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沈從文的創(chuàng)作中，始終貫穿著“美麗總是愁人的”這一詩學命題，它蘊含著作家對歷史、現(xiàn)實、人生、生命等諸多問題的藝術思考。《邊城》正是作為踐行這一命題最重要的文本，它以特有的現(xiàn)代敘事方式闡發(fā)了作者對“美令人憂愁”的認知，“美令人憂愁”又賦予《邊城》深邃、悲郁的哲學意蘊與美學風格，二者缺一不可地復原或者說是建構(gòu)了詩意、健康的生存方式。在《邊城》中，“美令人憂愁”這一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感性與人世滄桑、并且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意識分裂傾向或悖論性的命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闡釋，而生命的悲劇意蘊也正是在對這一命題的書寫、闡釋中得以深度呈現(xiàn)。“美令人憂愁”這一曾經(jīng)中斷了的詩學傳統(tǒng)，在沈從文手里得以彌合，煥發(fā)出更加奪目的現(xiàn)代光彩。

關鍵詞：生存 生命 悲劇 詩性

20世紀四十年代中期，在經(jīng)歷了民族的大苦難、大悲慟、大震蕩以及更加“豐富深刻”的人的現(xiàn)實生存與生命的體驗，使得沈從文再一次有機會沉下心來，以“清明無邪的眼……無渣滓的心”，抱著“對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為愛欲所眩目，不為污穢所惡心……也不為塵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厭煩所逃遁，永遠那么透明的看”的心境，〔1〕與人類、與民族、與生命、與自己的心靈傾心交談。其時，沈從文思考、探詢的問題很多：戰(zhàn)爭與和平、自然與生命、歷史與文化、真實與虛妄、具體與抽象、受難與祝福，以及生與死、怕與羞、愛與美……。在這諸種命題的追問中，沈從文思考最多也最具“深度”的，仍然是以一個純粹作家的視域與詩學眼光，探察和追詢“人”的存在的種種及生命的“反復無常”，而這一切，又都是在對自己過去已有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的基礎上的反顧與深化，在《水云》和《〈看虹摘星錄〉后記》等文論中，他試圖從內(nèi)外兩個方面對自己十余年來創(chuàng)作的心理和動機進行闡發(fā)，前者是對自我世界的精神分析和解剖，后者是對自己的讀著和外部環(huán)境的界說。令人吃驚或足以引人注意的是，無論是內(nèi)向的深掘還是外向的廓清，“美麗總令人憂愁”，〔2〕“美麗總是愁人的”，〔3〕“尤其是美，不能在風光中靜止。人生可憫”〔4〕等這一關于美的形而上話題屢屢出現(xiàn)。為此，沈從文還特別提醒人們注意：“我的新書《邊城》出版了，這本小書在讀者間得到些贊美，在朋友間還得到些極難得的鼓勵。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緒下寫成這個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寫它的意義。即以極細心朋友劉西渭先生的批評說來，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這個故事填補我過去生命中一點哀樂的原因。”〔5〕顯然，這些感慨真切地坦露出沈從文多年來在“理性”、“情感”、“必然”、“偶然”、“歷史”、“現(xiàn)實”當中苦苦掙扎的生命情狀，也將其深重、持續(xù)的危機感、焦慮意識凸現(xiàn)出來。實際上，這種矛盾、分裂的心理早在此前面世的《邊城》中已尤為明顯地投射出來。在《邊城》中，“美令人憂愁”這一蘊含著深刻的歷史感性與人世滄桑、并且本身就包含著巨大的意識分裂傾向或悖論性的命題，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闡揚，而生命的悲劇意蘊也正是在對這一命題的書寫、闡釋中得以深度呈現(xiàn)。它使《邊城》最終得以超越愛情故事的表層，在“哲理與詩性”的精神空間拷問歷史和生命的真意義與真價值，也成為了反映沈從文心理現(xiàn)實最重要的文本。

