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暮年郭沫若創(chuàng)作于特殊歷史境遇中的專著《李白與杜甫》，對那個時代和作者本人，乃至對于作為中國文學思想史現(xiàn)象的李白杜甫觀接受史考察，都是一本有意味的書。本論以該書重讀和細讀為中心，梳理其間的李白杜甫論、李白杜甫觀所呈現(xiàn)的文學思想史、學術史內涵，從文本結構和文脈文意進行理解，認為該書既有郭沫若對李杜兩類詩歌、兩種人生與中國式文學評論史與接受史內諸多的“與”和“不與”，更抒發(fā)了郭沫若充滿張力的自我反思與人世理解、時代認同的暮年情懷。《李白與杜甫》不僅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觀，更是他暮年借花獻佛式的自我通觀與人世反思、文史洞見的確證。他以這種奇崛而平實的寫作方式，不動聲色地呈現(xiàn)了一個時代，更在思想、精神與文化情懷上完成了自我，是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罕見的人與文、學術與文學、古與今貫注融通的一次互文性的寫作奇觀。

關鍵詞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互文性寫作

《李白與杜甫》是“新文化運動的主將”[1]郭沫若的最后一部著作，1971年10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初版。“在那特殊的年代，幾乎人手一冊。”[2]此后四十年來，它更是飽受爭議。[3]2009年該書入選《中國圖書商報》“60年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4]的首批書目。2010年此書由中國長安出版社再版重印，仍引起爭議。

《李白與杜甫》歷來引發(fā)人們熱議的關鍵，根本問題都緣于其應景式的“揚李抑杜”寫作。分而論之，即為兩大要害：應景與否？為何與如何揚李抑杜？關于前者，雖有出處然并無確證，在此姑且不論。[5]至于為何與如何“揚李抑杜”，書中亦有很明確的立場和極為清晰的情感判斷。然長期以來，《李白與杜甫》真正蘊含的問題反而很少被深入討論，譬如：郭沫若與彼時彼刻的李杜書寫的關系是什么？采取李杜并論的方式對郭沫若意味著什么？在論者與論述對象的關系空間里，郭沫若究竟要以此來表達什么？郭沫若為何要在人生最后的歲月里花費如此心力來紓論此議題？退一萬步說，即便真要所謂揚李抑杜，暮年垂垂的他又為何一定要如此執(zhí)著地辨析這一問題？常情常理加之文本細讀，這一切似乎并不難解，但也并非不值得人們更求甚解。

一

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一定程度上算得上是影響的焦慮之結果。因為在郭沫若寫此書前，彼時有三部關于杜甫的書影響很大，分別是馮至的《杜甫傳》、傅庚生的《杜甫詩論》、蕭滌非的《杜甫研究》。[6]這些書均可謂印量大、讀者多，影響了很多學者。因此，著名詩人廢名（馮文炳）在1962年發(fā)表了《杜甫的價值和杜詩的成就》。”[7]以上三部杜甫著述，尚不包括傅東華早在1927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李白與杜甫》。事實上，更值得一提的恰恰是傅東華的《李白與杜甫》。他在《序》中表明此書是以“批評的功夫”做“屬于文學的研究”，目的“在試以一種新的方法來解釋比較李杜的作品，希望讀者容易了解他們的性質和異同，并希望他們能用類比的方法研究別的詩人。”[8]比照傅東華與郭沫若的兩本同題書，其在思路與方法上反而更存有一定的承傳。確乎，“郭沫若1967年研究和評論杜甫，是有感于當時的杜甫研究現(xiàn)狀。”[9]而這個“當時”的“研究現(xiàn)狀”，指的應是早已經(jīng)蔚為壯觀的李杜研究的社會與時代癥候。

從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初版目錄看，內容依次為《關于李白》《關于杜甫》《李白杜甫年表》。李斌認為“在寫作時間上，最先寫出的是第一部分的最后一節(jié)，即《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其次是完成于1967年3-4月的《關于杜甫》的主體部分。”[10]如此說來，《李白與杜甫》大概是郭沫若研究李白與杜甫的詩歌交往，并在討論杜甫之后才增值產(chǎn)生的最終作品。其本意是研究李白杜甫的文學關系，進而結合時勢與流俗，并萌動喜做反面文章的豪情而論及杜甫，又進而研究李白——這大概是郭沫若著書的思路與心路歷程。

