑寒星閃動，與會者倦意滿面，一整天的交流讓情感、概念、偏見、善良和期待交織在一起，那些形形色色的言辭化為體態(tài)不一的精靈，低回于天花板下。我因為感冒而沉甸甸的大腦像灌了鉛水。到了最后歸結部分，突然，一段關于我為什么是我的話語罩住我的耳廓，扯緊我身體里最敏感的一束神經(jīng)。發(fā)言者分析了我為什么是我的原因：既因我的母系血緣，也因我的父系文化。雖為即興，但剖解到位，推導合理。彼時彼刻，我的“理性之軀”領會著發(fā)言者的準確，也為其真切心存感激。但同時，我的“感性的身體”卻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霎時閃回戈壁童年，怔在與此相似的一幕幕圖景面前。

不能置疑發(fā)言者的好心，這只是我——一個未為“自己是誰”準備好的人——本能而簡單的生理反應。那一瞬間，時間嘩地裂開一條口子，我看見其間純白的光芒在同一時刻蓄積并墜落，它徐徐落成一條白茫茫的長路，再緩緩移向我的腳下。

顯然，時機已到。它如此明了，又如此自然。它似乎在等待這個讓我身體“緊繃成一根沁出冷汗的皮繩”的時刻，讓我因為深陷其中而生出一種極度的煩惱，生出極力擺脫這種生理反應的渴望。這是一種什么樣的煩惱與渴望呢？是你眼睜睜看著別人指認“你是誰或者不是誰”，而你卻不知道自己是誰或者不是誰的尷尬和焦灼。

必須結束這種尷尬和焦灼，必須把自己從身體的倉皇失措中解救出來，必須要在別人指認你之前，首先認出你自己。我對自己說。

二

時間要退回到我的祖輩一代。

母親的戶籍冊頁民族一欄里，填寫著“維吾爾族”。無論過去，還是現(xiàn)在，母親都有著一望而知的容貌特征。她濃郁而鮮明的形體——頭發(fā)、眉毛、眼睛及至體形——來自她的母親，使她不發(fā)一聲，便彰顯著自身的生物和文化基因。但她從中學起便大聲而自然地說著漢語，在學校、在辦公室、在家里、在食堂、在與鄰居的寒暄中。這是因為母親另有一半漢族血統(tǒng)。

母親的父親，亦即我的姥爺，是一位參加過東北抗日義勇軍的山東籍漢族男人。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一月，在與日軍激戰(zhàn)不敵之后，吉林東部地區(qū)先后有四萬余名抗日義勇軍及家屬泣別祖國，退入蘇聯(lián)境內(nèi)。我的姥爺便是其中一員。退入蘇聯(lián)后，這批抗日義勇軍被解除武裝，集中在伊爾庫斯克和多木斯克等地。因給養(yǎng)日益艱難，蘇聯(lián)政府與南京國民政府在最快時間內(nèi)達成協(xié)議，分三種辦法將這批包括抗日將領、抗日戰(zhàn)士、抗日人員家屬在內(nèi)的抗日難民護送回國。我的姥爺被分配在繞道哈薩克斯坦經(jīng)新疆塔城回國這批隊伍里，最遲至一九三三年十月，經(jīng)蘇聯(lián)巴克圖卡邊卡進入新疆，此后經(jīng)盛世才憲警學校培訓，入政南疆柯坪縣警察局，先任督察，后為代理局長，此生再未離開新疆。安定之后，我的姥爺與當?shù)匾晃痪S吾爾女子，生下他在新疆唯一的女兒——我的母親。

