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恩波先生翻譯的兩卷《阿爾巴尼亞詩選》（下稱《詩選》）擺在我的案頭多日，閑暇時翻開厚重的詩選隨意讀上幾段，穿梭于文學與現(xiàn)實之間，與阿爾巴尼亞仁人志士對話的豪情便襲上心頭。我對阿爾巴尼亞詩歌的特色有幾分了解，質(zhì)樸、飽滿、奔放的詩歌質(zhì)感雖不同于中國詩歌的含蓄、內(nèi)斂、雋永，卻也因陌生化效果讓人不免眼前一亮、心頭一動，饒有興趣地回味著這份異國情懷帶來的心靈震撼，更何況，阿爾巴尼亞詩歌的價值遠遠超過了其語言魅力本身，這一點足以令人感慨。

鄭恩波評價說，“阿爾巴尼亞歷代經(jīng)典詩歌最能反映時代變遷”，是“不同歷史時代的烙印和人民的精神標簽”，可謂一語中的。詩歌在阿爾巴尼亞不是一種簡單的文學體裁，它代表著阿爾巴尼亞人民的精神氣質(zhì)，不同時代的詩人就是展現(xiàn)其精神氣質(zhì)的代言人，他們通過長短不一、風格趣味各異的作品形塑自身的民族形象，因此，雖然阿爾巴尼亞詩歌表達的情感恣意多彩，從本質(zhì)上卻是以愛國情懷作為其底色的。

在民族復興時期，世界民族獨立的浪潮風起云涌，阿爾巴尼亞詩歌無一例外地承擔著反抗外族侵略、喚醒民族意識的重任。風景如畫的國度、富饒神圣的土地怎能被外族侵占，健康質(zhì)樸的男女、辛勞勤懇的耕耘豈容外族搶掠，詩歌用直率質(zhì)樸的語言傳達出對這片養(yǎng)育了阿爾巴尼亞民族的土地，對阿爾巴尼亞勤勞淳樸人民的深厚情感。民族的命運越是多舛，詩歌的情懷越能得到升華。阿爾巴尼亞新文學之父納伊姆·弗拉舍里絕對是描繪阿爾巴尼亞自然與人文之美的大師，在他的代表作《畜群和田園》里，阿爾巴尼亞山川壯美、百姓樸實勤勞。“在那里，清涼的泉水響淙淙，夏季里刮北風/在那里，花兒芬芳艷麗，朵朵爭艷喜盈盈/牧人放著牛羊，笛聲向四處傳送/帶頭羊的鈴聲叮叮響，那兒游蕩著我的魂靈”，“鷓鴣快活地微笑，夜鶯溫情脈脈地啼鳴/玫瑰花飄散香氣，那兒寄托了我的憧憬”。和諧美滿的生活宛若天堂，娓娓道來的排比句如畫卷般鋪展，詩人的情感隨之逐步提升。常言道，故土難離，美麗的家鄉(xiāng)自然更是令人魂牽夢繞，后來者詩人菲利普·希洛卡就把這份故土難忘之情表達得無比真切感人，在姐妹篇抒情詩《飛去吧，燕子！》和《飛來吧，燕子！》里，詩人化身為南來北往的燕子，夢回故國。“請你為我捎上幾句話/向我住過的老屋問好，祝愿/再向那附近的地方逐一問候/在那里我度過的年華美不可言”；“你在那里看到的群山/定是巍巍屹立白雪皚皚/你降落過的那些平川地/到處都是如錦似繡百花開”。懷想著兒時在故土的美好時光，對故國難以割舍的情懷縈繞在詩篇之中。當代阿爾巴尼亞詩人德里特洛·阿果里更是納伊姆愛國詩篇的優(yōu)秀繼承者，他的長詩《母親阿爾巴尼亞》對阿爾巴尼亞的美景描繪得細致入微，片尾更是直接引用納伊姆在《畜群和田園》中的名句“啊，阿爾巴尼亞的群山，啊，你——高高的橡樹/百花爭艷的廣闊原野，我日夜把你記在心頭”，令人瞬間體會到兩位大詩人之間一脈相傳的愛國情深。在這些美景的掩映之下，詩人的愛國之情噴涌而出，寒暑日夜、高山溪流、鳥獸草木，都是一個個“愛”的篇章，詩人的筆墨所到之處，都流淌著深情的涓涓細流。