從書的具體內容看，李白部分敘述連貫完整，更像側重事功成敗角度著眼的李白人生傳記，和郭沫若許許多多的新編歷史劇的寫法、才氣都相仿佛，讀之亦令人慨嘆大有郭氏風采。杜甫部分，則顯然有些支離破碎，以“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五大框架詮釋杜甫，鮮明呈現(xiàn)出特殊年代以降的人物認識模式。條條框框、一塊塊硬邦邦地鑄在那里。末了，加上杜甫的“死”——“嗜酒終身”和杜甫與嚴武、岑參、蘇渙的交往。顯然，如此“解”杜甫，既不是理解，也不完全是情解，倒有點肢解的魯莽滅裂，即郭沫若自己所謂的他人對他的批評——生吞活剝的“偏愛李白”而來的“挖空心思”[11]。就文本閱讀感覺而言，李白部分的清通爽快與杜甫部分的疙疙瘩瘩，李白部分的理解之同情與杜甫部分的挖空心思的責難戲謔，前者的文采風流、嚴謹理性與后者的捉襟見肘、強逞學問，構成了鮮明的對比。盡管二者在細部上皆有學術功力和才情在焉。

于是《李白與杜甫》分成了兩部分。一方面，文字里面對李白與杜甫的抑揚頓挫，固然可以世俗化地理解為郭沫若對二者的情感與思想的認同與傾向，所謂揚李抑杜之類的二元對立選擇。另一方面，李白與杜甫之間的關系是否屬于二元對立，這是一回事。而李白、杜甫與郭沫若三者的關系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暮年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要害和重心，要乎是處理后面這一種關系，而并非過多去關注和辯論前者——即眾說紛紜的李白與杜甫之間的抑揚頓挫。當然，對于諸多關于郭沫若此書乃奉命寫作、揣摩他人心意的批評，在特殊年代里，乃至在浸淫數(shù)千年的曲學阿私或阿公的氛圍中，人們也完全有理由展開各色聯(lián)想，甚至予以各種理解與批判。但退而思之，八十高齡、處于人生末端的垂垂老者郭沫若，經(jīng)歷過那么多時代風雨洗禮的他，真的居然會為此目的而花費如此心力去寫一本念茲在茲的著述嗎？個中邏輯也頗費思量，總是義有未安。畢竟對郭沫若而言，寫一首、數(shù)首乃至數(shù)十首表態(tài)詩，遠比在人生末端花費數(shù)年寫一本書要輕松愉快得多吧？須知郭沫若可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置身獄中的瞿秋白眼中禁得起“時代的電流是最強烈的力量”的“勇猛精進”[12]的人物。

我認為，《李白與杜甫》的寫作中，郭沫若看重的應該是如何處理“我”與李白、杜甫的“三人行”，而非其它。李杜二者，對于郭沫若來說，事實上并非既生瑜何生亮的關系。李杜二者的對立或者統(tǒng)一，這種簡單化庸俗化的思考，對郭沫若而言，即便不是徒增煩惱，多少也算是浪拋心力。更準確的考量，郭沫若期待的應是“吾與我周旋”[13]情境下對“我”、李白與杜甫三位一體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郭沫若寫作此書，更為趨向于兼集李杜于一身、舉杯邀李杜、對飲成三人的自我精神漫游與沉思。如果是這樣，那么暮年郭沫若對自己與李白、與杜甫三者之間的間性思考，則更多是人生意味上的精神通觀與智慧達觀。如是，《李白與杜甫》的寫作就不僅僅是歷時性的時代產(chǎn)兒，更是共時性的對郭沫若暮年鳳凰涅槃式的沉思。

從文本細讀中，我們更有理由相信，郭沫若寫杜甫時，是以學術研究的態(tài)度寫出了沒有研究水準和心態(tài)的文字，乃至于劉納一再感慨“我感到了切實的悲哀：我們第一流的學者竟煞有介事地打著這樣無聊的筆墨官司。”[14]全書頗多嬉笑怒罵、假亦真時真亦假的質素。寫李白時，以寫傳記的態(tài)度寫出了頗有研究水準和傳記才華的文字，盡管里面自然也有不少莊諧互現(xiàn)、笑中帶淚的包袱。也就是說，這兩部分是互為參商、互相參照的。在杜甫里面寫不出來、不好寫出來的內涵，在李白部分則淋漓盡致地得到了發(fā)揮。在李白部分愛屋及烏的成分，在杜甫部分中自然就無法踵事增華了。李白與杜甫，在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中是與郭沫若形成參照與對話的，分別與郭沫若想象中的自己呈現(xiàn)出互文性質的三對矛盾，“對影成三人”、“相看兩不厭”，真有所謂歡喜冤家之感。更重要的是，這三對相輔相成的雙子星，在書中也不過是替現(xiàn)實中的郭沫若唱雙簧。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這才是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用一句有點繞的話說，這其間的關系，應該是郭沫若與李白與杜甫的關系，是“與”而不是“和”，均并非簡單的并置而論，而是帶著感情與認同判斷的選擇、理解與同情。一個“與”字，道出了暮年郭沫若撰述《李白與杜甫》的真實情緣與思想關契。