母親拒絕回憶。對于我的姥爺，她的正面評價只限于“英挺高大，相貌堂堂，能講一口流利的維吾爾語”。剩下的，都是經(jīng)由一些無意閑聊，片言只語地漏出來。當然，還有我稀薄的記憶。過去仿佛深淵，母親拒絕回望，所以姥爺——這位山東男人在于我，無論相貌，抑或性格，總是一堆東拼西湊的碎片。我的姥爺完全接納了維吾爾人的生活方式。他與維吾爾女人育有后代；他使用維吾爾人的語言；他拿著小刀，以維吾爾人刀刃朝內(nèi)削刮骨頭的方法吃肉；他不吃豬肉，抽莫合煙，喝濃釅的磚茶；他幾乎不提他在山東的親人，他到死也沒有與他們再相見，即使那里還有他的妻子和大女兒。母親說，她唯一的好日子是在柯坪縣，那時候她剛剛記事，家境富裕。記憶中她常由警衛(wèi)看護，騎著我姥爺?shù)母哳^大馬上街玩耍。現(xiàn)在來看，也許就是這段享受榮華的經(jīng)歷，讓我母親及至年老體衰的今天都揮不去性格中那一縷頑固的耀武揚威。可惜好景不長，在母親曲折模糊的記憶里，窮困一直伴隨著她，并留下難以忘懷的痛苦。但她還是勉強上完了初中，是在說漢語的漢族學校。

漢語與維吾爾語皆為母親的母語，她完成了對它們的共同繼承。在與母親交流時，我的姥爺幾乎不用漢語，即使在她嫁人生子之后，他因病被我父親從庫車接來我家之后，仍然在一些私密而細膩的時刻情不自禁與她使用維吾爾語進行交流。

姥爺頑固地用維吾爾語與已用漢語行世的母親交流。他一再強化母親有別于他的文化和生物基因，這件事在我心中一直是個謎。為什么我的漢族姥爺如此迷戀維吾爾語？為什么他要強化他與維吾爾族之間的關系？他揪住維吾爾語這根突觸豐富的文化經(jīng)絡，是想表達他與維吾爾人的親近，還是在戳指母親與維吾爾傳統(tǒng)文化的疏遠？或者，他要以維吾爾語為臍帶，來顯現(xiàn)他們父女意味深遠的血緣關系；再或者，只是為了紀念他九死一生非同尋常的命運？

無論我的姥爺如何將母親推向她的維吾爾血統(tǒng)，我都認為，當他們父女在用維吾爾語交談的時候，支撐這些談話的，是一種混入了中原漢族的文化心理和思維習慣，而其間的比例分成，大概連他們二人都說不清楚。那些時刻，我的姥爺是不自知的，我的母親同樣無知無覺，但兩種文化一定在交會融合，又日益層壓于母親的意識深處，最終將她帶向自身的選擇：她將留下什么，拋棄什么，然后形成她自己。

是時代而非我的姥爺將母親帶向她的命運，這也是那個年代大部分人的命運格式。最初，生活在維吾爾傳統(tǒng)中的母親渾然不覺自己還有另外一半漢族血統(tǒng)。到了學齡期，母親一家從柯坪來到庫車，我的姥爺染浸大煙，又身無所長，生活越發(fā)困頓艱辛，用光積蓄，變賣首飾，直到衣食無落居無寧日，母親身在其中，深嘗一個殘破的維吾爾族家庭在那個變亂時代所攜帶的苦楚。母親沒說自己什么時候開始學說漢語，一條稍許清晰的界限立于她離開庫車前往焉耆上中學之際。

那是一所漢語學校，母親與維吾爾族傳統(tǒng)漸漸疏遠，最為突出的變異應該始于此處。環(huán)境永遠是基因生變的培養(yǎng)液，人亦如其他物種，在生物和文化兩個層面常以變異取勝化解困阻曲折。只是，母親在學校經(jīng)歷了什么？什么事或者哪個人使她萌生了第一縷稀釋維吾爾傳統(tǒng)的念頭？或者，因為人的從眾心理，又因為一個貧窮女孩的孤單和恐懼，她寧愿選擇作為人群的大多數(shù)——也是她的另一半——的漢族血統(tǒng)？所有這些，母親拒絕說出，但偶爾會突然憤怒地提到別人動輒讓她“跳個舞”。真是奇怪！母親由衷地喜愛維吾爾音樂與舞蹈，但凡旋律飄來，她都喜上眉梢神色燦然，但凡見到維吾爾女子的綽約舞姿，她都抖肩動脖躍躍欲試，卻在做出偏離維吾爾傳統(tǒng)的文化選擇時，以別人讓她跳舞為自辯。母親不肯細說，我當然不能強究。追查旁人的記憶或者隱衷，無論出于什么目的，都帶著一絲野蠻和無情，更何況是我的母親。母女連心，我多少能夠體會到她性格里天生的自尊和驕傲，這些自尊與驕傲既是她的榮耀也是她的羞愧。

