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幼喜愛京劇，最愛聽、最愛學唱馬連良先生的馬派戲，在戲迷票友朋友中，常常有人夸我唱得真有“馬味兒”。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這話是人家給咱面子，捧著說。人家真正羨慕我的是，在同齡人中，像我這樣“見過真神”——多次現場聽過馬連良戲的人確實不多。

我1941年11月生于山東省原德平縣糜鎮(zhèn)陳輦村，轉過年來，在我8個月的時候，在北京開羊肉鋪的爺爺，托他的發(fā)小，將我們母子送到北京。從此，我就生活在阜外月壇牌樓下的東夾道16號。這個地方距離當年的馬連良家——門馬家，很近，所以，附近的人愛學唱馬連良的戲，聊天就愛聊戲聊馬連良。

那一帶的戲迷票友十分活躍，每天下午、晚上都可以聽到人們在唱皮黃，有時就是一把胡琴，有時也有二胡等配器，有時候文武場齊備，也有時候搭臺唱戲，不但唱文戲，還演武戲呢，黃家大哥就演過《三岔口》。住我們院西屋的張德亮大爺既會拉胡琴，也會唱戲。他說話時結巴得厲害，可一唱起戲來卻很順溜兒，大段念白也不打磕巴兒。李克勤大爺是個廚子，在廣播電臺當廚師，與馬（連良）家有老親。李大爺人很胖，挺大的肚子，嘿，竟然唱梅派大青衣。李大爺的弟弟李克明，我叫他二伯，特別喜歡我，我們是“忘年交”，他紅著臉跟我一次又一次地說起了一件終生遺憾的事。原來，他十歲的時候，馬連良先生想用他演《三娘教子》中的薛倚哥。他給我解釋，那屬于“娃娃生”，上來有幾句唱，“有薛倚在學中去把書念”一段，可他就是學不會，“我也是忒笨了，咱不是吃那碗飯的料兒呀。”我多次聽他這樣說。附近有老哥兒倆，一對兒光棍漢，租住一小間屋，經常填不飽肚子。他們唯一的樂子，就是每天晚上，哥哥吹笛子伴奏，弟弟唱“借東風”。有人問過他們，怎么天天就唱這一段呢？原來哥哥不會吹別的。

京劇是當時人們最主要的文藝娛樂內容，我爺爺、我大爺、我父親都一樣，嘴里老哼哼著，東一句西一句，其中馬派唱兒居多。

在這種環(huán)境下，幼小的我也逐步養(yǎng)成了習慣，走路也好，騎車也好，不停地哼唱京劇唱段。有一個大我好幾歲的敦敦實實的王振華，我叫他三兒哥，也愛學唱馬連良，他一聽我唱就說：“嗨嗨嗨，有錢去聽馬連良，沒錢不聽狗臟臟（音）。”意思是我不會唱而瞎唱，亂嚷嚷。如果我學唱青衣戲，他就會說：“有錢去聽梅蘭芳，沒錢不聽狗臟臟（音）。”這倒真不是罵人，而是友好的玩笑。我一聽到他唱，也原封兒不動地還給他。1949年前后，我家那一溜兒也就是黃三大爺家聽得起大戲，如果人家晚上去聽戲，大家會投以羨慕的眼光議論：“瞧人家，今兒晚上馬連良了嗨。”這一時期，我最大的遺憾是有一回馬連良就從我家門口經過，我愣是沒看清。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馬連良先生從香港回來以后，組建了馬連良京劇團（簡稱“馬劇團”），那真是叫座兒。

我一個孩子家家的，能在那時就看得上馬連良，您一定以為我家特別有錢吧？非也。我爺爺活到八十歲，也沒看一回呀。有一次，我自作主張賣掉了一個破舊的、經常停擺的老鐘，買了兩張馬連良在民族宮劇場演出《淮河營》的票。我沒舍得去，也不好意思去，把票給了我大爺。