由此可見，暮年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既有“人生總結說”和“情感寄托說”的成分[15]，但又不限于此，還應有大時代走過來的他對人生、歷史、藝術的貫通與審視，以及他對自我角色的反觀與沉思。正如書中所寫的“不僅僅在惜花，而且在借花自惜”、“語甚平淡，而意卻深遠，好像在對自己唱安眠歌了。”[16]

二

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出版后，1972年茅盾和周振甫就在往來書信中論及此書。茅盾認為“郭老《李白與杜甫》自必勝于《柳文指要》，對青年有用。論杜稍苛，對李有偏愛之處。論李杜思想甚多創(chuàng)見”，周振甫“深以公論為然。郭書確實勝于章書遠甚，確有偏愛。” [17]惲逸群認為“一掃從來因襲皮相之論”[18]，蕭滌非則指出其“曲解杜詩”“誤解杜詩”[19]。可以見出，移步換景與移形換影，無論正反意見，都承認了郭沫若此書關于李杜的相關識見的“新異”，其差別只是認可或不認可這種“新異”：認可則為“創(chuàng)見”，不認可則為“曲解”“誤解”。

因此，即便最低限度來看，暮年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其目的也應該是有所見、有所識。參酌其文史修為，郭沫若當然有這種自信、能力和底氣。故而郭沫若才會在答復讀者對此書的疑問時說：“杜甫應該肯定，我不反對，我所反對的是把杜甫當為‘圣人’，當為‘它布’（圖騰），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20]言下之意，郭沫若認為自己對李白和杜甫都有自己一得之見，有自己反“不求甚解”的獨到之解，也有自己反“太求甚解”的為學知止。也許是強作解人，也許是以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但都不妨是隔代同音，乃至于曲徑通幽，都算是“求甚解”。既然是求解，則既可解人，但也可能是自解。既然是將李白、杜甫這兩大詩人和自己“與”在一起，郭沫若顯然是在求解覓知音。

好誰惡誰，揚誰抑誰，本來就不應當是暮年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的根本動機，起碼不必是唯一動機，那終歸不是“與”。對哪個具體詩人的好惡，對暮年郭沫若而言，已經(jīng)算不上是一件多么有價值和意義的事情。況且，通過這種表態(tài)來附和某種或某個人對李杜的愛好與意見，遠沒有郭沫若以其它方式的贊美來得直接爽快。暮年郭沫若并不糊涂，素來亦非忸怩之人，他也沒有必要那么曲折地再以此增加自己的什么分量。郭沫若要寫一本能將李白、杜甫和自己“與”在一起的書，無疑是有寄托的，不過所寄托之物，應該主要不是在別處和高處，而是他自己的靈魂和精神深處的幽思與寂寞。

郭沫若曾說：“唐詩中我喜歡王維、孟浩然，喜歡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歡杜甫，更有點痛恨韓退之。”[21]郭沫若又說：“把杜甫看成人，覺得更親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遠了。”[22]郭沫若喜歡李白，不甚喜歡杜甫，喜歡杜甫的詩和人，不喜歡被尊為“神”和“圣”的杜甫，這與《李白與杜甫》不矛盾。在唐詩中的杜甫和李白，郭沫若有喜好揀擇。但這并不影響郭沫若在藝術時空的沉思和人世存在的叩問維度里，將李白、杜甫和自己“與”在一起對話、游目騁懷。

論唐詩必然關涉李杜，但論李杜則未必一定要牽扯唐詩。拘泥于前者，便有抑揚頓挫、區(qū)分彼此的分別心和偏執(zhí)出位之思。豁通后者，則更多是古今同一的會通與當下之思。“和”還是“與”，是為人之學還是為己之思，在我看來，這才是如何理解暮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寫什么的關鍵。誠然，對于李白和杜甫，郭沫若各有所欲，也各有所“與”。例如，在“關于李白”這一部分里，郭沫若對于李白“世人皆欲殺”的“人生污點”，頗有幾句慨而嘆之的寥寥數(shù)語：