三

一九五六年一月，近萬名河南籍青壯年即將進疆，新疆生產(chǎn)建設兵團農(nóng)二師決定在庫爾勒墾區(qū)和焉耆墾區(qū)之外增加一個塔里木墾區(qū)，以安置這批受就業(yè)和糧食壓力離開家鄉(xiāng)來到新疆墾荒的內(nèi)地人。

塔里木墾區(qū)位于古絲綢之路的中道、塔里木河下游兩岸古尉犁和古渠犁國一帶，《漢書·西域傳》記載當時的尉犁城“地廣，饒水草，田美”。清《西域水道記》也記載：“塔里木河，河水汪洋東逝，兩岸曠邈彌望。”但是二百年后，當時間來到一九五六年，尉犁地區(qū)已經(jīng)因為河水改道而導致田地干涸、家園廢棄。因此，那些前往荒原尋找可開墾荒地的勘探人員只發(fā)現(xiàn)了極少數(shù)生活在“殘墻折縫”中的農(nóng)牧民。

一九五六年六月，兵團二師在勘探結束后，將塔里木墾區(qū)規(guī)劃出七個新農(nóng)場，分布于今庫爾勒—若羌公路沿線，面積近六萬公頃。我的出生地，位于烏魯克鎮(zhèn)的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便是其一。

烏魯克，維吾爾語，大海子的意思。望文生義，可知這里曾經(jīng)水天相接湖波蕩漾。不知當年最早抵達這里的墾荒者，望著這片已被鹽堿干旱毀成荒漠的沙漠小鎮(zhèn)，心中是否和多年之后的我一樣，面對這個名字如汩汩水聲的地方頻生懷古之情。時光湯湯，人或者物，我們誰都難知自己的未來將往何處去。

農(nóng)場選址盡量遠離民族聚居區(qū)。“1990年，全團……漢族5884人，維吾爾族17人，回族256人，蒙古族2人，其他民族5人。”①清晰的數(shù)據(jù)顯現(xiàn)著我的生長環(huán)境：一個維吾爾人只占極少數(shù)的沙漠小鎮(zhèn)。

“文革”初期，我的父母從二百公里外的農(nóng)二師師機關——駐地庫爾勒市，下放至烏魯克鎮(zhèn)的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勞動。從城市來到農(nóng)場，其間所意味的不只是每日超出體能的勞作，以及緊缺的食糧，還有喪失維吾爾族文化特征的生活環(huán)境。雖然之前母親的生活圈子以漢族人居多，但是庫爾勒城內(nèi)的維吾爾人仍然進出于她的日常生活。她在師機關的同事中有維吾爾人；她去集市上買維吾爾人的小白杏；下班路上，維吾爾族男人趕著馬車從她身旁經(jīng)過；到了古爾邦節(jié)，維吾爾人歡天喜地地聚集在廣場上，他們打著手鼓跳起歡快美妙的舞蹈。來到農(nóng)場，二百多平方公里的荒原上，僅有的十幾個維吾爾人散落在十四個自然村里，族群、語言、氛圍——維吾爾文化所依賴的生長環(huán)境消失殆盡。對于這十幾位維吾爾人，我猜母親聽說過他們，但她并不清楚他們是誰，住在哪里，更沒有尋找過他們。近三十年后，臨近退休之際，我的母親才重返庫爾勒市。

這是很多內(nèi)地人難以相信的事。他們從各種途徑獲得的關于新疆的印象是：哪里都能看見長辮子大眼睛的維吾爾族姑娘，哪里都能聽到手鼓和熱瓦甫的熱烈節(jié)奏，隨處可見飄著禮贊聲的圓頂清真寺，以及做完禮拜回家的維吾爾族男人。所以，當我說——在我十八歲之前，我不了解除我母親之外的任何維吾爾人，許多人大概都難以理解。