后來，有人請我一連看了兩場馬連良先生的戲。這個人是誰呢？就是我的姑父楊伯如先生。他從1950年起，在阜外大街開了一個燒餅鋪，由于地理位置好，生意很紅火。他是一個大戲迷，自己唱不好，沒嗓子，但是嘴里老哼哼著，話匣子也老開著，主要是聽戲，也聽評書。我下了學，就到鋪子去玩。大概是1954年的暑假，一天，姑父叫住我說：“鐲子（我的乳名），你能到中山公園買音樂堂的票嗎？我?guī)闳ヂ爲颉！蔽乙宦牽烧媸菢穳牧耍驗槲抑朗邱R連良的《四進士》。我天天在大街上的報欄看報紙，主要看各個劇團的演出信息，所以，馬連良先生在哪兒演出，什么戲，我都門兒清。于是，連忙說：“我能行，我認得中山公園。”

我和姑父、大爺一起去聽戲。那時的中山公園音樂堂還是露天劇場，四周是半個人高的圍墻，場子很大，座位比普通劇場多多了。開戲了，馬連良飾演的宋士杰上場，隨著一聲“嗯噴”出來，全場熱烈鼓掌，給了一個大大的“碰頭彩”。扮演宋媽媽的馬富祿先生的嗓子那個亮，那個脆。那是我頭一次看馬連良先生的戲，至今記得每一個細節(jié)。

第二次看馬連良先生的戲，還是在中山公園音樂堂，還是姑父楊伯如先生請我和大爺一同觀看。這次看的是《火牛陣》。

而這次讓我永生難忘的是“見到了真神”。散戲后，終于在后臺的出口“憋住了馬老板”。上次在這里看《四進士》，散戲后，就有人說到后臺去看馬連良，我們找到了地方，等了半天，白等了。而這次，終于等到了馬連良先生從后臺出來，細高挑兒的個子，西服革履大皮鞋，打著領帶，在那個年代少見哪。文雅、大方、帥氣。他走到后臺出口時，顯然看透了人們的心思，邊走邊微笑著招手致意，邊說“同志，你好，你好”，邊走進了停在那里的小轎車，跟在后頭的是手提胡琴的李慕良。這一幕牢牢地印刻在我的心中，至今想起來心頭美滋滋的。

大概是在1960年前后祖父去世，媽媽因為我父輩哥倆有一些“家務”糾紛，受了委屈，心里不痛快。我就用平時積攢的錢，請媽媽在位于西單路口東南角的長安大戲院，看過《胭脂寶褶》和《朱砂井》。這兩次我都是早早地到長安大戲院買票。為的是買前排座兒，看清楚馬連良。

最后一次看馬連良先生的戲，是在1961年讀高中時。當時語文課本中有太史公司馬遷的《報任安書》，講到司馬遷因為李陵說公道話而獲宮刑。下了課，我跟老師開玩笑說：您帶我們去聽《蘇武牧羊》吧。老師看了看我沒言語，既是因為不可能，也是沒想到我把課文與戲聯系起來了。說來也巧，沒過幾天馬連良在北京展覽館劇場演出《蘇武牧羊》。那時的這個劇場也是露天的，同中山公園音樂堂一樣，半截圍墻，場子很大，觀眾滿滿的，都被馬先生扮演的蘇武的民族氣節(jié)和愛國主義情懷深深打動。因為這時候我已經是準備參加高考的高中生了，又學習了《報任安書》，所以，已經更多地從思想內容方面理解戲曲。而其中非常吸引人的一折就是馬先生扮演的蘇武和張君秋先生扮演的胡阿云初次見面、被指配為婚的那一場，那真是入情入理、幽默風趣、令人叫絕。

青少年時期的這些經歷，以及不斷的回味，特別是隨著年齡和閱歷的增長，我充分認識到，馬派藝術也好，老生其他各個流派的藝術也好，其他各個行當的藝術也好，還包括其他各種文藝形式，都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精髓。我們這一代人有責任把自己經歷的、知道的、自己會的，毫無保留地留給后人，使得我們的民族文化在繼承中，與時俱進，不斷發(fā)展。