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 裘帕·拉希莉 出版社:浙江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05月 ISBN：9787533956912

“美國夢”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

——裘帕·拉希莉訪談

譯者： 剛剛完成你的兩部作品的翻譯，又閱讀了新聞評論和網(wǎng)絡(luò)上許多有關(guān)你的小說的介紹和討論，想同你聊聊有關(guān)你的寫作。讀你的作品，時有讀自傳體小說的感覺。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同名人》里的主人公果戈理是第二代印裔美國移民，與你自己的個人經(jīng)驗頗為相似；小說里的許多情節(jié)出自你的或你周圍人的生活。你的人生經(jīng)歷和你筆下的果戈理有何相似相同之處?

拉希莉： 有些基本的東西是共同的。但是我并不認為小說是自傳性的。果戈理是我的虛構(gòu)，果戈理的人生也是我的虛構(gòu)。我的創(chuàng)作是基于我對生活的體驗和理解，果戈理有他自己的人生經(jīng)歷，他的言行舉止都是我文學創(chuàng)作所賦予的，我并沒有與我的小說主人公分享他的經(jīng)歷。當然主人公在這個國家出生成長的時代與我的相似；父母來自印度，移居美國，也與我的相似。

譯者： 我聽說寫《同名人》時，你曾試圖采用第一人稱的敘述法，而不是像現(xiàn)在這樣的第三人稱敘述手法?

拉希莉： 剛開始動筆寫時，我試著用第一人稱，寫出了一些章節(jié)，結(jié)果不甚滿意，沒有達到我所期望的效果，很快地就撕了重寫，改用了第三人稱。

譯者： 《同名人》里，作為印度移民第二代的果戈理和毛舒米，他們成長的背景頗為相似，他們面臨的困惑也十分相似。但他們所采取的行為卻是很不一樣：果戈理具有被動、落寞的一面，而毛舒米卻選擇了逃遁，把自己流放在了巴黎。我們能不能把他們倆看成是同一個人的兩個相互矛盾的側(cè)面呢?

拉希莉： 我想我沒有把果戈理和毛舒米作為一個人的兩個側(cè)面來寫。不，他們是兩個獨立的個體，兩個不同的存在，兩種不同的性格，對人生有著不同的態(tài)度。你說得對，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毛舒米成功地從根本上再塑造了自我；而果戈理盡管歷經(jīng)生活之中的不順和落魄，掙扎著試圖改變自我，他改名字的努力便是其中一例，但他終究還是失敗了，他最終沒有能夠像毛舒米那樣重新塑造自我。毛舒米看似脫胎換骨地改變了自己，但她其實是比果戈理更不愉快的人。

譯者： 他們的婚姻是否注定了要走上絕路?

拉希莉： 是。是由于她的性格、她的處境、她的環(huán)境……那些內(nèi)在的力量推著她。她是不自覺的。

譯者： 在你的小說里，你是如何反映所謂的“美國夢”的?與其他許多移民文學相比，你的作品是否在這個方面也有所側(cè)重?

拉希莉： 毋庸諱言，對大部分的移民而言，來到美國這個地方，就是要安身立命，要獲得成就，要得到承認，這是他們心里相當明白的。尋找更明媚的機會，本來就是大多數(shù)移民的一大目的。他們關(guān)注自己的成功，他們努力創(chuàng)立家業(yè)，他們重視好的教育，他們弄得清楚做什么，想什么，要什么。他們攜此夢而來，我對此是有所感受的。《同名人》里也是如此。果戈理的父親一無所有地來到美國，建立事業(yè)，白手起家。至于其他的，我沒有怎么考慮。

譯者： 除了《同名人》以外，在《第三塊大陸，最后的家園》和《森太太》兩個短篇小說里，我都可以感覺到你的這種創(chuàng)作意圖。

拉希莉： 是的。

譯者： 在你的小說中，“美國夢”是移民們的唯一目的還是目的之一?

拉希莉： “美國夢”是個相當模糊的概念。可以說是一個人一無所有，浪跡到一個地方，通過他的努力勤奮，掙得一份富足的日子。但其實“美國夢”應是很廣義的。我以為人的一輩子會有許多追求，其中之一就是得到承認，獲得美好的生活。

譯者： 剛讀了你新近在《紐約客》上發(fā)表的小說《一個天，一個地》，很感動。請你談談創(chuàng)作的感想。

拉希莉： 小說講的是一個第二代移民，一個年輕女孩，從她年幼的眼睛里觀察父母輩的生活、他們在異鄉(xiāng)的情感歷程，是一個母親和女兒的故事——一個永恒的話題。母親由于包辦婚姻，遠嫁美國，她在命定的婚姻和邂逅的愛情之間掙扎著。構(gòu)成她的戀情的一大要素是由于她在異域的無法消釋的孤獨和思鄉(xiāng)，以及印度包辦婚姻的局限。小說著重于母親與女兒之間的理解。母女間的這種理解超越民族、膚色和文化。

譯者： 你的兩篇新小說《一個天，一個地》和《與你無干》都是以年輕的印度女子為主角，從不同角度寫婚姻。《一個天，一個地》寫包辦婚姻之下的年輕女子尚未泯滅的戀情，《與你無干》敘述的是浪漫愛情背后的傷心故事。兩篇小說都花了大量筆墨敘述愛情婚姻。請問在你的小說里，你是如何看待印度式的包辦婚姻的?