與生俱來的一些事物在流失，雖然面不改色，但母親肯定有所察覺。她只是不說，或者因為生活的勞累讓她無暇他顧，或因無人傾聽，或者因為她想隨遇而安，或者僅僅因為她對這件事不以為意。到了我對此有所意識的時候，她已經(jīng)不再愿意跟我談論這件事情的復雜內(nèi)

涵了。

母親接受了這個嶄新而荒涼的生息地，接受了維吾爾傳統(tǒng)文化從她身體里無可挽回地流失的現(xiàn)實。她只會說不會寫，她拒絕在人前表演舞蹈，她從來不是穆斯林，這跟她成為中共黨員沒有關系，即使后來我的父親去世、痛苦經(jīng)久不息地纏繞著她，使她一度試圖接近宗教，她也沒有考慮過伊斯蘭教。她退離了這片疆域，緩慢又不徹底，然后進入血緣的另一半——漢族傳統(tǒng)，最終在那里栽植起她的人生與未來，卻也是同樣的不徹底。

現(xiàn)在看來，這種交會融合產(chǎn)生的最本質(zhì)的后果是：漢族與維吾爾族，對于雙方而言，我母親都是一個他者。她哪一個都是，哪一個又都不是。她是一個新的第三者，一個異類，處于他們之間，又超出了他們。

四

更大的變異延續(xù)在我身上。當我來到這個世界，我的母親大聲說著浸透著新疆本土腔調(diào)的漢語，我的父親緩緩講著帶有湖南湘西口音的漢語，維吾爾語已經(jīng)像一條消失的河流隱沒在我的成長中，潛入我生息的沙漠綠洲，成為一條名副其實的地下暗河，它汩汩流動著，細小而曲折地尋找著或許終將消逝的河道。

公元一九七一年仲秋的一個上午，我的母親挺著她就要臨盆的大肚子，與我扁擔般枯瘦的父親站在新疆軍區(qū)生產(chǎn)建設兵團農(nóng)二師三十二團團部一處家屬院的空地上。彼時，秋陽輝煌，藍天高爽，周遭遠遠近近的蘆葦、大白楊和垂柳正以它們淡金色的寧靜吐露著戈壁灘的生機。此情此景給人安寧，我的父親母親卻憂心忡忡，全不在意、留意。他們眉頭緊蹙，目生煩憂，一再打量扔在身后的那堆零碎雜亂的簡陋家當，為眼前突現(xiàn)的麻煩而忐忑不安。

這一日，下放連隊勞動的父親母親一同調(diào)到團部工作。這片家屬區(qū)前前后后只有四五排土坯平房，十幾戶人家已經(jīng)住得滿滿當當，為了安置我的父母，團部領導要求其中一排平房的兩戶人家各自騰出一間房屋，連并而起，充作我父母的新居。這些建于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營房，早已隨著第一代軍墾戰(zhàn)士和全國進疆知青的孩子們的誕生而變得擁擠和緊缺。所以，那兩戶被要求騰出房間的人家，無法不一邊磨磨蹭蹭摔摔打打，一邊將滿腹牢騷甩在我父母親的臉上。

母親一再強調(diào)了這是團部安排，但見對方有意拖延，很快也惱了。母親個頭矮小，卻素來強硬，那一日她雖然身懷六甲，卻依舊遇強則強。他們——我們家未來的鄰居，肯定被當了多年師機關機要員，此前又領導著一個種田“鐵娘子班”的母親的口舌之利給觸動了，又見她一副毫無懼意的神情，即便臉越來越黑，手下卻是漸漸利索起來。

