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羅德·布魯姆（1930—2019）

一個人能完成多少原創(chuàng)性的工作，又有多少可說？當代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生前身后，都有人對他工作坊式的作品書寫和令人驚異的高產(chǎn)提出質(zhì)疑。但或許沒有人能夠質(zhì)疑布魯姆對文學的熱愛、他對如此多作品無人能及的理解與掌握。

2019年10月14日，當代最重要的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在紐黑文去世，享年89歲。

哈羅德·布魯姆的著作多年來一直有著兩極化的評價，許多人認可他是“半個世紀以來最有趣的文學評論家，也是最變化多端的……集學者、教授、批評家、散文家、詩人以及檄文作家為一體的獨特人物”；當然也有許多年輕后輩稱他為“過時、古怪的人”。

幾年前，布魯姆在一次采訪中被問到“為什么放棄為學界寫作”，他說：“我至今對所謂高等院校里發(fā)生的事情非常反感，從1969、1970年開始。最終我停止研究生教學，相當于被趕出了耶魯大學英文系，我變成了一個人一個系。我不想?yún)⑴c這種瘋狂，認為性取向、民族認同、膚色、性別是理解詩人、劇作家、小說家的關(guān)鍵。就算他們這么說，我還是非常老派。我不是一個現(xiàn)代主義者。20世紀最偉大的作家，不是詩的，而是散文的。將喬伊斯、普魯斯特、貝克特、卡夫卡稱作現(xiàn)代主義者是很荒唐的，他們的力量仍然來源于荷馬傳統(tǒng)。”

不過，對于布魯姆的質(zhì)疑還有來自另一個方向的。八年前，評論家卡林·羅馬諾（Carlin Romano）曾在《高等教育紀事報》對布魯姆發(fā)起猛烈抨擊，將他形容成以量取勝的掛名文學評論家。文中寫道，如果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圖書館主目錄搜索欄搜作者“Bloom，Harold”，會出現(xiàn)846個條目。絕大部分都是他為切爾西出版社編寫的針對文學作者的批評文集，每一個都標注了由哈羅德·布魯姆“編輯和撰寫導語”。

布魯姆將目光落到了A.E.豪斯曼、阿加莎·克里斯蒂、阿爾貝·加繆、阿道司·赫胥黎、亞歷山大·蒲柏、亞歷山大·普希金、阿爾弗雷德·丁尼生、愛麗絲·門羅等等作家身上……而這僅僅只是部分以字母A開頭的作家，如果一直梳理下去，羅馬諾表示恐怕他都不需要自己為此文寫點什么了。而且，這還不包括布魯姆對特定文學作品的評論。以字母A開頭的有：埃斯庫羅斯的《奧瑞斯提亞》、艾倫·帕頓的《哭吧，親愛的祖國》、加繆的《局外人》、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亞歷克斯·哈里的《馬爾科姆X的自傳》、蒲柏的《秀發(fā)遭劫記》以及艾麗絲·沃克的《紫色》等。

除此之外，布魯姆還編過某些文學類別的評論文集，包括《非裔美國詩人評論集》《美國與加拿大女性詩人：1930年至今》《美國小說：1914—1945》《美國自然主義》《美國詩歌：1915—1945》《美 國 詩 歌：1946—1965》等等。

為何布魯姆能如此高產(chǎn)？羅馬諾舉出以下三個原因。

首先他認為，1980年代，布魯姆教授可能想要賺更多的錢，而切爾西出版社正好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他們明白布魯姆的名字就是金字招牌，可以確保圖書銷量。布魯姆在紐黑文他自稱的“工廠”中，雇了16名全職員工及大量的研究生，最高峰時期，布魯姆一個月可以出15本書，一周出三篇導語。

其次，布魯姆教授有著異常大的腦容量以及奇特的閱讀習慣，外界曾流傳“神話傳說”，說布魯姆教授一小時可以看1000頁書，對此，他作過回應，表示他其實一小時只能讀400頁 （也是常人難以企及的速度），這也就表明他對所有他編輯的評論集中涉及的作者、書籍、文學類別都有足夠詳細的了解，以確保他的產(chǎn)出是精彩絕倫而非庸俗淺薄的。

第三，布魯姆相信他的多產(chǎn)可以提高他在學術(shù)界的聲譽，樹立重要地位。布魯姆已經(jīng)享有很高的地位了——他是耶魯最高等級的斯特林教授、麥克阿瑟獎獲得者，他出版了《誤讀圖示》（A Map of Misreading）和《卡巴拉與批評》（Kabbalah and Criticism）這些重要作品——這可以讓他為自己接下來的作品創(chuàng)造更高的可信度。

羅馬諾寫道，如果對上述第一個原因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去查閱刊登于《紐約雜志》《紐約時報》和《巴黎評論》上有關(guān)布魯姆教授生平傳記的文章。然而隨著布魯姆《影響的剖析：文學作為生活方式》（The Anatomy of Influence:Literature as aWay of Life)一書的出版，其他兩個原因或許就顯得更為重要了。