受人譏評，在李白是理有應得。但陸游的譏評，說得并不中肯。李白那兩句詩是在譏刺趨炎附勢者流，何以譏刺了趨炎附勢者便應當“終身坎壈”？[23]

趨炎附勢固然不算是美德。但縱覽人世滄桑，那又何嘗不是普遍人性與世態(tài)呢！李白自己也有趨炎附勢之舉，他偏偏有時又犯點傻氣和癡氣，居然弱弱地去譏刺趨炎附勢者流，這不過恰恰說明了他還始終是個詩人，而非庸人。而更加趨炎附勢者的人，反而振振有辭地去苛求不那么趨炎附勢的人，去譏刺那偶爾不得已而趨炎附勢的人，這是否又有點以質變笑量變呢？郭沫若話中有話的代為說項，雖有逆時俗翻新語的味道，其實不過是堅持了一點點微弱的詩人赤子之心和樸素的勇氣罷了。而正是在此類有些擰巴的話語邏輯中，我們也才隱隱約約看到了不被時代和俗流完全淹沒的郭沫若，那個舉世滔滔之下有點懦弱而自知理屈的郭沫若。但他始終是那個敢于在時代激流中傲立潮頭的、寫出《女神》和《天狗》、寫出《屈原》和《試看今日之蔣介石》的郭沫若。或許在這個意義上，郭沫若應該想說的其實就是“李白就是我”。以至于在寫完“李白長流夜郎前后”——即辯說李白的人生軌跡之后，郭沫若心有戚戚，非常感慨而自信地說：“實際上如果仲尼還在，未必肯為他‘出涕’；而‘后人’是沒有辜負他的。他的詩歌被保留了一千多首，被傳誦了一千多年，‘后人’是沒有辜負他的。”[24]

對詩人的偏愛，是郭沫若論李杜的本質與初衷。哪怕在刻意抑杜的筆墨里，郭沫若也清醒保有這一底線。他憤憤于杜甫的“功名心很強，連虛榮心都發(fā)展到了可笑的程度”[25]，但仍舊說“杜甫畢竟只是詩人而不是政治家。作為政治家雖然沒有成功，但作為詩人他自己是感到滿足的。”[26]當然，差別也是明顯的。郭沫若說杜甫作為詩人是“自己感到滿足的”，而李白則是“‘后人’是沒有辜負他的”。

俗世中，一時一事的公平固然很重要。但更久遠的是歷史和人世評說的公正。郭沫若對李白的俗與不俗,顯然有自己諸多的哀其不幸與怒其不爭，甚至有愛屋及烏的掩耳盜鈴、曲為之辭與強為之辭。譬如對《為宋中丞自薦表》的那一番七彎八繞的考證，以及對李白與永王李璘的關系疏證，等等。郭沫若的一番苦心、滿腔幽緒，既是為了那個因為“又庸俗而又灑脫”而“之所以為李白”[27]的李白，當然也是為自己。

為“飄然思不群”的李白“洗白”，固然是有著郭沫若“與”李白的一腔幽情在焉。不僅如此，郭沫若在“關于杜甫”的部分，同樣也為挖掘杜子美的“不美”部分而搜腸刮肚。這難道不也正是一腔幽情在焉的另一種呈現(xiàn)么？精神分析所謂“反向形成的精神防御機制”[28]，大概也就是這種。此類例子數(shù)不勝數(shù)。郭沫若對杜甫“三重茅”的考證與責難固然不必再說，郭沫若論及杜甫與陶淵明的選擇性接受同樣耐人尋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這一部分與郭沫若“另類”論李白的趨炎附勢一節(jié)，堪稱前后呼應、相映成趣。

郭沫若從杜甫詩文中鉤稽杜甫對陶淵明的態(tài)度，他認為“杜甫對于陶淵明卻有微辭。雖然他也肯定陶淵明的詩”、“盡管杜甫對自己的二子宗文、宗武，比起陶淵明對其五子還要加以關懷，但他卻坦然對于陶淵明加以譏刺。”、“看來杜甫不承認陶侃的一族真正是陶唐氏的后代……據(jù)此，可見陶淵明自稱為堯皇帝的后人是出于假冒，這也暴露了陶淵明的庸俗的一面。……杜甫雖然沒有明說陶淵明假冒，而在實際上沒有承認他們是同族。這也可從反面來證明杜甫的門閥觀念是怎樣頑強，也同樣證明杜甫的庸俗更遠遠在陶淵明之上。”[29]郭沫若的邏輯很有意思，他論列杜甫庸俗，原因就是他發(fā)現(xiàn)比陶淵明更庸俗的杜甫居然“坦然對于陶淵明加以譏刺”，譏刺難得庸俗一下的陶淵明的“庸俗”。