一

就文學形態(tài)而言，中國文學歷史上雖然沒有產(chǎn)生出像希臘悲劇那樣的嚴格意義上的悲劇，但中國詩學卻從來都不缺乏悲劇意識、悲劇情懷以及那種別具一格的對于社會、歷史和現(xiàn)實的悲劇性進行認識、結(jié)構(gòu)和把握的文學藝術作品。所謂悲劇意蘊，往往就是從這些具體的藝術創(chuàng)造中透射出來的。中國文學史上，表現(xiàn)“憂”、“愁”情感意識的作品是建構(gòu)中國抒情文學傳統(tǒng)及其悲劇精神的強有力的一脈。“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憂愁不能寐，攬衣起徘徊”；“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愁愁更愁”；“試問閑愁多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這些“憂”“愁”雖然有其特定歷史時期與個人遭際的具體內(nèi)涵，但究其情感形式，卻較為相似，即由對存在的執(zhí)著與渴望、對生命的質(zhì)詢與感悟而生就的，有時甚至表現(xiàn)為一種無特定對象的、非理性的憂患意識和悲劇性體驗。它使這些“憂”“愁”溢出了特定時代的限囿，表達出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人類意識和悲劇意識。

同樣，沈從文的“美麗總令人憂愁”，也屬于一種“生存與生命”的憂思，它在情感體驗和悲劇意識的自覺上與上述情感形態(tài)并無多大的區(qū)別，表現(xiàn)的都是對美麗的生命或事物易于毀滅、變化無常、不能長存的擔憂和傷感。在沈從文眼里，“美”的范圍極為寬泛，“我過于愛有生的一切，……因為在一切有生中我發(fā)現(xiàn)了‘美’”。〔6〕這種美，可以是自然之美，是人情、人性、人倫之美，在終極的意義上，還應該上升到生命之美。對此，我們可以從情感、哲學及美學等諸多維度和層面來把握這個命題，它至少應該包括以下內(nèi)涵：首先，湘西（少數(shù)民族）苦難深重的歷史與現(xiàn)實生活的坎坷，都使耽于幻想、感情豐富而又敏思的沈從文，無論是在直覺上還是理智上都意識到“美”的脆弱和易逝，同時恰恰是因為“美”的易于毀滅，這一認知也就宣告了美的不可長存以及追尋的痛苦與傷感，這又往往會使人在遇見任何美的事物時，都在內(nèi)心深處生發(fā)出對其前途未卜的命運的憂懼和擔心；或是在追憶往昔的美好時，對于美的不可停留、“不能靜止”產(chǎn)生濃重的感傷。這就產(chǎn)生了難以避讓的矛盾，并且這矛盾有可能循回往復——正像王國維曾經(jīng)遭遇過，而最終也未能解決的“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的哲學難題與人生困境——對于人世間美的極度熱愛的情感，與理性看待美的歷史與未來，發(fā)生了尖銳的沖突。這一沖突應該也是沈從文對現(xiàn)實永遠所持悲觀態(tài)度的重要原因——面對美，無論你在理智與情感間選擇哪一個，似乎都不能使人得到快樂，這也就使沈從文陷入了兩難境地，不管是在哲學層面還是詩學層面。當然，能夠陷入這種矛盾本身，正表明了沈從文作為一個哲思與詩性氣質(zhì)兼具的作家面對生命和人性之美時，在情感上的真誠、執(zhí)著與認知上的深刻。

