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至17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主辦，中國蒙古史學會和國際蒙古學學會協(xié)辦的“第二屆13-18世紀歐亞古典學國際會議暨亦鄰真先生蒙古學論著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來自中國、日本、美國、俄羅斯、蒙古國、捷克等國家的六十余位專家學者齊聚一堂，隆重紀念中國蒙古學巨匠、內蒙古大學亦鄰真教授逝世二十周年。

16日上午，亦鄰真學術論著全集發(fā)布儀式及追思會在中國人民大學逸夫會議中心第二會議室召開，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常務副院長烏云畢力格教授主持。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齊鵬飛在致辭中重點提及了亦鄰真先生和國學院的深刻淵源關系，最后充分肯定了再版亦鄰真先生著作的意義，并號召專家學者利用此次機會，充分總結先生的學術遺產(chǎn)。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研究員烏蘭簡要介紹了亦鄰真教授的學習和工作經(jīng)歷。國際蒙古學學會主席、匈牙利羅蘭大學碧爾塔蘭教授和中國蒙古史學會秘書長、內蒙古大學研究中心教授烏云格日勒分別代表國際蒙古學學會和中國蒙古史學會發(fā)言，介紹了亦鄰真先生的學術貢獻。上海古籍出版社副總編呂瑞鋒和遼寧民族出版社副社長吳昕陽分別介紹了《般若至寶：亦鄰真教授學術論文集》和《般若寶藏：亦鄰真教授蒙古文論著及手稿》的出版情況。內蒙古大學教授照日格圖向大會贈送了《內蒙古蒙古語方言地圖資料集》系列叢書。

追思會分為嘉賓發(fā)言和亦鄰真先生弟子及子女發(fā)言兩個環(huán)節(jié)，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烏蘭研究員主持。

亦鄰真先生生前同事、內蒙古大學教授周清澍敘述了本次學術會議的必要性，指出亦鄰真先生是全面的學者，其著作值得當今年輕學者學習，尤其號召大家要學習亦鄰真先生敢于接受新事物并在該領域取得成就的精神。復旦大學姚大力教授、清華大學沈衛(wèi)榮教授、中央民族大學達力扎布教授、日本九州大學森川哲雄教授、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二木博史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艾騖德教授、內蒙古師范大學胡日查教授等回憶了自己與先生的交往情形，感謝了先生對自己的提攜、鼓勵，特別是在學位論文撰寫、答辯時提出的寶貴建議。他們一致認為，亦鄰真先生雖不多產(chǎn)，但其成果經(jīng)得起時間的檢驗，此次再版其論著，具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中國社會科學院郝時遠研究員、內蒙古大學白拉都格其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成崇德教授、內蒙古大學齊木德道爾吉教授、內蒙古大學白音門德教授等亦鄰真先生的學生，深切緬懷了導師當年的言傳身教。亦鄰真先生的次女亦然之也回憶了幼時和父親的故事，自己雖在海外生活多年，但父親的教誨影響一生。

16日下午，9位學者做了大會主題報告。

烏蘭做了題為“亦鄰真先生的蒙元史語文學課程”的報告。她深情回憶了恩師在1979年3月15日首次講授“蒙元史語文學”這門課程的情形，由于這門課程難度很大，當時一度產(chǎn)生了很大的心理負擔，好在恩師很有耐心，自己逐漸進入了學習狀態(tài)。亦鄰真先生蒙元史語文學定義為“研究蒙古汗國和元代文獻的學問。這一時期文獻的特點是多語種，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漢語和蒙古語”。課程主要內容為蒙古語文獻、漢語文獻和漢語音韻學三部分，教學最終目的是使學生能夠掌握蒙元史語文學的基本知識，并進一步運用到蒙元史研究中去。她最后總結道，語文學是蒙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基本功，感謝恩師為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白拉都格其以“關于早期蒙古社會制度的再思考”為題，探討了成吉思汗之前的蒙古人何時從“野蠻”的原始氏族社會過渡到“文明”的。他在前人基礎上，覺得以下三點值得再思考：一是如何更準確、合理地理解和判斷這個過渡及其完成的基本標準、標志；一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再回顧和梳理基本文獻記載，試求有新解讀；一是力求更為準確、合理地解讀更大空間范圍的基本史實，為本題討論提供必要的參照系和佐證。