艱難時勢，特殊的詩人，特殊的話頭，綿密心曲如此，這件事本身就足以令人一唱三嘆。正如郭沫若在敘說李白時所表達的——“只是把地上的舞臺移到了天上或者把今時的人物換為了古時，在現(xiàn)實的描繪上，加蓋了一層薄薄的紗幕而已。”[30]所以，當我們讀到郭沫若的“杜甫比陶淵明更庸俗論”，以及郭沫若的“李白實際上沒那么趨炎附勢論”，二者真可謂異曲同工。這一出類似雙簧的左右手寫作，六手聯(lián)彈，道出了八十高齡的他對世道人心的感慨與喟嘆，真真是“賦到滄桑句便工”。于是郭沫若才會在寫到李白暮年以及《下途歸石門舊居》時一唱三嘆：

“云游雨散從此辭”，最后告別了，這不僅是對吳筠的訣別，而是對于神仙迷信的訣別。想到李白就在這同一年的冬天與世長辭了，更可以說是對于爾虞我詐、勾心斗角的整個市儈社會的訣別。李白真象是“了然識所在”了。……這首詩，我認為是李白最好的詩之一，是他六十二年生活的總結。這里既解除了迷信，也不是醉中的豪語。人是清醒的，詩也是清醒的。天色“向暮”了，他在向吳筠訣別，生命也“向暮”了，他也在向塵世訣別。[31]

傅庚生不同意郭沫若對這首詩的判斷和解釋，但卻非常明了郭沫若解詩的邏輯與意圖，他說：“李白的好詩盡多，似乎不宜評此詩為李白最好的詩之一。只為過分地強調了‘覺醒’，又把此詩做為表現(xiàn)覺醒的典型，才說成‘總結’，譽為‘最好’。”[32]

三

已然暮年的郭沫若，偏偏要寫一本《李白與杜甫》的書，既要力挽流俗、抗拒定見，又要力避過猶不及。這樣的李白和杜甫，該怎么寫才能有“與”的相輔相成，而不是“或”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呢？郭沫若在書中早已明確說，自己不在于李杜優(yōu)劣論，而且哪怕是對于“新型的李杜優(yōu)劣論”也是要“順便加以批評”[33]。乃至全書出版時，慮及李杜二者的均衡，郭沫若甚至特意交代“‘與’字可用小號字。”[34]

從文本結構安排上看，郭沫若也做了非常精心的通盤考量。《李白與杜甫》，包含兩大部分“關于李白”與“關于杜甫”，數(shù)量篇幅相當，表述也很平實——“關于”，而不是論、評或其它。所謂“關于”，即與此相關。究竟是什么與此相關，哪些內容與此相關，如何看待和闡釋這些相關，這里面的選擇和斟酌，正是體現(xiàn)出郭沫若的識見與用心。

在郭沫若看來，他眼中的李白主要與政治活動相關。李白的政治活動，在古代讀書人的世界與人生軌范里，不過是極為經(jīng)典而稀松平常的日常生活。所謂“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35]劉納將其看作郭沫若寫的李白人生傳記，也許正是因為有此內蘊連通在焉。郭沫若眼中的杜甫，他認為與其緊密相關的，則是杜甫的出身與思想。于是，郭沫若用了一系列彼時代里認識和分析人物最經(jīng)典的標簽、符號與模式語匯來定位杜甫——“階級意識”“門閥觀念”“功名欲望”“地主生活”“宗教信仰”。不僅如此，郭沫若還由此及彼，連帶勾勒出了杜甫“集團”的核心人物——嚴武、岑參和蘇渙，從一“個”到一“群”，從杜甫到“杜甫集團”。

從文本結構上看，李白與杜甫這兩部分，是花雖兩朵，各屬異枝。李白部分詩情飽酣，頗多人生況味上的理解與同情。杜甫部分則強詞奪理，險中求勝，更著意于劍走偏鋒策略上的新異奪目。