而正視、接受進而揭示這種矛盾，則需要勇氣。因為它不僅暴露出生活中的不完美，比如人在生活和命運面前可能遭遇到的無能為力的境遇，比如生命過程中全部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由之造成的混亂性和偶然性，正像這一意識領域的社會歷史形態(tài)、生活現(xiàn)實所呈示給我們的那樣，——同時也要求我們?nèi)ブ泵妗⑻魬?zhàn)它。另外，它的意義還在于，從哲思的層面標識出一種現(xiàn)代的眼光和真正現(xiàn)實主義的態(tài)度。實際上，與沈從文同時代的那些極具現(xiàn)代性的世界級作家卡夫卡、昆德拉、格里耶以及哈維爾等都在形而上的思索中嚴峻地拷問過人類現(xiàn)實生存境遇中的悖謬性存在，而在中國民間的生存智慧中，這種偶然性和混亂性則常常被解釋為“命運”或“天意”。西方作家揭示這種生存困境的目的是要引導人們更好地把握它從而清醒強大地活下去；而中國傳統(tǒng)的這種認知信仰卻只是讓人們渾噩地屈服于命運并受其擺布，不作抗爭。二者最根本的區(qū)別在于，人們是否能以真正清明的理智和“強力意志”，認識和面對這種“不湊巧”，如何“用‘意志’代替‘命運’，把生命的使用，在這個新觀點上變成有計劃而能具延續(xù)性”。〔7〕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會在洞悉了生存的荒謬本質(zhì)后，還能夠發(fā)掘出生存下去的勇氣，也才能夠?qū)⑸姹旧磉@樣一個在所謂“理性”之外同時亦充滿荒謬和偶然的過程進行到底，讓“生命本身……即如火焰，有熱有光。”〔8〕沈從文一生都在目睹和體驗生命悠忽不定的存歿流散過程，這在《我的自傳》、《湘行散記》、《湘西》等作品中都有極為沉重的記載，而他“內(nèi)心承受著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寫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劇性”，以至于“弄得憂郁孤僻不像個正常‘人’的感情了。”〔9〕即使如此，他也還是竭力去用這種真誠的理性，看待美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在某一點某一事上，你得有點信天委命的達觀，你因此才能夠泰然坦然繼續(xù)活下去”。〔10〕這一認識，還可以從沈從文常常在“美令人憂愁”之后還淡淡附加的那句“可是還受用”的話里得到印證。由此，沈從文進一步闡釋自己對生命無常的思考，使人們能夠從他的作品中可以“見到我對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種種構(gòu)圖和設計”。〔11〕——他一直都試圖以理性捕捉和駕馭情感，夢想著并孜孜以求地建筑“人性的希臘小廟”，期望能在這個世界中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這種意向再明確不過地表達在比《邊城》更為舒展和明朗的《長河》中，沈從文借夭夭之口宣稱：“好看的應該長遠存在！”——這一切，都或隱或顯地標示出沈從文作品中蘊涵著的人類理性的反思批判意識以及對于生命永不失望的韌性精神。

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對沈從文來講，上述矛盾的情感和心理其實又是那么根深蒂固、無從擺脫。當“分析現(xiàn)實，忠忠實實和問題接觸時，心中不免痛苦”，“人事上的對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無不各有它宿命的結(jié)局”。〔12〕沈從文深刻地意識到，湘西的過去和現(xiàn)在必將被洶涌到來的現(xiàn)代化浪潮所吞沒，而這個極具中國傳統(tǒng)美德與傳統(tǒng)生活方式的地方，其實已經(jīng)開始不可避免地走向沒落，現(xiàn)實的紛擾和對“生命詩性棲息” 家園的渴望相互對峙，不斷侵蝕著三三、翠翠、夭夭們的生存世界，也不斷撕扯著沈從文的內(nèi)心，使他在“情感與理性”的困境中左突右沖，“生命或靈魂，都已破破碎碎”，“我又照例成為兩種人格……好像一個對生命有計劃對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個宿命論不可知論的我戰(zhàn)敗了”。〔13〕這里，再清楚不過地表現(xiàn)出沈從文的這種“心靈的沖突”，不僅是屬于他個人的，而是屬于那個時代頗具現(xiàn)代性特征的知識分子普遍具有的一種心理情緒。在一個棄舊迎新的歷史蛻變期中，這種懷舊、迷惘、感傷和痛苦，恰恰也是沈從文作為一個現(xiàn)代作家對人性、對生命思考的進一步深化，從而也使 “美令人憂愁”這一生命詩學命題，成為了沈從文的人類觀、人性觀、生命觀、美學觀的中軸。

另外，在沈從文眼里，文學是凈化人心、重建國家、塑造民族品德最重要的途徑和不可放棄的武器，“一個偉大作品，總是表現(xiàn)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對于當前黑暗社會的否認，對于未來光明的向往。一個偉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種博大精神……且能組織理想（對未來的美麗而光明的合理社會理想），在篇章里，表現(xiàn)多數(shù)人在災難中心與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數(shù)人浸潤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輝里……。”〔14〕由此，沈從文進一步認為：“一個小說家才真是謫仙人，他一念紅塵，墜落人間，他不斷體驗由泥淖至青云之間的掙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惡之中不死去者，端因還承認有個天上，相信有許多更好的東西不是一句謊話，人所要的是詩。”這樣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的應該是“一種詩的抒情”，方能夠“增加他個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15〕——于是，沈從文的困頓、掙扎和希望，經(jīng)由“美令人憂愁”這一主線，在《邊城》等作品中表現(xiàn)得那么深重和悲涼，而“這一來，我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xiāng)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于彌補”。它終于讓人們從這個“鄉(xiāng)下人”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種燃燒的感情，對于人類智慧與美麗永遠的傾心，康健誠實的贊美，以及對于愚蠢自私極端憎惡的感情”。〔16〕