國際蒙古學學會主席、匈牙利羅蘭大學碧爾塔蘭教授的演講題目是Carmen Miserabile by Master Rogerius. Some Remarks on the 13th Century Hungarian Narrative on the Mongolian Expansion. Mater Rogerius (1205?1266)寫作了Carmen Miserabile一書，這是關于蒙古西征入侵匈牙利的最著名敘事之一，它記載了拔都軍隊占領匈牙利的情況。碧爾塔蘭在其他學者的研究基礎上，重點討論了文本中一些特定的關于匈牙利的主題。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教授艾騖德做了How the Shengwu Qinzhenglu Was Written？的報告。艾騖德教授潛心研究《圣武親征錄》十五年，其成果即將出版。他指出，《圣武親征錄》位于《蒙古秘史》《元史·太祖本紀》和《史集·成吉思汗傳》的交匯之處，是研究蒙元早期史的重要材料。該書由成吉思汗編年史和窩闊臺編年史兩部不同作品組成，二者具有不同風格和名稱。《太祖實錄》雖已亡佚，但在《史集·成吉思汗傳》《通鑒續(xù)編》《元史·太祖本紀》等文本，可以確認《圣武親征錄·成吉思汗編年史》是《太祖實錄》98.8%完成的副本。《圣武親征錄·窩闊臺編年史》是《太宗實錄》約70-80%完成的副本。元仁宗，大約在1320年，想將元太祖及太宗實錄的文本剪輯為一個簡短的歷史記錄，用輝煌的蒙元歷史啟發(fā)當代。《太祖實錄》的史源大部是蒙古文，但編纂的組織典范卻來自歐陽修，不可簡單將其視為單純的蒙古文史料或漢文史料，這正好說明元廷的復雜性和多民族性質。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姚大力教授的演講為“《大明混一圖》上的兩個印度”。今已佚失的舊大陸世界地圖李澤民《聲教廣被圖》，是成于明初的《大明混一圖》及15世紀初葉朝鮮王朝制作《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時最重要的底圖。后兩幅地圖之間最為顯著的差異，是后者未曾呈現(xiàn)半島形的南亞次大陸，而把屬于印度的諸多地名定位于亞洲大陸塊西南的一個巨島之上。《大明混一圖》則在保留“混一疆理圖”里那個巨島的同時，又在阿拉伯半島以東增畫了一個樹干狀的半島，即出現(xiàn)“兩個印度”。姚教授在對勘多語種地名的基礎上，指出明代制圖者對印度洋的認識還很不充分，無法確定“廣被圖”上的島嶼狀印度是否絕對畫錯了位置。所以他沒有貿(mào)然將島上地名歸并到新增的半島上去，而寧可保留著李圖上那個島嶼狀印度，只是設法避免兩處地名發(fā)生重復而已。這也說明，《大明混一圖》在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了東方制圖者對如何在一張圖上整合世界地理知識所獲致的思考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烏蘭研究員

日本九州大學森川哲雄教授研究了著名的“俺答汗碑文”。他指出，“俺答汗碑文”自發(fā)現(xiàn)以來備受關注，日本學者江上波夫、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的全榮研究員等先后進行過研究。然而，由于碑文有所損泐，部分文字難以辨認，這影響到了對其全部內容的理解。森川教授對該碑文進行了重新轉寫、注釋和解讀。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巴哈提·依加漢教授考察了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的乾隆四十八年四月敕哈薩克小玉茲汗努喇里和中玉茲蘇勒坦（王）阿布勒必斯的兩件察合臺文諭旨，在結合相關滿文奏折及其它察合臺文獻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準確釋讀和研究。并進而指出清朝與哈薩克的交往過程中，察合臺文起到了雙向的重要作用，清廷曾把察合臺文作為于哈薩克交往的正式公文文書語言之一。