從行文思路事實上，“關于李白”與“關于杜甫”兩部分其實并不對等，風格差異不說，思路完全迥異。寫李白，一通行云流水的曲折，最終落腳于李白的“覺醒”。研杜甫，則時代色彩強硬的符號化裂解拼貼，另加上“杜甫與嚴武”、“杜甫與岑參”和“杜甫與蘇渙”的交往來湊份，最終來了個“嗜酒終身”的“死”。郭沫若以這種對比鮮明的章節(jié)標目的形式，呈現(xiàn)自己對李白與杜甫的關系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對李白與杜甫的人生風采差異的判斷——詩歌李白與杜甫詩歌。而由詩歌而解李白人生，李白牽扯的是詩人與政治，是文人與政治的糾葛；由杜甫人生而解詩歌，杜甫拘牽的是詩歌與政治，是文藝與政治的互滲。此二者理解進路的差異，恰恰是郭沫若、李白、杜甫三者的“與”和“不與”的關節(jié)處和纏繞所在。

這樣的《李白和杜甫》當然是郭沫若的，也是郭沫若式“新編歷史劇”的一貫風采。然如果就此完篇，此書就不叫《李白與杜甫》，而是郭沫若論李白與杜甫了。這當然不是郭沫若的全部構想。于是郭沫若在“關于李白”部分的最后一節(jié)，寫了“李白與杜甫在詩歌上的交往”。事實上，“詩歌上的交往”——這才是李白與杜甫所以能“與”和長期得以并置而論的關鍵，也是郭沫若試圖和李杜相與并論的心有戚戚之所在。如果沒有這一點，李白和杜甫的有機聯(lián)系不過就是歷史時空而已。也正因為有詩歌交往，李白與杜甫的聯(lián)系就是詩歌的，郭沫若著《李白與杜甫》就更是文學的而非歷史的。進一步說，這件事本身就是詩，這正如羅蘭· 巴爾特所言,“當政治的和社會的現(xiàn)象伸展入文學意識領域后, 就產(chǎn)生了一種介于戰(zhàn)斗者和作家之間的新型作者, 他從前者取得了道義承擔者的理想形象, 又從后者取得了這樣的認識，即寫出作品就是一種行動。”[36]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也正因為這點聯(lián)系所生成的精神脈絡和精神空間，可以極為寬容而妥貼地安放著郭沫若自己的人生況味與精神歸家。暮年郭沫若很清楚這里的關節(jié)和纏繞，因為他自己正是兼有李白情境和杜甫情結的時代詩人、摩羅詩人。李白與杜甫的詩歌交往的歷史、藝術事實，讓他在《李白與杜甫》的寫作中，找到了自己可以在現(xiàn)實和歷史、現(xiàn)實與浪漫、政治與詩歌、超邁與庸俗并存兼容的節(jié)點。

魯迅曾批評郭沫若是“才子+流氓式的”[37]。倘若中性來看，郭沫若的確既有才子的豪情狂妄與意氣，也有與時代叛逆的“流氓”斗膽與不羈；既有李白式的逸興紛飛的天縱英才，也有杜甫咀嚼低徊式的后天苦習而來的才華；既有李白式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期待與自信，也有杜甫的憂黎庶官僚的努力、堅忍與執(zhí)著。可以說，郭沫若是李白與杜甫兩種情懷、才華與際遇都兼?zhèn)涞漠敶娙恕舳裕畎着c杜甫都是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所謂頓挫高低。為此，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特別在乎李杜的等量齊觀。這也是郭沫若的最大心結——他享受的是“我”在李白與杜甫的關系中共榮共存，而非有所側重與揀擇。為此，書中有一個細節(jié)尤其可以見出郭沫若對李白、杜甫的平視強調之意，那就是在“李白與杜甫的在詩歌上交往”一節(jié)所寫到的：

李白雖然年長十一歲，他對于杜甫也有同樣深厚的感情。但他有關杜甫的詩不多，只剩下四首……前人愛以現(xiàn)存詩歌的數(shù)量來衡量李杜感情的厚薄，說杜厚于李，而李薄于杜。那真是皮相的見解。[38]

此類對李白杜甫等量齊觀的強調，郭沫若在論及李白的《戲贈杜甫》時又再次拈出，并說這首詩長期被認為是李白“戲杜甫”的證據(jù)——“這真是活天冤枉”[39]。在《李白與杜甫》里，“活天冤枉”大概算是郭沫若最強烈的憤懣了。也許正是前人乃至于近時專家一直在、仍舊在抑李揚杜，郭沫若偏要二者平視通觀，于是造成了人們一種《李白與杜甫》的“揚李抑杜”的感覺。事實上，人們注意到了郭沫若對李白的揄揚，卻沒有注意到他對李白與杜甫二者均衡性的強調、聲明和重視。而大量關于此書此事的研究、闡釋和評價，恰恰是牽扯了李白與杜甫二者的非此即彼、厚此薄彼。