二

走向創(chuàng)作成熟期的沈從文，幾近乎在他多數(shù)的作品中，都貫穿了“美令人憂愁”的這一詩學主線，而最具闡釋力同時又讓人回味無窮的當然還屬《邊城》。整體來看，《邊城》是以建構(gòu)∕解構(gòu)的意義構(gòu)成與敘事方式，藝術地復現(xiàn)了“美令人憂愁”的命題。

《邊城》呈現(xiàn)出明顯的重造民族靈魂和道德回歸的沖動。它突出的一點是，沈從文在塑捏人物性格的特征時，并不用心于人物性格的發(fā)展變化，而是力圖讓他們成為某種道德品質(zhì)或某類性格的代表。此外，沈從文大量描寫湘西淳樸的民風、優(yōu)美的環(huán)境以及包含著厚重歷史人文內(nèi)容的風俗習慣，著力為美好人性的生成提供相宜的背景。老船夫具有歷經(jīng)滄桑但善良達觀的品質(zhì)，翠翠是湘西山水長養(yǎng)的純潔精靈，天保、儺送正直厚道，這都是作者的有意為之。在《邊城·題記》和《長河·題記》中，沈從文曾以極為理性甚至是一位道德家的態(tài)度，驚呼農(nóng)村社會原有的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幾乎快要消失無余”的現(xiàn)實，〔17〕，因之，他要以一種“優(yōu)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8〕的文學樣本，寫給那些“有理性”、“很寂寞的從事民族復興大業(yè)的人”看。〔19〕除此而外，《邊城》還是沈從文自己為過去和現(xiàn)實“療傷”的夢想，一個由之可以使自己的情感（“痛苦”）和理想（“憧憬”）得到“排泄和彌補”的夢想。

但極為吊詭的是，《邊城》一開頭，沈從文就詳盡地敘述了翠翠母親的悲劇，也就是說，無辜、善良的祖孫倆背負著這個可謂是“從天而降”的悲劇，已經(jīng)孤獨、“寂靜”的生活了十五年。而這個悲劇產(chǎn)生的根源則是因“樸素的善”——是做軍人的責任、盡孝的責任和情愛的責任的無法調(diào)和所造成的。第五章開始，翠翠第一次袒露心事，本該高興也一直說笑的祖父忽而“仿佛看到了另外一種什么東西，輕輕地吁了一口氣”。顯然，糾結(jié)的往事以及由之帶來的對于命運輪回的擔憂和疑懼，緊緊地攫住了老人的心。第七章呼應第五章，點明了“翠翠的長成，使祖父記起了些舊事，從掩埋在一大堆時間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東西。這些東西壓到心上很顯然是有個分量的。”但祖父還是試圖擺脫這個似乎命定的輪回，他“不能完全同意這種不幸的安排”，想竭力盡到自己的責任，讓翠翠有個幸福的著落。然而，在這之后，作者對那個本來就不甚明了的愛情故事的詩意描寫就慢慢轉(zhuǎn)至為對這些善良生命之間發(fā)生的難以言說的誤會的鋪陳，沈從文甚至有意隔斷了他們可能溝通的一切機會，讓“不湊巧”作梗下的悲劇一幕又一幕地上演，最終的結(jié)果是走的走，亡的亡，孤雛翠翠最后獨自一人等著歸期無定實際上再也不可能歸來的愛人——至此，這個美麗憂傷的故事壅塞住了人們的胸口，悲涼之氣浸透全身，使人永遠難以釋懷。而這樣的結(jié)局伴隨著“白塔的坍塌”，再明顯不過地喻示著整個理想世界的傾覆。