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二木博史教授以“關于東京私人收藏的哈斯寶譯《今古奇觀》抄本”為題，首先介紹了各地所藏哈斯寶譯《今古奇觀》的概況。隨后對1978年在烏蘭巴托收集到的《今古奇觀》以及其它蒙古文譯本的問題做了詳細探討。內蒙古大學白音門德教授從語言學角度介紹了羅卜桑丹金《黃金史》，并對其旁注的時間、內容做了相關考證。進而得出《黃金史》旁注對《黃金史》本身的研究及對蒙古語語法，詞匯，正字法的發(fā)展歷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17日，進行了主題為“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獻”“藏學及多語種史料下的西域研究”兩組討論。

“蒙古史及蒙古文文獻”

內蒙古大學希都日古教授分別從“蒙漢文史書對明英宗被俘后在蒙古的情形的記載”、“關于景泰帝（明代宗）書復太上皇帝明英宗及給太師也先的書信”和“李實、楊善相繼出使蒙古并迎回明英宗”等三個方面重新考證了有關“土木之變”的相關問題。中央民族大學達力扎布教授依據(jù)蒙古文檔案，考證了清代內扎薩克六盟盟名的固定時間。清順治年間，內扎薩克蒙古分六處會盟。但盟名一直不見于清前期史籍記載。實錄中內扎薩克六盟名稱第一次全部出現(xiàn)是在乾隆二年。近年有關盟會名稱的研究，主要通過新發(fā)現(xiàn)的滿蒙文檔案獲得進展。杭錦旗扎薩克衙門檔案中有一篇理藩院于康熙四十一年頒給各盟扎薩克有關會盟的札文，通過對該檔案的解讀，證明康熙四十一年內扎薩克五盟的名稱此時已經(jīng)固定，而錫林郭勒盟盟名的固定應當在康熙四十五年或四十九年兩次會盟之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烏云畢力格教授依據(jù)包頭市檔案館所藏五當召蒙古文檔案，對五當召建寺年代做了考證。

內蒙古大學蘇德畢力格教授探討了清末庚子賠款與蒙地放墾的關系。庚子賠款是清朝放棄禁止開墾外藩蒙古各旗牧地傳統(tǒng)政策的轉折點。對于以土地抵償賠款的蒙旗而言，巨額賠款使它們永久地失去了大片牧地。后來列強相繼退還部分庚款，但退還的款主要用于中國學生赴歐美留學和建立大學等教育機構，并沒有惠及當時發(fā)生教案的蒙旗，既沒有能贖回賣出的土地，更沒有建起新式學校。

內蒙古大學烏云格日勒教授以以哲里木盟科爾沁右翼各旗為例，討論了在遭遇外國，尤其是俄國侵略勢力之時蒙旗的被動和無奈。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樹林研究員三個方面探討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喀爾喀蒙古藏文著述的成就。蒙古國國立教育大學Gerlbadrakh教授介紹了蒙古國所藏蒙古游牧圖概況，并指出其大部分為18-20世紀的喀爾喀蒙古游牧圖，并對游牧圖的所載的寺廟、道路和方向等問題做了相關研究。

俄羅斯東方文獻研究所的Natalia Yampolskaya發(fā)現(xiàn)了最早的托忒文文獻。托忒蒙古文創(chuàng)制于1648年，但用托忒文寫作、印刷的文獻卻出現(xiàn)較晚。直到最近，噶爾丹博碩克圖汗于1691年給俄國沙皇的信件仍被認為是最早的托忒文文獻。不過，在2016-2018年間，Natalia等在哈薩克斯坦的Ablaikit遺址發(fā)現(xiàn)了若干樺樹皮殘片。經(jīng)過研究后，確認有4份蒙古文文獻，其中3份是用托忒文書寫的，同屬咱雅班第達對《心經(jīng)》的托忒文譯本，第4份還需要修復后再確定。這一發(fā)現(xiàn)可將托忒文文獻的最早年代追溯至1650年代。中央民族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葉爾達教授通過田野調查，在新疆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昭蘇縣發(fā)現(xiàn)了托忒文木刻《四部醫(yī)典》之《總則醫(yī)典》。《四部醫(yī)典》是著名藏醫(yī)學家云丹貢布所著的集醫(yī)療實踐和理論為一體的百科全書。新發(fā)現(xiàn)的托忒文《總則醫(yī)典》為《四部醫(yī)典》第一卷，綜合論述了人體生理、病理、診斷和治療等，是《四部醫(yī)典》的綱領和理論基礎。根據(jù)其跋文，可知倡議者為和碩特部拜巴噶斯之幼子阿布賴巴圖爾，翻譯者為咱雅班第達，翻譯年代大約在1648-1662年，木刻時間在1735-1744年。捷克科學院的Ondrej Srba以蒙古文文獻Gerger qaγan-u namtar,Jarong ka?or suburγan-u tuγuji,Tob?ilan jokiyaγsan ?asin-u jiruqai等為中心，考察了18-19世紀蒙古文文本中的時間概念。內蒙古社會科學院烏·托婭研究員介紹了內蒙古社科院圖書館所藏金字《甘珠爾》的情況。內蒙古社會科學院布和朝魯研究員介紹了內蒙古社科院圖書館所藏涉及蒙古民間信仰的蒙古文《teyireng禳解經(jīng)》。