愛之深則失之痛，一旦山河破碎，昔日的美好逝去，阿爾巴尼亞詩人同樣心潮起伏，難以平靜。納伊姆·弗拉舍里的《過去的時光》便充滿對舊日的慨嘆。“噢，狡猾多變的時光啊/你到哪里去了，跑了多遠的路程/你投到了上帝的懷抱里，把我也忘得干干凈凈……”家園的痛失令人如何不悲傷！然而，如何去爭取家園的安寧，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不是有骨氣的阿爾巴尼亞人的選擇，追求民族獨立的他們絕不接受妥協(xié)與偷生，詩人便以氣壯山河的語言來謳歌勇士的錚錚鐵骨，詩人西米·米特科寫于1878年普里茲倫同盟成立前夕的抗土詩篇，“大家團結(jié)緊，齊心來抗爭……/趕走奧斯曼侵略者/要么戰(zhàn)死，要么英勇、自由地生”，吶喊般地重申了阿爾巴尼亞人同仇敵愾、抵死抗爭的傳統(tǒng)，也是阿爾巴尼亞新文學中最早反對土耳其侵略者的誓言。強敵當前之際，即便是浪漫主義詩歌的鼻祖戴·拉塔（戴·拉達），在《米洛薩奧之歌》《塞拉菲娜之歌》和《巴拉最后的歌》中也把愛情的溫柔甜蜜融入了激昂高亢的戰(zhàn)斗號角中，于是炙熱的英雄美人之愛便融化在更令人感慨的抵抗外族壓迫的英雄豪情之中。《巴拉最后的歌》中的“培拉特之歌”是何等的悲壯，長詩通過阿爾巴尼亞勇士尼克與卡烏爾親王獨生女瑪拉的愛情故事，反映出斯坎德培時代阿爾巴尼亞人風俗中悲情感人的一幕：“摘下結(jié)婚戒指，把它分成兩截；一截帶到自己身上，一截讓她留著”。就習俗而言，丈夫去前方作戰(zhàn)，把結(jié)婚戒指分成兩半，一半自己帶在身上，一半留給妻子，如果丈夫犧牲了，妻子可以再婚，這冷冰冰的“遺囑”看似極為現(xiàn)實，不通情理，勇士與愛妻不應(yīng)分離，然而為了國家與民族的生存，英雄可以決絕地把生死和愛情拋于度外，悲壯的情緒和豪邁的氣度自然也就推到了頂峰。

當然，阿爾巴尼亞勇士的決絕并非難以理解。自古以來，阿爾巴尼亞民族生息繁衍的這片土地紛爭不斷，先有東西羅馬的分界線經(jīng)過此地，后有周邊民族不斷崛起對此地侵擾不斷，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崛起更是禍及人民忍受近500年的奴役，民族自立之時又遭遇了兩次巴爾干戰(zhàn)爭和世界大戰(zhàn)。在無休止的戰(zhàn)爭中，相對弱小的阿爾巴尼亞民族生存不易，宗教、文化等內(nèi)在因素對民族意識的融合與確立設(shè)置了重重障礙。在各時期的詩歌里，我們常常看到，詩人在竭力地號召阿爾巴尼亞人摒棄宗教差異的成見，回歸民族團結(jié)的根本，普里茲倫同盟時期的詩歌在這一點上最為突出。帕什科·瓦薩在《啊，阿爾巴尼亞》中為因宗教不同而四分五裂、兄弟相殘的阿爾巴尼亞大聲疾呼。“起來，阿爾巴尼亞人，快快起來別貪覺/大家把兄弟間的誠信永記牢/阿爾巴尼亞人的信仰就是阿爾巴尼亞化/別再去把教堂、清真寺那套玩意兒瞧”；現(xiàn)實主義詩歌奠基人安東·扎科·恰佑比在《祖國和愛情》中也發(fā)出了類似的心聲。“我們都是同族人，一母生/阿爾巴尼亞是我們親生的娘/是宗教把我們分離開/害得我們互相殺戮動刀槍”。在這篇通俗易懂的民歌式詩歌中，他鼓舞阿爾巴尼亞人共同抗擊土耳其，把宗教的差異拋到一邊，并肩作戰(zhàn)才是對家園最好的堅守。

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時期，團結(jié)戰(zhàn)斗的號角更加響亮激昂，詩人情思如泉涌，創(chuàng)作出一篇篇充滿詩意、朝氣蓬勃的游擊隊歌曲，青年人個個奮勇爭先，兄弟同心，比如法特米爾·加塔的《青年，青年！》就是一首充溢豪情的戰(zhàn)斗之歌。“青年，青年，你們要勇往直前/像太陽，像火石，像閃電/你們向前進，如同雷電燃起的烈火/為了家園和光榮，青年們要勇敢去作戰(zhàn)”。這些歌詞以激勵青年人奮進為內(nèi)容，以突擊隊進行曲為形式，讓奮勇殺敵的壯志豪情與飛揚無悔的青春年華相互輝映；而梅莫·梅托的抒情詩代表作《我要上山去》更是點燃了女性為革命獻身的鏗鏘之情。“我是一個阿爾巴尼亞女兒/我是一個山姑娘/我精力充沛心兒紅/就像小伙子一個樣”。女性與男人一同戰(zhàn)斗，與男人一樣戰(zhàn)斗，成為阿爾巴尼亞革命斗爭中一道亮麗的風景。