另外，表面上看《邊城》是在寫愛情，愛情故事也確實構(gòu)成了小說的敘事線索與結(jié)構(gòu)框架。但從文本的深層意義構(gòu)成看，翠翠和儺送的愛情，更多的是象征，是美的象征和生命形式的象征。與沈從文大量描寫的其他任何一個熱烈奔放的情愛故事都顯然不同，《邊城》里的愛情是提純、抽象后的“思無邪”式的愛情。作者將它寫得干凈而又輕靈，竭力將這份“美”摹寫到了極致。沈從文常從婚姻愛情的角度揭示人性的本來和生活的實質(zhì)，從更深的層次上說，《邊城》中的愛情其實更可看作是湘西式的人生形式和生活形態(tài)的集中體現(xiàn)。這個愛情故事中包蘊的所有并存著的痛苦和熱情、美麗和瑣碎、悲哀和詩意，都更是屬于本色的生存和人生的。沈從文最終要表現(xiàn)和探索的，的確是一種人生形式，優(yōu)美、自然、健康、向上的人生形式。然而，他滿懷熱烈的愿望真摯地表現(xiàn)它，又苦心積慮地摧毀它，它的存在，幾乎就是為了詮釋“美令人憂愁”的悲嘆。這顯然是有悖于一般讀者的閱讀期待的，更何況，造成這些悲劇的，還是“不湊巧”，是“樸素的善”擺布和捉弄的結(jié)果。〔20〕

沈從文對優(yōu)美人生形式的有意建構(gòu)和故意解構(gòu)，表現(xiàn)著作家自身對這樣一種人生形式能否得以存在的質(zhì)詢與拷問。可以說，在沈從文身上，悲觀主義與樂觀主義、現(xiàn)實與理想、道德家與作家融合的如此緊密，表現(xiàn)得又是如此矛盾又恰如其分——在現(xiàn)實的維度上，他是個清醒的悲觀主義者，在他精心營造的“湘西世界”里，到處留下的是悲郁和感嘆，很難見到幾出喜劇！而他的都市故事，更是一團糟，人生形式的各種“病相”充塞著整個世界。但當他追憶過去、面對未來時，自身柔和悲憫的情感和對理想的精神追求，又使他不斷試圖彌合生存的悲劇，為生命增添一點亮色。《邊城》敘述了翠翠在歷經(jīng)一切變故之后堅韌而努力地生存下去的勇氣，她堅信爺爺留給她的“一切要來的都會來，不用怕”的人生信條。然而，沈從文又如此了然，生存的現(xiàn)實性和荒謬性就在于它的不可預料和必須承受。結(jié)尾處，翠翠在白塔邊孤獨的背影和幾乎無望的希望，在某種程度上既標志著更高理性的復歸，也突破了傳統(tǒng)小說和戲劇中常見的大團圓式的膚淺的樂觀主義結(jié)局，使小說具有了揮之不去的悲涼和感傷。這是一種更加深刻的對人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態(tài)徹悟后的“憂愁”。《邊城》甚至暗示出，人生似乎永恒地植根于痛苦和不期然的挫折中，這才是人生和生命存在的真相；人類得以生存以及面對的生活世界本身充滿著“總令人憂愁”的全部偶然性、不確定性和荒謬性。沈從文清醒地意識到，正是由于人類生存的這種悖謬性以及人們面對苦難和凌越苦難的努力，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美才得以煥發(fā)，生命本身才成為奇跡。因此，沈從文恰恰是要通過生命過程中的“不確定”性因素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閃光的美——一種帶有永恒價值的并永遠具有“確定性”的人生內(nèi)容與普世價值的——人性美。顯然，“美令人憂愁”的詩學命題，源于現(xiàn)實人生之中，又超然于現(xiàn)實之上，它寄寓著一個現(xiàn)代中國作家在形而上的層面上對人類生存境況的基本判斷，而《邊城》正是沈從文對這一命題的自覺地有意識的文學實踐，如果看不到這一點，或許就像沈從文曾難免悲哀的那樣：“你們能欣賞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蘊藏的熱情卻忽略了。你們能欣賞我文字的樸實，照例那背后隱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1〕