內蒙古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青斯琴博士基于清代檔案，結合在蒙古國南戈壁省和內蒙古阿拉善地區(qū)開展的田野調查材料，梳理了喀爾喀蒙古地區(qū)建構的達賴喇嘛轉世——嘉色來活佛系統(tǒng)的歷史淵源，分析了其形成的歷史背景。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額爾敦巴特爾副教授談了閱讀亦鄰真《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的心得。《元朝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是亦鄰真先生的代表作，額爾敦巴特爾通過仔細研讀該書，對“主因亦兒堅與札忽惕”、“兀真”和“汪古惕”三條做了考釋。呼倫貝爾學院烏日圖教授通過利用《蒙古秘史》《史集》的記載及相關傳說，考察了12-16世紀布里亞特人的遷徙過程。長江師范學院佟雙喜副教授以史料為基礎，結合社會學、民族學方法，追溯了自蒙元以來南遷至長江中下游地區(qū)蒙古人的歷史，指出南遷蒙古人對長江中下游地區(qū)民族構成和民族融合，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魏建東博士利用新近發(fā)現(xiàn)的明代漢文奏疏，并結合相關蒙藏文材料，詳細考察了1578年俺答汗與三世達賴喇嘛在青海仰華寺的歷史性會見中蒙古使者的部屬及來源，揭示了蒙古使者為促成雙方會見所發(fā)揮的重要作用。

“藏學及多語種史料下的西域研究”

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旺其科娃研究員重點關注了布里亞特收藏的蒙藏醫(yī)學文獻，指出這些文獻資源是蒙藏醫(yī)理論和實踐活動的基礎，目前正在制作相關的數(shù)據(jù)庫。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孟瑜博士探究了佛教中“舍身飼虎本生”的起源問題。“舍身飼虎本生”是一個古老而又著名的佛教故事，有些學者認為這個本生故事發(fā)源于犍陀羅地區(qū)。孟瑜通過整理分析舍身飼虎各個平行文本中關于事件發(fā)生地點的描述以及現(xiàn)存相關的圖像遺跡，歷代西行求法的中國高僧對該本生發(fā)生犍陀羅地區(qū)的“圣跡”應屬于后人建構。本生故事在各地流傳差異較大，很難找到一個所謂“祖本”。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楊杰博士在沈衛(wèi)榮、索羅寧等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通過對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大手印文本、漢譯藏傳密教文獻集成—《大乘要道密集》中所收錄的大手印文本及相關藏文底本進行同定、釋讀和比較研究，同時結合對一些關鍵引文的分析，揭示了這些文本與岡波巴著作的直接關系。

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白玉冬教授在報告前，深切感謝亦鄰真先生對其博士論文的撰寫所起到的關鍵作用，今天的報告是對先生的紀念。在“大蒙古國”成立前夜，活躍在中國北方的商人，主要是信奉景教和佛教的粟特-回鶻商人，另有一小部分穆斯林商人。克烈部人脫不花投奔成吉思汗，表明金朝的萌古乣是設置在汪古部地界內，當時的汪古部和蒙古部之間有著密切往來。并以回回商人阿三和回鶻商人鎮(zhèn)海為例，說明蒙元時期，粟特-回鶻商人的后裔仍然在與游牧民進行著交易。西北民族大學買合蘇提·色來木副教授介紹了到目前為止國內外已公開出版的察合臺文文獻目錄，并闡述了本人計劃編寫的察合臺文文獻目錄范圍、格式和內容等問題。內蒙古師范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那順達來教授以亦鄰真在《中國北方民族與蒙古族祖源》一文中提出的“突厥方向”為題，指出突厥方向本質上為在冬季西風區(qū)居住于圓形建筑的游牧民族的方向認知。蒙古國教育大學巴圖圖勒噶教授研究了蒙古國“Choir”石雕像上的魯尼文銘文。他首先回顧了一百余年來各國學者關于此銘文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重新做了轉寫、釋讀。

