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本書中，馮尼古特引用了作家雷納塔·阿德勒的話——作家即厭惡寫作的人。這是一句有趣的話，也像是一種預言，正如好多作家都搞不清自己為什么寫作一樣，他們將愛施展于寫作之中，而不是施展于厘清寫作的目的。當事情想得過于明白，目的說得過于漂亮，行動便缺少了能量，這對寫作來說恐怕是一種糟糕的體驗。委于理性的困滯而思緒通達，卻失去了觸碰偶然珍趣的機遇，反而無法在寫作的墾荒中施展耐心。

為此，我常常猜測馮尼古特當年的“封筆”，便是對寫作之愛的一種逆向宣告，他說：“我不會再寫另一本書了，千真萬確，我已經(jīng)厭倦了。”這種厭倦也許不止是針對寫作，它針對的是寫作之于作家所代表的一切。說出此番話語的馮尼古特，如果不是一名抑郁癥患者，那么就活脫脫類似于一個即將圓寂的老僧，下一秒似乎就要念叨完畢，神情泰然自若地升空，化為文學天空中閃耀的星辰了。

當然，這也只是我一廂情愿地猜測而已。世事總是難料的，就在馮尼古特宣布退出江湖的九年之后，一本《沒有國家的人》讓馮尼古特這個名字再次攪動了彼時的文壇，是老馮破戒違背自己的宣言了嗎？嚴格來說，本書也不算是老馮的絕筆之作，其實是一部以回憶和時事為主軸的隨筆集，由老馮的朋友、“七故事”出版社的創(chuàng)始人丹尼爾·西蒙編輯而成，其中大部分為之前發(fā)表在美國《當代》雜志上的文章。

幽默

若單看《沒有國家的人》目錄，有點像一本幽默段子集錦，“你知道笨蛋是指什么嗎？”“你知道人道主義是什么樣的人嗎？”諸如此類幽默逗趣的文章標題，讓人忍不住想要去找找答案，但實際上話題卻是分量十足的，美國政治，人道主義，科技，戰(zhàn)爭，寫作，哪個話題不夠嚴肅？只不過這些話題遇到了馮尼古特，就算是再嚴肅的事也得重新洗牌，看看這些文字比脫口秀還過癮，馮尼古特似乎在告訴我們，別繃著臉，他說“幽默是一種遠離殘酷生活，從而保護自己的方法。”是啊，好的幽默從來都是肩負嚴肅的使命的，它是攻防兼?zhèn)涞呐校巧畛恋慕^望和憂郁的安慰劑，同時也是把玩恐懼最勇敢的姿態(tài)。如果它只讓人粗淺一笑，那這種幽默絕對不會屬于馮尼古特。

《沒有國家的人》的封面裝幀和內(nèi)文同樣有趣，除了馮尼古特自己畫的那些小畫外，還加入了作家手寫體的藍色插頁，其間常出現(xiàn)的“*”形手寫符號，據(jù)說還有典故。馮尼古特曾宣稱：“我把我的肛門放進了簽名里。”想必這是他有意為之來增強自我調(diào)侃的喜劇效果的，有時他還稱之為“宇宙的屁眼”，仿佛文字來自于體內(nèi)陰暗處，否定自己也兼顧著否定宇宙，悲觀到?jīng)]事就自黑的馮尼古特即便到了晚年，對世間最本質(zhì)的絕望和逗趣依舊沒有任何改變。但這種絕望與布考斯基式的絕望又不同，布考斯基如同游溺于絕望之水中的魚，而馮尼古特更像一只終會回歸到水中的青蛙，他跳來跳去，大聲嚷嚷，但又憨態(tài)可掬，時不時還會做出幾個天馬行空的滑稽動作，對著水中和水外的一切指責一番。

這樣的馮尼古特怎會輕易被人遺忘。《沒有國家的人》初上市時銷量極好，據(jù)說在美國第一輪就賣掉了40萬冊。作為已在“黑色幽默”名頭上穩(wěn)坐如泰斗的老馮，在美國的文學青年當中自然頗具口碑，但吊詭且諷刺的是，賣得好反而可能會被嚴肅人士另眼相待，甚至被學術分子拒之門外，總有人會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暢銷與流俗混為一談，或者如老馮自己所說，他因為早年受過科學技術教育，把科學思維帶入到文學里，反而遭到一些批評家排擠，他們認為他是科幻的，但馮尼古特只是運用科幻素材來思索和闡發(fā)人性與社會，并非為科幻而科幻。

然而馮尼古特在中國卻較為小眾，造成這種情況，我粗略地想是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創(chuàng)作背景，在馮尼古特的作品中，“二戰(zhàn)”是其一直以來創(chuàng)作的靈感源泉和批判的靶子，戰(zhàn)爭本身就是人類導演和演出的最具黑色幽默效果的荒誕劇，在《茫茫黑夜》《五號屠宰場》等作品中，或者在《沒有國家的人》這樣的隨筆集中，戰(zhàn)爭也總是回避不了這樣一個角色——馮尼古特的靈感與夢魘相互纏繞的深淵。正如每場戰(zhàn)爭都將催生出大量的反思者一樣，它更會藉由這些人締造出龐大繁雜的作品，而馮尼古特便是這些人中的一員。