在《影響的剖析》的開頭部分，布魯姆表示此書是對他1973年出版的頗具爭議的《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做補充更新。書中布魯姆一共對30位作家進行了點評，雖然這些作家他之前都評論過，并且其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關(guān)于莎士比亞。布魯姆表示，在他的寫作與學術(shù)生涯中，莎士比亞一直是他的“癡迷關(guān)注”，與愛默生共同享有神一樣的地位。在羅馬諾看來，這部作品的潦草馬虎在開頭30頁就顯現(xiàn)出來了，布魯姆一直在重復地稱此書是其“對影響過程的最終描述”“他的最后的陳述”“天鵝之歌”以及“對影響的最后反思”等等。

布魯姆自稱的補充更新在羅馬諾看來未必站得住腳。布魯姆已經(jīng)不止一次地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說過這些觀點——他早期對哈特·克萊恩和威廉·布萊克的喜愛，對塞繆爾·約翰遜的欣賞，他堅持認為文學就是生活本身，在記憶中“擁有”了不朽的文學，他對非美學文學的反感等。特別針對文學美學，他一直明確表達了自己對“旅鼠效應者”以及“怨恨學派”的敵視，包括“女性主義者、符號學家、新歷史主義者、拉康學派、德曼學派等等”。

另外，羅馬諾指出布魯姆一些想要引起人們注意的觀點也已是陳詞濫調(diào)。像這一段：

21世紀的美國正在衰落。如今再來讀吉本作品的最后篇章令人感到害怕，因為我們可以從吉本筆下羅馬帝國的命運看到自小布什至今的美帝國的模樣。我們已接近破產(chǎn)，發(fā)動了我們無法負擔的戰(zhàn)爭，欺騙了我們不論城里還是農(nóng)村里的窮人。我們的軍隊中有重罪犯，還有來自各國的雇傭軍，按照他們自己若有似無的規(guī)則在戰(zhàn)斗。美國過去的黑暗面仍在影響著我們。如果我們是一個民主國家，我們該如何對待顯現(xiàn)出來的，正統(tǒng)治著我們國家的財閥政治、寡頭政治，以及日益增長的神權(quán)政治？我們該如何應對正毀滅著自然環(huán)境的自發(fā)災難？我們病得太重了，已經(jīng)沒有一個作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了。當今社會中沒有像愛默生或是惠特曼那樣的人物。制度化的反文化趨勢認為個體化是過時的，甚至在大學里，都在貶低著知識分子的價值。

《巴黎評論》1990年代初曾采訪布魯姆，記者問到是誰來編輯他的作品。布魯姆的回答是：“沒有人是我的編輯，我自己就是編輯，我拒絕被編輯。”不幸的是，目前看來似乎仍是如此。

按照正式說法，布魯姆的《影響的剖析》重新評價了《影響的焦慮》一書。《影響的焦慮》曾被詩人霍華德·奈莫洛夫痛斥為“一派胡言”，書里認為當今所有的詩人都被早期詩人嚇倒，即便是當今最優(yōu)秀的詩人也為了原創(chuàng)性而致力于“誤讀”前人的作品。然而，布魯姆稱《焦慮》一書是“關(guān)于詩歌的簡潔、精辟的理論，脫離于除了文學傳記以外的所有歷史而存在”。雖然他也承認“這本書有點難讀，甚至對我來說也是如此”，因為這本書“預示著不詳”，“試圖制造一種武器以對抗朝著我的許多學生們席卷而來的思想風暴。”

將 《影響的剖析》一書視為一次回顧其早期工作的機會，將他在1967至1982年對“影響”的思考與過去十年來的公眾反應結(jié)合起來，布魯姆希望在里面可以一攬子地表達自己“關(guān)于‘影響’如何在富有想象力的文學中發(fā)揮作用的所學所想”。如今，他將 “影響”定義為“文學領(lǐng)域一種摻雜著防御性質(zhì)的愛慕”。

羅馬諾認為很難說布魯姆是否有所改變。如今很多在第一線艱苦拼搏的文人表示其實詩人大多不會太在意過去的前輩們。而布魯姆反駁道，他是在討論“文學作品中所表露出的焦慮，不管作者是否感受到焦慮”。所以這并不一定是指后世詩人的精神狀態(tài)。甚至，或許你永遠不會碰到一個作者認為自己“受到假想中的死亡威脅，或者被前世的文人們完全控制”。在這一點上布魯姆并不錯。你不必是卡爾·波普爾（認為論文必須可證偽，才能說明是正確的）才能發(fā)現(xiàn)布魯姆的問題所在。布魯姆曾表示：“當學生問我，為何偉大的作家無法自成一派，完全不受過去文學的影響？我只能回答他們，那樣做就是行不通的。”這倒是印證了詩人、文學批評家約翰·霍蘭德曾在《紐約時報》上發(fā)表的評論：“哈羅德并不特別擅長做解釋。”