烏茲別克斯坦塔什干國立大學Rakhmatov Mardon教授詳細介紹了帖木兒時期的相關中亞本土史料。它們主要用波斯語，察合臺語和部分阿拉伯語記載。并重點展示了1910年在?Turkestanskie vedomosti?報紙上發(fā)布的察合臺文《埃米爾·帖木兒的圣旨》，蓋有埃米爾· 帖木兒的杏仁形個人印章，刻文為 “Amir Temur Kuragan Bin Taraghay”。中國民族圖書館米吉提研究館員探討了以昔班尼時期為中心的中亞歷史編纂學。他指出昔班尼王朝時期的史學著作都屬于通史或王朝史的范疇。在史料來源方面，歷史學家所使用的史料來源有時在序言部分中提到，有時作者暗示自己所參考的史料是誰的作品，但不透露其哪一個。口傳史料也被廣泛使用。還介紹了有關昔班尼王朝的代表性文獻，如《史選·勝利記》《昔班尼本紀》《昔班尼傳》等。西北民族大學吾斯曼·居買副教授指出晚清民國時期的察合臺文契約文書在察合臺文獻中占據(jù)重要地位，并以手中一份寫于1926年7月22日的察合臺文契約文書為中心進行了考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暨歷史學系孔令偉博士候選人新近發(fā)現(xiàn)了清代乾隆年間蒙古旗人蘇寧阿《萬里回疆圖》長卷，指出該圖不僅系存世之孤本原件，而且地圖以及所附圖說篇幅龐大而記載詳實，對研究18世紀清朝官方對新疆的經(jīng)營以及清代西域地理知識的發(fā)展，為不可多得的珍貴史料。通過研讀《萬里回疆圖》、圖說以及序跋中的歷史信息，結合滿漢文檔案相關，可進一步探討18世紀清代中國與中央歐亞間的歷史脈動及盛清西域地理知識的發(fā)展。

第一歷史檔案館吳元豐研究員指出，清代新疆生態(tài)環(huán)境方面的滿文檔案內容豐富，迄今未曾系統(tǒng)公布和研究，而且所反映的內容多不見于其他文獻，具有重要的開發(fā)利用和研究價值。這對全面了解清代新疆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基本狀況、深入研究清代新疆地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的變遷具有重大意義。第一歷史檔案館李剛研究員介紹了館藏的宮中滿文檔案的種類、史料價值及最新的滿文檔案全文檢索數(shù)據(jù)庫建設情況。故宮博物院春花研究員分析了清代由禮部對朝鮮國頒發(fā)《時憲書》和通過邊疆省巡撫處對琉球、安南頒發(fā)《時憲書》的情況。清廷只對朝鮮、越南、琉球三個藩屬國頒發(fā)過《時憲書》，這可能和它們歸化清廷較早及多數(shù)人通曉漢語有關。內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寶音特古斯副教授綜合利用第一歷史檔案館和西藏檔案館所藏的滿蒙文檔案史料，圍繞八世達賴喇嘛的前世之封號、第穆呼圖克圖等提請給噶桑嘉措轉世靈童改頒冊、六世班禪進京祝壽與乾隆皇帝冊封八世達賴喇嘛等問題進行了分析。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特爾巴衣爾博士基于相關滿蒙文檔案，探討了清代阿爾泰烏梁海七旗的形成過程。

本屆歐亞古典學會議，內容豐富多元，既是對蒙古學巨匠亦鄰真先生的最好紀念，也有助于促進蒙古學、藏學、中亞語文學等領域中外學者的溝通交流，推動研究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