青年男女渴求自由，更向往過真正當家做主的生活，詩人恩德萊·米耶達在《夜鶯的哭泣》寫道：“嚴密封閉的鳥籠子打開了/夜鶯你飛吧，趕快逃離/飛過林海和小樹林/夜鶯你快快飛，要立刻離去”。把對自由的渴望竭力表達，而阿爾巴尼亞人熱愛自由是骨子里血脈傳承的基因，民族復興和獨立時期的偉大詩人，被譽為阿爾巴尼亞荷馬的杰爾吉·菲什塔在名篇《阿爾巴尼亞》說得尤其斬釘截鐵。“撣掉灰塵昂起頭來/阿爾巴尼亞像女王一般嬌美自豪/因為你用胸中的溫暖把兒女養(yǎng)大/決不接受奴隸這個稱號”。阿爾巴尼亞有這樣的英雄兒女，有這樣的戰(zhàn)斗精神，即便弱小，也能排除萬難，把民族獨立的目標實現(xiàn)。

動蕩紛亂的歷史即使漫長，也終將結(jié)束，在20世紀后半葉，建設(shè)阿爾巴尼亞新生國家的挑戰(zhàn)更加緊迫，更需要阿爾巴尼亞人的齊心、信心和恒心。詩人懷著對未來的美好憧憬，謳歌新時代，點燃自己激情的歲月，成為投入熱火朝天建設(shè)事業(yè)中的一代特殊建設(shè)者，他們真切地踐行了20世紀30年代浪漫派詩人米杰尼《自由的詩》第五部分中對共產(chǎn)主義春天的憧憬與熱愛，成千上萬奉獻青春報效國家的棟梁之才，從戰(zhàn)場上的英雄豪杰轉(zhuǎn)變?yōu)閯?chuàng)業(yè)中的勞動能手，他們對祖國明天的堅定信念從傳統(tǒng)中來，到現(xiàn)實中去，我們可以看到，雖然那不再是納伊姆·弗拉舍里《斯坎德培的一生》中激情的吶喊：“您可看到這把帶鉤的利劍？！……/整個阿爾巴尼亞民族就要消亡。……/讓我們以誠信為榮立下誓言/讓整個阿爾巴尼亞團結(jié)得像一個人一樣”。但此時的阿爾巴尼亞依然需要團結(jié)一心，把對祖國的深愛轉(zhuǎn)變?yōu)榻ㄔO(shè)美好家園的行動，正如阿果里在《我的幸福的村莊》里描繪的那樣，當年的建設(shè)者意氣風發(fā)，“生活像麥子那樣歡笑/笑聲在山山嶺嶺回蕩/我的幸福的村莊啊/你一手拿鎬，一手拿槍”。他們沉浸在翻身做主的喜悅之中，他們將對自己與民族的愛體現(xiàn)在對黨的忠誠上，猶如阿果里在《德沃利，德沃利！》中激昂地宣誓那樣，“我是德沃利的共產(chǎn)黨人……/啊，德沃利/我射出一發(fā)又一發(fā)子彈/都是為了令人向往的共產(chǎn)主義……/我一生/永遠都做一個共產(chǎn)黨人”。此時他們對共產(chǎn)黨的感激之情與期待之心都是真摯質(zhì)樸的，他們相信在黨的領(lǐng)導下阿爾巴尼亞一定能舊貌換新顏，阿爾巴尼亞人都能闊步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然而，建設(shè)國家之路并不比爭取自由獨立之路來得平坦，20世紀90年代前后的制度巨變給阿爾巴尼亞國家與人民帶來的精神創(chuàng)傷有目共睹，愛國詩人的敏感內(nèi)心備受煎熬，他們的詩篇暫別了之前的奮進激昂，陷入困頓痛苦之中。在《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的祖邦》《煩惱地站在電視機旁》等詩篇里，阿果里時而“當眾多的人把我團團圍住/在我貧困的祖國對我現(xiàn)出陌生人的模樣”，時而“你咒罵世界，發(fā)起脾氣心急火燎/世界竟不把一部自己喜歡的電影制造”，為迷失方向的國家憂心忡忡、痛心疾首；澤瓦希爾·斯巴秀在《無名字的人》中流露出彷徨無助之感，“我是一個無名字的人，不知我們在什么時代生存”，詩人的言說變得無比艱難；在《灰色的宗教儀式》，他喊道“無味的風/無面包味的面包/無心靈的心扉”，似乎大家的生活都失去了往日的滋味；現(xiàn)實像無解的巨大疑問壓在心頭，“你把什么給了這一天/這一天又給了你什么”，迷惘的心緒令人對他們的苦悶與憤慨感同身受。