因此，正像屈原的《天問》，它只是一種尋求解決某種困惑的途徑，其意義和目的并不在于提問及如何提問，而在于試圖穿越懷疑的深淵，為有價值的生存尋找到真實可靠的依據(jù)那樣，沈從文在《邊城》中，也是通過書寫無處不在的悲劇，懷疑和質(zhì)詢生命及其存在的意義，在“美令人憂愁”的疑懼背后，更有著追尋生命的價值、意義和基本信念的熱情。正像他在題記中暗示的，他想讓人們能有所憑借，據(jù)此，在這個混亂、荒唐和殘酷的世界上“活下去”，并且知道“怎樣活下去”，〔22〕最終擺脫現(xiàn)實的種種羈絆，達到詩意的生存境地——恰如他在《邊城》中精心構(gòu)筑過的那樣。在這個意義上，《天問》和《邊城》一樣，都是一種對永恒世界和生命意義的終極叩問，它并非現(xiàn)實之問，而是超驗之問。因此，對《邊城》的悲劇的認識，就不能以經(jīng)驗世界的標準進行衡量，而是更應該關注這一悲劇背后蘊藏的追問，并不是拘泥于這一悲劇本身的真實與否，而是應該穿越這一悲劇的時空限閾，這樣或許才能抵達《邊城》的內(nèi)核。

對于作家而言，任何一種“提問”的方式及問題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提問者自身的心理現(xiàn)實與存在狀況，當然，它還意味著作家正在或正將以何種方式看待和思考生活。可以說，沈從文同魯迅一樣，他們都看到了生存現(xiàn)實的最低端以及生命深處最難以承受的部分。《邊城》所展示的，正是沈從文面對“有些方面極其偉大，有些方面又極其平凡，有些方面極其美麗，有些方面又極其瑣碎”〔23〕的現(xiàn)世生活的辯證思考。在沈從文的生命詩學中，“美麗總是令人憂愁的”，然而這“憂愁”又能激發(fā)生命之美。也因此沈從文希望讀者，尤其是那些從事民族復興大業(yè)的人們通過他的作品，了解生活，“對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24〕知道“怎樣活下去！”一個人只有真正洞悉了生活與生存的荒謬本質(zhì)，才可能在其中發(fā)現(xiàn)生命和人性中永恒的東西，也才可能向死而生，以一種韌性的承受力，直面生活和生命的困境。沈從文也知道人們未必能夠全然了解他的苦心，更何況，多年來他自己還在其中苦苦掙扎。因此他只是說，希望“這作品或者只能給他們一點懷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給他們一次苦笑，或者又將給他們一個噩夢，但同時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和信心！”〔25〕——即使是對“所希望的讀者”，他也分出幾個心理層面，追憶（懷古的幽情），憂懼（苦笑、噩夢）以及超越了前兩個層面的振作（獲得勇氣和信心），并期望他們在情感、理智的不同維度上各有會心——這諸種層面的承受，未必不是沈從文自己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曾經(jīng)體驗和掙扎過的。在這個意義上，《邊城》也折射出了沈從文內(nèi)心世界所有的幻滅、動搖和追求。

三

《邊城》的整體藝術結(jié)構(gòu)和風格，也應和著 “美令人憂愁”這一中心命題。

與屈原上下求索、縱橫捭闔、汪洋恣肆的《天問》不同，揮之不去、難以明言的哀痛和悵惘始終是《邊城》的感情基調(diào)，也構(gòu)成了作品沉郁憂傷的情緒氛圍。如果認為這一切都來自于翠翠和她憂傷的愛情，盡管有其充分的理由，但還是遠遠不夠的。當你細加注意，就會發(fā)現(xiàn)《邊城》中老船夫感情的曲折走向，主導著《邊城》情調(diào)的變化。我們能夠從老船夫的身上，隱約窺見沈從文的影子。正像沈從文內(nèi)心承載著湘西的歷史和現(xiàn)實，執(zhí)著地追問湘西美好生命未來的命運——在整個故事中，目睹了美的逝去的各樣悲劇性事件最多的是爺爺。尤其是那個在作品中沒有出場，但卻始終纏繞著爺爺心靈的翠翠母親之死，使爺爺對翠翠既憐愛又擔心，這未嘗不是沈從文對湘西以及世間一切“有生”的態(tài)度？！爺爺對待翠翠婚事時矛盾重重的內(nèi)心與他在情感和理智之間的左盼右顧、難以取舍，同樣可以看成是沈從文對“美”的生命及其未來命運的無從把握——對此，我們可以透過文本的縫隙，從作家形而上的思考和情感的變幻中找到依據(jù)，原來，翠翠就是沈從文心目中的湘西啊！正是在翠翠身上，象征或折射著湘西兒女們的過去、現(xiàn)在及未來的命運。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沈從文再也不能像輕蔑那些城里人一樣肆無忌憚，也不可能具有展示湘西傳奇時那樣的元氣淋漓，而是以高度的節(jié)制和控制力，營構(gòu)出回旋往復、極具回味與張力的悲涼之美。

