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月1日出版的《中學(xué)生》新年號，有魯迅的《答〈中學(xué)生〉雜志社問》。

說是魯迅答《中學(xué)生》雜志社問，其實就是魯迅與主持《中學(xué)生》雜志社編務(wù)的夏丏尊、葉圣陶等人與《中學(xué)生》讀者的對話。對于魯迅所說，夏丏尊當有切身感受。那時候，國民黨當局對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相當嚴厲，夏丏尊有兩部譯著——《愛的教育》和《國木田獨步集》，居然也成了控制對象。

《愛的教育》是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的日記體小說，原名《考萊》，意大利語“心”的意思，原書在1904年已有近300個版本，各國幾乎都有譯本，書名并不一致，如日譯本就名為《愛的學(xué)校》。1923年，夏丏尊在春暉中學(xué)任教時，將此書由日譯本譯為中文，在上海《東方雜志》連載，后由上海商務(wù)印書館出版，1926年3月改由開明書店印行，列為世界少年文學(xué)叢書之一。夏丏尊在《譯者序言》里說，他在1920年得到這部小說的日文譯本，一邊讀一邊流淚。因為“書中敘述親子之愛，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xiāng)國之感，社會之同情，都已近于理想的世界，雖是幻影，使人讀了覺到理想世界的情味，以為世間要如此才好”。所以他當時就許愿，一定要把這部小說譯出來，不光是給孩子們讀，還要介紹給父母和教師們讀，讓父母和教師都跟他一樣，流一些慚愧的眼淚，感動的眼淚——他認為這比給孩子們讀更為重要。這本書之所以引起夏丏尊的共鳴，因為這種“理想世界的情味”，與他的教育理念正相吻合。從浙江兩級師范學(xué)堂到春暉中學(xué)，再到立達學(xué)園和暨南大學(xué)，在他的教育生涯中，就一直貫穿著“情愛”二字。他在開明版《愛的教育》的《譯者序言》中就把辦學(xué)校比作是“挖池塘”，把“情愛”比作是池塘里的水。他說：學(xué)校教育“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于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教育上的水是什么？就是情，就是愛。教育沒有了情愛，就成了無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罷，圓形也罷，總逃不了一個空虛”。

《愛的教育》一出版就受到教育界的重視和歡迎，許多中小學(xué)把它定為學(xué)生必讀的課外書，許多教師認真地按照小說中寫的來教育他們的學(xué)生。直到今天，還有教育工作者認為，“在中國現(xiàn)代文化教育史上，夏先生最大的貢獻，也許正是把這本書帶到了中國”。

國木田獨步是日本小說家、詩人，一生寫了幾十部短篇小說和大量詩歌、評論、書簡、日記等，其深受華茲華斯的唯情論和“返回自然說”的影響。處女作《源老頭兒》寫一個孤苦伶仃的老人因收養(yǎng)的少年乞丐離他而去，失去精神的寄托，終于自殺。《牛肉和馬鈴薯》反映知識分子的苦悶。《春鳥》塑造了一個熱愛大自然、向往自由的“白癡”少年的形象，并對他寄予深切的同情。《窮死》和《竹柵門》是他晚年的代表作，真實地反映了勞動群眾貧困的生活。其早期作品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抒情風(fēng)格，以后轉(zhuǎn)向現(xiàn)實主義，有些作品則帶有自然主義傾向，流露出感傷、悲觀的情緒。《國木田獨步集》則是夏丏尊翻譯的國木田獨步的短篇小說集，內(nèi)收小說五篇，1927年8月由上海文學(xué)周報社出版，開明書店發(fā)行，書前有關(guān)于國木田獨步的導(dǎo)言。

魯迅曾多次為夏丏尊的這兩部譯著成為國民黨實行文化專制的犧牲品鳴不平。1933年11月3日，他給鄭振鐸的信中說，“連《國木田獨步集》也指為反動書籍，你想怪不怪”。1933年11月14日在給日本友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說：“上海依然很寂寞，到處呈現(xiàn)不景氣，與我初來時大不相同。對文壇和出版界的壓迫，日益嚴重，什么都禁止發(fā)行，連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國木田獨步的小說選集也要沒收，簡直叫人啼笑皆非。我的作品，不論新舊，全在禁止之列。當局的仁政，似乎要餓死我了事。”1933年12月5日，魯迅在《上海所感》這篇雜文中揭露這種文化專制主義時，又說到夏丏尊的這兩部譯著：“用筆的人更能感到的，是所謂文壇上的事。有錢的人，給綁匪架去了，作為抵押品，上海原是常有的，但近來卻連作家也往往不知所往。有些人說，那是給政府那面捉去了，然而好像政府那面的人們，卻道并不是。然而又好像實在也還是在屬于政府的什么機關(guān)里的樣子。犯禁的書籍雜志的目錄，是沒有的，然而郵寄之后，也往往不知所往。假如是列寧的著作罷，那自然不足為奇，但《國木田獨步集》有時也不行，還有，是亞米契斯的《愛的教育》。不過，賣著也許犯忌的東西的書店，卻還是有的，雖然還有，而有時又會從不知什么地方飛來一柄鐵錘，將窗上的大玻璃打破，損失是二百元以上。”

夏丏尊并不是職業(yè)政治家，也不是對政治有特別興趣的人，他有強烈的正義感，卻沒有政治背景；他的譯著《愛的教育》與《國木田獨步集》也沒有鮮明的政治色彩。魯迅以夏丏尊的這兩部譯著作為典型事例，十分準確地說明當年的國民黨政府搞文化專制主義，已經(jīng)到了神經(jīng)過敏的地步。

當然，無論是魯迅，還是夏丏尊，都不會屈服于這種政治上的高壓。1935年，瞿秋白遇害后，魯迅抱病編輯瞿秋白的譯文集《海上述林》，就得到夏丏尊以及鄭振鐸、章雪琛、葉圣陶等人的資助。這是對于烈士的紀念，也是對于屠伯的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