就在母親為他們的安身之處與人據(jù)理力爭的時候，我的父親，一位從哈爾濱市成高子鎮(zhèn)和平制糖廠輾轉進入新疆的湘西男子，卻在一旁忙著追趕那些從雞籠里驚飛而出的老母雞。在一片雞毛騰飛雞鳴咯咯的凌亂中，我的父親東撲西撲，左閃右跳，抓住一只再去摁倒另一只，幸虧從小在湘西翻山越嶺練就一副好腿腳，總算在沒有惹出一番嘲笑前把它們重新塞回已經(jīng)破爛的柳條筐里。那些母雞是為了迎接我的到來而專門飼養(yǎng)的，它們已經(jīng)被我母親喂得膏肥脂厚，在經(jīng)歷了一個早晨牛車和拖拉機輪番不休的顛簸之后，此刻又在我母親憤憤之聲的刺激下，再也忍耐不住，便咯咯嗒嗒地添起亂來。當然，這一切只是那一天出其不意的一點小麻煩，它們很快被抹平。到了黃昏，我的父母在他們簡陋溫暖的小屋安頓下來。二十多天之后，我出生了。

最初的不快似乎并沒有影響我父母的鄰里關系，至少，在我最早的記憶里，院子里的大人們大多平靜友好，我經(jīng)常被母親帶到某戶人家打牌玩樂，也常常一個人因為尋找小伙伴而在鄰居家進進出出。我們的鄰居——湖南人、四川人、河北人、江蘇人、湖北人、山東人、上海人、北京人，更多的是河南人——都是來自內(nèi)地的漢族人，包括我的父親。

只有我的母親不同，因為母親的不同，所以，我和妹妹也與別人不同。但是，除了民族稱謂，我們不知道自己如何跟周圍的漢族人區(qū)別開來。因為我和妹妹說的語言，吃的食物，學習的課本，穿的衣服，心里的渴望……都跟周圍的漢族人沒有兩樣。

我們的戶籍承襲著父親的漢族身份，但周圍人都知道我和妹妹是半個維吾爾人。他們習慣于先用維吾爾血統(tǒng)將我們區(qū)別開來，給我們扣上這只沒有實質(zhì)內(nèi)容的空殼，然后再否認這只空殼，“她們哪是維吾爾人，她們啥都跟我們一樣”，這種十分奇怪的心理一直到許多年后才被我

理解。

他們說得沒錯。母親以她的容貌、性格、語言顯現(xiàn)自己的維吾爾人身份，父親以他的南方體質(zhì)顯現(xiàn)他的漢族人特征，只有我和妹妹，我們左右都不是。我們不會說維吾爾語，不知道他們怎么布置家居，不跳他們的舞蹈，不了解他們除不食豬肉以外的生活習慣。我們被父親南方人的體貌和氣質(zhì)稀釋得就跟漢族人一樣，卻被周圍人認為不是漢族人。我們的血統(tǒng)距離父母雙方的源頭越來越遠，被新加入進來的血統(tǒng)混合得哪一個都不是、都不像。我們既不是這一個，也不是那一個，我們似乎不能成為我們新的自己，我們必須借助父母之中的一個民族族別來讓別人評論我們。世界就是要為我們命名，我們不能什么也不是。但實際上，我們什么都不是。

關于“你是誰”的問題，童年的我還迷迷瞪瞪，但是已經(jīng)感應到自己與群體的差異性，已經(jīng)有一種由之而來的自覺存在下來。它像一根金屬天線，亮晶晶伸直臂桿，在戈壁大漠的半空里，遙感和接收著來自周遭世界的所有與此相關的生命電波。

日常生活里，我從母親那里接收到的有關維吾爾人的信息十分微弱。母親給我的印象是，她更憂心于我的頑皮，卻不認為民族血緣或者文化傳統(tǒng)這件事有必要像警告我學好功課、不要爬房上樹、不要一個人去大渠玩水這些事情一樣，有必要對我耳提面命。

