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當下研討長篇小說經典化的相關問題，一方面是對歷史上偉大小說和經典作品及其生成過程的致敬，另一方面則是意識到總體性的文學想象已經難以再次經驗，文學史與時間性并立而來的經典建構效用，要獲得普遍深刻的共鳴則需要等待某種到訪。希利斯·米勒曾在世紀之交發(fā)出關于“文學終結”的斷言，所謂“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終結”，此即通向21世紀文學的基本焦慮，真正意義上的偉大小說或者經典文學是否還能持續(xù)出現？當下，我們必須承認一部長篇小說的問世鮮有電影、電視劇那般的轟動效應，文學本身不處在其燃情時代，經典的理念、框架、路徑、現狀及其朝向，本身是一個在過去與未來之間的問題。

著眼于近段時間的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歷史與傳奇敘事是講述故事的鮮明追求。徐懷中《牽風記》以1947年晉冀魯豫野戰(zhàn)軍挺進大別山為背景，汪可逾、曹水兒、齊競等人物原型源自作家當年的親歷，而汪可逾壯烈犧牲后肉身不腐、保持前進姿態(tài)站立于一棵銀杏樹洞等情節(jié)，寫得奇巧而出乎想象，顯示出清朗的浪漫主義氣息的同時也因人性的高華和強烈的哲思閃耀著現實主義的深沉質地。同樣的，阿來《云中記》也以獨特的題材定位引發(fā)關鍵的歷史性思考：現實主義的想象力如何把握近距離的重大事件和當下生活的本質及其歷史意義。倘若最高意義的現實等同于無限接近的歷史本身，那些被視為歷史的特殊時刻，在近距離的文學書寫和政治框架內應當如何通向身處其中且無法逃離的每一個個體，而這些個體所深受的影響及其總量，要抵達何種程度上的普遍性——所謂“深入人心”，才能證明這一近處的事件將真正成為裹挾一切的歷史和時間性。

麥家的傳奇敘事功力在其轉型之作《人生海海》中以十足的戲劇化事件為人性添彩，圍繞“文身”編織的巧妙情節(jié)與人物形象合謀，甚至先于小說的出版發(fā)行時間已然在IP和影視的聯合驅動下形成市場和“飯圈”的一片贊譽。而與以往的“天才”敘事相比，《人生海海》則呈現出百密一疏之憾，例如，文身可被清洗祛除的常識在故事的不同關節(jié)指向了文本內部的邏輯斷裂，而公共領域和全媒體的強勢宣發(fā)仍使其贏得叫好又叫座的大眾口碑。這一現象之所以值得討論，乃因其昭示了當下長篇小說經典化的基本矛盾：一方面，需要警惕消費文化機制對文學經典話語權和純文學尊嚴的嬗變，這也是文學批評和理論建構的困境；另一方面，文學經典的建構實際與復雜的社會建構重疊，在社會引力和消費文化背景下的文學經典，文學應當關注的首要問題已經在理論研究和傳播接受兩方面產生割裂——這種割裂指向“經典”標準的實際分層，所謂“終結”，并不是絕對的說法，而是與文學史高標相符的當代文學與大眾的審美喜好產生傾向性的嚴重分離。

翻檢自身理論與批評的內面，如果說對包括長篇小說在內的當代文學作品的闡釋、解讀的重要意義首先在于其對文學燈塔的“點亮”作用，我們有理由秉持一種文學的“相信”，有耐心地等待當代經典的生成——這些作品很可能將站在時間的較遠處才能獲得廣泛深遠的再接受和再認識。當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大眾審美進入文學生產機制有其必然性，而當集體記憶以全新的方式展開，被短暫拋卻的意義向度在換取某種“輕”“巧”安慰的同時，又迅速深陷有關終極意義“失重”的困頓之中。

改革開放四十余年的輝煌成果已使城市生活成為當代中國人觸摸世界的基本樣態(tài)，鄉(xiāng)土中國既有的秩序、倫理、習俗和價值觀念，在強大的現代化進程中悄然離析，對鄉(xiāng)土文明變遷的見證也催生出新的文學表述。除卻長篇小說長久以來對鄉(xiāng)土題材的篤信，鄉(xiāng)土錯綜復雜的關系圖譜和轉型時期的精神烙印在敘事的整體意義上也存在于城市空間，并經由這一空間性的“巨獸”暗指缺乏理想的現實主義實則毫無意義。徐則臣《北上》和李洱《應物兄》以開闊的結構意境和扎實的資料知識為歷史做證，在概括整個當代中國文明史的同時，顯示出宏大的文學和敘事理想，兩部作品均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兼容并蓄，并不約而同地將歷史性思考引渡當下，探源中華民族精神文明史，以各自的虛構場域整合中國社會在歷史各個轉型時期的陣痛和挑戰(zhàn)。付秀瑩《他鄉(xiāng)》延續(xù)文學地理空間中的“芳村”故事，敘事在其時空的前世今生中展開，小說文本在主體之外納入的七個短篇，出色地為長篇結構賦新。我們似乎可以由此回望，長篇小說是何時、因何成為現當代文學中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學體裁，又是如何在鄉(xiāng)土與城市的對峙中集體構筑現代生活的全景式圖景的，而“世界”及其朝向，又應當在當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中呈現何種維度和重量？