郭沫若只有一個，李白式的、杜甫式的，都是郭沫若。人的一生的理想境界，應該是完成了自己，而非撕裂了自己。倘若強作解人，非要在一個完整的人中揀擇出各人所需要的郭沫若，那正如非得在李白與杜甫之間站隊列，真是“活天冤枉”——“未免冤枉了李白，也唐突了杜甫！” [40]，當然也糊涂了郭沫若。

一言以蔽之，暮年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寫的是李杜兩大類詩歌、兩種人生與兩種接受史里面諸多的“與”和“不與”，更抒發(fā)了郭沫若充滿張力的自我反思與理解、認同的暮年情懷。小而言之，不管后人如何臧否這部書，平心而論，都應該承認它是一部特別的書，如張煒所說：“年近八旬的郭沫若先生出版了這部著作，雖然引起來諸多爭論，但直到今天來看也是別有價值的。因為它里面沒有堆積永遠不錯的套話，而是多有創(chuàng)見和發(fā)現(xiàn)。”[41]大而言之，此書傳達了郭沫若“曾經(jīng)滄海難為水”之幽思、幽情，更是一種“吾與我周旋，久自成一家言”[42]、自我完成的絢爛之平淡的情懷心境。《李白與杜甫》，不僅是是郭沫若的李白觀與杜甫觀，更是他暮年借花獻佛式的自我通觀與反思、確證，是“一場有關自己輝煌和凄涼人生的潛對話”[43]。郭沫若用這種奇崛而平實的寫作方式，不動聲色地呈現(xiàn)了一個時代，更完成了自己。這是他戎馬倥傯而又狂傲卑微一生的總結、回望與暢想，卻也成就了一次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史上都罕見的人與文、學術與文學、古與今貫注融通的互文性寫作。

注釋：

[1] 周恩來：《我要說的話》，《新華日報》1941年11月16日。

[2] 韓毓海：《<李白與杜甫>：誰解暮年郭沫若？》, http://www.m4.cn/space/2012-03/1155009.shtml.

[3] 楊勝寬：《<李白與杜甫>研究綜述》，《郭沫若學刊》2009年第2期。

[4]《60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600本書》：伍旭升，島石主編，中國書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3-17頁。

[5] 20世紀80年代初，夏志清在《重會錢鐘書紀實》一文中這樣敘述：“郭沫若為什么要寫貶杜揚李的書(《李白與杜甫》)，我一直覺得很奇怪。錢鐘書言，毛澤東讀唐詩，最愛‘三李’——李白、李賀、李商隱，反不喜‘人民詩人’杜甫，郭沫若就寫了此書。”（夏志清：《新文學的傳統(tǒng)》，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第275-276頁）。桑逢康說：“迄今為止，沒有任何確鑿的過硬的材料，能夠直接證明郭沫若寫《李白與杜甫》，是為了迎合甚至秉承毛澤東的意旨。”（桑逢康：《郭沫若人格辯》。見李怡、蔡震編著:《郭沫若評說九十年》，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0年版，第166頁。）郭沫若的女兒郭平英說：“我認為是一部學術著作，但偏巧郭老的觀點和主席相同，可能使這個問題復雜了。”（此話多系輾轉傳抄，并無出處，如前引韓毓海文及.吳波的《<李白與杜甫>：誰解暮年郭沫若？》（《廣州日報》2010-06-12）。然在所見及的郭平英公開訪談報道中沒有這句話，見呂莎：《郭沫若及其時代——關于郭沫若的對話》，《中國社會科學報》2012-11-14A04版。

[6] 馮至：《杜甫傳》，人民文學出版社1952年版；傅庚生：《杜甫詩論》，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蕭滌非：《杜甫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7] 李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fā)微》，《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年4期。

[8] 傅東華：《李白與杜甫》，商務印書館 1927年10月初版，屬商務印書館的“百科小叢書”第151種。全書計十章，分別是“詩的兩條大路”、“自來批評家的李杜比較論”、“遺傳的影響與少年時代”、“‘歸來桃花巖’與‘快意八九年’”、“居長安的經(jīng)驗不同”、“人生觀的根本差異”、“同時代的不同發(fā)展”、“晚年的不幸相仿佛”、“兩詩人的共同命運——客死”、“從純藝術的觀點一瞥”。