記憶零碎，它們一片片被我從時光中艱難找回。

我記得姥爺駝著背趴在床上咳血，記得他從不慈祥地對我說過一句話，所以更不會教我認清我的多民族血緣；我記得母親為我糟糕的珠算成績向我的漢族數(shù)學老師登門致歉，卻不記得她教我說過一句維吾爾語；我記得母親請人給我織毛衣做棉褲，卻不記得我的四季衣裙里有一件維吾爾族傳統(tǒng)服飾；我記得母親睡覺醒來，總會在張口打出第一個哈欠的同時喚一聲“胡達啊”（胡達即真主），卻不記得她稍許詳細地告知我“胡達”的意義，以及為什么她會呼喚“胡達”；我記得母親從小教我削果皮一定要將刀刃朝內(nèi)，給我示范如何“動脖子”，卻不記得她像故事里的老祖母一樣，為我講述她從哪里來、我從哪里來……似乎有比民族血緣更為緊迫的問題需要母親面對：工作、收入、晚飯、節(jié)日、勞動、入黨申請、疲憊、疾病、夫妻關系、雞瘟……種種不如意，以及微小的快樂，它們都使這件事趨于黯淡幽微，趨于消失為零。

戈壁灘上的春風吹綠了塔里木河兩岸的胡楊林，浩浩蕩蕩的塔河水經(jīng)過一個冬天的斷流又流進了水渠兩旁的棉花地，魚群如期到來，梨花按時開放，但是自母親流向我的維吾爾族血統(tǒng)，當?shù)诌_我，已經(jīng)流失

殆盡。

許多年后，我試圖通過回憶來勘探這一脈血統(tǒng)的流失成因。當記憶零碎又持續(xù)地顯現(xiàn)時，我盡量使自己細致、理性，在把她想象為一條大河的同時，一并兼顧著水流的大小曲折，河上的航船，岸邊的沙土，以及在流動過程中的人為消減和天然損耗。但我的口吻聽起來大概太像指責了，所以惹得母親滿心不快。母親認為我要向她清算和索要，而她反感一切與此相關的企圖。所以母親開始抗議我的記憶，拒絕我的探問。她瞪大眼睛氣沖沖地說：你忘了你姥爺整天背著你給你講故事，你忘了我教你用維吾爾語數(shù)數(shù)，你忘了你的舌頭像根木棍根本發(fā)不出一個像樣的卷舌音……

記憶仿佛生命最初的沖動，一經(jīng)啟動，便不肯停歇。這一次，我的記憶帶我回到某年秋日的一個傍晚，那時我有九歲了。

天剛剛黑下來，家里來了兩位客人，一對年輕健康的維吾爾族夫婦。他們的到來沒有絲毫預兆。我正在里屋做作業(yè)，外屋突然傳來一連串歡快又陌生的問候聲，那聲音聽起來像是翻著筋斗的音符，有力、卷曲、悠揚。我驚跳著跑出來，立刻傻眼了。家里從來沒有出現(xiàn)過維吾爾人，母親竟然在用維吾爾語說話。年輕的叔叔邊說邊笑，黑色唇髭使他顯得十分強壯，笑聲使他顯得特別友好。他坐在沙發(fā)上，面朝母親，身體前傾，一連串地說著什么，每段話都用一串笑聲結尾。對面的母親一邊點頭，一邊輕松應答，時不時也被感染得笑起來。此時父親站在桌旁，只是殷勤激動地望著來客，半個字都插不上嘴。他們后來似乎談到我，因為年輕的叔叔看見我后，明顯針對我問了母親一句什么話，母親便回頭看了一眼呆立在過道上的我，隨口用維吾爾語回復一句，而后惹來年輕叔叔一陣爽朗大笑。這對維吾爾夫婦的到來和離去都十分突然，沒等我從驚訝中醒過神來，他們就要告辭了。出門前，年輕的叔叔將放在腳邊的一籃葡萄提起交給父親，然后右手撫胸面向母親施禮。

他們離開許久，我還能聽見年輕叔叔回蕩在我家檐梁間的笑聲。他們是我家僅此而止的維吾爾族客人。后來我上了中學，家里來過兩個維吾爾族男人，他們不是客人，他們來我家買走了那只跟著爸爸上班下班黑白相間的新疆細毛羊。

在年輕的維吾爾族夫婦之前，我從不知道我生活的團場還有他們存在；從沒聽過媽媽這么流利自信地說著維吾爾語；從不知道除了春節(jié)，還有一個叫作古爾邦節(jié)的維吾爾人的節(jié)日，這是那對維吾爾族夫婦拜訪母親的原因。