沈從文向來追求古典風格的寧靜、雅致、優(yōu)美與凝練，認為文學創(chuàng)作應該是“一種使情緒‘凝聚成為淵潭，平鋪成為湖泊’的體操”。〔26〕他推崇“神圣偉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攤血一把眼淚，一個聰明作家寫人類痛苦或許是用微笑表現(xiàn)的”。〔27〕因此，他認為在作家的書寫中，“一切都應當美一些！丑的東西雖不全是罪惡，總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從令人由痛苦見出生命的莊嚴，產(chǎn)生那個高尚情操”。〔28〕于是，“美令人憂愁”的情感特征往往是中和內(nèi)斂，而在其表現(xiàn)形態(tài)和美學特征上，又是著力將這種種來自于生活與生命體驗的憂傷和悲痛以美的形式賦予其濃郁的悲劇意蘊，追求以悲為美，以憂郁為美的深沉的美學風格。而從沈從文整體的創(chuàng)作走向來看，隨著對生命和生活本質(zhì)不斷深入地體認，他的創(chuàng)作在形式層面也是有意識地融入“美麗總是愁人的”這一整體的詩學思路，其含蓄蘊藉、平淡悲郁的美學風格不斷成熟，即或是他的都市小說也不例外。于是，我們看到，在沈從文開始小說創(chuàng)作大約十年后，一個卓然獨步的現(xiàn)代中國作家攜帶著他的《邊城》，以截然不同于當時所謂的主流文學的姿態(tài)，達到了他小說創(chuàng)作的巔峰。

從文學史的歷程以及當時文學接受的環(huán)境來看，“子夜年”之后，《邊城》在1934年的出現(xiàn)，顯的突兀而孤立。它與1930年代整體的中國敘事風格，比如左翼冷靜客觀的意識形態(tài)敘事以及海派張狂的欲望敘事都顯然不同。《邊城》對那個行將失去的理想世界深沉哀婉的嘆息，不是誰都能夠領會和接納的。對于當時的讀者來講，極易僅僅將《邊城》看作是桃花源中一雙小兒女的悲情故事，沒有什么大的價值和意義，再也正常不過。特別是對這種帶著古典印記、又沒有描寫那個特定時代的情緒以及由這時代的閱讀趣味培養(yǎng)出來的讀者所需要的“道德”與意識形態(tài)信息的創(chuàng)作傾向，在當時既不易受到歡迎，也極易招致誤會。

但實際上，《邊城》的誕生，絕非偶爾得之，它是作家對自身生命體驗與藝術積累會通的一次總檢視。除去自身哲學、美學觀念不斷發(fā)展成熟這一不可或缺的因素，沈從文之前，作為“京派”同仁的凌淑華、廢名已經(jīng)在創(chuàng)作中多次感嘆對人生和命運的無奈，廢名更是宣稱，“凡是美麗都是附帶著哀音的，這又是一份哲學，我們所不可不知的”。〔29〕而沈從文對于通往理想世界的歷史命運的矛盾心理及擔憂，還與同時代的老舍息息相通。特別應該指出的是，在其創(chuàng)作的背后還依托著深厚的中國美學傳統(tǒng)。眾所周知，自《古詩十九首》以來，慨嘆歷史興亡、人生變幻的悲音在中國文學長河中一直都綿延不絕，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悲劇模式中，無論是亡國之悲模式、悲秋模式還是盛世之悲模式、傷春模式，都是這種文學精神在不同時空背景下的置換與變形，而其中對于生命與美的人文關懷，卻是一脈相承的。《紅樓夢》那種追憶、挽歌式的的敘述基調(diào)及其《好了歌》對整個人類命運的領悟，將這種有時會被人誤以為是感傷文學的文學潮流升華到極為輝煌的高度。而這些作品在審美形式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又是，它們大多具有和諧整飭的古典結(jié)構(gòu)，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是透露著濃重悲劇意蘊的悲詩，而不是如希臘戲劇般慘烈的悲劇，它的整體格調(diào)是一種沉郁的內(nèi)在情感的柔性與韌性，“是用在時間和空間兩方面都‘共通處多差別處少’的共通人性作為準則”的。〔30〕——這些都與《邊城》契合，或者又可以說，《邊城》不過是與其遙遙呼應的現(xiàn)代版本。