讓我們來看看馮尼古特經(jīng)歷了什么。1944年，作為軍人的馮尼古特來到歐洲戰(zhàn)場，沒多久就被德國人抓獲進了德雷斯頓戰(zhàn)俘營。作為德國后裔的馮尼古特認為自己能來到德雷斯頓是幸運的，因為這座城市處于不顯要的戰(zhàn)略位置，因此他覺得自己可以輕松地等待戰(zhàn)爭結(jié)束。但讓他出乎意料的事情發(fā)生了，從1945年2月13日起，盟軍對德雷斯頓進行了連續(xù)轟炸。德雷斯頓從此變成了戰(zhàn)火荒原，死亡人數(shù)難以估計。作為戰(zhàn)俘馮尼古特能活下來，是因為他碰巧與各種食品肉類被關在某個屠宰場地下室的冷庫里。之后戰(zhàn)俘們奉命去收尸，收尸隊伍行走于德雷斯頓的人間地獄里，馮尼古特便身處其中。

這些經(jīng)歷對馮尼古特來說是既幸運又不幸的，正是這些激起了作家強烈地反思。也許在那個年代，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本身并沒什么了不起的。但這對于沒有經(jīng)歷過戰(zhàn)爭的讀者來說，這樣的主題會在當事者與故事發(fā)生的時空之間懸置一道門檻，想要跨過去，進入到情節(jié)里，就不能不對其背景有所了解。從這一點來看，馮尼古特的作品急需更多嚴肅的眼睛和頭腦，以及不會故步自封的耐心，盡管他會用調(diào)侃的口吻說自己具備的只是一種粗鄙的才能。

諷刺

其次，馮尼古特被一些國內(nèi)知識分子推崇，還因為他總是采用一些片段式的文體，即使是在較長的篇幅里，比如《鬧劇，或者不再寂寞》中，片段與片段之間有時也會銜接得不明顯，后現(xiàn)代般的書寫方式，通常讀起來會感到思緒過于飛揚，跳躍感十足，不知是否是要與沉重的回憶相制衡，才能順利地以一種緩解內(nèi)在緊張的方式來詮釋癲狂的幻想。瘋瘋癲癲的敘事帶來的閱讀感受不是奔跑的獵豹，也不是緩行的烏龜，而是身形敏捷的土撥鼠在精心挖掘的土洞矩陣中任性妄為地從某個洞里探出腦袋，對著讀者做出鬼臉。這需要同樣機敏和能夠欣賞這種巧思的讀者。

如果馮尼古特不當作家，那么去做一個脫口秀表演者也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如果他碰巧生在中國，那么他可能會成為一名優(yōu)秀的單口相聲表演藝術家。想象一下，穿著大褂的馮尼古特，站在舞臺上，詼諧地自言自語或者跟觀眾互動，時不時地插科打諢，抖個包袱，賣個關子，講出幾個悲天憫人的段子，這畫面似乎也并不違和。

馮尼古特看似信手拈來的諷刺，有如一種沒有笑聲的玩笑，落于筆端其實并不容易，用最輕松的方式表達沉重從來都是技術活，那需要反復修改和斟酌。正如喜劇電影看起來讓人覺得輕松好笑，實際卻是需要嚴密的構(gòu)思和夠強的天賦，才能在輕與重之間拉開耐人尋味的空間，它需要作者對待每一次考驗都要以全力以赴的姿態(tài)，但又要懂得恰到好處地適可而止。

鬧劇

在《鬧劇，或者不再寂寞》中，老馮虛構(gòu)了一個荒誕不經(jīng)的“自傳”，他稱此為“鬧劇”，僅從題目來看就滲透了作者調(diào)侃般的闡釋，如報幕員宣布喜劇開演，但卻從一開始便傾注作者對生命本身的權(quán)衡，生命看似鬧劇，唯有擺脫寂寞才能抵達鬧劇的對立面，但是真的可以抵達嗎？那個用殘存的全部樂觀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構(gòu)建的脆弱烏托邦，將會返照甚至刺痛現(xiàn)實。那些細碎且充滿啟示的人物和情節(jié)，將是對自我與他者囚困于生活的另一種解讀。

想必從一開始馮尼古特就陷入了懷疑，然后是絕望，于是，一個荒誕的世界以此為養(yǎng)分生長和預言，在這個世界中老馮以自己和姐姐的變體為主人公，一對畸形天才姐弟的狂想和實驗，不斷地講述精神上的人類相食，孤獨，愛的缺失與死亡等等。這樣的悲觀和絕望，只有被體驗和反思才能懂得觸底反彈的意義——真心誠意地和命運較勁，既顯得可愛，又看起來可笑。

這樣的“鬧劇”，或者說是“情景化的荒誕詩句，瞎胡鬧的喜劇電影，”，傾注了馮尼古特對人類本身的關注和對世界生態(tài)的憂慮。但馮尼古特也并非總是悲觀的，他需要拐個彎，也許要拐很多個彎，才能折回屬于他的眉頭緊鎖的樂觀中，那樂觀與悲觀本就混淆，必須指向無限，才能令作家保有深思。

《上帝保佑你，死亡醫(yī)生》便是馮尼古特以死亡頌贊生命的一部小書，他在其中虛構(gòu)了自己的21次瀕死體驗，采訪“那個世界”的人物并以此追問我們?yōu)檎l而活，為何而活。我想起納博科夫所說：“對于一個天才作家來說，所謂真實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須創(chuàng)造一個真實以及它的必然后果。”“寫作的藝術首先應將這個世界視為潛在的小說來觀察，不然這門藝術就成了無所作為的行當。”馮尼古特正是通過這樣的寫作，一點一點搭建起屬于他的異形同質(zhì)的世界，并與此世形成互文的關系，理解了這一點，便能破過夢囈的鏡像，也就不難領略馮尼古特作品的美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