一開始就喪失了本能的親近，一開始就演示了已經(jīng)形成的距離。維吾爾人、維吾爾語、維吾爾節(jié)日……當這些流淌在我血液里的文化基因逼真地出現(xiàn)在我眼前時，貫通于我的，卻只有驚訝與陌生。而母親與父親，卻早已達成默契，不管我心中有多少疑問，不管我需不需要知道這件事情的前因與后果，他們沉默地站在了一起，站在了我的驚訝與困惑之前，擋住我的視線，一言不發(fā)。

讓他們?yōu)榇苏遄脵嗪獍桑∽屗麄儙疫M入人世和人群，讓他們在有意與無意里抹淡我身上的概念、符號與限制，放任我在戈壁灘上的腳步與身影吧！說到底，我該說什么樣的語言，該過什么樣的節(jié)日，是以一個維吾爾人的方式還是以一個漢族女孩的習慣長大，它們中的哪一方，能夠保證我有一個更加平坦光明的未來？能夠承諾我的人生幸福？能夠幫我建立立身處世的意志與理性？其時其景，父親和母親一定沒有答案，一定有所質(zhì)疑，所以他們沉默忽略。而我，我在那天黃昏的詫異平息之后，在太陽重新從沙丘之間躍上藍天之后，便將這件事扔向潛意識的冰山之下。那個年齡的孩子，剛剛掙脫了父母的臂彎，剛剛被允許闖進世界里撒野，在他們煥發(fā)奇光的眼眸中，外部世界宛如樂園，每一塊石頭都是城堡，每一片葉子都是航船，每一只蜻蜓都是一部童話，世間萬物如老鷹、小雞、泥巴、桑葚子、風、夜晚、鱗光閃閃的魚、沙漠……無不魔術般賜予他們無限歡樂。他們需要尖叫著奔向前方，他們無暇低頭和回頭，這是那些開始衰老的人和思想高深的人喜歡糾纏的事。他們只是好奇和快樂，他們還無從理解生命底部的那些事物，即便心有困惑，也顧不上思索。他們來不及思索，還不會思索，他們把困惑要么甩開，要么埋在身體里的一個暗黑之地，好像漚積肥料，不使它見光不給它透氣，唯獨假以時日，任其漫長發(fā)酵。我是他們中的一員。這樣說既非開脫自身，也非為父母說項，生命偶然形成，事物奇幻轉化，是與非相互纏繞，蒲公英被風卷起時無從知曉自己的未來，種子落進泥土，即便造物主降下啟示，也不會提前顯現(xiàn)最終的結果，所有的遺傳與變異，均滲入每一日的生生不息中。

五

母親是維吾爾人，我便是“二轉子”，是漢族的父親與維吾爾族的母親結合生下的“二轉子”。“二轉子”，這個新疆本地用以稱呼多民族混血人的稱謂落在我身上的時候，至少在那時使我尤其單一地區(qū)別于身旁的大多數(shù)人。

中學時代，一些公眾場合，人群中一直會有那么一兩位，會在我毫無準備，也無所意識的時候，以民族的特殊性，以平地驚雷的方式，戳認出我與旁人的不同。他們有的是鄰居，有的是同學或者學校老師，有的是父母的同事。那時我不理解他們說話的語氣，也看不明白他們臉上的表情，也許其中什么也沒有。但此言一旦入耳，多半令我陷入癡呆無措之中，只能怔怔接受周圍人同時投向我的目光。這種被猝然扼制的氣流罩在人群當中，接受眾人審視的圖景，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成為我認識自身的第一堵柵墻，令我一再跌入一個異樣的體驗：頭頂掠過一道閃電之后，整個人霎時冰凍。