另外，作為源遠流長的中國古代抒情詩中極為重要的文學現(xiàn)象，“以悲為美”一直都是歷代作家、批評家們詩學踐行及其研究的重要議題。無論是“詩可以怨”，還是“稱其才干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嵇康《琴賦》），抑或是“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辭易好”（韓愈），這些出自于創(chuàng)作實踐的理論主張中都隱含著某種旨趣甚至導向：“以悲為美”的創(chuàng)作更易感人至深，抵達成功。因此，再回到沈從文，即便是從形式（或技巧）層面看，這種審美觀念的形成，也絕非空穴來風，而是有著深長的文化上的血緣關系。

當然，從根底上說，“以悲為美”的文化心理依據(jù)還在于其背后隱含著的、經(jīng)由物我合一、由物及我進而所形成的互為依持的觀照角度、思維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惻隱心、悲憫心和同情心。而沈從文則以自身現(xiàn)代的人道精神和人本觀念對湘西給予有情地觀看和體會，也正是在這一點上，無論是古代作家、批評家還是沈從文，他們都有著幾乎相同的情感發(fā)生機制。區(qū)別在于，沈從文當然地更具現(xiàn)代性，他以現(xiàn)代理性反思與考量當時中國社會及湘西生命的存在方式，在看似柔弱、“以悲為美”的美學外殼的背后，熱烈而執(zhí)著地指向著“民族品德與民族精神重造”的重大主題。而沈從文對生存與生命的終極關懷，顯然少了些茫然和混沌，顯得更為自覺、清晰和深切。從表層上看，盡管《邊城》更像一個烏托邦，但它難以消弭的悲郁乃至最終的毀滅，卻既讓人們聯(lián)想起沈從文所處的那個混亂的、“神已解體”的現(xiàn)實世界，又不斷引起讀者“對人生向上憧憬”的熾熱，〔31〕而這一點才是“美令人憂愁”的精神內(nèi)涵與美學內(nèi)涵最終的旨歸。

總之，《邊城》以其特有的現(xiàn)代敘事方式極具魅力地闡發(fā)了作者“美令人憂愁”的詩學觀念，“美令人憂愁”又賦予《邊城》深邃、悲郁的哲學意蘊與美學風格，二者缺一不可地復原或者說是建構(gòu)了詩意、健康的生存方式，而且因了《邊城》，“美令人憂愁”這一曾經(jīng)中斷了的詩學傳統(tǒng)，在沈從文手里得以彌合，煥發(fā)出更加奪目的現(xiàn)代光彩。而在這其中所依稀昭示出的沈從文的精神波動以及作家審美追求的整體旨向，更令我們?yōu)橹畡尤荨?/p>

注釋：

〔1〕沈從文《論聞一多的〈死水〉》，《沈從文選集》第五卷，第311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1〕沈從文《〈看虹摘星錄〉后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243頁，第24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沈從文《女難》，《沈從文選集》第1卷，第7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10〕〔13〕〔28〕（沈從文《水云》，《沈從文選集》第1卷，第384頁，第368頁，第355頁，第358頁，第36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沈從文《新廢郵存底·愛與美》，《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178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沈從文《燭虛·長庚》，《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9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沈從文《燭虛·潛淵》，《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85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沈從文《從文自傳·懷化鎮(zhèn)》，《沈從文選集》第1卷，第6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17〕〔19〕沈從文《長河·題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239頁，第235頁，第24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沈從文《創(chuàng)作雜談·給志在寫作者》，《沈從文文集》第12卷，第110頁，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15〕沈從文《短篇小說》，《沈從文文集》第12卷，第124頁，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16〕〔18〕〔21〕〔31〕沈從文《習作選集代序》，《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233頁，第231頁，第230頁，第23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24〕〔30〕沈從文《小說作者和讀者》，《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118頁，第118頁，第12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23〕〔25〕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226頁，第224頁，第226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沈從文《廢郵存底·情緒的體操》，《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3 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7〕沈從文《廢郵存底·給一個寫詩的》，《沈從文選集》第5卷，第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廢名《林庚同朱英誕的新詩》，見《論新詩及其他》，第173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