羅馬諾也認為布魯姆非常擅長作些自認為“理所當然”的論斷。布魯姆一直將藝術(shù)視為“爭奪最重要地位的競爭”。而競爭、沖突是“文學關(guān)系中的核心因素”，盡管他也明白這僅僅是針對某些藝術(shù)家們而言，并非全部。他仍舊為自己“不斷制造經(jīng)典”而感到自豪。他仍舊在談論“詩人中的詩人”，“他內(nèi)心的魔鬼，作為詩人，他潛在的永生，他的神性。”

對于挑剔的文學愛好者，那些渴望讀到清晰概念、有關(guān)作家之間影響關(guān)系的令人信服的證據(jù)，以及塑造偉大經(jīng)典的哲學連貫性的讀者來說，羅馬諾覺得布魯姆讓他們失望了。甚至那些非常仰慕他作品的人也頗有遺憾。《閱讀，寫作以及哈羅德·布魯姆的影響》一書的兩位編者（Alan Rawes和Jonathon Shears）曾表示，他們的文集中必須包含“許多讀者在布魯姆著作中發(fā)現(xiàn)的他迂腐、保守、歇斯底里和愚昧的一面”。布魯姆把對文學的激情化作對各式各樣熱愛文學的人的怒火，或許他的那些批評僅僅展示了他的性格，而不是一種健康的審美判斷。當布魯姆在解釋他最為核心的觀點即作家之間的聯(lián)系時，我們得到的答案也是隨心所欲的戲弄：萊奧帕爾迪對但丁和彼得拉克的“占有”是一種奇跡，而不完全是自然的；彌爾頓在哈姆雷特面前遭到了一次 “卑微的失敗”——被角色打敗而非被作者打敗。

羅馬諾認為布魯姆的上述特質(zhì)讓人不禁想到他為切爾西出版社草率寫成的導語——專橫跋扈，以權(quán)威服人。現(xiàn)在不如來看看他為佐拉·尼爾·赫斯頓所寫的導語：“文學以外的因素已經(jīng)被拿來作為作品是否能被奉為正典的考量因素，從希臘化時代一直到今天出產(chǎn)艾略特、龐德的高度現(xiàn)代化的時代都是如此。所以，如果在今天，女性以及少數(shù)族裔的作品因文學審美之外的因素而受到仰慕，我們也不必感到詫異。”布魯姆的這種說法在羅馬諾看來齷齪之極，因為布魯姆之前對赫斯頓的評價還是正面的，至少他還是喜歡她的作品《他們眼望上蒼》。然而那些不戴著歐洲精英有色眼鏡的人，難道會相信“赫斯頓真正的信仰基礎(chǔ)源于尼采的指令，即我們必須像在早晨一樣生活”？布魯姆的驕傲自大還可見于他為拉迪亞德·吉卜林所寫的故弄玄虛的評價：“吉卜林的作品是以美學家的修辭寫成，在形而上層面是非常佩特式的。”

布魯姆在他《影響的剖析》開頭提到了羅伯特·伯頓17世紀的文學經(jīng)典《憂郁的解剖》（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或許我和伯頓的相似之處在于，我和他有著類似的癡迷。”確實，布魯姆就對愛默生萬般癡迷，拜倒在這位“康科德的圣人”的名言之下：“如果一個人無畏地將自己根植于本能，并且恪守這一信念，巨大的世界將會為他打開。”

不過，羅馬諾的文章還是在《高等教育紀事報》的論壇引起公憤：“請停止向救護車開火。”有讀者說：“盡管我經(jīng)常不同意布魯姆的看法，但我仍然從他的書中學到很多知識，我經(jīng)常會跳出他的書本，認真思考他的建議，評估他的觀點，結(jié)果都會獲得很多思想上的重塑，這是一種高質(zhì)量的智力鍛煉，所以我認為布魯姆是當今最有價值的、雖然不是最被認同的知識分子之一。而相比之下，羅馬諾的文章令人厭惡，粗魯而缺乏有價值的觀點。抨擊別人往往是容易的，困難的是擴展自己的思路，制定和檢驗新的觀點、方法論以及理解。”

還有讀者表示：“這篇文章觀點淺薄。作者忽視了有關(guān)布魯姆的兩個最重要的事實，即布魯姆知道如何閱讀，以及他無懼于發(fā)表自己的觀點。如果我的研究生們也有同樣的能力，或許他們不會再告訴我海曼斯和華茲華斯一樣重要（其實他們絕大多數(shù)的作品我的研究生們都沒有讀過）。”

也許最重要的一點是這位讀者說的：“我非常尊重卡林·羅馬諾的這篇文章。但是在這篇批判性的文章中，他只是一味評判而忽視了布魯姆理應得到的公正的贊揚——我首先會想到的就是，他對文學無盡的熱愛，他傾注其間的熱情。”

（編譯自Carlin Romano，“Harold Bloom by the Numbers”，《高等教育紀事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