現(xiàn)在來想，那時我每每被這種指認嚇住的原因，多半在于深恐被大多數(shù)人排除在外，畏懼被孤立或者被遺棄。這是年長以后我在讀過一些心理學書籍后才明白的事，才了解集體對于孩童的意味：他們將集體視為世界，以此判斷世界對他們的親近與疏遠、接納與拒絕。也許當年那些慣于指出我的人沒有目的或者惡意，也許他們只是隨口說著一個事實，但這種使我突然置身于眾目睽睽之下的言行，不管用意何在，至少在我離開團場之前，成為了我記憶版圖內(nèi)的一塊黑色硬核，并且必須要等到多年以后，憑借一種特殊的化合劑，才能漸次析出其間的成分，破譯它的生長和變異密碼。而當時那個被“霎時冰凍”住的我，只可能無師自通地感受到了什么：融于大眾才是安全的，與多數(shù)人保持一致才會有伙伴與快樂。

這和一九六二年踏上印度土地的V.S.奈保爾在孟買火車站觸發(fā)的情緒完全相反：

在美國，印度人是與眾不同的；在埃及，印度人顯得更加獨特。如今在孟買，每走進一間商店或餐館，我總會期待一種獨特的、與眾不同的反應和接待，但每回大失所望。感覺上，就好像被人剝奪了一部分自我似的……在印度，我是個沒臉的人……在印度，我渴望重振我的獨特性，但我不曉得如何

著手。

奈保爾渴求獨特和差異。他為自己的臉埋沒于孟買大街上的無數(shù)張印度人的臉而感到失落。他當時多大了？三十歲，一個成熟并有些自負的男人。這么想完全合理。

這么想完全符合此刻年過四十的我——拒絕跟任何人雷同，拒絕被人劃入圈子，被貼上標簽，被混同；世界可以忽略我，但不可以混同我。

當然，這也符合人的文明，唯個體的覺醒和進步，人才會有存在的意義與價值。所以，越來越多的人感受到了被抹去個體差異性之后的懊惱，越來越多的人拒絕為同一性的海潮吞沒，進而宣示自身，進而強化并夸飾自己的獨特性、差異性，進而在顯現(xiàn)差異性的過分表達中忽視了人與人的同一性、夸大了人與人的區(qū)別，進而在強調(diào)差異性的言行中透露出了令人不安的攻擊性。

但不管怎樣，那時候，那個慣于被“霎時冰凍”的我還只是一個孩子，還遠遠沒有意識到“自我”“獨特”以及“差異”的重要性。我的覺醒是那么遲緩，一直要延遲到我的孩子的到來。而在此之前，那些著意強調(diào)我的差異性的人，他們在我眼中，像極了那些令人懷疑的宣道者與審判者，他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和手勢都帶著無中生有的道德優(yōu)越感，帶著一些企圖為我引路的傲慢和自以為是。

當“二轉子”這個稱謂落在我身上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解決它在聽覺上帶給我的不適。父親母親不曾告訴我該如何回應：是接納它，平靜地告知并展現(xiàn)我的差異性，還是抵觸和刺穿它所含帶的一切輕蔑與分別心，抑或徹底消除它，讓它像時間一樣一去不返。那時候是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也許他們心中還有更難平復的苦惱，也許他們與我處境相同憂懼相似。所以，盡管我一天比一天更像一個漢族女孩，他們依然不提此事，不做回應，任由這個稱謂隨著我的成長，如戈壁灘上的蘆葦，在熾風流沙里，搖蕩于我的年少歲月。

父母的緘默與忽略種下了焦慮的種子。時光流淌，后來我離開團場，我無師自通地學會了他們的策略：不提此事，不做回應，任由它跨過我青春的草地，尾隨于我的遠行、戀愛和理想，直至在我孩子的眠床一側淤積為一片冰藍深邃的湖水。這樣導致的結果是：許多年過去之后，我仍然沒有為自己的差異性而準備妥當，仍舊不知道如何塑就自己的立場與態(tài)度，更不敢大膽為此放聲。暗地里，我只是長久地困惑著：為什么有這么多人，這么多男男女女，這么多老人和孩子，這么多張大大小小顏色不一的嘴巴，一再要強調(diào)我與旁人的差異性？為什么他們比我更迫切于我的差異性？為什么他們喜歡對我指指畫畫？

萬物生長，晝夜不息，連同戈壁灘的流沙，連同所有人內(nèi)心的須根，連同我的差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