更具城市精神氣質的長篇小說則在“80、90后”青年作家的創(chuàng)作中涌現。石一楓、笛安、馬小淘、焦沖、周李立、李唐等青年作家以各具風格化的書寫真誠傳遞出對城市現實不盡相同的切己觀照，展現物質生活豐富性和當下性的沖動與時代進程中的青年奮斗和命運沉浮交替結盟，源自歷史變遷產生的生活本質上的不可靠感和身份認同層面的反叛與焦慮，被青年作家訴諸以現代技巧、自身經驗和面向未來敞開的深刻思考。石一楓《借命而生》以二十載追逃故事致敬《悲慘世界》，警察與逃犯的經典關系范型對應底層人物面向資本市場的逃而不得，漸次潰敗的命運結局同時回望《子夜》里延綿而來的實業(yè)和資本經濟脈絡。捷足先登于時代的成功欲同樣成為笛安《景恒街》的命題，自然純熟的情感表達和時間的遠近切換牽連出時代和城市背景下的創(chuàng)業(yè)故事，職場新生態(tài)里的復雜關聯和全媒體領域里對粉絲文化的野蠻投機，軟件“粉疊”的開發(fā)和融資最終描述了資本對人性的徹底背叛，而青年寫作和城市文學也渾然于文本的藝術風格。就青年作家筆下的青年故事及其形象而言，“青年進城”這一中國新文學的重要敘事類型，因城市氣質和城市性格逐漸成為重要的現實題材而對小說的敘事和審美產生替換。文學史概念的變革和長篇“經典”的生成，從來都發(fā)生在社會和歷史的轉折之際，青年作家書寫時代所顯現的視域、思考和表達本身同時構成當下青年形象變革中的一股堅實力量，他們敏銳感知到一種陌生而又熟悉的創(chuàng)作“來處”，并在對尚不明晰之“去處”的探索中覺察有關“重返”之魅的漫長隱喻，當空間的碎片被他們有意識地粘合于時間性的期許，為文學本質賦予的靈動精神之有力回撥，便關涉起城市故事的未來想象，而青年創(chuàng)作潮流蘊含的文學史經典質素，已然觸及了時代寫作的切實難度和真正問題。

當文學的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一再發(fā)生變革，文學生命力將被引向新的美學。例如，“寫什么”和“怎么寫”同等重要，而諸如真實與虛構、敘事和描寫、新知或新意、語境與形式等觀念和技法問題在當下獲得了通向“標準化”的便捷：科技發(fā)達的當下，人工智能又發(fā)先聲，AI寫作已涉及新聞、簡評、提綱乃至文學領域的詩歌和科幻小說創(chuàng)作。這種“標準化”的觀照方法似乎能夠通向任何“經典”本身及其產生的“當時”世界，其不可不謂是先鋒，亦不可不謂是傳統。當傳統文學想象力嚴重匱乏甚至落后于現實的變幻莫測，以科技對“經典”的模擬想象和創(chuàng)造性復刻去重申文學的開放態(tài)度和審美的不確定，既是建構“經典化”標準的一個新窗口，也指向社會進步與人文關懷如何統一、人文價值與人的主體性如何維護和重建等精神內核……因而必須強調更為重要的文學未來期許——

當下，極豐富的信息碎片有賴于文學表述作為一種坐標概念提供整體性的理解，長篇小說因其體量優(yōu)勢成為其中重要的體裁。作家是否采用科技、新聞等其他要素進行聯合創(chuàng)造并非關鍵所在，這一方面要求作家在認識層面肯定包含科技、媒體要素在內的社會發(fā)展現實為文學提供的方法論契機，另一方面也需探討豐富的介入要素如何真正憑借文學的文學性（而非娛樂性、類型元素等）去激活大眾。眾所周知，“經典”著作總是“常讀常新”，這本身代表著檢驗經典的方法和經典化標準的互文。顯然，“現實”“內心”“記憶”“民間”等任何與情感精神關聯的區(qū)塊在閱讀體驗上都優(yōu)于經由前文所述“便捷”抵達的“標準化”。因此，真正值得期許的“經典”作品在發(fā)生學意義上仍然依賴作家把理解力、情感性與行為之間密切相關的深層質素作為文學的方法，以基本的情感共鳴締結小說感和故事性，而不是在宏大的資料數據中僥幸于讀者的某種知識性空缺——警惕對最為基本的情感結構的解構，葆養(yǎng)可讀性和文學尊嚴的并行不悖。

事實上，長篇小說的可讀性在很大層面需要典型人物形象的支撐，此即，沒有經典人物形象的經典長篇作品是不存在的。這是當下中國長篇小說創(chuàng)作的又一關鍵命題，見群像而不見人物，欠缺好人故事和時代新人形象。此外，如果說作家的創(chuàng)作態(tài)度和經典意識多少決定著作品經典性的內在可能與原初素質，那么當代文學運行機制所承擔的出版發(fā)行推介、思想文化感召和藝術魅力闡釋等功能，則是對文學經典秩序的傳承和維護，具有陣地作用的純文學期刊在消費文化背景下實現話語的增值實際是對深邃生命體驗、深厚文化底蘊、終極關懷和人文精神的崇高堅守，小溪漫流卻滔滔不絕，為讀者培鑄“經典”的千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