[9] 李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fā)微》，《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17年4期。

[10] 李斌：《郭沫若<李白與杜甫>著述動機發(fā)微》。李文注明此論斷出自林甘泉、蔡震主編的《郭沫若年譜長編》待版書稿。該書現(xiàn)已出版，查該書并無此論斷。但關于此書創(chuàng)作時間的詳細情況，其所言“據(jù)新披露的材料來看，《李白與杜甫》中關于杜甫的主體部分在1967年4月11日他聽到郭民英去世的消息前已經(jīng)完成”的判斷屬實。上述相關材料，參見《郭沫若年譜長編》：林甘泉、蔡震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2097、2098、2100、2123、2220、2228-2230頁。此外，關于該書的寫作過程描述，還可見諸王錦厚和張潔宇的著作，但仍無出處。王錦厚認為：“《李白與杜甫》從1967年醞釀到1969年正式寫成，幾乎整整花了三年的時間。據(jù)了解：這是郭沫若一生中醞釀時間最長，寫作時間最長。修改時間最長而修改也是最多的一部學術著作。《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廢稿比原稿多一倍以上。這在他一生的寫作中是很少見的。”（王錦厚：《郭沬若學術論辯》,四川文藝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頁）。張潔宇在書中寫道：“據(jù)知道內情的人說，《李白與杜甫》從1967年醞釀到1969年寫成，整整用了三年的時間。這在郭沫若的寫作生涯中，是醞釀時間最長、寫作時間最長、修改時間最長并且是修改得最多的一次寫作。《李白與杜甫》一書的廢稿比定稿多一倍以上，這在他一生中也是很少見的。”（張潔宇：《毛澤東與郭沫若》,湖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1頁。）

[11]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86頁。

[12]瞿秋白：《致郭沫若》，《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2卷第418頁。《瞿秋白文集》（文學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13]（明）皇甫訪：《<皇甫司勛集>自序》。轉引自（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頁。

[14]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4期。

[15]劉納：《重讀<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學刊》1992年第4期；劉海洲：《時代的反諷 人生的反思——論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文藝評論》2011年第2期；王琰：《<李白與杜甫>：悼己、悼子、悼李杜的三重變奏》，《福州大學學報（哲社版）》2013年第4期；謝保成：《寫<李白與杜甫>的苦心孤詣》，《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2期。

[16]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31-132頁。

[17] 上海圖書館中國文化名人手稿館 編:《塵封的記憶：茅盾友朋手札》，文匯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

[18] 惲逸群：《惲逸群遺作選——關于<李白與杜甫>致郭沫若書》，《社會科學》1981年第2期。

[19] 蕭滌非：《關于<李白與杜甫>》，《文史哲》1979年第3期。

[20] 郭沫若：《郭沫若同志就<李白與杜甫>一書給胡曾偉同志的復信》，《東岳論叢》1981年第6期。

[21] 郭沫若：《少年時代·我的童年》，《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11卷第41頁。《郭沫若全集》（文學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

[22]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后記》。郭沫若：《讀〈隨園詩話〉札記》，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第96頁。

[23]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58頁。

[24]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33頁。

[25]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 255頁。

[26]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58頁。

[27]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4頁。

[28] [英]奈杰爾·C.班森：《心理學》，徐苗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 2016年版，第55頁。

[29]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237-238頁。

[30]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84頁。

[31]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54-155頁。

[32] 傅庚生：《李白<下途歸石門舊居>散繹》，《唐代文學》第1期第189頁。《唐代文學》第1期：西北大學《唐代文學》編輯組編輯，西北大學學報編輯部1981年版。

[33]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82頁。

[34]《郭沫若年譜長編》：林甘泉、蔡震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10月版，第2220頁。

[35] (元)無名氏雜劇《龐涓夜走馬陵道雜劇》的“楔子”：“自古道：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見《無名氏雜劇選》：張純道選注，安徽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53頁。

[36][法]羅蘭·巴爾特：《符號學原理》，李幼蒸譯，北京三聯(lián)書店1988年版，第76頁。

[37] 魯迅：《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全集》第4卷，第303頁。《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

[38]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59頁。

[39]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62頁。

[40]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2年3月第二次印刷，第163頁。

[41] 張煒：《也說李白與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頁。

[42]（明）皇甫訪：《<皇甫司勛集>自序》。轉引自（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第414頁。

[43] 張煒：《也說李白與杜甫》，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