常言道，詩言志，阿爾巴尼亞國家貧弱，卻也不乏壯士英雄，它是愛國詩篇的沃土，是愛國詩人的搖籃。在歷史上，民族復興時期、反法西斯戰(zhàn)爭，抑或國家解放戰(zhàn)爭時期，侵略者和奴役者來來去去，阿爾巴尼亞的仁人志士浴血沙場，報效國家，在詩歌里，阿爾巴尼亞的愛國詩人與國家同喜同悲，慷慨贊英雄，奮筆書胸臆。戰(zhàn)場上的英雄有的是豪言壯語，詩壇上的名家吟的是家國情深。一遍遍回味著鄭恩波先生收錄與翻譯的這些名家詩作，在字里行間感受詩人激蕩飛揚的情思，由詩作匯聚起來的碎片組成了一幅時隱時現(xiàn)的真切歷史長卷，詩人們在上面揮毫潑墨，把他們最飽滿的熱情，心底最深切的期待都奉獻給自己的國家，沉重的過往、短暫的幸福和眼前的困頓，阿爾巴尼亞所歷經(jīng)的酸甜苦辣他們都一一品嘗，成為他們歌詠的出發(fā)點，讓直率、質(zhì)樸的語言中包含了無盡的深情。可以說，時代孕育了阿爾巴尼亞人的英雄壯士，也塑造了一大批寫出肺腑詩篇的優(yōu)秀詩人，他們以詩歌的方式同樣有力地回應(yīng)了時代的召喚。阿爾巴尼亞詩人無論身處什么時空，內(nèi)心總牽掛著祖國的高山深谷、平原沃野，他們往往既用詩篇吶喊，讓英雄長存，詩魂永駐，更用實際行動為國戰(zhàn)斗，流血犧牲，而在詩篇中，二者融為一爐，他們不僅歌頌了不同時代的英雄人物，也描繪了自己為國為民憂思的胸懷。這正是一個英雄輩出的偉大時代，愛國志士和詩壇名家共同書寫出一部時代英雄譜。

眾所周知，譯詩是最費力耗神的工作，精妙傳神的詩篇常常得于“妙手天成”，然而，即將耄耋之年的鄭恩波先生卻以過人的勤勉與無限的熱忱，將阿爾巴尼亞文學史上的重要詩篇一一翻譯，洋洋灑灑600頁，譯作之包羅萬象可以視為撰寫阿爾巴尼亞文學史的前奏，其傾注的心力與情感令人高山仰止，嘆服不已。在這些漢譯阿爾巴尼亞詩歌中，鄭恩波先生以無比的勇氣挑戰(zhàn)了詩歌的“不可譯”，他的譯文不僅再現(xiàn)了原作語言的意義，而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意境與韻律之美，各色詩作，無論是熱情奔放、激烈高昂，還是深情含蓄、婉轉(zhuǎn)低沉，其詩歌風格均細膩地在譯作中得以呈現(xiàn)，其詩歌形式也得到了巧妙的安排與把握，熟悉阿爾巴尼亞語的讀者閱讀時往往能夠心領(lǐng)神會，體悟到兩種語言在轉(zhuǎn)換過程中的奇妙反應(yīng)，想必一窺阿爾巴尼亞詩歌世界的普通讀者也定然心有所動，情有所感，在掩卷之后對阿爾巴尼亞詩歌的豐富性有了直觀的印象。

在《詩選》末尾處，鄭恩波先生精心挑選了為數(shù)不多的中阿友誼之詩和寄贈他本人之作，簡要展現(xiàn)了阿爾巴尼亞與中國一段親密珍貴的歷史過往，記錄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兄弟情誼。通過這些難得的視角，中國讀者體會到阿爾巴尼亞詩歌中“托莫里山問候喜馬拉雅”般恢弘的氣勢，異國詩歌的詩性語言之美與人文情懷得到了細致的展現(xiàn)與準確的表達。通過《詩選》，用最符合人性的詩歌語言歷時地分享阿爾巴尼亞國家與民族的精神面貌，想必鄭恩波先生略略完成了一些心中夙愿，而中國的讀者幸運地可以一瞥阿爾巴尼亞詩歌語的質(zhì)樸靈動，對阿爾巴尼亞人的內(nèi)心世界來一番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