拉希莉： 我不想在此對包辦婚姻妄加評論，我只是陳述事實。包辦婚姻在現(xiàn)代印度社會里依然是相當普遍地延續(xù)著，是習慣。如果回避不寫，那是不真實也不忠實于生活的，因為這構(gòu)成我筆下人物生活中的一部分。寫的時候，我對這兩種婚姻都持同樣的態(tài)度。包辦婚姻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其他婚姻方式也可能導致相同的結(jié)局。

譯者： 請你講講為何把你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題名為《解說疾病的人》?

拉希莉： 因為《解說疾病的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代表了這一組小說。集子里收的許多小說試圖道出為了交流溝通，人們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的徒勞、困惑與艱難。人與人之間溝通的艱難，不僅僅是由于文化的、審美的、不同價值觀等等的差異，即便是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他們之間的語言交流，情感交流，都是艱難苦澀、謬誤橫生的。我覺得這個題名恰恰道出了人的這種困惑和尷尬。寫書之前，這個題目在我心里已經(jīng)醞釀了幾年了。

譯者： 你的小說里融入了大量的與印度文化習俗相關(guān)的內(nèi)容，傳統(tǒng)的食物、音樂、宗教、禮儀、文學、歷史等等。這使你的文字有了一份沉郁的懷鄉(xiāng)之情。作為第二代移民，你是否覺得印度文化和你有距離?

拉希莉： 是的。我覺得印度文化于我是相當遠的，盡管我在小說里努力寫了許多印度文化的東西。我從來沒有在印度長期生活過，從本質(zhì)上來說，我和印度是相當分離的。我和印度文化的所有維系只是定期的訪問，以及從小接受的家庭、父母和他們的朋友們堅持不懈地保持著的印度傳統(tǒng)的生活習慣。我長在一個印度家庭，講印度話，吃印度飯，我所接受的印度文化環(huán)境只此而已。說到印度文學、音樂、其他廣泛的藝術(shù)形式，它們于我，還是十分生疏的，它們不像西方藝術(shù)那樣是我的一部分。我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所以影響我更多的還是西方藝術(shù)。

譯者： 你覺得第一代移民和第二代移民所面臨的困境是否相同?你在作品里是如何分別來描述的呢?

拉希莉： 兩代人所面臨的問題相去甚遠。我很注意寫這種差異。一個是移民；一個不是移民。一個生在他自己的國家，遷徙到另一個國家，失去了原來的生活，重建新的生活，經(jīng)歷了相當?shù)淖兓殡S著的是隔膜、孤獨；一個生在這個國家，長在這個國家，沒有生活的失落和再創(chuàng)，只是在他們的背景里隱隱約約有那些異域文化的影子罷了，然而，面對“你從哪里來”這樣的問題，他們充滿困惑。這兩代人的歸屬感是不同的。后輩對祖輩們的文化傳統(tǒng)有多少認同，能接受多少，受多少影響，是很難說清的。這種不同導致了兩代人之間的矛盾和互不理解。這也是我寫小說的用意之處。

譯者： 在你的長篇小說里，多次出現(xiàn)了俄國作家尼古拉·果戈理。這位作家不僅賦予了小說主人公他的名字，且又如此深受主人公父親的仰慕。你在小說里講到了作家的“分裂的靈魂”，他的生平經(jīng)歷，他異常的死亡方式，等等。你的寫作是否受作家果戈理特別的影響?你喜歡他的作品嗎?

拉希莉： 我很推崇他的作品，非常敬仰他。但他的寫作手法和我的不太一樣，在寫作方面他沒有像其他作家那樣影響過我。他的作品文字嘲諷，人物荒誕，而我的基本不這樣。我喜歡他的《外套》，不亞于《同名人》里的艾修克的程度。我喜歡他的寫作，但我沒有追隨他。我認為每個我所推崇的作家都以某種方式或多或少給予我某種啟發(fā)。

譯者： 讀你的文字時，我發(fā)現(xiàn)你似乎越來越偏好敘述描繪，而少用對話。這是否是你的一種藝術(shù)追求?

拉希莉： 我只是覺得需要。用什么方式來寫效果最好，就用什么方式。或白描敘述，或?qū)υ挘瑳]有刻意。

譯者： 恰巧得知你和中國作家哈金是波士頓大學文學創(chuàng)作班的同窗。你是如何看哈金的《等待》的?

拉希莉： 哈金是我的朋友。我讀過他的《等待》。我很敬仰并喜歡他的創(chuàng)作。這部作品是我近年來所讀到的幾部震撼人心的作品中的一部。是高手之作，很有力度。他勤奮努力，又才情恣肆。他具有了這兩種優(yōu)點，這樣的作家，當今文壇上并不多見的。

譯者： 你還讀過其他中國作家的作品沒有?

拉希莉： 不幸的是還沒有。

譯者： 你多大時開始初試文筆?記得寫了什么?

拉希莉： 我小時候害羞，不太合群，一個人悄悄躲著看小書。我當時只有七歲，寫了一個稱為“小說”的東西，講一個女孩離家出走的故事。

譯者： 是嗎?你七歲時心里已經(jīng)編起離家出走的故事了?

拉希莉： 是。不過那些故事不是我編的，是我拷貝的。我那時讀了許多探險小說，講女孩逃離家庭，或者被送進寄宿學校的故事。那時不是創(chuàng)作，而是模仿。

譯者： 能不能談談你未來的寫作計劃?你會繼續(xù)著力于印度文化和移民經(jīng)歷的創(chuàng)作，還是有其他考慮?

拉希莉： 我正在寫一個短篇，主角是個有印度背景的人物。小說將收在我的下一個短篇集子里。

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于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